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山汪古景教圖像的初步研究_風聞

內容提要:

分佈於陰山南北的汪古部以突厥後裔為主，自唐末五代起，逐漸融合了當地的回鶻、沙陀、党項、蒙古等族羣，形成了金元之際的汪古部。景教於唐代傳入中國，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和宗教信仰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在陰山南北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存。景教圖像作為景教遺存中最重要的部分，當是景教研究的重點。本文以在陰山汪古發現的景教石刻圖像為研究對象，將其中的十字架依照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劃分為馬耳他、聶斯脱裏派和珍珠紋三種十字架類型，並分析了石刻圖像中的蓮花紋、卷草紋和如意紋的寓意和淵源關係，討論了景教作為外來宗教在佛教文化因素、漢文化因素和波斯文化因素影響下逐漸本土化的過程。陰山南北的汪古部景教遺存，是遼金元以來留存至今的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其內涵體現了中國歷史上對外來文化開放和包容的博大胸懷。

一 引言

遼金元時期的汪古部，主要分佈於陰山南北地區。該部以突厥後裔為主，信仰基督教聶思脱裏派，即景教，後逐漸融入回鶻、沙陀、党項、蒙古等多個民族，形成了遼金元之際的汪古部。

景教起源於敍利亞，是從希臘正教（東正教）分離出來的基督教教派，由敍利亞教士聶斯脱裏於公元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時創立，提出了“耶穌基督二性二位説”的新理論。羅馬天主教會主張耶穌是由處女瑪利亞所生神的兒子，而東方教會的聶思脱裏則主張耶穌是由瑪利亞所生人的兒子，後來成為神。公元431年東方教會的教義被判為異端邪説，其信徒受到羅馬帝國的驅逐，就此開始向東方傳播，景教是基督教聶思脱裏派傳到中國的名稱。明代在西安附近周至縣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記載了景教在中國流傳的經過。

汪古之名始於金末，在漢文史籍中有汪古、汪古惕、雍古、雍古多、甕古、王孤等多種不同的譯寫。隨着蒙古的興起，為抗擊成吉思汗，乃蠻部欲與汪古部聯盟，汪古部卻反戈一擊，與成吉思汗結盟，共同出征乃蠻部，這對成吉思汗統一漠北起到了重要作用。1206年，成吉思汗建蒙古汗國於斡難河畔時，“授同開國功者”九十五千户，其中就有汪古部首領阿剌兀思剔吉忽裏，並封阿剌兀思為忠武王。其後，當成吉思汗攻金時，阿剌兀思將其為金朝守衞的金界壕交給了蒙古大軍，並且幫助蒙古軍隊迅速攻下呼和浩特平原及東部的大同一帶。成吉思汗“仍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按達、忽答”，按達為結拜、朋友之意，忽答為親家之意，可譯作“結拜兄弟和親家”。

汪古部是一個信仰景教的民族。唐會昌五年（845），武宗滅佛，其他各種宗教也都受到了打擊，在長安的景教徒與眾多的回鶻人一起，為了避免遭受迫害便流落到了北方草原地帶，於是景教便在這裏紮下了根。北方草原上屬於突厥系的汪古部、乃蠻部和克烈部等，都是信仰景教的部族‹3›。據目前的研究，汪古部的名門望族約可分作四個家系：汪古部長阿刺兀思系、趙氏汪古系、馬氏汪古系和耶律氏汪古系，其首領都是景教教徒‹4›，在陰山南北汪古部統轄範圍內，留下了諸多的景教遺蹟和遺物。

二 中國景教圖像遺存的發現

公元5世紀以後，景教開始向東方傳播。有關景教東傳的路線，馮承鈞先生認為：“由大夏經行巴達克山、葱嶺、蒲犁而至和闐，遵玄奘之歸途而至長安。”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傳教士敍利亞人阿羅本將景教經由西域傳入中原，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是印證。蒙元時期，對宗教採取兼容幷蓄的政策，各種宗教在元朝也頗為流行，許多來自西域和歐洲的色目商賈經常往返於上都，在上都宮城大安閣基址建築構件中發現的阿拉伯文石刻證明了這一點。景教在唐代既已來華，至元代又再度壯大，改稱“也裏可温”，但是至明朝時已不為人所知，直至《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發現。

