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李健熙時代的三星，將迎來怎樣變局？_風聞

據説在韓國流傳着這樣一句話——韓國人一生有三件事情無法避免：死亡、税收和三星。而那個讓韓國人都離不開三星的人——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在上週日去世了。同樣，他自己也沒能離開死亡、税收（高額遺產税）和三星（三星首爾醫院）這三件事情。

眾多媒體都開始紛紛開始覆盤三星集團的發跡史和李氏財閥家族的內鬥史，以及下一代繼承人要想繼承李健熙鉅額遺產所要繳納的高額遺產税等熱點。

這些自然是很多人喜聞樂見的“豪門故事”，精彩程度堪比宮鬥劇中的情節。

不過，這些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我們更希望從回顧三星的兩次戰略變革上，來回看三星如何成長為全球性科技產業巨頭的脈絡。我們也希望探討後李健熙時代，三星集團正在面臨的困局，以及三星再次變革的可能。

建立三星電子帝國：三星的兩次成功轉型

1938年，三星公司從一家不起眼的食品出口商起家，捱過了戰爭的動盪之後，開始了多元化的經營，涉及紡織、製糖、建築、保險、零售等業務。而如今的三星則半導體、固態硬盤、移動智能手機、顯示屏、彩電、音頻元件、主要家用電器等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同時在韓國則牢牢掌握着韓國人的衣食住行的各個產業。在去年，三星集團一年的營收就佔了整個韓國GDP的五分之一，足見三星在韓國的影響力和地位。

三星的真正發跡正是來自於上世紀六七十年美國半導體產業的轉移。1965年，在美國幫助下，韓國科學技術研究所（KIST）成立，韓國政府也以合資方式推動美國企業來韓國投資。1969年1月，韓國的電子產品促進法案（EPA）生效，把電子產品作為韓國重點發展戰略之一，推動了更多人蔘與到電子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當中。

看到這一契機的三星創始人李秉喆正式成立了三星電子。最初只是和日本的三洋電機合作，代工生產黑白電視機，到1974年，三星建立了包括冰箱、空調和洗衣機在內的白色家電生產線。與此同時，三星也建立起消費電子領域的垂直整合模式，開始向更基礎的半導體產業拓展。

此時的三星遇到一次絕好的進軍半導體的機遇。那一年，一家準備投入生產5微米CMOS大規模集成部件（LSI）的美韓合資企業的半導體公司Hankook遇到資金困境，瀕臨破產邊緣。看到這一機會的李秉喆和當時還未上位的李健熙，不顧管理層的反對，自掏腰包，收購了Hankook的一半股份，而到1977年底，將業務完全合併，成為此後的三星半導體。

李氏父子很快明白半導體產業是一個需要長期大規模投入，但是一旦實現量產，相應回報也會非常豐厚的產業。這促使他們將更多資金投入其中。到1983年，三星開始了64kb的DRAM內存芯片的生產。同時三星在美國建立了研發“前哨”，大力吸納當時的半導體人才。為擺脱美光公司授權費用，三星在美國的研發團隊，通過逆向工程設計出了256Kb的DRAM設計，在韓國京畿道的器興地區的芯片工廠，也開始了256Kb DRAM的生產，正式加入了全球半導體競爭的行列。

這一次的進展是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製造進程中的一次重大突破，而對三星的半導體產業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次起步。而此後三星半導體則是迎來漫長的等待蟄伏期。

隨着1987年李秉喆的去世，李健熙正式接受三星集團。上任伊始，李健熙就開始了被稱為三星“第二次創業”的轉型變革，目標是將三星的發展定位成為一家21世紀的世界級超一流企業。也許是覺得這一次變革力度不夠，也許是在1993年訪問美國時看到三星的產品被當做低質低價的產品放在後排貨架落灰的慘狀刺激，李健熙再次召開數天的管理層閉門會議，提出“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變”的“新經營宣言”，徹底將三星從注重 “量” 的經營拉回到關注質量上。

