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變》：有的預言已經實現，有的還會實現吧_風聞

    去年夏天苦了一個月，摘譯了這本書，大約1萬6千字。我把摘錄的原文放在後面。

簡要介紹

2019年5月《鉅變—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一書由利特爾&布朗出版社出版。

作者賈雷德·戴蒙德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他最著名的作品《槍炮、病菌與鋼鐵》1997年出版，獲1998年美國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圖書獎。

在本書中，作者參照個人危機處理的12個因素，結合歷史現象，總結出有助於解決國家危機的12個因素。作者利用這一分析框架探討了日本、德國和美國等國家曾經面臨或正面臨的危機，介紹了這些國家怎樣通過選擇性的變革解決危機，同時還分析了各個國家的長處和不足，展示了其前景。

作為一名跨界作家，作者利用嶄新的分析框架探討歷史問題，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提出了獨特的看法。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對某些國家做出了客觀理性的批評，比如，作者指出，日本不能正確處理二戰責任問題，影響了其和中、韓的關係；美國不能正視自身問題的根源，卻尋找國內國外的替罪羊。

作者閲歷豐富，書中涉及的七個國家，作者曾在其中六個國家生活過，他的很多日本親友為他介紹了日本的具體情況。閲讀這本書不僅有助於我們借鑑不同的觀點，還有助於我們瞭解不同國家的國情和民意。

當然，美中不足也是有的。一方面，有的觀點值得商榷。另一方面，由於本書涉及七個國家，作者不可能面面俱到，有時遺漏了某些重要因素，作者本人也意識到這一點缺憾。對於上述兩種情況，譯者都加了譯註。

由於篇幅限制，只摘譯涉及美國、德國和日本的部分內容。如有興趣，可看原著。

摘譯部分：

分析框架

要想成功應對外部或內部壓力，就需要選擇性的變革。對於危機中的國家和個人來説，其挑戰在於找出自身哪些部分運作良好，不需要改變，哪些部分已不起作用，確實需要改變。

針對七個現代國家多年來的危機及其選擇性變革，這本書進行了比較式、詳細、探索性的研究。我是從利用選擇性改變應對個人危機的角度看待國家危機，與處理國家危機的結果有關的因素如下。（譯註：這些因素和影響個人危機處理的12個因素相同或相似。）

1.認為國家處於危機的國家共識

2.承擔國家責任，採取行動

3.確定問題：詳細描述需要解決的國家問題              

4.從其它國家獲得物質和資金援助

5.把其它國家作為成功解決問題的榜樣

6.民族認同  

7.客觀評估國家實力

8.擁有處理國家危機的歷史經驗

9.面對國家的失敗，具有堅韌性

10.在特定情況下國家能保持靈活性

11.民族核心價值觀              

12.地緣政治因素的限制              

一．日本

明治維新

直到1853年，日本人與外國人接觸有限，受到日本政府的控制。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命令海軍准將馬休·佩裏率領四艘軍艦前往日本，其中包括兩艘配備艦炮的蒸汽動力軍艦，其戰鬥力遠勝當時日本的所有戰船（那時日本既沒有蒸汽船，也沒有蒸汽發動機。）

1853年7月8日，佩裏的艦隊擅自駛入江户灣（現在稱為東京灣），拒絕執行日本要求其離開的命令，遞交了菲爾莫爾總統的信件，並宣佈，來年返回時他希望得到答覆。

1854年2月13日，佩裏返回日本，這一次他率領着九艘軍艦。幕府將軍做出答覆，簽署了日本與西方國家的第一份條約。儘管日本成功地拒絕了佩裏提出的簽署貿易協定的要求，但它確實做出了其它讓步，這結束了其215年的孤立政策。

日本開放了兩個港口，作為美國船隻的避難所，同意美國領事居住在其中一個港口，並同意人道地對待遭遇海難的美國水手。在日本和美國簽署了這項協議之後，英國、俄羅斯和荷蘭的遠東海軍指揮官很快與日本達成了類似的協議。

美國、英國、俄國、荷蘭與日本簽署的條約未能滿足西方逼迫日本開放以促進貿易的願望。因此，1858年美國駐日本新任領事通過談判達成了更廣泛的貿易協定，隨後英國、法國、俄羅斯和荷蘭很快與日本簽署了類似的條約。在日本這些條約被視為國恥，被稱為“不平等條約”。

這些條約規定，在日本的西方公民享有治外法權，也就是説他們不受日本法律的約束。其後半個世紀，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譯註：日本強大後並未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明治時代日本的反應鮮明地體現了上文我列出的大多數因素。

明治時代日本首先仔細比較了不同模式，確定哪種模式最適合特定領域的日本國情，隨後通過借鑑國外模式（因素5）進行變革。結果是，日本的憲法和陸軍借鑑德國模式，海軍艦隊借鑑英國模式，最初的民法草案借鑑法國模式，1879年的教育變革借鑑美國模式。

在前一節中，我們討論了客觀評估國力（因素7）在明治時代的日本發揮的作用。我們的討論表明，準確的評估國力需要兩個要素。一個要素是願意面對令人痛苦的現實，對日本而言，這個現實是，令人仇恨的野蠻國家比日本強大，日本只有向那些野蠻國家學習才能變得強大。另一個必備要素是知識。

在明治維新之前的十年裏，日本領導人和志士（譯註：面對西方欺凌，狂熱幼稚的武士開始暗殺西方人，希望把外國人趕出日本，這些武士被稱作“shishi”。）都願意直面西方軍事優勢這個令人痛苦的現實，這是不夠的。他們需要從第一手的觀察或經歷中學習這種軍事優勢。可是，日本20世紀30年代的年輕陸軍軍官缺乏對西方軍事實力的深入瞭解。

