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旦》導演新作與“小資產階級的廉價同情”_風聞

　　張策是《朱一旦》系列的編劇、導演、配音，最近他離開朱一旦團隊的事鬧得沸沸揚揚。昨晚（10月26日）策導個人的B站賬號發佈了出走後第一個與朱一旦無關原創內容：《我多給了這個三蹦子一塊錢》。

　　首先聲明，本文無意討論諸如“張策出走是否是雙輸”或“張策能否成功創造新IP”等話題，也不是對新作品本身的質量高低做評判。我想寫這篇僅僅是因為，它太典型了。作為一個教學案例，它可以完美地向大家展示，什麼叫做“小資產階級的廉價同情”。

　　故事本身很簡單，沒有什麼衝突和起伏：

　　前半部分是説，我搭乘一個老奶奶的三蹦子回家，從5元搞價到4元。老奶奶耳朵背、眼睛花、反應慢、不認路，分不清左右和東西。後半部分是説，老奶奶是第一天拉活兒，之前都是丈夫做，現在丈夫病了。最後我多給了她一塊錢，因為“這一塊錢，我好掙，她不好掙”。

　　為什麼説這是小資產階級廉價同情的絕佳案例呢？

　　如果從市場自由競爭等價交換的角度看，老奶奶耳聾眼花，車技不佳，東南西北都分不清，跑在路上就是交通隱患。這種服務根本不值得多給錢。應當設計一種方法，讓市場儘快淘汰不合格的服務者。

　　如果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看，應該思考的是，一個耳聾眼花分不清東南西北的老人，為什麼會冒着危險出來跑三蹦子？本該屬於她的那一份去了哪裏？應該做怎樣的變革才能減少乃至消除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但是這個視頻停留在，這一塊錢，我好掙，她不好掙，我還是多給她一塊吧。

　　小資產階級的特點是什麼？簡單概括就是，既對現實不滿，又懼怕變革。

　　他們偶爾能夠接觸到上層，各種不公平、不合理的信息使他們心生不滿。但由於從出生開始，到做題考試、考證求職、升職加薪等等，他們苦心經營數十年，都是為了在現有的規則內實現階級躍遷，或者至少保住現有的位置。因此，他們不能不成為了現有體系的維護者，否則幾十年的經營就會毫無意義。

　　小資產階級既狠不下心來接受這一切不合理，又不敢去想改變的事情。所以在面對底層苦難的時候，他們常見的表現就是，覺得可憐（甚至會流淚），做一些施捨性的捐贈，然後便不再想這件事。

　　為什麼説這是“廉價同情”呢？因為它來得快，去得也快。

　　偶遇一個開三蹦子的老奶奶/賣紅薯的老大爺、手機上看到一篇講快遞小哥的推文、電視上播出農民工/留守兒童的生活場景等，都可能迅速及其他們的感動之情，但其實除此以外他們從未對感動對象有過任何的瞭解。這叫做來得快。也正因此，也常常有他們捐款被騙的事件。因為他們事實上對被捐助對象是沒有任何瞭解的，僅憑藉一篇推文或者一段視頻就一時衝動。“去得快”就是指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會想這些事，更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謀求改變。

　　（當然，不是説什麼都不做。如某些人可能會參加短期的支教項目，或一些歐美白人會坐飛機到非洲捐助一些物資再坐飛機返回。這二者的共同點是，這些行為不會影響他們的正常生活軌跡，還會在社交媒體上留下不少照片……）

　　也正因此，這種情感及相關行為，不會給對方帶來太多實質性的改變，主要是給自己以情感的慰藉，並藉此進一步強化了自己小資產階級身份的認同。

　　再次聲明，我並沒有譴責這種做法，也不是説這不對。僅僅是描述客觀事實。

　　其實從80年代開始到世紀初，“底層”的形象在我國主流媒體（電視、網絡、商業雜誌等）上基本上是消失的。從世紀初開始，“農民工”問題首先重新得到重視，隨後底層逐漸重返主流媒體。但這種“重返”和80年代之前的形象完全不同，所體現的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廉價同情”。

　　著名作家劉繼明在08年曾寫過一篇文章《我們怎樣敍述底層》，起因就是看到一檔央視的節目。

　　先是由歌手們演唱一首煽情的曲目，然後幾個黑瘦的貧困山區的孩子走上台來。主持人用甜膩的語調動情地敍述孩子們生活學習的艱苦情況，並告知大家，他們的夢想就是去北京看看那裏的平房。而這次帶孩子們來北京，就是要給他們圓夢。讓他們看到，北京不僅有好看的平房，還有高樓大廈！

　　然後是女明星給孩子們送書包，又和孩子們合唱《感恩的心》。

　　在場的明星、主持人、領導、觀眾都非常感動甚至淚流滿面，只有這些孩子表情茫然不知所措。

　　劉繼明直言，自己非但沒有感動，反而覺得噁心。底層在這裏成為了道具，成為了“精英文化和大眾媒體為自己臉上塗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揮灑廉價同情心的佐料”。

　　補充一句，劉繼明是一個有鮮明左翼立場的作家。他本人是湖北省作協副主席，但在2016年就向巡視組舉報了另一位副主席、文學院院長陳應松。隨後遭到了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的網絡暴力，在微博上煽動粉絲不斷對劉繼明進行攻擊。2018年，劉以侮辱誹謗、侵犯名譽權把方方告上法庭。看來方方今年的一系列做發都是其一以貫之的。但後來舉報和起訴似乎都沒了下文……

　　扯遠了，回到正文。劉繼明先生描述的這種節目，想必大家都看過不少。主持人常常是倪萍、董卿、楊瀾這樣具有所謂“知性美”的女性，深情地敍述或誘導底層的被採訪者講述悲慘經歷，賺足了淚水和收視率。

　　本來，這些農民、環衞工、建築工、快遞小哥等，都是依靠誠實勞動創造財富養家餬口的人。雖然由於某些需要改進的社會結構，導致這些誠實勞動者反而陷入艱難的境況，但有關他們的敍述仍應該是有尊嚴和力量的，仍應該是有主體性的。

　　在這些以城市中產（或者説小資產階級）為主要受眾和消費羣體的節目中，底層的尊嚴、力量、主體性全部都消失了。他們只能茫然地站在自己陌生的舞台上，成為被關懷的對象和展示小資產階級廉價同情的絕好工具。

　　再次重申。我並不是要譴責任何人，無論是張策導演，還是那些“知性”的主持人，以及每一位曾有過廉價同情的觀眾。因為這是階級性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至少宏觀上來説是如此。我公眾號的讀者大都也可歸為“小資產階級”或“城市中產”（當然我自己也是），我只希望大家能夠意識到這一點並且努力克服。

　　不再把“底層”看作被關懷、被同情、被施與的對象，在遇到讓人“同情”或“可憐”的人和事的時候，多去思考其背後的根本因素，即使現在自己無法造成任何改變，也請保持這種思考，而不是僅停留在“雖然她開三蹦子很差，但她也怪可憐的，我還是多給一塊錢吧”這一步。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