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特朗普連任成功,他能使美國再度偉大嗎?不能!_風聞
任泽钢-2020-11-01 09:08
美國大選在即但前景仍然撲朔迷離,有評論認為特朗普仍然可能連任,然而關鍵問題是:即便特朗普連任成功,他能使美國再度偉大嗎?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已經4年了,西方媒體已形成共識,特朗普這位非傳統意義的美國共和黨人已經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共和黨。這種改造的參照體系是什麼呢?西方媒體認為這個參照體系就是里根和里根開創的里根革命。
什麼是里根革命?概況地説西方對里根革命的定義聚焦在以下兩個方面:
1. 里根認為高税收和福利社會政策是美國在1970代末期陷入經濟滯漲的根源,要擺脱經濟滯漲必須減税,只有減税才能激發企業和市場的活力,增加供給,提供就業,降低通脹。1981年裏根政府實行税制改革,把最高税率從67-70%下降到28-33%,兩年後美國經濟全面好轉並持續到里根任期結束。里根經濟改革的成功,證明了小政府大市場的有效,為1989年出台的“華盛頓共識”打下了基礎,推動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世界範圍裏的廣泛傳播。
2. 里根會同撒切爾夫人強化了以北約為基礎的反蘇聯盟,加強軍備,支持和策動當時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自由化運動,領導西方贏得冷戰的勝利,在世界範圍裏推廣了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
然而,諷刺的是美國的今天可以説是 “成也里根,敗也里根”。里根主導的冷戰勝利使得美國獨霸世界;里根主持的星球大戰,其中好多技術導致了克林頓時期美國互聯網經濟的蓬勃發展,奠定了當今美國數字經濟的基礎;里根主義在世界範圍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極大地推動了資本,技術,人員和其他生產要素的全球流通,加速了全球化進程。但是美國在自己推動的全球化過程中卻出現了得不償失的現象。
美國在全球化中的得與失與美元地位高度相關。為了維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元必須維持一個高匯率,高匯率意味高成本,逼迫美國放棄低端製造。格林斯潘説美國進入了這樣一個階段:美國只需保留高端製造,低端製造商品從國際市場上進口即可。顯然全球化推動美國經濟進入一個持續的結構性變化過程:美國經濟向金融,高科技和服務業發展,一般製造業不斷萎縮。
美國經濟的這種結構性變化使美國獲得很大的好處,依靠強勢美元,美國大量進口價廉物美的產品保持了美國國內的低通脹,向美國出口的國家賺取的美元很大一部分又通過購買美債的方式迴流到美國,支持美國政府的開支。每次美國遭遇經濟危機,美國可以通過量化寬鬆,大量印鈔,向世界轉嫁通貨膨脹壓力,同時稀釋美國欠各國的債務。
但是美國獲得的這些好處是有代價的,長期而言不可持續。美國金融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只能給相對較少的人羣帶來高收入,相對應的是大量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雖然美國金融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能帶動服務業發展,但大量服務業提供的薪酬整體上不能和製造業相提並論。這就使得美國中下層羣體整體收入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
美國資本海外投資,美國本土製造業的萎縮以及美國中下層人民收入的停滯不前使得美國政府獲得税收的能力下降。但另一方面美國政府的開支卻減不下來,美國必須維持高額軍費來保障美國主導的世界次序和美元地位,美國必須維持國內高額的醫療,社保,教育開支來保證美國社會的穩定。税收和財政支出的不匹配導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攀升,財政赤字加上美國貿易逆差不可避免地帶動美國國債持續上升。
美國經濟的空心化,社會的兩極分化,國力的下降,導致美國社會凝聚力下降和對國家發展方向的迷茫。
美國科學院院士安妮·凱斯,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最近聯合推出《美國怎麼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書中從1970年代初以來美國中年黑人和白人的死亡率入手,對美國社會的演變做出了引人深思的觀察和分析。
1960年代末,美國黑人大量受僱於城市中的製造業和交通運輸業等 “舊經濟” 。隨着戰後國際競爭加劇,美國城市從製造業中心向行政管理和信息處理中心演變,製造業開始萎縮。美國黑人在這經濟結構轉變中首當其衝,大量失業,家庭破裂,單親家庭和非婚生子女飆升,吸毒和犯罪氾濫。那時美國中年黑人自殺率是白人的兩倍。