唐建中二年（781 ）所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元和九年（814）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幢記》兩件景教石刻，都附有長篇的銘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序文，簡略地介紹了景教的基本教義和在唐代146年的傳播史，第二部分為頌詞，石碑現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幢記》為景教入華後由景教僧翻譯的景教經典《宣元至本經》，現藏於洛陽市博物館。馮承均、朱謙之等人認為，這兩篇唐代景教石刻上的銘文對景教研究有重要的價值。

20 世紀以來，隨着西方考古學家、探險家在中國的考察和中國境內考古調查與發掘的逐步展開，中國境內又陸續發現了諸多景教碑刻遺存。這批碑刻多屬蒙元時期，主要分佈在新疆、內蒙古、北京、江蘇揚州和福建泉州等地。據朱謙之《中國景教》、蓋山林《陰山汪古》、牛汝極《十字蓮花——中國元代敍利亞文景教碑銘文獻研究》、徐蘋芳《北京房山十字寺也裏可温石刻》、耿鑑庭《揚州城根裏的元代拉丁文墓碑》、吳文良原著，吳幼雄增訂《泉州宗教石刻》統計可知，目前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力麻裏發現的景教碑刻有10通；內蒙古自治區發現66通，其中敖倫蘇木古城周邊23通，畢其格圖好來陵園10通，四子王旗王墓梁耶律氏陵園19通，木胡兒索卜爾嘎古城及周邊13通，赤峯市松山區城子鄉畫匠溝門村1通；北京發現的碑刻有4通；江蘇揚州發現的碑刻有2通；福建泉州的基督教碑刻有76通，其中景教碑刻有29通。各個地區發現的碑刻由於所處區域的文化傳統、經濟水平、工藝技術和年代的差別，景教碑刻的型式也各具特點。

除上述碑刻遺存之外，還有景教寫本殘片、寺院壁畫和青銅十字架等其他與景教相關的遺存。例如，新疆吐魯番布拉依克和庫魯特喀遺址出土了敍利亞文景教寫本殘葉；甘肅敦煌發現了粟特文和漢文的景教文獻和一件絲織物上的景教畫像殘件，現藏於大英博物館東方古物部；新疆高昌古城遺址發現了景教寺院壁畫，描繪耶魯撒冷城復活節前的星期日儀式。自20世紀初以來，在鄂爾多斯地區不斷出土裝飾有蓮花和卍字符號的透雕銅十字架，據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調查，這些“銅十字之出處為鄂爾多斯沙漠，即河套地區，北界包頭及黃河，南界波羅波勒格孫（今稱巴彥布格勒）及長城，面積500裏見方”。以往的學者認為，鄂爾多斯銅十字架與汪古部的景教有聯繫，但林梅村認為，鄂爾多斯景教銅十字架應該是遊牧於鄂爾多斯的唐代突厥渾部景教徒的遺物，並非元代汪古部景教徒遺物。故本文暫不對這批透雕銅十字架進行討論。

