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對決張飛的《金剛川》，根本配不上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_風聞

“牛仔精神是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興起的海盜精神在美國的變種！”

作者 | 郭松民

編輯 | 青    山

01

—

看電影《金剛川》，令我想起張藝謀1987年拍攝的《紅高粱》。

在《紅高粱》中，姜文飾演的餘兆鰲，在目睹了羅漢大哥與禿三炮被日寇剝皮的慘象之後，決計為他們報仇，和日寇以命相博。

但是，作為一個前現代的農民，他用來對付日寇的，不過是幾缸濃烈的紅高粱酒，鳥銃和砍刀，而日寇則已經用汽車、機槍、手榴彈等現代技術兵器武裝起來了。

結局當然是慘烈的。

在《金剛川》中，張譯飾演的高炮排長張飛，在目睹了師父兼“兄弟”，吳京飾演的關磊被美軍飛機“喪門神”炸成碎片之後，也決計要為他報仇。

他在炮位前點起三堆篝火，自我暴露目標，對俯衝而來的“喪門神”怒罵：“做個了斷吧！”

他的結局也是慘烈的，炮位上所有戰士全部犧牲，自己也負了重傷。

張飛不依不饒，帶着僅剩的一發炮彈艱難地挪到另一個炮位，終於擊落了“喪門神”，但不旋踵就被美軍轟炸機投下的凝固汽油彈燒成了一具“銅像”。

張飛和餘佔鰲，兩個不同歷史情景中的人，卻不太合邏輯地具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精神結構——都願意為兄弟慷慨赴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餘佔鰲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未經政治啓蒙，只能憑着血氣之勇與日寇一決生死。共產黨員羅漢大哥在這一地區犯了錯誤，他把精力主要用於爭取土匪禿三炮參加抗日，卻不是用來發動羣眾。

但張飛則不同，他已經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名基層指揮員，負責指揮大橋旁邊僅有的兩門高炮。他當然很清楚，他的使命是確保大橋安全，確保主力部隊安全渡江，而不是為了“兄弟”一決生死。

現在，他為關磊報了仇，但大橋的天空卻敞開了，美軍飛機可以不受干擾地自由投彈了——這真的是關磊、張飛想要的嗎？

也難怪會有小學生看完電影，會若有所思地説：

“是美國人放過了我們！”

02

—

《金剛川》的故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概括為“牛仔對決張飛”。

美軍飛行員希爾，在目睹僚機被擊落後，拒絕返場的命令，怒氣衝衝地取下頭盔，戴上牛仔帽。

美軍飛行員似乎酷愛牛仔帽，他們經常會在關鍵的時刻戴上它。

在1964年庫布里克拍攝的《奇愛博士》中，那位操着德州口音、對投放氫彈近乎偏執的B-52轟炸機機長，就戴着一頂牛仔帽。他下到彈倉裏親自動手排除故障，就在這一刻，彈倉打開了，他就騎在氫彈上，一邊揮舞牛仔帽一邊飛向目標。

牛仔帽，是牛仔精神、美國精神的外在象徵。

由於受好萊塢潛移默化的影響，對許多人來説，美國西部牛仔是具有英雄主義和神秘色彩的人物。

但剝去種種華麗的包裝，我們就會發現，牛仔精神的本質是一種殖民主義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牛仔精神是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興起的海盜精神在美國的變種。討論牛仔精神，必須要和美國向西海岸的擴張、印第安人被滅絕、以及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在北美大陸主導地位確立結合在一起，才能明白其真實的含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牛仔形象和牛仔精神，又為美國向全世界擴張提供了精神和心理支持。

在《金剛川》中，與牛仔精神正面相撞的，則是張飛精神。

我覺得，導演管虎有點太藐視觀眾的智商了，對這一點強調到了耳提面命的程度。

他不僅讓張飛唱着“張飛”的“姓張名飛字翼德，萬古流芳莽撞人”唱詞走上炮位，還給三位主要人物分別起名劉浩、關磊、張飛，這樣“劉關張桃源三結義”就齊了。

張飛精神，或者“桃源三結義”精神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不問是非，只問情義。“兄弟”之間，有苦同受，有難同當，有福同享。你若遇難，我拼了命也要為你報仇雪恨。

在情義的壓力下，“兄弟”時刻都可能成為莽撞人，衝動和不理智成了常態。

這裏不去全面討論江湖義氣在歷史上的作用，只想問一句：當時在朝鮮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以及志願軍背後的新中國，難道是靠江湖義氣組織起來的嗎？

再問一句：“桃源三結義”精神能夠抵擋西方的海盜精神嗎？如果可以的話，近代以來為什麼屢戰屢敗呢？

當年義和團的大師兄，往往喜歡以“關公附體”來號召徒眾。義和團的反帝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他們也不怕犧牲，但仍然無法戰勝按照現代性原則組織起來的八國聯軍。

與之成鮮明對照的是，把不講大是大非的江湖義氣視為一種腐蝕劑而予以嚴厲取締的人民軍隊，反而百戰百勝，打出了一個紅彤彤的新中國！

《金剛川》就這樣把志願軍表現成了一支前現代的、餘佔鰲式的軍隊。

這樣的軍隊是不可能戰勝美軍的，《金剛山》的結尾，強烈地暗示了這一點。

美軍飛行員向基地報告：“繼續攻擊已無意義”，建議停止轟炸。

美軍不是被打敗了，更不是沒有能力繼續攻擊，而覺得殺不勝殺，反正也殺不完，所以還不如不殺。

《八佰》裏國軍人肉衝鋒沒過去的橋，管虎在這裏讓志願軍用人海戰術過去了，慘出境界、屍浮水面敵人就手軟了——原來抗美援朝是這樣贏下來的？！

03

—

在抗美援朝中，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輝煌勝利，如果從精神、文化方面去總結，可以概括為是一種嶄新的、正處於上升態勢的政治文明對已經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文明的勝利。

這種新文明的實質，就是社會主義文明——儘管當年在新中國，社會主義還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

社會主義文明也是一種工業文明，並且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基礎之上，因而也是更高層級的文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正是工業文明的產物，它傳到中國後，產生了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並即將開始向社會主義進軍。

這就使新中國在政治上處於比美國更加進步的狀態。

《我的祖國》為什麼聽起來會讓人產生幸福、温暖的感覺？因為它唱出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的嚮往——

“為了開闢新天地，喚醒了沉睡的高山，讓那河流改變了模樣。”

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是“新天地”的主人，他們的戰鬥和新天地的命運密切相關，不僅如此，他們也深信未來是屬於“新天地”的。

我們看當時的紀錄片、前線記者拍攝的照片，志願軍戰士個個明朗自信。

電影《上甘嶺》準確地傳遞出了這種感覺——坑道外，美軍在狂轟濫炸，坑道內，志願軍戰士們在唱歌，在講故事，在學文化——所以它成了不朽的經典。

在《金剛川》中，這種明朗自信消失了，到處是粗重的喘息和亂作一團的東躲西藏。

這很自然，因為張飛精神面對牛仔精神面前毫無優勢，未來固然不屬於牛仔，但也不屬於張飛。

抗美援朝，是黃繼光、邱少雲這樣的新式英雄（即人民英雄）人物和已經開始走向沒落的海盜、牛仔的對決，這才是抗美援朝勝利的根本原因，《金剛川》不能正確地反映這一點，因此它配不上這場偉大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