明治時代日本對國力的客觀評估與我們另一個預測結果的因素有關：對於海軍准將佩裏的入侵給日本帶來的危機，日本人形成了廣泛的共識（因素1）。

明治時代日本鮮明地體現了確定問題並有選擇地進行變革的必要性，（因素3）。明治時代日本在經濟、法律、軍事、政治、社會和技術等諸多領域都進行了大規模的變革。

但明治時代日本的其它傳統特徵得以保留，這包括儒家道德觀、天皇崇拜、民族同質性、孝道、神道教和日本的書寫體系。最初，也有人提議對其中一些特徵進行變革，例如，有人建議把日本建成共和國，並採用西方字母表。但是日本很快確定了變革的範圍，進行了必要的變革，同時保留這些傳統特徵。

當時日本對變革的渴望是強烈的，但是保持傳統的渴望也非常強烈，結果必須把某些變革説成是保留“傳統”（是編造的），以使它們得到某些人的接受。這種劇烈變革與對傳統的保留同時存在，也體現了在具體情況下日本的靈活性（因素10）。

除了借鑑外國模式外，明治時代日本的發展還體現了外國援助的價值（因素4）。(譯註：明治維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是當時的超級大國英國的支持，而英國的意圖是希望崛起的日本能夠制衡俄國。)例子數不勝數，早在1864年居住在長崎的英國商人托馬斯·格洛弗就派了19名薩摩藩男子到英國學習；許多歐美的西方人接待了日本考察者和學習者；

1886年德國顧問阿爾伯特·摩斯和赫爾曼·羅斯勒來到日本，幫助伊藤博文為日本製定了一部憲法；英國維克斯造船廠建造了日本第一艘戰列巡洋艦金剛號，該巡洋艦後來成為日本建造的戰列巡洋艦榛名號、比睿號和霧島號的樣板。

在明治時代和今天，日本都表現出強烈的民族認同（因素6）。日本人及其領導人認為日本獨一無二，具有優越性，與世界其它國家有所不同。這種共同的信念使日本人能夠承受明治時代的壓力。至於如何最快地實現日本的目標，他們有時存在分歧，但從不懷疑日本的價值。

明治時代日本人具備堅韌性，願意容忍最初的失敗，堅持不懈，直到找到可行的解決方案（因素9）。面對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外國威脅，日本的最初反應是試圖把外國人拒之門外，外國人進入特定的日本通商口岸以後，日本試圖驅逐他們。但這種做法行不通，有必要採取不同的方法：日本對西方開放，向西方學習，從而加強日本的實力。

這一點逐漸變得顯而易見，幕府、志士和明治領導人都可接受。同樣，明治時代日本努力制定法律、憲法和國家教育制度，這些方面的起草、試點和修改花費了數年。在這三個領域中，明治時代日本政府最初嘗試了一個或多個外國模式，發現某些模式不適合日本國情，就把它們放棄了，最後決定採用有效的外國模式。

日本民法典就是個例子，其草案開始借鑑法國和英國民法典，最後借鑑了德國民法典。

牢固的核心價值觀（因素11）促進了日本人的團結，並使其主動做出犧牲。這些價值觀中最重要的是對天皇的忠誠。這在二戰結束時得到了鮮明的體現，當時美國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即便遭到兩顆原子彈攻擊，軍事形勢令人絕望，日本仍然堅持一個條件：“上述[投降]聲明不包括有損陛下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特權的任何要求。”

如果美國不接受這一條件，日本準備抵抗美國可能對日本本島發起的登陸行動。              

二戰中，大量日本軍人自殺的意願遠遠超過了其它任何現代國家的軍人，這也體現了日本核心價值觀的力量。最著名的是“神風”戰鬥機（由普通飛機改裝的）和“櫻花”火箭動力滑翔機（美軍稱其為“baka”<譯註：日語詞，意思是“笨蛋”>），飛行員駕駛着這兩種攜帶炸彈的戰機撞擊敵方軍艦。有的水兵駕駛着從日本軍艦發射的 “迴天”魚雷攻擊敵艦。

（譯註：“迴天”魚雷由“匿跡”魚雷改裝而成，內部可裝載乘員1名，乘員可用小型潛望鏡確認敵艦位置並操控魚雷前進方向，其裝載的炸藥量比一般魚雷多3倍。）

與芬蘭和德國相比，作為沒有陸地邊界的羣島國家，日本在地緣政治方面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因素12）。然而，其它強大的國家確實對德川幕府和明治時代的日本造成重大威脅，儘管這些國家與日本相隔半個地球，並隔着大洋。早在19世紀，技術條件已削弱了地緣政治的限制作用，在今天的現代世界更是如此，當然技術並沒有完全消除其影響。

日本的未來

當有人問及今天日本最嚴重的問題時，經濟學家們很可能會回答：“是日本政府的鉅額國債”。目前日本國債是其年度GDP的2.5倍。

日本人最常承認的其它四個基本問題是相互關聯的，這些問題包括：婦女的地位，日本出生率低並繼續下降，人口規模下降，以及人口老齡化。

我認為，日本還有三個主要問題，這些問題並沒有得到日本社會的廣泛承認。人口和老齡化問題的解決辦法涉及這三個問題中的第一個：日本缺乏移民。

除了移民問題以外，日本另一個被忽視的大問題是，日本在中國和韓國的戰爭行為對其與中、韓的關係產生了影響。可是，我的一些日本學生和許多其他日本人認為，日本政治人物已經道了無數次歉，日本做出的道歉還不夠嗎？簡短的回答是：不夠，因為他們的這些道歉聽起來缺乏誠意和説服力，他們還説了些淡化或否認日本戰爭責任的話。

