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峯二道井子聚落的形制佈局與社會關係探討_風聞

**摘要：**赤峯二道井子聚落是目前經過大面積發掘且保存完好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為了解遼西地區早期青銅時代聚落的營建、使用和埋藏狀況提供了豐富的考古材料。該聚落延續時間較長，遺蹟種類多樣，尤其是城牆、環壕、成組的房址以及墓葬的發現，完整揭示出該聚落的佈局規劃。原地重建的房址、規劃齊整的院落、佈局有序的巷道均表明聚落內部的社會關係注重禮儀、講究秩序，鄰里之間相處和諧；但城牆與環壕的修建及骨鏃等遺物的大量出土，表明聚落的對外社會關係以防禦為主，是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社會發展狀況的直接反映。

二道井子遺址位於內蒙古赤峯市紅山區二道井子村東北的山坡之上，西北距赤峯市區約12公里。該遺址在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南北長190、東西寬140米，總面積約27000平方米。2009～2010年，為配合“赤峯-朝陽”高速公路的建設，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二道井子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揭露面積13000餘平方米,發現了一批保存完好的土坯式房址、窖穴、窯址及墓葬等。二道井子遺址內部堆積深厚，佈局清晰，遺蹟保存完好，是目前通過考古發掘所揭示出來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之一，為探討遼西地區早期青銅時代聚落的形制佈局和社會關係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一、二道井子聚落的形制佈局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大致以遺址中部的灰溝為界，可將二道井子聚落分為居址與墓地兩部分。灰溝南側為墓葬區，北側為居住區，均經過有序規劃。目前有關墓葬的材料發表較少，本文重點分析居址的發掘材料，探討聚落的形制佈局。

二道井子聚落主要由外圍的環壕、城牆及內部的房址、院落、窖穴、道路等遺蹟單位組成。環壕位於最外側，平面近似橢圓形，長約190、寬約140米；剖面呈“V”字形，深6.05米。壕內堆積可分6層，包含物較少，底部未見淤土痕跡。城牆位於環壕內側，基寬9.6、存高6.2米，二者構成聚落最重要的防禦設施。建築城牆時，先挖成隆起於地面的梯形生土牆，之後在其兩側堆土包砌，使牆體的厚度、高度不斷增加。城牆外側較陡，與環壕內壁相連形成統一的斜面，城牆頂部至環壕底部落差達12米。修建環壕產生的土方直接用於堆砌城牆，從剖面觀察，多是由下至上斜向貼築於城牆外壁。為使城牆更為堅固，局部採用夯築或包砌土坯而成。城牆內側堆砌坡度較緩，隨着聚落內生活面的逐漸抬升，牆體頂部與之處於同一平面，以至於部分房址坐落於城牆之上（圖一）。

聚落內部主要分佈有院落、房址、窖穴、廣場、小巷、散水等遺蹟單位，展示了一處完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社會生活場景。與同時期的其他遺址相比，二道井子聚落內房址平面結構保存較好，牆體也殘存有相當的高度，為了解房址的建造過程提供了直觀的證據。尤為重要的是，能夠指示聚落內部共時性關係的踩踏面保存較好，為深入探討聚落的平面佈局與發展演變關係提供了重要依據。

早、中期聚落內部以無院牆房屋為主，地面式建築佔絕對多數，房址平面多呈圓形，也有少數呈圓角方形。房址呈東西向斜坡狀分佈，排列整齊，規劃合理。牆體多用土坯層層壘砌而成，內外皆抹有多層草拌泥，經過火烤，不易破損且保暖。房址內居住面經過燒烤和踩踏，保存較好，個別可達十餘層，居住面中部一般可見長方形或方形地面灶，燒烤面堅硬。門道多朝向西南，門口通常有草拌泥抹面的門檻，有的門道兩側保存有土質門墩，個別的還存有石質門臼。房屋外部多附建有迴廊或側室，有的迴廊近乎環繞房屋一週，或環繞在房屋一側，呈圓弧形。迴廊內部多以短牆相隔成幾個獨立的空間，可能作為不同的功能區使用。

以保存較好的F54為例。該房址為地面式建築，總面積約72平方米，由主房、側房和外牆三部分組成，非一次性同期建築。牆體由尺寸不一的土坯壘砌而成，土坯之間以草拌泥粘合。主房位於整個房址的中心，面積最大，平面呈圓形，直徑約5米。牆面平整，內外壁均抹有三層草拌泥，厚約2釐米,局部有火燒痕跡。主房居住面保存較好，厚約0.1米，從剖面觀察可分5層。居住面中央為圓角方形地面灶，燒結面明顯且四周存有凹槽。側房位於主房西側，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2.4、南北寬2.2米，牆體與主房牆體相接。牆面加工方式與主房相同，西北角牆壁上有明顯的煙燻痕跡。室內居住面與房外踩踏面相連，可達主房門道附近。主房門道朝向西南，寬0.9、殘高0.92米，門外兩側保存有土坯壘砌的對稱門墩。側房門道朝南，寬0.5米（圖二）。

