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顧抗美援朝戰爭（421）薛廣文：“回頭一看，鞋後跟已經被炮彈穿透”_風聞

關注公眾號：雪菜肉絲麪加蛋

關注公眾號：潑墨梧桐

如果沒有戰爭，如今年逾九旬的薛廣文老人也許會跟大部分普通人一樣，經歷着專心求學、順利工作、安穩成家的平凡人生。而歷史的車輪卻從來不會行進在“如果”之上，這也註定了薛廣文與眾不同的人生。

“我17歲即將從衞校畢業的時候，還沒想過要當兵，也沒想過兩次奔赴朝鮮戰場，當兵後也沒想過能活着回來。”薛廣文老人感慨道。

“我是個醫務兵，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衞國！”這位樸實的山東老人説。

樹枝鋪木板就是“手術枱”

1950年10月25日，時任第38軍警衞營衞生所調劑員的薛廣文隨部隊從吉林省輯安市（今集安市）出發，奉命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

與集安隔江相望就是朝鮮的滿浦市，而此時的滿浦，早已是一片火海。“房子全沒了，死人到處都是，有時候就在我們的腳邊。”薛廣文搖頭嘆息道。

就在這一片廢墟和屍體之中，年輕的薛廣文敏鋭地發現了一個朝鮮嬰兒。

“當時看到有個嬰兒趴在大人身上，仔細一看發現大人已經死了，而嬰兒還活着。”薛廣文便立即把嬰兒從屍體上抱在了自己懷裏。“我記得那個嬰兒也就1歲多，”薛廣文一邊説一邊用雙手比畫着，“身上還穿着對襟繫帶的朝鮮族小衣服。”由於還要負重趕路，再加上薛廣文是個年輕小夥子，不方便帶着嬰兒行軍。於是，薛廣文撿到的這個嬰兒就被警衞營政治部宣傳隊的女戰士們接手了。

入朝後，被分配在警衞營衞生所的薛廣文和護士們相互配合，對前線運送下來的傷員進行包紮處理，為了便於後期救治，還需要將傷員按傷勢輕重情況做區分。

“輕傷系白布條，中等程度就係黑布條，重傷就要系紅布條了，然後安排擔架隊趕緊轉運到能做手術的地方。”老人回憶説。

在前方戰事吃緊時，部隊也會立即組織手術搶救傷員，而手術條件異常簡陋。“當時在一個山洞裏，四周掛上白布圍成的帳篷就算手術室，一塊木板底下鋪上樹枝，旁邊再放一些消毒的器械，這就是手術枱了。”薛廣文説。

▲資料圖片：1949年薛廣文（居中者）與戰友合影留念。（受訪者供圖）

邊“抓蟲子”邊學習防疫

1951年7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終於迫使美國接受停戰談判。同年11月，薛廣文被調到醫幹大隊回國進行學習。就在薛廣文回國學習期間，不甘於停戰談判的美國喪心病狂地發動了細菌戰，殘害中朝軍民、削弱中朝軍隊的有生力量。

1952年6月，在醫幹大隊培訓結束的薛廣文作為防疫隊成員，再次返回朝鮮，從事陣地防疫工作。反細菌戰正式打響。

“防疫隊也就60人左右。雖然經過了培訓，但是防疫工作還涉及動物學和昆蟲學，到了朝鮮就請上海醫科大學的專家來給我們講課，邊學習邊實踐。”薛廣文説。

“實踐”的一大部分內容就是“抓蟲子”。薛廣文他們每人分到一個玻璃瓶和一隻鑷子，只要有敵軍飛機投彈，就要立刻到現場查找，如果發現可疑生物如昆蟲，就要立刻抓到玻璃瓶裏，送往化驗室。志願軍隊伍的反細菌戰就在這樣簡陋又艱苦的環境下進行着。

醫務兵也經歷戰場生死

儘管從事防疫工作，但在朝鮮戰場，薛廣文同樣也面臨着生死考驗。空中時常盤旋掃射的敵機，成為沒有制空力量的志願軍戰士們最大的障礙。

一天早晨，薛廣文和當時防疫隊的羅隊長一起提前出發，前去陣地附近考察防疫場所。

“大概是凌晨3點左右出發的，一直走到了清川江大橋。剛過橋沒多久就來了一撥又一撥的飛機把橋給炸斷了。”薛廣文回憶説，“而且當時天已大亮，我們只好在旁邊山坡的防空洞裏進行隱蔽。”

防空洞也就六七平方米，薛廣文他們進去的時候，裏邊已經躲着20多個朝鮮老百姓，其中還有幾個孩子。在洞裏隱蔽整整一天後，傍晚時分，薛廣文和戰友繼續趕路。沒走出多遠，敵機又殺了個回馬槍，開始了新一輪的轟炸。“當時路旁邊是稻田溝，堵頭處有兩塊木板，羅隊長離得近就躲在木板之間，我離得遠只好趴在地上。”薛廣文仔細回憶着。

等到轟炸結束，薛廣文發現自己還活着，只是後腳跟處有些熱熱的。他回頭一看，發現鞋後跟已經被炮彈穿透。“不過萬幸，我的腳只被燙了一下，沒有大礙。”

而他的戰友羅隊長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我喊他沒有回應，走近一看，發現他被炮彈擊中，當場就犧牲了。”薛廣文藉着被炮彈炸出的坑將戰友安葬，並用散落在地上的一個炮彈箱板子做了標記。

▲資料圖片：薛廣文近照。（受訪者供圖）

人物簡介

薛廣文，山東人，1930年1月出生。1945年7月考入長春市滿慈醫院創辦的護士學校，1946年參加革命工作，經歷解放戰爭。1950年10月、1952年6月兩次赴朝鮮戰場，1953年8月回國，在抗美援朝戰場上主要從事陣地防疫、救治傷員工作。

原文刊載於《參考消息》10月14日特別報道版，原標題：紀念抗美援朝70週年·老兵訪談錄（40） | 兩次赴朝 親歷反細菌戰——記志願軍老戰士薛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