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高超政治家們的權謀對決！_風聞

二戰結束後，本以為和平就要來臨，誰曾想鐵幕突然降下，冷戰開始了。數次利益對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中國一邊倒向蘇聯，後繼中蘇關係降温，中美關係迎來突破，合縱橫強，為了捍衞各自的國家利益，高超的政治家們左右奔波，四處遊走，以歷史性的戰略眼光，不可測的胸懷，把國家競爭的出發點從意識形態轉換到國家利益上，這是一場範式性的轉化。意識形態強調絕對與排他，而國家利益則有妥協與聯合的空間，若國際關係堅持前者為出發點，則全球只會走向陣營對抗，你死我活，變成汽車人與霸天虎的對決；若是後者，則國際關係呈現聯合與分離的交換輪迴中，如今，經濟實力和科研技術的競爭成為國際競爭的主要方面，經濟全球化，有競爭有合作，“有錢大家一起賺嘛！”

而在中美關係中，我們總會繞不開一些關鍵人物，比如基辛格，他對中國十分了解，甚至讀過《三國演義》、《孫子兵法》等古書。在《論中國》一書中，他分析了從中國晚清李鴻章時代到21世紀10年代的外交，他認為，晚清時期，中國外交一如過往封建朝代一樣，視自身為天朝上國，恩威並施，朝貢體系，若是外國強大，則以食色迷惑，使其沉迷於聲色犬馬中。他還指出，無論是哪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都會被中原文化影響深刻，表面上是他們在統治，實際上是中原文化在統治他們。甚至在東亞地區，形成了中華文化輻射圈。“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文明！”

總體上，中國的戰略一般有三個特點：精心分析長遠趨勢，仔細研究戰術選擇，冷靜探討行動決定。

接下來他對歷代中國領導人展開分析。

他認為毛澤東是一個浪漫性的革命家。主張中國的獨立自主，無畏強權，“令外部世界驚詫的是，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無論屬於哪個意識形態陣營，只要中國政府認識到它在中國周邊佈下了太多的‘棋子’，毛澤東就要衝破包圍圈。”他強調，“毛澤東新思想的主要貢獻不僅在於它的戰略思想，更在於藐視世界強權，敢於走自己的路的堅強意志。”這符合當時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歷史需求，畢竟以往的中國，遭受了太多屈辱，太多苦難。中國需要向世界知道，中國是不好惹的！關於抗美援朝戰爭中，基辛格認為毛不懼核彈的言論是用恐嚇來打壓對方心理優勢，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們真的不是説説而已，這不是煙霧彈，也不是隨便嚇嚇人。“決定戰爭勝負的不是幾件新式武器，而是人。”毛澤東所代表的社會多少世紀以來都是世界上最宏大、最有序，至少在中國人眼裏也是最優越的政體。它的所作所為影響遍及全世界已是眾所周知，毋庸置疑。當中國的一個統治者號召人民奮發圖強，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時，他是在激勵他們重現往日的輝煌。按照中國對歷史的解釋，中國只是在近代才暫時蒙塵。這樣一個國家當然不肯屈居人下。

而對於斯大林，他説：“典型的斯大林風格：傲慢自大，深謀遠慮，善於操縱，狡猾謹慎，外加粗俗冷酷。”俄國有堅韌性而無偉大性，外交以實力為導向，立場一經確定就不再改變，把外交變成了陣地戰。看來蘇聯還是棋差一招。

俾斯麥説過，在一個由5個國家組成的世界秩序中，最好加入由3個國家組成的集團。

美國政治制度的先天性道德失敗。

危機管理的藝術在於把籌碼加到對方不會跟進的高度，但又避免正面交鋒。這正是國際外交中的重要方法，政治家們都會給對方留有餘地，不會把人逼入死地，那樣對大家都不好。

尼克松説：“一事當前，不管是半途而廢還是堅持到底，你付出的代價是一樣大的。既然如此，那還不如把它進行到底。”

周恩來説：“舵手必須懂得怎樣駕馭風浪！”