二道井子聚落的早、中期房址形制大體相同，但也有個別房址位置特殊、結構複雜。如F8位於聚落中部偏東,平面呈圓角方形，牆體現存高度約2米，至少經過三次翻修加固。該房址使用最晚階段的牆壁厚度近1米，系用規格統一的土坯層層交錯壘砌而成。外圍有土坯壘砌的迴廊，早期迴廊不見短牆，與房屋主牆在門口兩側相接，內部分佈有直徑約0.2米的柱洞。晚期的迴廊內以短牆分隔成不同的小空間，有的在一角留有火燒痕，可能作為廚房使用；也有的應作為儲藏間使用。F8門口朝南，略微偏西，向下可見兩層土台階。相較於其他房址，F8用大型石塊作基礎，石塊外部用草拌泥抹平，與上部的土坯完美相接，結構較為複雜，建造與修葺也更為精細。更為重要的是，F8外圍發現有順地勢修成的廣場，從台階處可見多層堆築痕跡且向四周傾斜，廣場周邊約150平方米的範圍內幾乎未見任何遺蹟，這些均顯示出F8與眾不同的特殊地位，應為供聚落首領居住的中心性大房址，廣場則為舉行集會或相關公共活動的場所。

晚期聚落內出現院落，一般由院牆、一大一小兩座房屋、方形或長方形小隔間、窖穴及院內活動空間構成，共發現四組，均位於聚落的東南部。房屋、隔間與窖穴等多用土坯壘砌而成，或用土坯砌邊。院牆的使用時間較長，大多經過維修，下部為土坯，上部二次加工時多用石塊壘砌。內部的房屋多經過兩次翻新重建，室內面積基本保持不變，僅位置略有偏移。隨着房屋重建、地勢抬高，院牆也逐漸加高，剖面上明顯可見院牆加高的痕跡。院門均朝南，院內房屋也大多朝南。一字排開的院落之間形成寬約1米的小巷，小巷的踩踏面也是依坡勢形成，東高西低。以保存較好的三號院落為例，該院落為地面式建築，平面近似長方形，東西長8.7～9.5、南北寬6～7米，由院門、院牆、踩踏面、F69、F61和H153構成。院門位於Q1南牆東部,寬0.5、殘高0.8米。院牆以灰黃色雜土夯築而成，牆體寬0.3～0.6、殘高0.8～1米。踩踏面保存較好，呈東高西低之勢。主體建築為F69，位於院落中部偏東，牆體由土坯壘砌而成，居住面經過烘烤，保存較好，中部有一方形地面灶。非主體建築F61位於院落西北角，牆體由雜土夯築而成，居住面亦經過烘烤，東側有一圓形地面灶。在Q2、Q3之間的院落西南角為H153，平面呈長方形，應作為窖穴使用。院落北側與二號院落院牆之間有狹長的小巷，寬0.3～0.7米（圖三）。

二道井子聚落遺蹟豐富，保存較好，疊壓打破關係複雜，從目前的考古發現與研究結果看，聚落佈局經過嚴密的規劃與設計，從早到晚均以位於聚落中心位置的大型房址F8為核心進行佈局。F8周圍修建有可用於集會的廣場，其他房址在廣場以外的區域各自營建，從早到晚沿用（圖四）。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建築技術的進步，房址結構趨於複雜，附屬設施逐漸增多。聚落晚期出現院落，面積與結構均大致相同，院落與院落之間以寬度相近的小巷間隔，規劃整齊，秩序井然。F8南部臨近城牆區域屬聚落內較高規格建築的集中分佈區域，西北部有多處結構較為特殊的建築，如F81和F87，室內居住面無灶，牆體內另建有多道短牆，內部空間無序，明顯不適宜居住。該區域稍晚階段建有一道較長的石牆，與其他建築分隔，牆下發現有埋葬嬰兒的現象，推測西北部應屬專門的祭祀性區域。聚落東部地勢較高處，建有牆體帶孔道的房屋，如F75，門道上方的牆體相連，門高不過1.3米，與室外有門檻相隔，需彎腰進入。牆壁上發現一個孔洞，內大外小，內方外圓，距離地面高度約1米，推測是作為瞭望孔使用，具有防禦和監視的功能。赤峯四分地東山咀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外圍也發現有類似的建築，且有骨鏃出土，應屬具有相同性質與功能的“哨所”類建築。