幾十年後,隨着經濟全球化、技術革新、企業的員工醫療保險成本上升,美國製造業萎縮更甚。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成為美國經濟轉型的第二波打擊對象。2002年以來美國白人因為吸毒,酗酒和自殺而死的速率顯著上升,並且超過了黑人。
劍橋大學最近公佈了一份涉及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80萬人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在20多歲至30多歲這個羣體中,調查對象對民主制度的信任程度從他們父輩的62%下降到48%。報告發現 “盎格魯-撒克遜民主國家” 的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的年輕人對民主體制信心崩潰尤其明顯。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買房的困難,學費債務負擔以及對父母的依賴是造成了大規模不滿的主要因素。更多的年輕人認為“成功並不主要取決於辛勤工作,而首先取決於繼承的財富和特權”。
大眾的不滿給美國左翼政治力量提供了機會,桑德斯公然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把美國當下的各種問題歸結為是資本主義的失敗。桑德斯,華倫和民主黨新星考特茲等人,模仿羅斯福總統提出“綠色新政”,提倡“大政府”的社會主義。他們計劃徵收富人税,用政府資金大規模投資新能源產業,擴大免費教育,全民醫保和各種福利。這些計劃和反種族主義和反貧窮高度結合,提倡向黑人和有色人種提供更多的機會,接受和安置更多的移民。
顯然美國人按照種族,觀念,地域,年齡,收入被劃入不同的陣營,這種模式被冠名為“身份政治”,“身份政治”的泛濫進一步激化了美國的國家認同問題。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早在2004年他的最後一本書中就對美國人提出 “我們是誰” 的問題。亨廷頓認為,在左翼進步主義政治精英主導之下,美國出現了 “去美國化” 的趨勢。這個趨勢首先體現為一種逆向種族主義,既對少數族裔的補償、入學和就業配額機制、特殊照顧削弱了美國白人對少數族裔的同化能力。其次是雙語教育對英語主體地位形成挑戰,客觀上助長了種族隔離。最後是多元文化對核心文明的挑戰。多元文化鼓勵黑人、亞裔、印第安人等少數族裔各自宣揚自己的族裔和祖國的歷史,美國史被逐出大中小學課堂,從主流變成了邊緣。
從人口結構上看,2050年將出現美國白人人口與其他人種平分秋色的格局。
從國際格局上看,中國在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征途上迅猛發展。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都認為是更合理的購買力平價方法,中國現在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美國的衰落,身份政治的流行和美國國家認同的分歧為美國民粹和民族主義高漲準備了一切必要的條件。特朗普,班農,蓬佩奧,納瓦羅等撐起民粹的大旗。他們反對全球化,強調美國利益至高無上。他們竭力把中國塑造成美國的敵人,並把遏制中國與反對共產主義,擴大基督教文明聯繫起來,賦予壓制中國以意識形態鬥爭和文明衝突的含義。他們指責支持全球化的美國建制派官員和學者和資本集團沆瀣一氣出賣美國國家利益,向中國轉移技術,造成千百萬美國民眾的失業。
特朗普領軍的民粹和民族主義深得受冷戰思維影響的嬰兒潮一代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白人以及各類皈依者的支持。下面是一篇西方媒體的觀眾留言,相當形象地反映了這類美國人情緒。這篇留言把美國人分成他們和我們,然後説:
他們恨國旗。
他們恨國歌。
他們恨警察。
他們恨私立學校。
他們恨言論自由。
他們恨憲法。
他們恨美國曆史,因為那歷史太“白”了。
他們恨開國元勳,因為那些是討厭的老白人。
他們恨哥倫布,因為他從土著人那裏搶走了美國。
在這些美國人的眼中,民主黨左翼上台將使美國陷入社會主義的泥沼,美國將臣服於中國,而特朗普是上帝委派給美國的大將軍,是領導美國回擊中國,捍衞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和美國國際領導地位,維護基督教和白人在美國的權威地位的英雄。
然而特朗普真的是這樣一位大將軍大英雄嗎?特朗普當政能使美國再次偉大嗎?從特朗普過去四年的執政來看,情況並非如此。
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核心是促成美國製造業迴歸,手段主要是減税,促使美國跨國公司把海外工廠和海外利潤遷回美國,維持低息和增加國債。但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充滿矛盾,首先特朗普的減税和里根的減税不可同日而語。在當下全球製造業的產業鏈已經形成的條件下,美國單單靠減税難以達到促成製造業迴歸的目的,除非將美元匯率大大下調從而降低美國的生產成本。而大幅度下調美元匯率的話勢必動搖美元地位,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可承受的衝擊。