日本似乎是最忽視、最強烈反對海外可持續資源政策的發達國家。日本進口的來源非法和以不可持續的方式砍伐的木材遠遠超過美國或歐盟國家，無論是按人均計算還是按這些木材佔總進口量的百分比計算。日本是反對審慎監管海洋捕撈和捕鯨的罪魁禍首。像我這樣欣賞日本的局外人認為，日本反對可持續海外資源利用，這是可悲的，會導致其自我毀滅。

日本為了攫取海外資源，曾一度採取導致其自我毀滅的行動，日本曾經同時和中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荷蘭交戰。當時日本的失敗不可避免。現在其失敗也不可避免，這次導致日本失敗的不是其軍事侵略，而是海外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枯竭。

最後，讓我們根據12個預測因素，探討一下日本的未來。

令人樂觀的原因是日本擁有成功解決危機的歷史（因素8）。近代以來，日本兩次進行國力評估和選擇性變革，成為舉世矚目的成功案例。最劇烈的變革出現在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時代。結果，日本不僅保持了國家獨立性，而且成為第一個在財富和實力方面可與西方抗衡的非西方國家。

二戰以後，日本又進一步進行了大幅度的選擇性變革，拋棄了其軍國主義傳統和對天皇神性的信仰，實施民主制度和新憲法，發展或振興出口經濟。（譯註：二戰後日本變革和明治年代截然不同，推動其變革的主要動力來自美國。二戰後日本經濟復興的主要原因是美國遏制蘇、中的需求及朝鮮戰爭。）               

另一個值得樂觀的重要原因是，日本一直具備堅韌性和從失敗中恢復的能力（因素9）。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對此表示認同。

我的分析框架中有利於日本的其它因素包括：日本是個羣島國家，沒有與其接壤的鄰國（因素12），這是一種有利條件，當然日本在海上接近中國和韓國，削弱了這一優勢；日本人擁有強烈的民族認同、自豪感和凝聚力（因素6）；除了中國和韓國以外，許多貿易伙伴友好地支持日本或至少保持善意的中立（因素4）；

如果日本決定借鑑他國，其它國家的可用模式有助於解決日本一些主要問題（因素5）。

日本的其它主要優勢包括其經濟實力、人力資本、文化和環境。分析框架中的三個因素削弱了這些優勢。

一個障礙是，由於環境的變化有的傳統核心價值觀現在已變得不合時宜（因素11）。例如，日本繼續採取行動，一定要不受限制地獲得其它國家的自然資源，好像它們是無窮無盡的，並未領導國際合作行動，以便可持續地利用日益減少的資源。

另一個障礙是日本對二戰的歷史敍述。其重點是自我憐憫，並把日本視為受害者，而不是承擔日本對戰爭和日本戰時行動的責任（因素2）。如果日本希望改善與中國和韓國的關係，日本必須效仿德國，承擔戰爭責任。

在我看來，另外一個問題是，在幾個關鍵領域日本對自身缺乏理性、客觀的評價（因素7）。剛剛提到的進口資源和二戰歷史問題就是兩個例子。另一個例子是，日本錯誤地認為預防人口下降是最重要的。

從目前的1.27億人口下降到2000萬確實會帶來問題，但我覺得下降到8000萬人口並不是個劣勢，而是個巨大的優勢，也就是説，可以減少日本對進口資源的渴望，這已經影響了日本的現代歷史。日本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擁有本章開頭討論的許多質的優勢，而不是因為目前日本的人口恰好是1.27億（相當於墨西哥的人口）而不是8100萬（相當於德國的人口）。

另一個需要客觀評估的領域是移民問題。日本有一個選擇：以加拿大非常成功的移民項目為榜樣，或者借鑑日本人移民到美國和南美的經歷，考慮增加移民。另一種選擇是，日本繼續拒絕外來移民，並實施一些有效措施。

例如，通過消除眾所周知的使女性遠離勞動力市場的障礙，擴大日本本國勞動力，並大幅增加外來務工人員的定期簽證數量，這些外來人員可充當兒童保育員、護士和照顧老人的看護。

二．德國              

德國的第一個明顯特徵是，地理位置限制了其成功地採取獨立行動的能力（因素12），因此，有必要等待其它國家的變化帶來的有利機會。事實上，兩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支持我的觀點。兩次世界大戰都給德國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沒有等待有利的機會，而是主動採取了招致可怕後果的行動。    

現在德國與9個國家（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瑞士、奧地利、捷克、波蘭和丹麥）接壤，還與8個其它國家（英國、挪威、瑞典、芬蘭、俄羅斯、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隔海相望（德國瀕臨北海和波羅的海）。不僅僅是德國有鄰國，大多數其它國家也有鄰國，但鄰國之間的邊界上往往有保護性地理屏障。

然而，德國北部是平坦的北歐平原的一部分，沒有任何天然的防禦屏障，沒有比利牛斯或阿爾卑斯那樣的山脈（前者把西班牙和法國分開，後者環繞意大利），只有在歷史上軍隊可以輕易越過的狹窄河流。（甚至萊茵河也不是軍隊的嚴重障礙。）

但是一個有歷史頭腦的德國人會想起所有從東方和西方進入德國北部的軍隊，包括二戰中的盟國軍隊、兩個世紀前拿破崙的軍隊以及更早的其他軍隊。  

在我看來，德國地處中歐，鄰國眾多，這是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因素。當然，這一位置也並非沒有優勢，它使德國成為貿易、技術、藝術、音樂和文化中心。但德國的地理位置在政治和軍事上曾是個巨大的劣勢。

