陳凱歌等四個導演執導《長津湖》，原因是博納之前虧錢虧怕了？_風聞

對導演“合力”的錯位市場批評，未來可能會讓導演開始有所猶豫。

文/七月

多位導演聯合執導。

近日，《長津湖》舉辦了開機儀式，宣佈將由陳凱歌等三位導演聯合監製、導演，不再是疫情之前劉偉強導演一人執導。從中可以看出，如今的商業大片正在主動選擇導演“協作式”創作模式。

其實，《長津湖》做出這種選擇的原因並不難理解。因為疫情使得整個劇組停擺，博納已經損失了約1.5億，壓力之下的再次啓動自然希望提高效率。再加上，市場上出現的導演“協作式”的主旋律影片越來越成熟，陳凱歌導演通過《我和我的祖國》在這一創作模式上已經有了一定的經驗。

不僅僅是《長津湖》一部影片，市場將長期處於疫情影響下，導演“協作式”創作會是接下來主旋律影片的“更優解”。不過，從市場反饋來看，大眾對《我和我的祖國》《金剛川》的導演“合力”並非全是好評，甚至把影片的一些內容問題也大致歸咎於這種創作模式上。

在短期兩三年時間內，“協作式”導演模式可能會成為很多國產大片的選擇。這種選擇不僅僅是獻禮片和主旋律，在講究更高效的商業大片上同樣有可能會出現。但市場對於“協作式”導演模式的誤解以及更加商業化的運作，可能也會讓一些導演開始猶豫：與人合作拍片，值得嗎？

1

—為什麼説批評出現錯位？—

創作思路在前。

雖然之前也有多位導演聯合執導的影片，但導演“夢之隊”是從《我和我的祖國》正式提出的。在《我和我的祖國》中，加入獻禮行列的大導演在同一大主題下分別執導不同的故事單元，給觀眾帶來了一定的新鮮感。更重要的是，這一模式能夠極大程度地縮短了影片的製作週期，已經在《我和我的祖國》中初現。

經歷了疫情較長時間內停擺的電影行業，導演“合力”的這種優勢又在復工之後上映的《我和我的家鄉》中進一步凸顯。隨後，緊急上馬的《金剛川》同樣集結了多位導演進行創作，以期上映時間趕得上抗美援朝70週年紀念日。

然而，**從《我和我的祖國》到《金剛川》，同一部影片集結了多位大導演的創作模式還是受到了市場的一些批評。**比如《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單元短片之間沒有多少內容關聯度，《金剛川》通過三個視角反覆講述同一故事，是因為趕工而導演分工等。甚至，《金剛川》部分觀眾認為“素材不夠強拖時長”也是這種多導演合作的創作模式所造成的缺點。

然而需要説明的是，**《金剛川》一開始的創作思路就是《敦刻爾克》式的多視角呈現，****並不是因為由三位導演“合力”創作才採用了三個視角進行展現，**即管虎導演在創作劇本時就已經構思好了從步兵、美軍飛行員與炮兵的視角分別講述這場對抗，在具體執行時才有了導演之間的分工。

從《金剛川》的內容來看，片中並沒有指明具體哪位導演負責了哪些部分。不過，按照目前已知的信息來判斷，通過《流浪地球》有了更豐富特效經驗和更成熟特效團隊的郭帆主要負責美軍飛行員部分；有着《盲人電影院》代表作、更擅長捕捉人物細節和狀態的路陽負責步兵部分；更有戰爭片經驗的管虎負責橋上和河岸的對抗。

不難看出，《金剛川》最終的完成度還算不錯。各自拍攝的三位導演之間並沒有互相干擾，反而是各自發揮長處，共同完成了這個故事。

這其實也能看出，對於項目推進極快的《金剛川》來説，想要做到上半年開拍、下半年上映，導演“協作式”創作模式無疑是最適合的。而市場對於這種創作模式的批評，因為將內容問題和導演問題進行混同，導致批評出現了明顯錯位。