三 汪古景教圖像遺存的發現與研究

景教圖像作為景教遺存中最為顯著的標誌而成為景教研究的重點。1927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黃文弼，第一個在達茂旗的敖倫蘇木古城發現了景教遺存和著名的《王傅德風堂碑記》。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內蒙古自治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多次複查了該區域的景教遺存，發現了許多新的珍貴資料。蓋山林在多年調查和發掘的基礎上，完成了《陰山汪古》一書，較為詳細地報道了陰山南北地區的汪古部和景教遺存，並提供了較多的圖像資料。九十年代，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其中部分墓葬進行了發掘清理，並發表了考古報告。本世紀初，魏堅等通過對敖倫蘇木古城及周邊地區古城和墓葬的調查，在綜合以往所獲資料的基礎上，完成了《陰山汪古與景教墓地遺存的考古學觀察》一文，從考古學的角度探討了汪古部的名稱、族源和景教墓地反映的文化面貌與文化交流的狀況，並對汪古部的主要城址進行了考證，近年來，又在較大範圍內對陰山以北的一批金元城址進行了調查和初步研究。牛汝極在《十字蓮花——中國元代敍利亞文景教碑銘文獻研究》一書中，系統全面地梳理和分析了內蒙古百靈廟出土的景教墓碑，並給出敍利亞文原文模擬、原文標音、原文轉寫、翻譯及註釋，該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陰山汪古地區發現的景教石刻銘文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毫無疑問，在上述考古發掘與專項研究的推動下，陰山汪古地區景教遺存的探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也為今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但到目前為止，對於景教圖像中最具代表性的十字架類型和各種具有特定含義的花紋圖案卻鮮有涉及。本文擬就陰山汪古景教十字架和與其相配的花紋圖案作一初步研究。

（一）汪古景教十字架的基本類型

十字架(Cross)一詞源於拉丁文Crux，最早的十字架是古代死刑的刑具，起源於瑪代人和波斯人，後來流行於波斯帝國、大馬士革王國、猶太王國和以色列王國，後被希臘人和羅馬人沿用。十字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常與不同的圖像符號相結合，但象徵意義十分相近，都寄託了人類對生命的探索和未來的希望。在古代埃及，十字架象徵太陽和光明，而印度人則將十字架與生育和繁衍聯繫起來。十字架作為基督教的信仰標誌是從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宣佈基督教為國教開始的。在基督教眾多的十字架類型中，最基本的十字架型式有四種：第一種是希臘十字架，也稱正十字架，四臂等長，體現了基督教關懷四方的精神；第二種是拉丁十字架，上半部分的三臂等長，下半部分是它們的兩倍，象徵了耶穌受難的刑具；第三種是聖安東尼十字架，也稱為“T”形十字架，一些基督徒相信，隱修制度的創立者聖安東尼是被釘死在這個十字架上的；第四種是聖安德魯十字架，相傳他在希臘被釘在“X”形十字架上而死。其他造型的十字架都是在這四種十字架的基本形態上變形或添加其他的象徵符號，以此作為不同教派的標誌，並因此有了馬耳他十字架、條頓十字架、耶路撒冷十字架、聶斯脱利派十字架、蓓蕾十字架、耶穌受難十字架、君士坦丁十字架等約60種型式和稱謂。

通過近年來對陰山汪古墓地出土的墓頂石和墓碑十字架造型的考古類型學觀察，比照不同類型十字架的主要形態特徵，本文認為該區域發現的十字架類型，基本可以歸納為馬耳他十字架、聶斯脱裏派十字架和珍珠紋十字架三種型式。

1.馬耳他十字架

意大利天主教本篤會於1099年在耶路撒冷創建了“耶路撒冷聖約翰醫院騎士團”，在十字軍東征期間，他們既參加戰鬥又負責醫療，地中海島國馬耳他是醫院騎士團最後消失的陣地，故醫院騎士團也稱作馬耳他騎士團。馬耳他騎士團用八角十字架作為標誌，八個角象徵着騎士的忠心、虔誠、誠實、勇敢、榮耀、無懼、施捨和尊敬教會八項美德。馬耳他十字架的主要特點是十字架四枝由內向外擴展，四端由四個“V”形組成，所以又稱燕尾十字架〔圖一〕。陰山汪古出土景教墓頂石上的十字架造型呈現出四個葉片逐漸向外加寬的形式，而尾端呈“V”形尖角的佔多數。達茂旗木胡兒索卜爾嘎古城東北墓地出土〔圖二：1、2〕和查干哈達蘇木牧業點徵集的墓頂石〔圖二：3〕及四子王旗王墓梁墓地出土的墓頂石〔圖二：4〕均是馬耳他十字架類型。