三十年戰爭是17世紀西歐和中歐大多數主要國家之間的重要宗教衝突和權力鬥爭引起的，主要在德國領土上進行，使那裏的人口減少了50%，並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損失，其後果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裏依然存在。

在歐洲大國中，德國統一的時間最晚（1871年）。統一以後的德國可能面臨着嚴重的軍事險境：同時對其西部鄰國法國和東部鄰國俄羅斯進行兩線作戰。這種軍事險境確實出現了，並導致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二戰後，德國的三個鄰國和美國一起分割了德國。

西德政府不能為實現統一而直接採取任何行動（譯註：此處指軍事行動。），它只好等待其它國家的形勢發展所帶來的有利機會。

德國首次統一需要一位能力超強的政治家的領導。俾斯麥具有獨特的能力，能夠考慮到許多其它歐洲國家可能做出的反應。有種戰略思路指導着成功的德國政治家的外交政策，俾斯麥用比喻對其加以概括：“人們應該一直關注上帝在世界歷史上往哪裏走，他朝着什麼方向前進。然後，衝過去抓住上帝的上衣後襬，儘可能地跟着他前進。”（譯註：這個比喻的意思是出色的政治家應該追隨世界大勢。）

這也是1989-1990年赫爾穆特·科爾總理的戰略。在威利·勃蘭特1969-1974年採取的和解行動之後，東德和蘇聯的政治發展最終創造了德國統一的機會。（譯註：東德和蘇聯的衰落不是孤立的現象，包括西德在內的西方採取的諸多可行的主動行動是重要的外因。例如，二戰後，納粹德國在東德、蘇聯及東歐的情報網開始為美、英服務，其提供的或真或假的情報是冷戰開始及美國扶持德國的原因之一。）

在英國帝國主義鼎盛時期，這種戰略思路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的美國仍然如此。相反，大英帝國和今天的美國希望採取主動行動，能夠把本國意願強加到他國頭上。

在我們的案例研究中，德國另外一個明顯特徵是自我憐憫和受害者情結（因素2）。這是一個特別有啓發性的話題，因為德國實際上對戰敗並不是只有一種明顯的反應，而是兩種相反的反應：對一戰和二戰的反應截然不同。到1918年10月，一戰結束前不久，德國在西線的最後一次軍事進攻失敗了，盟軍正在前進，並剛剛得到100萬美軍的增援。

毫無疑問，德國的失敗早晚都會到來。但盟國尚未抵達德國邊境，德國軍隊仍在有序撤退。由於德國艦隊兵變和武裝叛亂的爆發，停戰談判匆匆結束。這使得戰後的德國煽動家們（特別是阿道夫·希特勒）聲稱，德國軍隊在軍事上並沒有被擊敗，而是遭到背叛，邪惡的文職政客“從背後捅刀子”。

勝利的盟國把《凡爾賽條約》強加給德國，其條件包括一項臭名昭著的“戰爭罪行條款”，將德國定性為對戰爭負責任的侵略者，這激起了德國更多的怨恨。因此，戰後德國公眾普遍認為，德國是個受害者，德國領導人對國家的災難不負責任。當然，許多戰後德國歷史學家分析了戰前在不利條件下導致德國陷入戰爭的政治失誤。

現在，將一戰後德國的受害者情結與二戰後德國的觀點對比一下。1945年5月，德國軍隊全線戰敗，全德國被盟軍征服，德國無條件投降。沒有一個德國人或非德國人否認二戰完全是希特勒一意孤行造成的。德國人逐漸瞭解到，德國政府在集中營，德國軍隊在東線都犯下了前所未有的暴行。

德國平民本身也遭受了苦難，典型的例子包括，漢堡、德累斯頓和其它德國城市遭到空襲，蘇聯軍隊進攻之前德國平民被迫逃難，以及戰爭結束後不久波蘭、捷克和其它東歐國家的政府驅逐東歐和戰前德國東部領土的所有德裔居民。據估計，蘇聯的進攻和驅逐行動使1200多萬德國平民成為逃離家園的難民， 200多萬德國平民遭到殺害， 100萬德國婦女慘遭強暴。

戰後德國對德國平民的苦難有一定的關注。但是自我憐憫和受害者情結並沒有像一戰以後那樣主導德國人對自己的看法。部分原因是，德國承認俄羅斯人、波蘭人和捷克人對德國平民施加暴行是由於德國最近對這些國家犯下了暴行。因此，德國人在二戰後拒絕扮演受害者角色並承擔了恥辱。

我們不應該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截然不同的是，德國人在一戰後扮演起受害者角色，日本人在二戰後也是如此。德國對過去進行了痛苦的清算，其結果對今天的德國是有利的，與一戰後的德國或今天的日本所面臨的挑戰相比，德國有更好的國家安全環境，與歷史上的敵國改善了外交關係。

此外，德國還有兩個重要的方面值得重視：領導人發揮什麼作用，能否進行客觀的國力評估（因素7）。（譯註：領導人是國家進行國力評估的重要因素。）由於德國地處中歐，長期以來比英國和美國面臨更多的困難和危險，因為英、美兩國受到海洋的保護。

