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裏的“打臉”劇情，揭開清朝暴利行業，幾乎榨乾大清_風聞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來人啊，革去田文鏡户部核查處的差事，限三日離京！”

這是電視劇《雍正王朝》中，康熙發現桑佩等人向户部借銀放貸後，雷霆盛怒下對天文鏡開出的終極罰單。

天子之怒，嚇壞了跪在下首的雍正。他一度想不通明明是桑佩、鄧遠方、圖倫升等人見貪污放貸的醜聞敗露後，跟着九阿哥合夥給田文鏡挖坑，康熙也當朝怒斥這幾人道：“你們三個的錢還了嗎？你們三個貪污腐敗，撈了這麼多，還不還錢，要臉嗎”，為何轉眼間就降罪田文鏡了呢。

但這個疑問很快就由康熙本尊進行了解答：朕處置田文鏡，不是因為他辦事操切！

不是操切？那是何事？雍正想了半天，突然間靈光乍現，敢情皇阿瑪是氣田文鏡工作能力差啊！

細想田文鏡的差事是辦得夠讓康熙鬧心的。曾經的漕運總督魏東亭，被田文鏡追債追得走投無路，跑去向十三阿哥求救，結果十三阿哥一臉懵地問道：“你都管漕運了，咋還沒錢？”

最終魏東亭無計可施，唯有以死謝罪。康熙痛失發小本來就心情不好，待到發現桑佩等人貪污後，更是氣得碎碎念：好你個田文鏡，我發小你都逼死了，這些個大貪官你怎麼反而沒查出來？

可惜人死不能復生，魏東亭的死，到底成了康熙畢生之憾，以致這位聖祖爺晚年總是忍不住自責，弄得近臣張廷玉連連勸慰道：“魏東亭都做漕運總督了，皇上您對他夠照顧了，他咋會沒錢呢，肯定是他不善理財”。

説來奇怪，從十三阿哥到重臣張廷玉，為何人人都覺得魏東亭當了漕運的官就不可能沒錢呢？清代的漕運工作，真的這麼賺錢嗎？

一、漕運弊政

其實，十三阿哥與張廷玉對魏東亭存款的解讀，或許從某個方面説明他們對漕運工作不甚瞭解，因為真實的漕運，遠比他們想象的更有錢。

在清代，貫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撐起了南來北往的商業繁榮。每年四百萬左右的漕糧通過大運河源源不斷運到京城，而南北物資往來也需要大運河作為交通運輸線，可以説，一條京杭大運河，就是清廷的南北交通貿易的大動脈。

這條重要的大運河，就是老百姓們口中的“漕河”，而清政府利用水道調運物資及開展相關管理工作，則是漕運。

由於漕運事關國家命脈，歷代清朝統治者都對漕運十分重視。這也是《雍正王朝》中，康熙發現田文鏡沒查出那幾個用漕運的船做買賣的貪官後，會如此氣惱的將田文鏡從重發落的原因所在。

無比重要的地位，決定了清朝對漕運無比嚴格的管理。據史料記載，清廷曾在糧道官吏考核中，特別註明要考核漕糧的徵收工作。其中要求官員們“照額徵收，且不能緩”，如果漕糧沒有收齊，必須立刻追繳至法定數額，除了嚴重災荒地區特許按比例折徵外，其他地區都必須足額繳納，且必須是實物。

等到考核時，足額完成收糧任務的官員記錄一次或升一級，倘若少一分，便要罰俸一年；少兩分，則要降一級；少三分者，直接革職回家賣紅薯。

平心而論，清代的考核制度不可謂不嚴厲，按説漕運本不該成為貪官聚集地，可誰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等到實際執行時，便是另一番光景了。

用晚清政治家李鴻章的話來説，就是“承平無事時，河弊漕弊陳陳相因，一漏尠一蠹藪也”，觸目驚心的景象，無疑昭示着，清代漕運的制度雖好，卻遭遇了執行難。

説來清代漕運的一大特色，就是漕弊形勢前緊後松。清廷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特意在漕運總督的人選上精挑細選，以求選出清廉正直的能臣，從而解決制度執行難的問題。

可惜，千挑萬選的能臣，到底敗倒在金錢面前。乾隆十四年，身為宗室親貴的漕運總督藴著，便因與商人勾結受賄而被革職拿問；無獨有偶。嘉慶四年，漕運總督富綱又因為貪污索賄的問題丟了性命。

然而，縱使清廷嚴刑峻法整治吏弊，還是擋不住一眾漕運體系的官員，追隨着總督的腳步上行下效，宛如比賽般瘋狂貪污。

在這股歪風邪氣的帶動下，州縣徵糧官勒索糧户，運軍勒索商户，而各種莫名其妙的雜費、浮收、津貼更是多如牛毛，逼得百姓們苦不堪言。

雖然清廷一再下令，嚴禁徵糧時濫收擾民，但地方大員卻與漕運官員勾結在一起，肆意藉着徵漕之名，行貪污之實，將朝廷法令當作一紙空文。

二、層層盤剝

據《乾隆朝漕運全書》記載，漕運之弊，一度嚴重到雜費比官方應繳數額還高。比如江蘇崑山一次徵糧時，正米只需百石，可耗銀卻要六七十兩，若將米價按每石六七錢折算，則耗銀與正米等價了。

如此天價耗銀下，當地糧長還要在兑收民間糧食時玩弄花樣，將每畝七八升的糧食按六鬥折算。而後，官兵運米到京城時，又會按照每百石米損耗三十餘石來計算。

如此一來，朝廷收六十餘石米，而百姓則出了三百石。

但即便是這樣的“暴利”，那些貪官污吏們尚且嫌少，他們繼續巧立名目橫徵暴斂，以致開倉要徵收、修倉要徵收、餘米要徵收、耗米要徵收，此外每次經辦人員還要再勒索些“漕費”。

大清的錢財，就這麼讓漕運這個“暴利行業”榨乾了。但漕運官兵卻猶如集體釋放出心底貪婪的惡魔般，絲毫不管大清千瘡百孔的財政，反而官兵齊心搞腐敗，甚至連旗丁與水手也琢磨起各種貪污的路子。

比如嘉慶年間，一些旗丁與水手就趁人不備，將石灰撒入米中，再悄悄在船底灌入熱水，並用火燻蒸，以便米粒發漲，每石餘出幾升，從而盜賣謀利。

不僅如此，一些旗丁還以沿途需費或漕運各衙門陋規為藉口，公然勒索錢財，甚至直接打砸搶劫，監守自盜。

可嘆這一系列的盤剝，到頭來都落到了百姓身上。據嘉慶時大學士劉權估算，運京“南漕，每石費銀十八”，而這筆龐大的費用，對於萬千貧寒的家庭來説無疑是沉重的負擔。

最終，無法無天的漕運腐敗，到底反噬了大清。原本繁榮興旺的“康乾盛世”，漸漸變成了國弱民貧的灰色晚清，待到列強的船艦利炮擊穿國門，留下一部落後捱打的血淚史時，那斑斑駁駁的字跡，分明幻化為當初漕運貪污的一箱箱金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