在已發掘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中，二道井子聚落保存最完整，從聚落營建之初便進行了較為合理的規劃，以居住功能為主，早、中期多為單體房址，晚期出現院落。作為中心性大房址的F8從早到晚始終存在，是聚落佈局規劃的核心與標誌性建築。西北部的建築具有祭祀功能，東部地勢較高處建有“哨所”類建築。從聚落的外圍佈局看，利用東、南、北三側的自然沖溝改造成圍壕，再將西側人工修築的一段壕溝與之相連，形成四周環壕的防禦之勢。

二、二道井子聚落的社會關係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各地區考古材料的不斷累積和文化譜系的逐漸完善，考古學研究的重點由原來的物質文化史研究轉向對古代社會的綜合研究。以聚落考古的理論與方法“透物見人”，對遺蹟、遺物背後的人羣與社會關係進行深入探討成為學界共識。相較於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面貌，進入青銅時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數量多，分佈密集，且已出現中心性聚落和大型祭祀遺址，其社會發展進入方國文明階段。通過對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內部及聚落之間社會關係的研究，有助於深化對遼西地區文明化總體進程及文明發展階段性特徵的認識。

二道井子聚落內各類建築保存較好，佈局有序，結構清晰。同一位置的房址經過多次維修或重建，呈現層層疊壓、壘砌的狀態，即使有的早、晚期房址牆體不能完全疊壓，但偏差也在一定範圍之內。晚期房址一般會利用早期房址作為地基，將早期的房址門道封堵，迴廊及室內空間大多以破碎土坯填塞，也有的通過層層壘砌土坯進行填塞，起到加固地基的作用，有的房址最多可見6次維修和使用的情況。利用原有建築作為基礎固然比房屋新建省時省力，但究其深層次原因，可能與聚落內以家庭或其他關係為單位劃分各自區域勢力有關，即某一家族僅能在其所屬區域內進行房址等生活設施的營建工程，不能隨意擴充或侵佔聚落內其他空間，這充分表明當時聚落內的建築範圍是統一規劃的，同一家族的人只能在各自的範圍內居住，房屋廢棄後繼續在原房址上重建，或是後續房屋利用原來房屋的部分牆體進行重建和改建。到聚落晚期階段，出現成組院落，其佈局和結構也大致相同。院落與院落之間有小巷相連，既相互獨立，又能保持聯絡，體現了鄰里和睦、和諧相處的對內社會關係。通過對二道井子聚落周邊20公里的範圍內進行調查，基本每隔5公里便分佈有一處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表明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的社會已經具有相當嚴密的組織性，不僅遺址內部有明確的佈局要求，聚落之間的選址也要遵守嚴格的規定。

這種強調規劃、講究佈局的聚落形態，在同時期的石城址和墓葬中也有體現。如遼寧北票康家屯城址，由主牆、附牆分隔成若干層次的院區組成，每個院區又用隔牆分隔成若干院落，院落內以大小台基式房址為主，還有石築穴、石倉、“石函”等附屬建築。院區的牆與牆之間有相互連通的道路，各院區、院落之間均有出入的門道。再如大甸子墓地，是目前規模最大、發現墓葬數量最多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墓主人頭向皆朝西北，墓葬與墓葬之間間隔有序，基本不見疊壓和打破關係，推測當時地表應有各墓葬位置的標誌，從而確保該墓地在長期使用的過程中能夠保持有序的佈局。大甸子墓地可分成北、中、南三個大區，各大區之內依墓葬分佈相對集中的狀況又可分為不同的小區，各小區內部又可根據隨葬陶器形制和紋飾等差異，再進一步細分成不同的家族。由此證實夏家店下層文化已經進入等級分明、禮儀規範通行的社會發展階段。

二道井子聚落中位於中心位置的F8體量巨大、牆體厚重、結構複雜、做工精細，矗立於石砌牆基之上的大型屋檐式建築居高臨下，在周邊廣場的襯托下顯得極其高大、威嚴。F8作為聚落營建過程中使用較長時間的標誌性建築，凸顯出聚落首領擁有極高的社會等級、地位和身份，是二道井子聚落內部社會分化的重要反映。