2. 聶斯脱裏派十字架

聶斯脱裏派十字架是景教在東傳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聶斯脱裏派十字架基本造型也是十字架四枝由內向外擴展，形成四枝末端以三葉花蕾和中心象徵光明的圓環結合在一起的造型，可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首上的十字架為代表〔圖三〕。十字架四臂三個花蕾形狀的出現，象徵了基督教“三位一體”的基本信條，以及信、望、愛的基督三德，暗示了基督教福音的傳播得以生根發芽，中間的圓形則表達了對太陽的崇拜。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首上的十字架上方中間的花蕾還裝飾有火焰紋。敖倫蘇木古城北墓地出土敍利亞文、漢文和回鶻文三種文字石碑上的十字架為十字蓮花造型，四端各有三個凸起的花蕾形狀〔圖四：1〕。值得注意的是，該石碑十字架上端兩側，還各有一個圓形，分別刻有玉兔和金烏，這與中國古代神話故事中的“日中金烏，月中玉兔”題材十分吻合〔圖四：2〕。葛承雍認為“西安景教碑上的十字架和洛陽景教經幢上的十字架〔圖五〕都是典型的馬耳他十字架（Maltese Cross），即是東方敍利亞教會十字架。其形狀為十字頭大，內中較細”。其實這兩件石刻上的十字架若從四端的花蕾造型細緻劃分的話，當屬聶斯脱裏派十字架。

3. 珍珠紋十字架

聶斯脱裏派的景教在向東方發展的過程中，因輾轉流落到波斯，也必然受到了波斯文化的深刻影響。由於波斯盛產珍珠，隨着宗教文化的發展，人們給珍珠賦予了宗教意義，這便反映在十字架的珍珠裝飾上。在陰山汪古出土的石刻中，常見在四枝由內向外擴展的十字架分隔的四個象限內綴有四個珍珠紋的十字架造型。達茂旗木胡兒索卜爾嘎墓地出土的墓頂石〔圖六：1〕和在毛都坤兑徵集到的墓頂石〔圖六：2〕，都在前端和左右兩側十字架的四個象限內刻出珍珠紋。在早年調查的木胡兒索卜爾嘎墓地〔圖七：1〕、王墓梁墓地〔圖七：4〕和敖倫蘇木古城北墓地〔圖七：2〕及城內出土的墓頂石〔圖七：3〕和石碑〔圖七：5〕的十字架四個象限內，均綴有珍珠紋。

（二）汪古景教石刻的主要花紋圖案

在陰山汪古發現的景教石刻遺存中，有較多作為組合圖形的輔助性花紋圖案，其中較為多見的是蓮花紋、卷草紋和如意紋。

1.蓮花紋

蓮花又稱荷花和水芙蓉等，是中國傳統紋飾中出現頻率很高的植物裝飾圖案。蓮花紋自佛教傳入中國後，從南北朝至唐代常作為主題花紋而流行，五代至宋元時期逐漸變為輔助花紋。因其具有連綿不絕、生子繁多的特性，故在民間信仰中具有多子多孫、美好吉祥的寓意。陰山汪古出土的景教石刻蓮花圖案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刻在十字架下方作為蓮花底座，多為傳統的側視蓮花形狀，具有託舉作用，如木胡兒索卜爾嘎墓地出土的墓頂石側面的蓮花圖案〔圖八：1〕；一種是刻在墓頂石的前端正上方，作俯視仰蓮形狀，王墓梁墓地的墓頂石花瓣為單層，均勻地分佈於花蕊周圍，飽滿勻稱，樸素簡單〔圖八：2〕，在蓮花紋後側墓頂石中脊上，常刻有一行敍利亞文，以表明墓主人的姓名和身份，如王墓梁墓地的一個墓頂石上寫有“這是埃米塔神甫之墓”的銘文〔圖八：3〕。