事實上減税和低息政策並未造成美國製造業的復興,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評論,美國製造業就業在2010年的奧巴馬時期開始以2.3%的速度回升,特朗普在2016年接任後回升的速度略微提升到2.5%,但到2018年的7月達到頂峯,美國製造業產值在2018年2月達到頂峯,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已經開始走下坡路。特朗普執政期美國的國際貿易數據也表示美國進口遠遠大於自己製造,美國貿易逆差從2016年的4810億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5770億美元。
特朗普經濟政策的執行以新冠疫情為界分成兩個階段,新冠疫情前大規模減税和跨國公司的海外利潤迴歸的確起到了向美國經濟注入大量資金的效果,形成了股市繁榮,推動了美國的消費、投資和服務業的增長。就業率的上升和工資水平上升使得大眾,包括底層人民,獲得了好處。
但這種靠減税,低息和增加國債刺激起來的經濟增長並不穩固。新冠疫情的衝擊暴露出美國的各種痼疾仍然存在甚至更為嚴重。
為了穩定社會美國發了上萬億的紓困金,把美國國債推高到26萬億之多。這不僅孕育着新的泡沫,而且進一步加劇兩極分化。大量資金湧入股市使得美國50大富豪的財產接近2萬億美元,較2020年初增加3390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底層50%家庭擁有的財富總共只有2.08萬億美元,佔美國家庭總財富的1.9%。新冠病毒的肆虐對美國下層人民打擊最嚴重。今年9月黑人失業率達到12.1%,沒有高等教育學歷人員的失業率達到9%,遠遠高於美國4.7%的一般水平。美國仍然是一個撕裂的社會,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執法致死的事件立即在全美燃起多種訴求糾纏在一起的抗議和動亂。
特朗普總統是美國社會分裂的產物,當美國碰到社會危機時,特朗普不會把彌補社會裂痕作為優選項。相反,特朗普極有可能利用這種社會分裂服務於自己的政治目的。特朗普在應對“黑命貴”抗議運動中充分體現出了這種特性。黑命貴抗議運動和美國民粹和民族主義無疑針鋒相對。無論是出於本能還是為了鞏固他的基本盤,特朗普必然打出次序和法律的旗幟,譴責黑人抗議運動中的打砸搶現象,淡化警察執法中的種族歧視問題。
“美國第一”是特朗普對外政策的基調。特朗普總是抱怨美國前任總統讓美國吃虧。在特朗普執政下,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反對加入TPP, 退出伊朗核協議,退出WHO,威脅退出WTO。逼迫日本、韓國增加軍費,威脅對日本加徵進口汽車和零件的關税,在2018年夏天,特朗普和歐洲北約國家首腦就北約軍費分攤吵得不可開交,按照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的説法,特朗普在退出北約問題上的言行遠遠超出大眾的想象。特朗普在鞏固美國和盟友的戰略合作關係上與里根主義格格不入。
面對壓力特朗普進一步暴露了他的人格缺陷和對美國憲政的輕蔑,他謊話連篇,為了選情可以刻意隱瞞新冠病毒的嚴重性,他還多次表示準備挑戰大選結果。
特朗普的行為做法招致民主黨、媒體、甚至共和黨內部資深人員的反對。他們認為特朗普有獨裁傾向,特朗普繼續執政將造成對美國民主的破壞。特朗普破壞美國和盟友的聯盟關係,有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
今年上半年,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者羅斯·杜瑟出版了一本影響廣泛的書《頹廢的社會》,書中,他認為50年來美國和西方正處於一個緩慢的頹廢過程中,特朗普利用大眾對國家頹廢的不滿成功當選總統,但特朗普和他所攻擊的頹廢的國家機器一樣具有欺詐性。
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裏奇評論,“特朗普不是一個(共和黨)保守主義者,他……是一個關注常識和實際的人,對各種建制派的規矩和政治正確理念非常藐視。”特朗普2016年競選團隊經理説:“特朗普是一個實用主義者。”
金裏奇在他去年的書“特朗普對陣中國”裏提出,“美國任何漸進的小改小革都將失敗。美國國家政策要做出重大調整。” 本質上美國的問題是全球化條件下美國資本、政府和人民大眾的關係問題,是美國各階層調整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然而特朗普具有做出這些重大調整的能力嗎?
美國2020大選將近,這次大選可以説是美國歷史上最激烈的大選,但未必是最關鍵的大選。這次大選後,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當選,似乎都難以有效解決美國的深層次問題。鑑於新冠病毒對美國經濟的極大破壞和美國社會的極度分裂,美國至少還要繼續混亂一段時期,希望美國2020大選不要導致極端事件的發生。也許美國關鍵的大選,決定美國未來的大選在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