墓地中的分化現象也表現得同樣明顯。二道井子作為夏家店下層文化中型聚落，同作為大型中心性聚落的大甸子相比，其墓地的規模明顯偏小。大甸子墓地共發掘出804座墓葬，按墓壙大小可分為大型、中型、小型三類，二道井子墓地中多數墓葬屬於後者分類中的小型墓。大甸子M726位於墓地北AⅠ區，長4、寬1.4、深7.8米，為該墓地中壙穴規模最大的一座。墓主人為55歲以上男性，頭朝北，面向西，使用木質葬具，胸前放置1件玉鉞。在墓壙南半部的西、南、東三面各發現一處壁龕，共出土隨葬品20件，其中9件為彩繪陶器，包括鬲、罐各3件、鼎2件、壺1件，所施彩繪紋飾以富於變化的捲曲紋及其組合為主，此外還隨葬有陶質鬹、爵禮器各1件。M726共隨葬9件彩繪陶器，數量上僅次於隨葬10件的M905，但M726的墓口面積明顯大於M905，隨葬品組合等級也更高，應為大甸子墓地中等級最高的墓葬。二道井子墓地共發掘墓葬268座，僅在M138壁龕內出土3件彩繪陶器，為帶蓋圈足罐1件、尊2件（圖五）。M138為土坑豎穴墓，長3.5、寬1.5米，為二道井子墓地中面積最大的一座。兩處墓地的上述發現，不僅表明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的社會分化日益明顯，也説明是否隨葬彩繪陶器以及隨葬彩繪陶器數量和組合關係的變化，能夠準確地反映出墓葬間的級差，是劃分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墓葬等級高低的重要依據。

在以往工作的基礎上，吉迪等學者對陰河流域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遺址進行了系統調查，在20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發現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70餘處，中心遺址通常砌有兩道圍牆，圍牆最厚者可達7米，牆之間還有壕溝，在聚落防禦工事和永久性建築所投入的勞動量非小型遺址能比。規劃、建造大型聚落和城址，不但需要相當成熟的行政組織機構來調配和指揮人員，而且必須具備足夠的生活資料儲備，來維持這些脱離生活資料生產的大量人口的生活。吉迪認為大遺址或中心遺址不僅規模更大，還具有行政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功能，且是人們定期集會的場所，聚落規模與等級差別明顯，這類石城址具有明顯的系統防禦功能。

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遼西地區進入早期青銅時代，社會矛盾與衝突空前加劇，標誌之一便是設防城邑的大量湧現。與新石器時代環壕聚落相比，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更加註重防禦功能，一般都建在易守難攻的近水高地之上，通常挖有較深且寬的環壕，規格較高的聚落築有厚重而高大的城牆。以赤峯市松山區三座店石城址為例，城牆外側還加築馬面等防禦設施，馬面的間隔一般都在50～60米之間。池家營子石城北側外圍建有2道環壕，寬度在20米左右，環壕的內側築有高大的石砌城垣，城垣外側築有角台、馬面等軍事防禦設施。二道井子聚落同樣發現有寬且深的環壕與高大的城牆，隨着房屋的不斷疊壓抬升，城牆也隨之加高，與環壕的高差也進一步增加。在聚落東部坡勢較高的地點，還建有F75、F20等帶有瞭望孔的“哨所”類建築，這正是聚落對外關係中注重防禦、加強防範外來侵略的證據。

另外，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社會衝突加劇的實物證據之一便是製作精良的骨鏃和石鏃的出土，以骨鏃為主（圖六）。二道井子聚落內即發現數量較多的骨鏃，多用獸骨磨製而成。此前經過發掘的遺址中，豐下遺址發掘650平方米，出土20件骨鏃與石鏃；蜘蛛山遺址發掘100平方米，出土9件骨鏃；藥王廟遺址發掘70平方米，出土9件骨鏃。由此可見，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內出土骨鏃是極為普遍的現象。從骨鏃的形制看，前端刃部斷面呈正三角形，後端則出現了便於牢固安裝箭桿的鋌，具有射程遠、突刺深的特點，殺傷力更強。從骨鏃形制的改進及出土的普遍性看，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聚落內部普遍加強對外防禦，成為影響聚落佈局和社會關係的重要因素。

三、相關問題探討

張光直先生將聚落形態考古作為考古學研究的一種方法，使聚落單位當作過去活動的地點而用為考古分類的首級單位，他認為聚落考古學是在社會關係的框架之內來做考古資料的研究，包括聚落單位的整理、同時各聚落單位的連接、各聚落單位在時間上連續成串、聚落資料與其他資料關係的研究四個步驟。