2. 卷草紋

卷草紋又稱纏枝紋，在《中國紋樣史》中對其定義為：“卷草紋是一種呈波狀形態向左右或上下延伸的一種花草紋。盛行於唐代，以後各代亦常用之作為一種邊飾。從紋樣的發展演變來分，漢代稱之為捲雲紋，魏晉南北朝稱之為忍冬紋，唐代稱為卷草紋也叫唐草紋，近代則稱之為香草紋。名稱各異，但大體均呈波浪形枝蔓骨架，配以葉片，配以花朵的則稱纏枝花。”陰山汪古出土的景教石刻的卷草紋，其主要特徵是主幹呈“S”型連續雙曲線，其間配以枝葉和花瓣。有的是單排“S”形連續曲線與蓮花相結合〔圖九：1〕；有的是雙排“S”型曲線與渦形卷葉紋相結合，或有連同基座呈三排“S”型曲線結構的圖形〔圖九：2〕。

3. 如意紋

如意紋屬於雲紋的一種，與鈎形捲雲紋相似，主要特徵是由兩條曲線在下端合為尖狀，向上內勾形成對稱式圖案，因此常被稱作雲頭紋。因向內彎曲的部分形如牛的兩個鼻孔，故也稱哈木耳鼻紋〔圖十〕，在陰山汪古出土的景教石刻中，如意紋圖案通常作為連續式紋樣和邊框紋樣出現在墓頂石的兩側，且連續式紋樣常與蓮花紋相結合。王墓梁耶律氏家族墓地發現的兩件墓頂石，表現為兩對平行排列對稱分佈在四出花瓣兩側的如意紋〔圖十一：1〕。此外，如意紋也常常變形表現在圖案邊框之上，並和蓮花紋、卷草紋、連珠紋組合使用。如墓頂石仰蓮〔圖十一：2〕和十字架〔圖十一：3〕的邊框之上常可見到此類圖案。

四 汪古景教圖像遺存的文化因素

自公元5世紀以來，隨着景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使得景教擁有了多元的文化背景，特別是在唐末五代時期傳入北方草原地區以後，這樣的多元文化因素必然會體現在出土的景教遺存上。從目前陰山汪古發現的景教碑刻圖像來看，其承襲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佛教文化因素、中原漢文化因素和波斯文化因素幾個方面。

（一）佛教文化因素

佛教是進入中國最早的外來宗教之一，從東漢時期就已傳入了中原。由於統治上層的支持和佛教教義的温和特性，使佛教擁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在中國形成了儒、釋、道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因此，其後傳入中國的外來宗教，在其文化適應的過程中，必然會對佛教加以吸收和借鑑，景教自然亦不例外。

景教初傳中國時，佛教已經在中國處於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主體地位，其所具有的開放性，自然成為了景教傳入最好的依附對象。所以，以佛教為載體，借用佛教的思想體系，成為景教在中國傳播的必然選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等景教碑刻和《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景教寫本等屢屢採用佛典名詞，例如，“妙有”、“慈航”、“世尊”、“大德”、“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等術語，而且，景教徒人名的漢譯者，也皆稱僧‹3›。在佛教中，因蓮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純潔性，其象徵意義表現出的是對世俗力量和邪惡的超越，這種象徵表現為宗教藝術，就是菩薩端坐在蓮花寶座之上，蓮花成為了佛教的符號。景教則是把十字架置於蓮花之上，“十字蓮花”的組合體現了景教與佛教的完美融合。