受到新宣言的影響，三星顯示出強大的革新動力。三星手機在1993年推出了信號可以媲美摩托羅拉的直板手機SH-700，第二年，正式推出Anycall品牌，1995年年中，三星取代摩托羅拉成為韓國手機市場的領導者。

但在此期間，還有一個小插曲。因為SH-700手機當中有一些出現了質量問題，李健熙發現之後親自來到三星生產SH-770的龜尾工廠，在2000名員工面前，把15萬台有質量問題的電話機、傳真機給付之一炬。至此，三星電子的品質意識和質量為先的基因一直保持到了後來三星智能旗艦手機的Galaxy系列。

此後的三星在DRAM內存芯片、DADN閃存芯片、CDMA手機業務上都取得了領先性優勢，並在此後成為ARM核心IP的長期授權使用商，並且從電視和顯示器的研發中獲得的小型化LCD面板功能，而這一切為新型的移動消費電子領域的殺手鐧產品的智能手機奠定了基礎。

此後的故事就屬於了三星和蘋果。蘋果藉助三星的芯片製造能力，使得iPod和iPhone暢銷全球，三星也在智能手機業務上經過多年的嘗試摸索後，終於鎖定Android系統，基於自己的Exynos芯片，開始了Galaxy系列的持續迭代，成就了三星手機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長期領先的地位。

一場世紀豪賭，押注半導體產業。兩次重大革新，打破了內部組織管理和企業文化的阻滯，三星贏得了面向全球消費電子產業的全面勝利。而我們可以看到，李健熙在其中的作用至關重要。

高光背後，李氏家族經營的暗面

三星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於三星集團新掌門人李健熙的創新改革和鐵腕手段，使得三星能從一家韓國的本土巨頭成長為全球性的一流企業。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能夠看到李健熙對於全球技術發展趨勢的長遠眼光和準確判斷，也能看到李健熙在執掌三星後的居安思危，通過一系列鐵腕手段來迫使整個三星的管理層和組織向世界一流企業邁進，克服自滿情緒、改變慣性思維，把品質作為企業發展的根本保證。

在此後三星的快速發展階段，李健熙又帶領三星完成了向現代科技企業的加速轉型，包括打破人事壁壘，大力引進高級管理人才，大幅度提高職業經理人和技術人才的待遇；注重新技術研發引進和海外市場的拓展；對企業進行一系列重組，明確產權，集中資源經營高附加值業務。

李健熙所推動的這些改革舉措成為三星加速發展的組織制度保證，也成為其長子李在鎔能夠直接繼承的企業財富。但與此同時，三星的家族經營屬性和在韓國的第一財閥的位置，使其和韓國政府以及韓國社會之間形成了複雜的政商關係。而這成為始終縈繞 在李氏家族身上難以擦去的陰影。

韓國一位黨派發言人曾表示，“雖然三星是超一流企業，但成為超一流企業過程中，有超出法律的不當行為……內幕交易、官商勾結，而他（李健熙）所留下的負面遺產是韓國社會必須清算的時代課題。”

李健熙曾經在1997年、2007年，兩次因為被指控行賄、收買總統及高官，並且非法交易股票等違法行為被起訴和判刑。但每一次，都得到了下一任總統的赦免。第二次被赦免的理由是讓李健熙幫助韓國申辦2018年的平昌冬奧會。這種“非典型”的脱罪方式，足以看到韓國財閥在韓國政界和社會的巨大能量。

這樣的企業宿命同樣在繼任者李在鎔身上發生。為確保李氏家族對三星集團特別是三星電子的控制權，以及為逃避鉅額遺產税讓下一代順利接班，李健熙在三星旗下的各個公司進行了複雜的交叉持股，而李在鎔則為了獲得對三星電子的控制，暗中行賄時任總統的朴槿惠的“閨蜜”崔順實，以獲取三星旗下兩家子公司的合併。最終“行賄門”東窗事發，李在鎔被起訴和判刑，雖然在監禁一年後釋放出獄，但直到現在仍然面臨被起訴的風險。

