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後，為什麼所有朝代都不在河南建都了？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中國曆代王朝更迭，每當遇到“選址定都”這類大事時，河南省常是“熱門地段”，中國古代多個王朝，都把都城定在河南境內，開封洛陽等城市都是赫赫有名的“古都”。特別是北宋的“四京”，除了“北京”大名府外，其他“三京”（開封、商丘、洛陽）也都在河南境內。特別是北宋的宰執高官們，上班時在“東京”（開封），退休後基本去“西京”，特別是司馬光等大佬，更是在“西京”歇幾年，然後繼續回“東京”折騰。

不誇張説，整個北宋一個半世紀的政治史，基本都是被河南“承包”了。

但是，自從宋朝徹底滅亡後，雖然在元末農民大起義時代，開封（汴梁）曾做過紅巾軍“龍鳳政權”的國都。明朝開國早期時，開封（汴梁）也一度是明王朝的“北京”。但這以後的幾個世紀裏，明清兩大王朝都把都城放在了北京，至於昔日的“定都熱門地段”河南？卻是從此遇冷。無論開封還是洛陽，都再沒和“國都”沾過邊。

為什麼會這樣？首先一個原因，就是古代中國政治經濟版圖的變化。

這事兒，可以先看看漢唐等幾個王朝，河南成為“黃金地段”的原因。就以東漢來説，洛陽東接華北平原，西鄰關中平原，北面是黃河南面有少室諸山，中間有肥沃的“伊洛平原”，放在當時就是寶地。而當時的漢光武帝劉秀，本身就以中原與河北為本錢起家，定都洛陽時，他更籌謀着西進南下，解決西北西南方向的幾個“老對手”。對於他的戰略目標來説，洛陽更是最好的“立足點”，所以定都在此，續寫了漢王朝兩個世紀的輝煌。

而從這段歷史，我們也可以看到古代王朝裏，一個城市要想“升級”為都城，必須是幾個要素：除了要有地理優勢和經濟地位外，其戰略價值更要與王朝的發展方向相契合。

經濟地位同樣不容忽視，比如洛陽“做首都”的年代，中國的經濟重心依然在北方，洛陽也因此成了重中之重。特別是在武則天將洛陽定位“神都”的武周時代，洛陽乃至河南地區不但商業發達，更是產量重鎮：當時的豫東平原就是中國小米的主產區，豫西豫南是中國小麥的主產區。由於糧食充足，唐朝天子都一度成了“逐糧天子”，缺糧就跑來洛陽吃幾天。這麼有山有水有糧的好地方，當然成了武周的“神都”。

而且當時武則天定都洛陽，也與東漢光武帝劉秀一樣，有着戰略的考量。在武則天君臨天下的“武周時代”，亦是“大周朝”四方態勢吃緊的年代。當時“大周朝”的北方，面臨突厥侵擾，西線又迫於吐蕃的軍事壓力，關中平原的存糧也告急，長安幾乎不堪重負。反而是經濟發達的洛陽，不但有四通八達的交通，更“積天下之粟”。所以武則天果斷遷都，把洛陽變成一個供血的心臟，也讓這位“女皇”度過了最艱難的時代。

但是，隨着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中央政權對於江南糧食供應的依賴加大，洛陽的經濟地位自然也不再。所以到了唐末宋初時，後來居上的開封就取代了洛陽。雖然説起“定都開封”，後人也常吐槽開封“無天險”。但當時的開封已是“四通八達之邦”，無可爭議的經濟重心。政治意義也更大：北宋年間，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經濟政治版圖都發生大變化，倘若依然定都洛陽，那北宋對山東乃至江南東南地區的統治，都將“良亦遠而難治也”。

所以，雖然北宋“定都開封”這事兒，充滿了很多槽點，但放在當時看，就是最優選擇。

那為什麼從明朝起，河南境內的開封洛陽這些“古都”，在“定都”這事兒上都“失寵”了呢？特別有發言權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雖然明初定都南京，但對這個“都城”，朱元璋本人也並不滿意，明初的“北京”開封以及“古都”洛陽，都曾在他的考慮範圍內。但當時的開封，已經“民生凋敝，水陸轉運艱辛”，洛陽“非崤函終南之固”。也就是説，這幾座“古都”的經濟地位和戰略地位，此時都已是大不同。