比起英國或美國，德國優秀或差勁的領導人產生的影響更為明顯。在那些產生負面影響的領導人中，在近期世界史上希特勒獨一無二。  

希特勒具有不同尋常的邪惡心態和魅力，他制定了大膽的外交政策，做出消滅所有猶太人的決定。在那個時代，有些對一戰戰敗不滿的德國領導人並不贊同希特勒的這些做法。

（譯註：和今天相比，在當時的德國，“猶太人”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指的是德國國內外“西方民主力量”和“共產黨”，當時很多德國人認為德國的敵人是猶太人操縱並參與的國內外西方民主勢力和共產主義勢力。這一看法誇大了猶太人的作用。）儘管希特勒在軍事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他不切實際的國力評估使他反覆凌駕於德國將軍之上，最終導致了德國的失敗。

這些致命的不切實際的決定包括， 1941年12月希特勒無端地宣佈對美國宣戰，當時德國已經與英國和蘇聯交戰；1942-1943年德國將軍們請求希特勒允許被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國軍隊撤退，可他否決了這一請求。

在最近的德國歷史上，僅次於希特勒的差勁領導人是德皇威廉二世，他30年統治的結局是：德國在一戰中戰敗，他被迫退位。儘管威廉二世並不邪惡，但他情緒不穩定，不切實際，判斷力差，在許多情況下都極不老練，給德國造成了不必要的問題。

他的很多錯誤導致德國在不利的情況下挑起一戰並遭到失敗，其中之一是他沒有續簽俾斯麥促成的德俄條約，從而使德國深陷其地理位置造成的軍事險境：同時對俄羅斯和法國進行兩線戰爭。

維利·勃蘭特是成功領導人的典範，他能客觀評估德國國力。他承認了東德和其它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與波蘭和俄羅斯簽訂了條約，接受了奧德河-尼斯河界線以東德國領土的損失。這些舉措扭轉了此前20年的西德外交政策。勃蘭特承認了奧德河-尼斯河界線，這需要他的前任們所缺少的強烈的務實態度和政治勇氣。

勃蘭特的繼任者們缺乏他的魅力，他對華沙貧民區的訪問如此令人信服和難忘。（譯註：1970年12月7日，西德與波蘭簽訂了華沙條約，當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

二戰後的其他德國總理中，康拉德·阿登納、赫爾穆特·施密特和赫爾穆特·科爾也出類拔萃，頗有才幹。總的來説，作為美國人，我對二戰以來西德歷任總理的明智務實印象深刻。

德國還有一位成功領導人的典範，他是普魯士總理奧托·馮·俾斯麥，他在1871年實現了德國統一，後來成為德意志帝國首相。德國統一面臨的巨大的障礙主要包括，普魯士以外較小的德意志王國反對統一，其鄰國強大的哈布斯堡帝國和法國也表示反對（只能通過戰爭解決分歧），更遙遠的俄羅斯和英國可能反對，還有個令人困惑的難題：有可能把哪些德意志人口併入統一的德國。

俾斯麥非常務實，他深知德國1848年革命失敗的原因，知道德國內部和外部對於統一的反對。俾斯麥習慣於逐步採取行動，先是採取試探性措施，只有在這些措施失敗的情況下才會採取更有力的行動。俾斯麥認識到，普魯士發起大規模行動（譯註：指的是對多個大國同時開戰。）的能力受到地緣政治的限制，要想實現他的政策目標，需要等待有利的機會並迅速採取行動。

他那一代的其他德國政治人物在政治手腕方面都甘拜下風。1871年德國統一了，俾斯麥只好把數百萬德意志人留在德國邊界之外，因為他非常務實，他知道德國已經得到了可以實現的最大戰果，其它大國不會容忍德國的進一步擴張。

現在用分析框架中的其它因素簡單地概括一下德國的情況。

二戰以來的德國確實進行了選擇性變革（因素3）。本書中討論的所有國家中，德國在政治領域經歷了最大幅度的變革。它徹底地重新評估了納粹歷史，它做出了一些大規模社會變革，尤其是在過去的威權主義和婦女地位方面。但是，傳統德國社會的許多其它核心價值觀幾乎沒有改變，包括政府對藝術的支持，政府對每個人的醫療和退休福利的支持，強調集體價值觀高於毫無約束的個人權利。

在德國近期歷史中，來自其它國家的支持因時間和地點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因素4）。美國馬歇爾計劃提供的援助（譯註：美國需要抗衡蘇聯才扶持德國，其原來的計劃是讓德國永遠成為農業國。）以及西德對援助資金的明智使用讓西德1948年後的經濟奇蹟成為可能。

（譯註：納粹德國戰敗前，曾把大量國有和民有資產<含專利>向國外轉移，其中包括二戰中德國從多個國家掠奪的財富，這筆資產在戰後迴流德國，這是其崛起的重要因素。今天德國對此諱莫如深，竟然要搶佔“道德”高地。）與此相反，蘇聯給東德的經濟援助不足，甚至向其索要戰爭賠償，導致了二戰後東德的落後。

德國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幫助他們挺過二戰後期的毀滅、外國佔領和肢解所造成的創傷並倖存下來（因素6）。德國的民族認同和自豪感來源於多個方面：世界聞名的音樂、藝術、文學、哲學和科學；儘管德語方言存在差異，可是馬丁·路德翻譯的德文版《聖經》使德語成為一種紐帶；儘管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政治分裂，德國人對共同歷史的記憶讓他們依然把自己看作一個民族。

德國具備堅韌性，能面對過去的失敗和變革初期的挫折（因素9），它過去取得過成功，對未來具有信心（因素8）。例如，德國從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中捲土重來。德國取得的成功需要民族的堅韌性，這些成功包括，克服重重困難在1871年最終取得國家統一，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難在1990年再次統一，戰後還取得了經濟奇蹟。           

三．美國  

最嚴重的問題：政治兩極化           

有些跡象警示我們，美國今天可能正在浪費自身的優勢。在這些跡象中，重要的是四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它們正在導致美國民主的崩潰。              

