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顧抗美援朝戰爭(421)薛廣文:“回頭一看,鞋後跟已經被炮彈穿透”_風聞
泼墨梧桐-息壤元老级写手,连载《穿越新世纪风云》2020-10-31 23:57
關注公眾號:雪菜肉絲麪加蛋
關注公眾號:潑墨梧桐
如果沒有戰爭,如今年逾九旬的薛廣文老人也許會跟大部分普通人一樣,經歷着專心求學、順利工作、安穩成家的平凡人生。而歷史的車輪卻從來不會行進在“如果”之上,這也註定了薛廣文與眾不同的人生。
“我17歲即將從衞校畢業的時候,還沒想過要當兵,也沒想過兩次奔赴朝鮮戰場,當兵後也沒想過能活着回來。”薛廣文老人感慨道。
“我是個醫務兵,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衞國!”這位樸實的山東老人説。
樹枝鋪木板就是“手術枱”
1950年10月25日,時任第38軍警衞營衞生所調劑員的薛廣文隨部隊從吉林省輯安市(今集安市)出發,奉命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
與集安隔江相望就是朝鮮的滿浦市,而此時的滿浦,早已是一片火海。“房子全沒了,死人到處都是,有時候就在我們的腳邊。”薛廣文搖頭嘆息道。
就在這一片廢墟和屍體之中,年輕的薛廣文敏鋭地發現了一個朝鮮嬰兒。
“當時看到有個嬰兒趴在大人身上,仔細一看發現大人已經死了,而嬰兒還活着。”薛廣文便立即把嬰兒從屍體上抱在了自己懷裏。“我記得那個嬰兒也就1歲多,”薛廣文一邊説一邊用雙手比畫着,“身上還穿着對襟繫帶的朝鮮族小衣服。”由於還要負重趕路,再加上薛廣文是個年輕小夥子,不方便帶着嬰兒行軍。於是,薛廣文撿到的這個嬰兒就被警衞營政治部宣傳隊的女戰士們接手了。
入朝後,被分配在警衞營衞生所的薛廣文和護士們相互配合,對前線運送下來的傷員進行包紮處理,為了便於後期救治,還需要將傷員按傷勢輕重情況做區分。
“輕傷系白布條,中等程度就係黑布條,重傷就要系紅布條了,然後安排擔架隊趕緊轉運到能做手術的地方。”老人回憶説。
在前方戰事吃緊時,部隊也會立即組織手術搶救傷員,而手術條件異常簡陋。“當時在一個山洞裏,四周掛上白布圍成的帳篷就算手術室,一塊木板底下鋪上樹枝,旁邊再放一些消毒的器械,這就是手術枱了。”薛廣文説。
▲資料圖片:1949年薛廣文(居中者)與戰友合影留念。(受訪者供圖)
邊“抓蟲子”邊學習防疫
1951年7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終於迫使美國接受停戰談判。同年11月,薛廣文被調到醫幹大隊回國進行學習。就在薛廣文回國學習期間,不甘於停戰談判的美國喪心病狂地發動了細菌戰,殘害中朝軍民、削弱中朝軍隊的有生力量。
1952年6月,在醫幹大隊培訓結束的薛廣文作為防疫隊成員,再次返回朝鮮,從事陣地防疫工作。反細菌戰正式打響。
“防疫隊也就60人左右。雖然經過了培訓,但是防疫工作還涉及動物學和昆蟲學,到了朝鮮就請上海醫科大學的專家來給我們講課,邊學習邊實踐。”薛廣文説。
“實踐”的一大部分內容就是“抓蟲子”。薛廣文他們每人分到一個玻璃瓶和一隻鑷子,只要有敵軍飛機投彈,就要立刻到現場查找,如果發現可疑生物如昆蟲,就要立刻抓到玻璃瓶裏,送往化驗室。志願軍隊伍的反細菌戰就在這樣簡陋又艱苦的環境下進行着。
醫務兵也經歷戰場生死
儘管從事防疫工作,但在朝鮮戰場,薛廣文同樣也面臨着生死考驗。空中時常盤旋掃射的敵機,成為沒有制空力量的志願軍戰士們最大的障礙。
一天早晨,薛廣文和當時防疫隊的羅隊長一起提前出發,前去陣地附近考察防疫場所。
“大概是凌晨3點左右出發的,一直走到了清川江大橋。剛過橋沒多久就來了一撥又一撥的飛機把橋給炸斷了。”薛廣文回憶説,“而且當時天已大亮,我們只好在旁邊山坡的防空洞裏進行隱蔽。”
防空洞也就六七平方米,薛廣文他們進去的時候,裏邊已經躲着20多個朝鮮老百姓,其中還有幾個孩子。在洞裏隱蔽整整一天後,傍晚時分,薛廣文和戰友繼續趕路。沒走出多遠,敵機又殺了個回馬槍,開始了新一輪的轟炸。“當時路旁邊是稻田溝,堵頭處有兩塊木板,羅隊長離得近就躲在木板之間,我離得遠只好趴在地上。”薛廣文仔細回憶着。
等到轟炸結束,薛廣文發現自己還活着,只是後腳跟處有些熱熱的。他回頭一看,發現鞋後跟已經被炮彈穿透。“不過萬幸,我的腳只被燙了一下,沒有大礙。”
而他的戰友羅隊長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我喊他沒有回應,走近一看,發現他被炮彈擊中,當場就犧牲了。”薛廣文藉着被炮彈炸出的坑將戰友安葬,並用散落在地上的一個炮彈箱板子做了標記。
▲資料圖片:薛廣文近照。(受訪者供圖)
人物簡介
薛廣文,山東人,1930年1月出生。1945年7月考入長春市滿慈醫院創辦的護士學校,1946年參加革命工作,經歷解放戰爭。1950年10月、1952年6月兩次赴朝鮮戰場,1953年8月回國,在抗美援朝戰場上主要從事陣地防疫、救治傷員工作。
原文刊載於《參考消息》10月14日特別報道版,原標題:紀念抗美援朝70週年·老兵訪談錄(40) | 兩次赴朝 親歷反細菌戰——記志願軍老戰士薛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