而對於當時的明朝，乃至後來的清王朝來説，國家的戰略重心是在正北方，國都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北方的國防安全。所以無論開封還是洛陽，朱元璋雖然都動過心，卻也只是動了下心。朱元璋生前真正心儀的“遷都對象”，是重建的西安，但這個“遷都意向”也隨着太子朱標的去世而擱淺。“靖難成功”的明成祖朱棣，則是把都城遷到了北京。

也正是明朝“遷都北京”的過程，帶出了河南省在明清年間“無法成為都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漕運。

在古代有限的交通條件下，漕運的意義，遠勝於今日的“高鐵”。而歷史悠久的河南省，更曾是古代中國漕運最發達的地段。中國經濟重心“南移”之前，歷代的漕運線路，往往是東西方向，當時的河南就已是要衝。隋唐年間起，漕運開始變成“連通南北”，河南境內的運河水網，更是空前發達暢通。正是這便利的水利交通，托起了洛陽開封等城市的“古都”身份。

特別是唐宋年間，開封地位的扶搖直上，就是得益於運河的助推。隋朝時的開封，還只是個普通州縣，但隋朝年間開鑿的通濟渠，變成了宋代中原運河的主動脈汴河，這條河連接黃河與淮河，巔峯期時每年僅運米就多達七百萬石。“跨汴水”而建的開封，身份自然也“重量級”。另外還有五丈河、惠民河、金水河等河道，也都是從開封穿過，造就了開封“四水貫都”的獨特景象。

如果説繁榮的都城，好比一個王朝的容貌，那麼發達的水運網，就是這個王朝澎湃不息的血脈。大宋王朝留給後世的“富庶”景象，那記錄於《清明上河圖》的絢麗繁華，都是這發達的水運造就。

可是，正是隨着兩宋易代，這發達的水運網，也成了昨日黃花，先是開封淪陷，靖康之恥上演。突如其來的戰火，也把河南境內的水網，破壞了個一塌糊塗。宋金對峙時代，嚇破膽的南宋王朝不思收復失地，反而大肆開掘汴河，導致昔日中國北方的主動脈汴河幾乎斷流。1128年，南宋將領杜充更是掘開黃河，導致黃河奪淮入海，淮河失去了出海口，整個中國北方的水利生態，都從此徹底大變。

哪怕南宋年間時，歷經多年戰亂的“河南水運網”，都已成立一片狼藉。南宋人樓鑰筆下的北方汴河，連河牀都見了底，還有農民在河牀上種小麥。去金國給“金大爺”拜壽的南宋大臣周輝，看到昔日風光秀美的汴河，一路竟“幾成污渠”。那河南境內舟船如織的繁華，早已恍然如夢——河南成就了大宋的繁榮，大宋的統治者卻以其不負責任的軟弱，留給了河南百姓無盡的苦難。

所以，待到元明易代時，宋代時風光秀美的淮河流域，早已成了多災多難的災地。開封洛陽當年引以為傲的發達水運，也大多消失不見。到了明清年間時，河南漕運的地位也大幅度下降，明初時南方的物資，部分還需要河南中轉，京杭大運河貫通後，河南“中轉站”的角色也不再，明清河南的漕運，基本都是隻通過衞輝府起運，走衞河這一條線路。這樣慘淡的“水運條件”，又怎能“定都”？

反而是歷史悠久的京杭大運河，從明初起再度改道，繞過了昔日河南境內的諸多城市，改走蘇北山東一線，成功連通起了從杭州至北京的大動脈。特別是京杭大運河重要航段“會通河”的成功開通，使徐州到臨清的河段，可以“過淺船約萬艘”，運輸量遠遠超過前朝。戰略位置重要的北京城，也得以“用南京之財賦，會西北之戎馬”，正式奠定了其幾個世紀的“國都”身份。

“河南為什麼不再做都城”的話題，既是這樣一個歷史的思考，同樣又是歷史的一面鏡子，照出中國古代多少滄海桑田的過往與思考。

參考資料：《淮河水利簡史》、《黃河水利史述》、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許三春《唐宋運河開發與開封發展研究》、張美華《淺析武則天定都洛陽的原因》、廖伯源《論東漢定都洛陽及其影響》、李合羣《再論北宋定都開封》、鄧亦兵《清代河南漕運述論》、晁中辰《明成祖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