從考古學文化面貌看，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社會變化非常顯著，三足陶器取代了延續數千年的平底筒形陶器，出現大量注重防禦功能的大型石城址和建在山樑頂部的大型祭祀中心，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時期盛行的彩陶消失，彩繪陶興起，金屬製品不斷增多。蘇秉琦先生曾經指出：“距今四千年前後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是遼西地區社會發展、文明昌盛的時期，已形成了高於部族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以二道井子為代表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中型聚落，在營建之初便經過了嚴密的規劃，體現了鄰里和睦、和諧相處的內部社會關係。居住區以外規劃出公共墓地，墓地內墓葬排列有序，等級分明。其中，M138墓壙面積最大，且僅在該墓內隨葬彩繪陶器，顯示出墓主人生前應是聚落的首領，擁有明顯高於其他社會成員的地位。結合遼西地區其他遺址的類似發現，表明夏家店下層文化社會強調佈局和規劃，管理有序，等級分明，已進入早期國家階段。

從對外關係來看，夏家店下層文化與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之間存在密切的交流與互動。大甸子墓地出土24件陶質鬹、爵、盉，與偃師二里頭遺址和洛陽東馬溝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相近，應為以二里頭文化同類器為原型在本地所產的陶禮器。銅、陶質的鬹、爵、盉是二里頭文化的典型酒禮器，大甸子墓地出土陶質鬹、爵、盉的墓葬多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中期的高等級墓葬，説明自夏家店下層文化中期開始，兩地的社會統治者之間便存在文化交往關係。大甸子墓地發現的玉圭、觚形漆木器等也應是受到二里頭文化影響的結果，這進一步説明夏家店下層文化統治者借鑑和吸收了中原地區發達的禮儀制度，對強化本地區的統治與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另外，夏家店下層文化發達的占卜術、彩繪陶器設計與製作工藝等也影響到中原地區，尤其是大甸子彩繪動物紋飾對商代青銅器獸面紋產生了直接影響。由此可見，遼西地區與中原地區在早期青銅時代存在高層次的密切交流，互有影響，戰爭與衝突因素表現不明顯。

二道井子聚落建有寬且深的環壕和高大的城牆，東部坡勢較高的地點還建有用於監視、守衞的“哨所”。結合骨鏃的大量出土和同時期其他遺址的考古發現，可明顯地看出夏家店下層文化社會衝突加劇，大型城址與小型聚落的佈局均重點強調防禦功能。其防禦對象是誰，來自何處，以往研究較少。近年來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屢有驚人發現，為我們思考和認識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材料與視角。如石峁皇城台南護牆發現數十件精美石雕，其中的捲曲紋圖案，與大甸子彩繪陶中的“C”、“S”形捲曲紋如出一轍，且都是作為獸面紋的重要組成部分。皇城台還發現了多處“眼紋”石雕，分為菱形目和臣字目兩種，也大多能在大甸子彩繪圖案中找到共性，兩者之間應該存在傳承關係。2017～2018年，石峁皇城台門址及其東北護牆處集中出土一批骨質口簧，共有21件。通過梳理國內及歐亞草原地帶的考古材料，孫周勇認為這批口簧的發現在世界範圍內時間最早、數量最多，也由此證明河套地區是世界口簧的祖源地。遼西地區的夏家店、龍頭山及水泉等遺址也發現有口簧，其形制與石峁遺址發現的口簧相近，應是受石峁文化影響的結果（圖七）。由此印證夏家店下層文化與石峁文化之間存在交流關係。

不同於中原與遼西地區的交流模式，石峁的文化輸出帶有更多的擴張與戰爭因素。如石峁城內及東門外發現多處砍斫頭顱集中掩埋的祭祀坑，經體質人類學及古DNA研究，證明其中部分個體可能來自夏家店下層文化。受河套地區地貌與環境所限，為獲取足夠資源來維持公共權力和社會的運轉，石峁統治者勢必選擇向外擴張。夏家店下層文化所處的遼西地區，擁有發達的農業和多元化經濟結構，糧食與人口資源充足，可能成為當時石峁古城統治集團向東擴張和掠奪的對象之一，這也許是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普遍強調防禦的重要原因所在。

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遼西地區人口數量迅猛增長，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農業經濟佔據主導地位，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明顯，社會內部管理體系和保障體系有力。在聚落內部社會關係中形成管理有序、鄰里和睦、和諧相處的局面；在對外社會關係中，與中原地區聯繫緊密，保持社會上層之間的交往，而與西部河套地區石峁古城的統治集團之間存在發生經常性衝突或戰爭的可能性。鑑於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在遼西地區分佈眾多，通過選擇具有代表性的遺址開展聚落形態與社會關係的深入研究，對於探討遼西地區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格局、社會發展階段、文化傳承與對外交流關係等具有深遠的意義。

附記：本文為“中華文明腹心地帶的青銅文化與東北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比較研究”項目階段性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