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自由，疫情前我用“半夜街上擼串”打比方，現在用“十一黃金週”更有衝擊力_風聞

【本文由“刺刀出鞘”推薦，來自《國家的權重》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關於自由，我的認識其實是這樣的：

人能夠取得的資源和外部規則的限定決定了人能夠獲得多大的自由。一定程度的規則限定是獲取資源的必須，不加約束的自由意味着人吃人的自由。

但是西方自由只提到了消除規則的限定，卻沒有指出資源的獲取和分配問題，甚至不會告訴人民沒有足夠的資源就沒有自由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所以西方社會在資源非常豐富的時代，每個人都能獲得相對其他國家更多的資源，也就取得了更大的自由。但是現在不一樣了，首先是西方社會獲得的資源減少了，其次是資源的分配越發不公平。所以普通人在法律上仍然自由，但獲得的資源不允許他們獲得自由。然而由於制度上的自由仍然存在，所以他們並不理解自己實際上失去了自由。

這裏出現了一個明顯的悖論：對於社會來説，最大限度的獲取資源和資源的合理分配，都需要良好的組織和秩序，也就需要對個人自由進行外部限定。所以，規則上“不夠自由”的社會能夠產生更多的資源並且能夠更加公平的進行分配，於是這裏的人民能夠取得事實上更大的自由。

在中國，首先因為我們社會的組織度更高，生產成本更低，所以同樣的投資能夠產生更大的產出。這裏糾正一下，一説中國的優勢，一般會説我們工人便宜。這是不對的，事實上應該説是我們的教育便宜，生活便宜，社會保障便宜。加上產業鏈完整，基礎建設完善，實際上都可以歸結為一點：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質量高，價格低。而質優價廉的公共服務，又是建立在高效的國家組織管理水平之上的。因此國際投資願意來中國，國際產業鏈願意來中國，中國由此產生了巨大的社會資源。

其次，中國的社會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中國是一個對精英階層十分不友好的國家，我們的社會分配更加傾向於普通人——無論是有形資源還是無形資源。這就造成我國的精英事實上站在了人民和國家的對立面，在輿論上造成了大量的問題。但結果就是我們的普通人能夠分配到的資源更加豐富一些。

中國的優勢就是西方的劣勢。自由主義指導之下，國家對社會的組織管理水平低下（美其名曰：小政府，其實就是屁事不幹的龐大公務員羣體），公共服務質次價高，勞動力素質下降而價格高昂，資源在低效的流動和分配過程中發生無謂的耗損。推高了生產要素的成本，資本的逐利屬性得不到約束，將生產轉移到中國。西方社會獲取資源的能力越來越低下。

社會福利越來越高，但社會下層人民分到的資源卻越來越少。這是因為在自由主義的指導之下，分配機制喪失了均貧富的基本職能，號稱“劫富濟貧”的税收制度，事實上卻是富人可以合法的“避税”。大部分國家財政通過各種渠道轉嫁給普通人民，或通過“鑄幣税”形式轉嫁給世界人民。更可怕的是，在自由的旗幟下，資源會自然的流向社會資源更豐厚的階層，或者在資源流動的過程中更多的被截留。也就是富人越來越富有，越來越有文化，越來越健康。窮人則被自由牢牢約束在底層。

關於中國人的自由，疫情之前我比較常用“半夜三點街上擼串”來打比方。現在用“十一黃金週”更有衝擊力。我們的社會約束了我們的一部分自由，由此我們獲得了更多的資源，從而獲得了更大的自由。西方社會的人民，沒有被制度所約束，卻被資源束縛住了，所以他們反而沒有我們的自由。

這種自由，事實上也包括了言論自由，不管你是否願意承認：言論自由永遠是嗓門大的人更加自由一些的。差別僅在於誰用什麼方式發出聲音，或者説誰用什麼方式控制人民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