出土於唐洛陽城外東南唐墓的景教經幢是重要的唐代景教遺物，羅炤先生據幢記信息，已指出此經幢屬於一個自中亞布哈拉移居洛陽的信仰景教的安姓粟特家族，之所以稱其為“經幢”，是因為刻石題記中直接用了“幢記”、“幢銘”等詞彙。毫無疑問，該稱謂借自佛教，而且石刻的形制也是對唐代佛教經幢的高度模仿。一般佛教經幢由下至上可分為幢座、幢身和幢頂三部分，通常是由數個石塊榫卯連接組成。在達茂旗木胡爾索卜爾嘎古城東北的景教墓地中，早年的調查發現，原有部分墓頂石並立有墓幢若干，惜因盜掘和盜運，後僅徵集到一件景教墓幢之幢頂蓋石〔圖十二：1〕，在其底部（直徑約95釐米）正中鑿有連接下方石構件的卯口〔圖十二：2〕。達茂旗博物館曾在希拉穆仁鎮西北約千米處的山坳裏，發現一套完整的景教石墓幢，幢身未見有銘文，墓幢的幢頂及底座四邊飾有卷草紋，頂部下方為仰蓮的圖案〔圖十二：3〕，姚崇新認為這是晚期景教經幢的特點。

研究者普遍認為，基督教亦或景教是通過利用佛教中的蓮花元素作為自己宗教的普遍表現形式，來穩固自己在中國的生存根基。在陰山汪古遺存中，卷草紋和蓮花紋被廣泛應用於墓頂石和石墓幢等石刻裝飾中，其飽滿生動，循環往復的特徵，體現的是佛教輪迴思想在景教思想體系中的融入和發展。從這些墓幢的形制結構分析看，其應屬石經幢更為合適，可視為唐代景教墓幢在蒙元時期北方草原的延續。

（二）中原漢文化因素

13世紀初，長春真人丘處機在前往中亞大雪山覲見成吉思汗時，有“宿輪台之東，迭屑頭目來迎”的記載。所謂迭屑，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的達娑，源於波斯語“修士”的稱謂，是元代對基督徒和教士的通稱。景教入華後，為了更好地傳教，不但要依託佛教，同時還要積極的本土化。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景教為了擴充自己的宗教勢力，也主動依附於道教，並在景教經典中採用“天元真主”之類的道家詞語，如“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的語句就來源於《老子道德經》。敖倫蘇木古城北墓地出土的圭首石碑上刻有“十字蓮花”與玉兔和金烏相組合的圖案。金烏也稱三足烏，在中國神話中象徵太陽；“玉兔搗藥”也是中國神話傳説故事，白兔跪地搗藥，服此藥可長生成仙，久之即以玉兔代表月亮。在道教掌故中，金烏常與玉兔相對，即所謂“日中有金烏，月中有玉兔”，表示陰陽協調，這充分反映了景教在中國流行時與中國民間傳統文化的完美結合。

此外，汪古部景教石刻中出現的卷草紋和如意紋，是中國唐代以來流行的主要花紋。一般認為，卷草紋出現略早，如意紋是在卷草紋圖案中所形成的心形結構紋樣，故又稱為如意紋。卷草紋主體呈“S”型，生動和諧，這種連續式的紋樣是人類對生命力的讚歎和對長生不老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被稱作哈木耳鼻紋的如意紋也是汪古部景教石刻中特有的圖像，其造型簡潔樸素，有規律可循，一般多作為墓頂石兩側連續式紋樣和主題花紋的邊框紋樣使用，具有美好圓滿，吉祥如意等象徵寓意。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見於金銀器、服飾、蒙古包和地毯的裝飾，成為深受蒙古族喜愛的特色紋樣。在內蒙古正藍旗元上都羊羣廟祭祀遺址出土的元代漢白玉石雕人像穿的厚底靴尖部就飾有如意紋圖案。作為草原文化的積澱，表明至少在蒙元時期，如意紋已經成為蒙古民族喜愛的常用圖案。