我認為第一個問題是最危險的，現在威脅美國民主的重要問題是政治協商的加速惡化。我之前解釋過，和獨裁國家相比，政治協商是民主國家的基本優勢之一，因為它能減少或防止多數人暴政（譯註：絕大多數議員聯合起來，通過某項議案，結果不利於少數人的利益。）以及與之相反的少數不滿者造成的癱瘓（譯註：通過冗長演説<filibuster>，美國參議院少數黨議員可以拖長辯論過程，導致對立的議員無法支撐，最終使議案胎死腹中。）。

通過制衡制度，美國憲法試圖讓政黨產生協商的動力。例如，我們的總統負責制定政府的政策，但是國會控制着政府預算，眾議院（國會下院）議長制定眾議院的議事日程，以便決定是否通過總統的提議。如果我們的國會議員經常發生意見分歧，如果一種觀點的支持者不能獲得足夠的支持票，那麼在政府採取任何行動之前，議員們必須達成妥協。

當然，在美國歷史上，激烈的政治鬥爭經常發生。多數人暴政或少數人造成的癱瘓只是偶爾發生；除了導致1861-1865年內戰的政治協商嚴重破裂之外，妥協通常都可以達成。   

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尤其是從2005年左右開始，美國的政治協商一直在惡化。不僅在我們兩個主要政黨之間，而且在每一個政黨的欠温和更温和的派系之間，協商已經破裂。在共和黨內部更是如此，更為極端的茶葉黨（譯註：新的茶葉黨成立於2009年2月，反對奧巴馬政府的高税收政策等。18世紀美國的茶葉黨反對英國殖民主義者，參與波士頓傾茶事件。）  

派系已經在初選中對那些與民主黨妥協的共和黨温和派候選人發起挑戰。因此，2014-2016年國會通過的法律是近期美國歷史上最少的，國會還推遲通過預算，並有可能或實際上導致政府關門。

對於這一問題有三種看法。

有人認為，由於競選活動成本大幅上升，捐助者更加重要。雖然一些高級職位的候選人通過募集許多小額捐款成功地資助他們的競選活動，但許多或大多數其他候選人被迫依靠少量的大額捐款。當然，這些大額捐款的捐助者願意掏錢，是因為他們堅信某些具體的目標，他們資助那些支持其目標的候選人，他們不會資助那些做出妥協的中間派候選人。

還有一種看法：國內航空業有所發展，現在華盛頓和每個州之間都有快速、頻繁的航班。（譯註：所以多數議員並沒有把家安在華盛頓，而是經常返回選區，導致議員之間的交往有所減少。）

我聽到的第三種對於協商破裂的看法是，政黨利用“劃分選區”這種做法，以影響選舉結果。“劃分選區”指的是重新劃定某個州國會選區的範圍，以便偏袒某個政黨，保證該政黨當選議員的比例高於全州支持該黨的選民比例。（譯註：通過劃分選區，某政黨可以保證支持該黨的選民在某些選區佔多數，從而影響選舉結果。）              

但實際問題要廣泛得多：美國作為一個整體正在兩極分化，在政治上不願意進行協商。只要看看顯示2016年總統選舉結果的地圖，你就會發現，在我們的沿海地區和大城市現在絕大多數人支持民主黨，在我們的內陸和農村地區絕大多數人支持共和黨。每一個政黨在意識形態上都變得越來越同質化和極端化：共和黨的保守派越來越多，民主黨的自由派越來越多，兩黨的中間派勢力都在削弱。

調查顯示，支持某個政黨的許多美國人越來越難以容忍另一個黨，認為另一個黨對美國的前途造成嚴重的威脅，也不希望親屬與另一個黨的支持者結婚，還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住着志同道合的人。

當然，美國不同於智利。與智利相比，有些差異使美國不大可能淪為充斥暴力的軍事獨裁國家，但有些差異使美國更有可能如此。導致美國不大可能出現這種糟糕結果的因素包括，我們擁有更有力的民主傳統，我們還擁有平等主義理想，但我們沒有世襲土地寡頭，而且我們的軍隊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采取過獨立的政治行動。

另一方面，與智利相比，更有可能造成不良後果的因素包括，在美國擁有私人槍支的人要多得多，在今天和過去都有更多的個人暴力行為，歷史上出現過更多針對某些羣體的暴力活動（針對黑人、印第安人和一些移民羣體）。              

美國不大可能被擅自行動的美軍接管。

可是我預計，在美國政府或州政府中，某個執政的政黨將越來越多地通過影響選民登記來影響選舉結果，往法院裏塞滿支持本黨的法官，利用法院來質疑選舉結果，然後利用“執法”行動、警察、國民警衞隊、預備役部隊或者軍隊，鎮壓反對派。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們的政治兩極化是當今美國人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比來自中國或墨西哥的競爭危險得多。可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對這種競爭更為關注。中國和墨西哥不可能摧毀美國，只有我們美國人才能摧毀我們自己。              

美國的其它嚴重問題

美國勉強稱得上半個民主國家。幾乎半數美國選民甚至不投票選舉總統這個最重要的競選職位。在最近的四次總統選舉中，沒有投票的美國選民大約有1億人。不願投票選舉次要職位的公民比例要高得多。例如，我居住的洛杉磯市是美國主要城市之一，其最重要的民選官員是市長。然而，在我們最近的洛杉磯市長選舉中，80%的洛杉磯選民並沒有投票。

