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抗美援朝戰爭”中蘇聯的角色?_風聞
徐书婷-。2020-10-29 14:02
看到吧嗒善人這篇帖子,想回復但評論框塞不下……只能單獨發一篇了……個人覺得,把某個事件之所以發生,想象成某人或某國的陰謀/陽謀,跟這些年各種所謂的歷史劇/正劇都變成權謀劇宮鬥局一脈相承。但歷史不是電視劇,斯大林也沒有金手指,臆想單一個體就能擺佈歷史進程,更多是思考的惰性所致。
這個問題汪暉在《20實際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裏回答過:
由於蘇聯在東方集團中的特殊地位,如何區別其行為中的國家霸權與冷戰政治格局下的政治領導權,仍然有待深入分析。從斯大林時代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承擔着巨大的國際主義責任,又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乃至不同性質的霸權主義;在中蘇關係方面,兩黨從相互合作,到內部分歧,再發展為公開辯論;兩國從政治合作,到政治衝突,再發展到軍事對抗,蘇聯在1950年代的表現與1960年代以後有重要區別。這是一個複雜的、需要置於具體脈絡中進行研究的進程。二戰之後蘇聯在東北有巨大的影響,當時西方特別是美國一再出現蘇聯將完全吞併中國東北的説法,從1949年後期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國務院一再敍述這個問題。但美國和西方世界的這些説法—如同英國報紙在毛澤東訪俄期間散佈毛澤東已經在蘇聯被軟禁一樣—怎麼可能作為“事實”來敍述?這樣的説法與其説是當代學者的發現,不如説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發明,是美國政府從其戰爭霸權政策和對中蘇關係進行分化的策略出發蓄意製造的説法。在新中國建立以後,中蘇之間圍繞蘇聯在東北的權益(包括中長鐵路、旅順港等問題)有一系列的談判。朝鮮戰爭對中國加速全面接管東北有其影響,但這絕不是説:如果沒有朝鮮戰爭,中國東北就會被併入蘇聯。我在這裏舉兩個例子――都是普通的、由於毛澤東的明確表述而廣為人知的例子,但足以説明問題。
1950年1月20日,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鬍喬木專門發表談話駁斥這種説法。就在同一天,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評論《駁斥艾奇遜的無恥造謠》,反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950年1月12日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的長篇演講。毛澤東駁斥了其中的兩個觀點。第一個是美國跟亞洲各國的關係問題。艾奇遜的説法是,“我們的利益與亞洲各國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美國的利益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是並行不悖的”,“自從宣佈門户開放政策之時起,經過9國公約簽訂,以至聯合國大會的最近的決議都是這一個原則,並且我們對它始終不渝”。艾奇遜的第二個説法是:“蘇聯正在將中國北部地區實行合併,這種在外蒙所實行了的辦法,在滿洲亦幾乎實行了。我相信蘇聯的代理人會從內蒙和新疆向 莫斯科作很好的報告。這就是現在的情形,即整個中國居民的廣大地區和中國脱離與蘇聯合併。蘇聯佔據中國北部的四個區域,對於與亞洲有關的強國來説是重要的事實,對於我們來説是非常重要的”。
毛澤東反駁説:美國的基本國策是利用一切辦法滲透中國,將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他的根據不僅是美國在1945-1949年中國內戰時期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而且是美國對台灣海峽的介入。1月14日,也就是艾奇遜演講的第二天,塔斯社在華盛頓報道説:1949年10月24日在中國被逮捕、11月1日被審判、12月中旬被驅逐的美國駐瀋陽的總領事瓦爾德返美以後,曾與美國國務院官員談話。此次談話後,在會見記者時,他説:蘇聯在中國東北行使共管鐵路的條約權力,但“並未看見蘇聯有監督滿洲的任何跡象”,也“未看見蘇聯吞併滿洲的任何跡象”;在回答滿洲共產黨的政權是否受北京的監督時,瓦爾德稱“所有共產黨的政權都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據他所知,滿洲乃系共產黨中國之一部分。”毛澤東諷刺道:“人們可以看到,在西半球的土地上發生了怎樣的故事。一個説:滿洲與蘇聯合併。一個説:並未看見。這兩個不是別人,都是美國國務院的有名的官員。”
蘇聯希望相對長地在東北擁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由此推斷中國會因此喪失東北是缺乏根據的。中蘇關係是二次大戰後最重要的大國關係之一,但這一大國關係不同於以往的大國關係。這是新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是剛剛出現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關係。這不是説它們已經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而是説這一時代的國際政治關係具有不同以往也不同於此後的國際關係的內含和性質。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包含着國際主義的面向,中蘇關係不僅是中蘇關係,也是東方集團內部的關係。一般來説,中蘇分裂肇始於蘇共二十大,到1960年伴隨着論戰的公開化而為世界所知。但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檔案,即便在中蘇論戰的語境中,美國情報機構仍然認為中蘇同盟並未真正破裂。歸根結底,美國的判斷是從朝鮮戰爭等經驗中得來的,它明白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家關係不同於一般意義的主權國家關係。這個關係的內核是黨與黨的關係,從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於國家間關係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參戰的條件之一是蘇聯的支持,但這一條件並不是決定中國是否參戰的最終決定因素。**在1950年10月13日給周恩來的電文裏面,毛澤東提及對第三、第四點沒有把握。所謂第三點針對的是1950年5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來給中共發的聯名電報,電報許諾蘇聯可以完全滿足中國需要的飛機、大炮、坦克等裝備。毛澤東問:是用租借的辦法還是用錢購買蘇聯武器?他希望用租借的辦法,而不是購買的方式,原因是新中國剛剛建立,亟需資金從事經濟、文化等項目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如果將已經十分緊缺的資金用於購買武器,不僅中國的經濟恢復勢必放緩,而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會反對,從而無法“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關於“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這一點,還可以舉出1950年12月2日毛澤東給天津市工商聯的電文為例。這與他對國內團結的擔憂有關,即如果戰爭延長,戰爭負擔過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可能表示不滿,進而影響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電報中的第四條要求蘇聯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願空軍幫助中國在朝鮮作戰,並掩護中國的北方地區。毛澤東一方面要求周恩來在蘇聯多留一些日子,以便獲得蘇聯方面更明確的承諾;但另一方面,即便沒有蘇聯空軍支援,中國參戰的決心也已確定。就在發出上述電報的次日,10月14日,毛澤東開始志願軍入朝作戰的部署。10月23日,他給彭德懷和高崗寫信,説要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