對於景教入華後的快速漢化，朱謙之評論説：“景教傳入中國後即極力順應中國固有之宗教迷信和宿命論思想，不但襲用道、佛二教經典的詞語、模型與形式，而且為佈教傳道的保護方便，簡直接受了為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服務的‘尊君’的儒家思想，以代替天主教之教皇至上主義。”作為外來的宗教，景教在融入中華文化之時，不但在中原之地難以做到“教皇至上”而秉承儒家的“尊君”思想，即便在北方草原的汪古部景教遺存中也反映出同樣的情況。

（三）波斯文化因素

聶斯脱裏因提出“耶穌基督二性二位説”與正統教派產生分歧，景教徒被迫自立門户向東方傳播。波斯是景教進入東方後的一個重要的傳播和發展地區，當景教在經波斯傳入中國時，自然也會深深打上波斯文化的烙印。波斯灣很早就因盛產珍珠而聞名於世，珍珠的名字Margarite就是由古代波斯梵語衍生而來，意為“大海之子”，因而珍珠被宮廷、王族上層奉為珍寶，並被賦予宗教意義，所以珍珠也自然反映在了景教圖案，特別是十字架的裝飾上。姚崇新即認為，波斯可能存在以珍珠作裝飾的傳統，薩珊波斯時期連珠紋的廣泛流行可視為證據之一，而且一直波及到了粟特地區、西域和中國內地。在中亞塔什干出土的古代錢幣圖案中，在中間馬耳他十字架周圍就飾有一週連珠紋〔圖十三：1〕。同時，在中國北方地區唐末五代墓葬〔圖十三：2〕和遼代早期墓葬〔圖十三：3〕出土的具有北方地域特色的隨葬品中，也常可以看到精美的釉陶連珠紋裝飾，表明珍珠紋裝飾藝術在此時期的中亞至中國北方草原地帶的廣泛流行。

這些波斯文化因素經由西亞和中亞進入中國，特別是對蒙元時期中國北方草原地帶的景教產生了深刻影響。在陰山汪古景教遺存圖像中，常見的十字架造型便是在十字架的四個象限內各綴有一個珍珠紋圖案。可以説，波斯文化因素不僅影響了十字架的樣式流變，而且也將流行於波斯地區的珍珠紋樣式運用於景教碑刻的裝飾之中，汪古景教碑刻中的四個象限內綴有珍珠紋的十字架和唐代以來流行於北方地區的連續珍珠紋，可以看做是波斯文化影響的具體表現。

五 結語

基督教亦或景教教派在傳教和佈道的過程中都會謹慎地選擇十字架的樣式，既要符合基本信仰的理念、遵循基本教義，又要為擴大影響力來適應當地的文化需求。通過本文的初步研究，我們將陰山汪古發現的景教十字架分為馬耳他十字架、聶斯脱裏派十字架和珍珠紋十字架三種。實際上，這三種十字架的共同特徵都是十字架四枝由內向外擴展，四端變寬呈“V”形。個別端部略平，應是馬耳他十字架的基本形態，整體形態也可看作是希臘十字架的變體。其中，加飾花蕾的聶斯脱裏派十字架出現的年代可能略早，其與珍珠紋十字架成為東方特別是中國北方草原地帶的新變體。東方特別是中國北方草原地帶的新變體。馬耳他十字架形成於11世紀末，遠晚於景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其在中國北方草原地帶的傳播，包括連珠紋在北方地區的流行，説明在唐末至遼金元時期，景教由西向東的傳播是源源不斷的。陰山汪古的景教圖像體現了蒙元時期佛教文化、中原漢文化以及波斯文化等多元文化因素在北方草原的交融。十字架圖像在中國的形態演變中，逐漸融合了蓮花紋、卷草紋、如意紋和珍珠紋等多種文化元素符號，最終形成了極具辨識度的“十字蓮花”造型。分佈於陰山南北的汪古部景教遺存，是遼金元以來留存至今的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其內涵體現了中國歷史上對外來文化開放和包容的博大胸懷。開展對景教圖像遺存的研究，對於解讀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中西文化和藝術的交流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