在富裕的民主國家（即所謂的經合組織國家）中，美國的投票率排在最後。我提供一些背景吧，在其它民主國家，選民的平均投票率各不相同，澳大利亞為93%（澳大利亞法律規定選民必須投票），比利時為89%，大多數其它歐洲和東亞民主國家為58%-80%。自1999年印尼恢復自由的民主選舉以來，印尼選民的投票率在86%到90%之間波動，而自1948年以來意大利選民投票率一度高達93%。

相比之下，參加全國選舉的美國選民的平均投票率在總統選舉年僅為60%，在國會中期選舉年僅為40%。

當有人問美國選民為什麼不願意投票時，這些美國選民最常見的回答是，他們不信任我們的政府，他們不相信投票的作用，或者他們對政治不感興趣。

許多美國選民不去投票，還有另一個原因：他們不可以投，因為他們沒有登記。在阻撓某些羣體所有符合年齡條件的公民進行選舉登記方面，美國有着悠久的歷史。  

你也許認為這種阻撓是很久以前的問題，現在已不存在了，可是2000年在佛羅里達州大約有10萬名潛在選民（其中絕大多數支持民主黨）被人從選民登記名單中刪去。這次刪減對佛羅里達州2000年總統選舉的結果產生了巨大影響，導致喬治·布什戰勝戈爾，贏得總統職位。這次刪減的影響遠遠超過後來廣為傳播的幾百張打孔選票作廢事件。人們常常把那次選舉結果錯誤地歸因於這些打孔選票作廢。

美國選民登記制度存在嚴重缺陷。在佛羅里達州和其它許多州，選民登記名單和選舉程序由州和地方那些支持某黨派的人員控制，而不是由國家一級的非黨派人員控制。支持某黨的選舉官員經常試圖讓可能支持另一政黨的公民難以投票。

但是，最高法院2013年做出判決後，14個州立即通過了身份證照片要求（通常是駕駛執照或護照）或其它限制，大多數州已經或正在考慮此類限制。

其它州的規定“對選民不利”，它們要求選民在選舉日之前短時間內登記，或只在工作時間或工作日開放選舉辦公室。但比較貧窮的人們（包括我們最大的少數民族羣體）絕對不能為了排長隊等候登記或投票而誤工。             

還有一個嚴重問題是不平等。當有人問及美國的平等或不平等問題時，美國人可能會回答，平等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 1776年我們的《獨立宣言》第二句是：“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生而平等……”              

例如，最富有的1%的美國人所獲得的税前收入比例從20世紀70年代的不足10%上升到今天的25%以上。              

美國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其原因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和美國人的觀念。在政府政策方面，美國的“再分配”（就是將收入從富人轉移給窮人）低於其它主要民主國家。例如，與大多數其它主要民主國家相比，美國的所得税税率、社會扶助支出（如低收入者的代金券和補貼）比較低。

這個問題的一個原因是，比起其它國家，美國存在一種更普遍的看法：窮人之所以貧窮是他們自己的錯，只要他們努力工作就會變得富有；政府對低收入者的支持（如食品券）充斥着對窮人的污辱，這讓窮人坐吃山空，變成所謂的“福利蛆”。

另一個原因是我在上文討論過的對選民登記和投票的限制以及競選募資問題。這些問題讓富人擁有過多的政治權力，導致他們比窮人更容易登記、投票和影響政治人物。              

與我剛才討論的這個經濟不平等問題密切相關的是社會流動性。也就是説，美國人有沒有可能克服經濟不平等，美國窮人有沒有可能變得富有。美國人比其它國家的公民更加相信，他們的國家擁有精英制度，在這樣一個國家，只要個人有能力，他們就能獲得回報。美國特有的説法“rags to riches”(譯註：白手起家)表達了這一觀念。             

一些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社會流動性較低，與其它主要民主國家相比，美國家庭兩代人收入相關性較高。例如，如果美國男孩的父親屬於他們這一代中最窮的20%，這些美國男孩中會有42%最終處於他們這一代中20%的窮人階層，只有8%能夠白手起家，躋身他們這一代中20%的富裕階層。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相應比例約為26%（低於美國人的42%）和13%（高於美國人的8%）。

可悲的是，這一問題正在惡化：近幾十年來，美國的經濟不平等現象不斷加劇，社會流動性不斷下降。             

美國政界越來越受到富人的影響，結果是政客們制定有利於富人的法律（如選民登記規定和税收政策），使得受富人青睞的候選人更有可能贏得下次選舉並制定更多有利於富人的法律。              

簡而言之，我們美國人相信自己可能做到的“白手起家”是個謊言。              

這些問題的答案涉及美國目前面臨的四個嚴重問題中的最後一個：美國在人力資源和其它公共項目上的投入減少造成了經濟後果。這個讓人感到悲觀的因素削弱了那些讓人感到樂觀的美國為我們的未來做出的多方面投入，這一因素是：美國政府對幾個公共領域的投入有所減少，這包括教育、基礎設施和非軍事領域的研究與發展。如今，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嘲笑政府投入，稱之為“社會主義”。（譯註：多數美國人認為“社會主義”是個貶義詞。）             

其結果是，美國正在失去其過去的競爭優勢，這些優勢依賴於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和科學技術。這個問題的原因至少包括三種趨勢：我們投入教育的資金有所減少，我們投入教育的資金所獲得的回報有所下降，美國教育質量存在巨大差異。              