中美聯合公報在雙方的破冰與妥協中出台了，“各方既然簽署了這樣一個各説各話的文件，實際上是在宣佈意識形態上的停戰，並使意見一致之處更顯突出。”

接下來，他談到了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

中國人的眾多特點之一就是，有許多人不論社會讓他們受過什麼樣的折磨和冤屈卻依然關心民生疾苦。鄧小平的實事求是作風把中國從走歷史捷徑的大夢中喚醒，重回必須依據宏圖偉略按部就班實現歷史的現實世界中。毛澤東用一個超現實的光輝未來來爭取民眾支持，鄧小平則不然，他要老百姓為克服落後下大力氣。毛澤東治理國家靠的是中國人民的耐受力，他們要承受他的個人願景帶給他們的苦楚；鄧小平則仰賴解放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實現他們自己理想的未來。毛澤東相信中國“人民羣眾”有不可思議的力量，純粹憑藉意志力和意識形態能克服一切障礙，推進經濟發展；鄧小平對中國的貧窮及其與發達世界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鴻溝直言不諱，他宣佈“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需要獲得外國技術、專長和資本來補救缺失。

鄧小平——以及大多數中國領導人——認為中美之間建立正式聯盟沒有必要，而且總的來説在推行外交政策時還會累贅礙事。他們願意依靠相互之間的心照不宣。

期間的外交話語中，温和的否定暗含着含糊的默許。

鄧小平退休時給新一代領導集體留下了24字指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對，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出頭。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將經濟建設作為國家重心，現在的中國人民需要富起來，貧窮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中國最終要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代領導集體

江澤民親切和藹的外表之下是一種嚴肅和精明，他努力把中國引入新的國際秩序，恢復國際自信，既幫助中國治癒國內的創傷，也軟化中國的國際形象。江澤民不時用其熱情的面目緩和批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彰顯他的政府致力於擺脱孤立，使其體制免遭蘇聯的厄運。

從90年代國際動盪和中國國內的變化中，就可以看出各國領導人的政治水平高低。“評判政治要看如何處理不確定性，而不是看如何處理確定性。”中國人的爭論是共產黨如何執政，蘇聯人和東歐的爭論是共產黨應不應該執政？

而對熱衷於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美國來説，由於他們認為民主國家在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而專制國家傾向於暴力和國際恐怖主義，因而促進政權更迭被認為是合法的外交政策行動，不是干涉他國內政。這是基督教一神論的政治延伸，這是十字軍東征的再現。足見美國因沒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只好利用宗教來形成想象的共同體。

但這些招數對於中國幾乎不起作用。“中國非常特別，太大，美國不能予以忽視，也很強硬，難以擁抱她，中國很難被左右，因為中國非常非常自豪。”江澤民就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發言：“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可欺的，偉大的中國民族是不可侮的，偉大的中國人民是永遠不可戰勝的！”後來的2008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向世界宣示：我們來了，我們已成事實，不再被漠視，不再被嘲弄，我們準備向世界奉獻文明。

中國學者鄭必堅提出：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在話語上向世界傳遞中國不會稱霸世界，中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和平發展。

但基辛格認為，美國更注重壓倒性軍事力量，中國則更注重製造決定性心理影響。一方或另一方遲早會誤判形勢。

在中美關係中，一些對抗性事件變成了一種象徵符號，而符號又自行發展壯大。所有問題都無法解決，因為相互對抗的聯盟體系已無任何調整體系。

基辛格倡議：中美共同進化，拒絕零和博弈。建立健全磋商機制，全面性對話框架，戰略互信，共同協商，相互尊重。共同建設世界秩序將成為並行不悖的國家抱負。

如果歷史只是機械地重複過去，那麼以往的任何轉變都不可能發生。每個偉大成就在成為現實之前都是一種遠見。在這種意義上，它產生於勇於擔當，而不是聽天由命。

羅素説，永久和平最終將以兩種方式中的一種降臨這個世界：或者由於人類的洞察力，或者因為在巨大的衝突和災難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類別無他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