2

—追求效率而主動選擇—

“合力”的成長。

實際上，導演“協作式”創作從《我和我的祖國》開始，到《金剛川》再到《長津湖》，已經能夠明顯看出這種“合力”所發生的成長：從帶來更多市場賣點到逐漸滿足內容需求。

《我和我的祖國》率先提出了導演“夢之隊”，七個故事、七個導演孰優孰劣，為影片貢獻了不少市場和大眾關注度以及話題討論。到了《我和我的家鄉》，依舊延續了《我和我的祖國》同樣的模式，五個故事、七個導演；但相比《我和我的祖國》的試水，《我和我的家鄉》在同一大主題下的單元結構創作上顯得更加流暢。

而對於《金剛川》和《長津湖》而言，這兩部本質是商業大片的主旋律影片在這種導演“合力”上已經有了明顯的不同——雖然也是多位導演合作，但他們需要完成的是同一故事、同一單片。《金剛川》的流暢敍事並沒有犯下“多位導演多個故事”的弊病，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導演“協作式”創作離開單元結構是可行的，正在越來越成熟。這一點應該被市場看到。

不過，《金剛川》《長津湖》與《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另一不同之處在於，前兩部商業大片是主動選擇了導演“協作式”創作的這一模式。這離不開當下市場環境的大背景。

具體來看，**今年復工後整個產業面臨着供需關係顛覆的問題。**前兩年，隨着銀幕數量增長過快，市場供需關係出現偏移，供不應求開始展現；而疫情給電影製作體系帶來了長期不可逆的衝擊，面臨的資金不足等壓力使得供需矛盾被放大。尤其是對於能夠帶動大盤的頭部影片來説，市場對其有更強烈的需求。

而對於頭部影片來説，旺盛的市場需求並不會在短時間內有所減弱，這些肩負救市重擔的商業大片並不像前幾年那樣擁有充足的創作週期，需要講究“時效性”。這決定了，項目推進要追求效率，將成為這兩年行業需要面臨的重要命題。

這樣一來，在《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中得到了市場驗證的“合力”模式，成為了《金剛川》《長津湖》重重壓力下的優先選擇，更多是看中了這種更穩且效率更高的優勢。而在短期不會改變的市場大環境下，協作式導演模式顯然將會出現在《長津湖》之後的更多商業大片中。

3

—批評延續可能帶來的影響—

“綁定”減弱，選擇增加。

其實，從《金剛川》的試水相對成功，到《長津湖》主動選擇導演“協作式”創作來看，頭部影片對這一模式的需求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不同於《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作為一部純粹的商業大片，《長津湖》在選擇導演“合力”上，與《金剛川》一樣是出於市場需要，不再是任務需要。**只是《金剛川》更多是因為復工後才開拍，還要趕在抗美援朝70週年紀念日上映；《長津湖》則是因為疫情帶來的停擺，給博納造成了約1.5億的損失，影響了整個項目計劃，所以重啓後必然需要縮短週期。

同時，這種需求變化所體現出的是，從獻禮片到主旋律影片再到商業大片，被主動選擇的導演“合力”模式也將被市場驗證是成功的。這一點需要被產業正視。

原因在於，追求效率的導演抱團創作模式，本質上更接近於監製中心制的一種進階**。**近幾年，市場上出現了不少導演轉型監製的案例，監製的主力軍從早期的香港監製發展成如今的張一白、甯浩、徐崢等中生代導演。這説明了，監製中心制同樣屬於多導演合作模式。而監製中心制對加快項目推進的正向作用，已經通過黃金時期的港片被證明，相關的內地商業片也獲得了不錯的市場成績。

但值得注意的是，從《我和我的祖國》到《金剛川》，對於導演“協作式”創作的市場批評並沒有因為影片屬性的變化而消失。

但由於未來會有越來越多頭部影片出於商業選擇而採取導演“協作式”模式，導演在這些影片中受到的任務約束力逐漸變小，有了更多的選擇權之後，“協作式”導演模式是否還會延續實際上是有疑問的。

尤其是，目前市場上能夠駕馭這些主旋律影片或商業大片的中生代導演並不多，而新生代導演還沒能成熟起來。留給這些影片可供選擇的導演人選還剩多少？這些影片又該如何追求“時效性”？這是值得引起整個產業思考和關注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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