我們的錢去哪兒了？一方面，我們的大部分錢都在納税人的口袋裏；與大多數其它富裕的民主國家相比，我們的税務負擔更低。另一方面，我們的大部分税收用於監獄、軍隊和醫保。              

許多因素有利於產生好的結果，這包括物質或部分物質優勢和文化優勢。（譯註：作者對物質優勢和部分物質優勢的劃分不大嚴謹。）我們的部分物質優勢包括：我們具有人口眾多的優勢；我們具有各種地理優勢：國土面積龐大，地處温帶，土壤肥沃，擁有大量沿海和內陸水道；我們擁有政治優勢：整個聯邦實行民主體制，文職官員控制軍隊，腐敗相對較少；我們擁有歷史優勢：一直重視個人機會、政府投入和接納移民。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現在是（長期以來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和最大經濟體的主要原因。（譯註：主要原因應該是美國狡猾的實用主義，利用兩次大戰，坐山觀虎鬥，及時參戰，削弱了盟國，摧毀了敵國，增強了自身實力。）                

我們物質上的優勢包括地理優勢，在世界上所有國家中，我們擁有最大的行動自由（因素12）。

東西兩側廣袤的海洋可以保護我們，南北兩側和我們接壤的是不具威脅、人口少得多的鄰國，這有利於我們的安全。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沒有遭受侵略的風險。

至於我們的文化優勢，其中一個是我們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因素6）。縱觀我們的歷史，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美國獨一無二，令人欽佩，是我們引以為豪的國家。外國人經常對美國人的樂觀和“能幹”態度發表評論：美國人認為問題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被人解決。

美國的另一個文化優勢是其靈活性（因素10），在許多方面都有所表現。我們兩個主要政黨之間的國家權力交接頻繁，在過去70年裏，兩黨曾9次交接總統職位。我們擁有兩個主要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成立於19世紀20年代和1854年）的悠久歷史實際上是靈活性而非僵化的標誌。每當第三個政黨開始變得重要時（比如西奧多·羅斯福的公麋黨），它很快就衰落了，因為兩個主要政黨之一會借鑑它的部分綱領。

（譯註：公麋黨是1912年成立的國家進步黨的暱稱，因其領導人西奧多·羅斯福自比為公麋。該黨於1916年解散。）

核心價值觀的靈活性也是美國的特點。一方面，我們主張的核心價值觀自由、平等和民主（因素11）不容置疑（當然我們在實施這些價值觀時確實存在不足）。另一方面，美國在過去70年中拋棄了已經過時的歷史悠久的某些價值觀：二戰後，我們放棄了外交政策方面的孤立主義，我們對婦女的歧視和基於種族的歧視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逐漸削弱。

現在，説説我們的不足。

任何國家應對危機的重要步驟包括：達成國家共識，即認識到國家真地正在面臨危機（因素1）；對國家的問題承擔責任（因素2），而不是指責 “替罪羊”（其它國家或本國的其他羣體）；對國家內部有效的和無效的部分進行客觀評估（因素7）。

對於這些重要步驟，美國根本沒有達成一致意見。雖然美國人越來越關心我們國家的狀況，但對問題所在我們仍然缺乏全國性的共識，客觀的評估還是鳳毛麟角。多數人並未認識到，我們的嚴重問題是兩極分化、選民投票率低和選民登記障礙、不平等和社會流動性下降，以及政府對教育和公共項目投入的減少。大量的美國政客和選民正在拼命使這些問題惡化，而不是加以解決。

面對我們的問題，太多的美國人並不責怪自身，而是試圖歸咎於其他人。受歡迎的指責對象包括中國、墨西哥和非法移民。            

擁有過多權力、具有影響力的美國富人們理應認識到國家出了問題，但是他們並沒有把自己的財富和權力用於尋找解決方案，而只為自己和家人尋求逃避美國社會問題的方法。目前最受歡迎的逃避策略包括，在新西蘭（最適合避世的第一世界國家）購買房產，或者花費巨資把美國廢棄的地下導彈發射井改造成豪華的防禦掩體。

我們還有另一個大缺點。在成功應對危機的十二個預測因素中，非常顯然，有個特徵美國並不具備，那就是願意學習其它國家採用的其它應對危機的成功方法（因素5）。我們深信，美國方式優於西歐和加拿大，美國有特殊的國情，西歐和加拿大的解決方案不可能提供任何對我們有幫助的有價值的東西。我們拒絕學習，這與我們深信美國“例外論”有關，也就是説，我們認為美國獨一無二，任何其它國家採取的措施都不可能適用於我們。

當然，這是胡説八道。雖然美國在許多方面確實與眾不同，但所有人類、社會、政府和民主國家都面對着共同問題，所以我們所有人應該向他人學習些有用的東西。

還有兩個因素。在堅韌性方面，我們存在小缺點，在處理危機的歷史經驗方面，我們的表現時好時壞。我們的小缺點是，美國人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以接受國家前途的不確定性和軍事失利（因素9），這是不利的，儘管我們有“能幹”精神和對成功的期望。在戰勝危機的經驗方面，美國的表現時好時壞（因素8）。美國人覺得，越南戰爭的失敗導致國家分裂，難以接受。

但美國確實打贏了一場長期內戰，這場內戰威脅到我們的國家統一，確實走出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並且在二戰中確實成功地放棄重視和平的孤立主義，並投入全面戰爭。

美國的未來如何？這將取決於我們做出的選擇。我們所擁有巨大的基本優勢，如果我們能處理好我們自己造成的障礙，我們的未來將和過去一樣光明，但是我們現在正在浪費我們的優勢。

我們拭目以待，看看我們美國人是否會“修建柵欄”（因素3），不是沿着墨西哥邊境修柵欄，而是在美國社會運轉良好的部分和那些出了問題的部分之間“修建柵欄”，還要看看我們是否會變革那些我們確定的導致我們日益嚴重危機的那些部分。（譯註：作者使用“修建柵欄”這個比喻來描述文中第三個要素“確定問題”。）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