這讓李在鎔接下來順利繼任三星集團董事長和三星電子會長，憑添了一分變數。不過根據過往經驗，李在鎔仍然會在未來順利繼任。只不過正如他在今年5月表態的，不會把集團的管理權再交給下一代，而李在鎔必須要在自己這一代手中結束家族繼承的財閥經營方式。

在韓國政商界看來，李在鎔的表態如果能夠落實，對於三星而言不亞於一次“新經營宣言”，也意味着從三星開始，韓國將打破企業財閥制度的根基，對韓國社會有着非常深遠的影響。

家族經營的好處在於，一般前兩代創始人和繼任者都能夠勵精圖治，將企業做大做強，但是在永續經營和家族繼承問題上則會帶來難以彌合的隱患。現在不僅三星集團正在飽受管理權轉移之困，韓國社會也在飽受財閥經濟帶來的巨大經濟社會問題。

此時李健熙的去世，成為三星開啓新一輪變革的一次契機。

未來，一個去李健熙烙印的三星

眾所周知，李健熙在2014年就因為急性心梗而住院，在長達六年半的時間裏一直未能實際參與三星集團的管理，但這六年多時間當中，三星仍然處在高速發展當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三星集團旗下的三星電子早已實施的職業經理人制度，保證了三星電子的順利增長。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現在的三星仍然還是李健熙手中的三星，延續着李健熙所開啓的業務板塊和既定迭代策略。

也許是受到自身訴訟官司的影響，也許是受韓國傳統家族觀念的影響，由於李健熙的健在，實際上的繼任者李在鎔不僅未能提前上位三星集團董事長的座位，也沒有提出更多創新變革的舉措，三星電子在這幾年中也沒有推出具有顛覆性創新的產品或服務，也未對外進行全新的商業交易和投資，而是一直保持原有的存儲芯片和智能手機的業務線，悶聲賺錢。只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業務線正在遭到來自中國和美國競爭對手的挑戰。

現在，隨着後李健熙時代的到來，三星將可能迎來怎樣的變局呢？

首先一定是去家族化的經營。因為飽受持續的審查和起訴風險，李在鎔必須要對三星的家族經營制度作出回應，正如他在今年5月的表態一樣，李在鎔大概率將成為終結三星家族繼承經營的那個人。而他自己是否會做終生制的總裁，則可能要看未來三星集團的經營狀況以及韓國政府對財閥制度的打擊、改革力度而定了。

其次是股權改革。三星以及其他韓國的財閥家族都是通過交叉循環持股的方式來保持自身家族對企業的控制權。而李在鎔同樣也是以複雜的交叉持股方式獲得對三星電子的掌控，並通過合併運作方式來規避鉅額的遺產税。現在隨着李健熙的去世，李在鎔受審，一切財產都要拿到明面上來解決。按照對李健熙遺產的評估，其幾個繼承人要承擔約70億美元遺產税。

而如果三星要改變家族經營的方式，也必然要對持股方式進行一輪“有誠意”的改革。

第三，最重要的是三星如何贏在新一輪的技術產業週期當中。固守傳統的盈利性業務固然重要；根據全球經濟形勢變化，來擴展對外投資，進行技術升級，如擴張在東南亞的市場佈局、升級芯片生產線，擴大半導體產品業務。這些都是題中之義。更為關鍵的是，在5G、人工智能等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三星要有全新的佈局。目前來看，李在鎔領導的三星也正在向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物聯網和汽車電池等領域擴展。

關於三星更長遠的未來，隨着下一代李氏家族對於三星控制權的弱化，三星將在韓國可能變成一家更為社會化的公司，而三星電子，因為本身大部分股份由歐美的資本和公司所掌控，大概率仍然會按照一家現代科技企業的節奏穩定發展，至於未來還能否重現李健熙的輝煌，還是會逐漸平庸，這些將在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裏，交給李在鎔和他的繼任者們來努力了。

最後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因一個人決定一家企業興衰的時代，確實已經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