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理解國企與民企的關係（續）_風聞

而且即便是在這些發達工業化國家，將國企私有化以後的結果也很不理想。另外，好多發展中國家就連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都還沒有進入，就跟着歐美日大談國企私有化，這是把別人的屋頂當成自己的地基來搞工業化建設的荒唐思路。事實證明這場私有化運動的經濟效果是十分令人失望的，尤其是造成更加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國家主導市場經濟能力的喪失。發展中國家當時需要做的是確立和實施正確的符合潛在比較優勢和未來競爭優勢的產業政策，修建基礎設施降低物流成本，大力創造和開闢世界市場，以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拉動就業，提高國民收入，為政府税收創造良性循環。而這樣做需要強化國家能力。但是“華盛頓共識”做的則是相反的工作，不是幫助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來新建急需的基礎設施以克服經濟發展的瓶頸結構，而是通過市場化、私有化削減政府職能，削減政府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而它們削減的這些東西正是這些國家經濟維持高速發展的必要基礎。一旦這些基礎被削減，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的條件就會被進一步削弱，經濟自然會陷入停滯，甚至國家都會陷入混亂。

換句話説，國企的存在和有效運作是民生保障和民企繁榮的條件之一。在20世紀90年代阿根廷採納“華盛頓共識”進行鐵路私有化之後，鐵路里程由接近5萬公里縮減到了1萬多公里，社保市場化之後，參保人數也大幅降低，國家陷入經濟停滯也就是必然的。

成功工業化國家歷史上高效而著名的國企是很多的。比如全球著名的韓國浦項鋼鐵公司（POSCO）、僅次於波音和空客的全球第三大民用飛機製造商巴西航空航天集團（Embraer S. A.）、世界電力行業中最大的企業法國電力公司（EDF）、全球電信業第四大的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NTT，全球500強中排名第65位）、全球服務質量第一的新加坡航空公司，以及芬蘭航空公司、瑞士航空公司、挪威國家石油公司等。

以下是發達國家的部分（掛一漏萬的）國企名單：比利時國家鐵路公司（1834年成立）、比利時國家廣播電視公司（1930年成立）、加拿大國家鐵路公司（1919年成立，1995年私有化）、丹麥國家鐵路公司（1867年成立，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最大的火車運營公司）、丹麥石油和天然氣公司（1972年成立）、以色列國有住房公司（1949年成立）、以色列航空航天工業公司（1953年成立）、以色列電力公司、以色列國家公路公司、意大利國家道路公司（1946年成立）、意大利投資銀行（CDP SpA，1850年成立）、韓國國家石油公司（KNOC，1979年成立）、盧森堡國家銀行（1856年成立）、盧森堡國家鐵路公司（CFL，1845年成立，1946年國有化）、荷蘭天然氣基礎設施和運輸公司（1963年成立）、荷蘭鐵路運營公司（NS，1938年成立）、新西蘭電力公司（TPNZ，1994年成立）、挪威鐵路建設和維修公司（BaneService，1883年成立）、挪威房地產公司（2000年成立）、挪威天然氣公司（Gassco，2001年成立）、新西蘭電力傳輸公司（1994年成立）、葡萄牙里斯本公共交通公司（Lisbon Tramways Company，1872年成立）、葡萄牙國家銀行（CGD，1876年成立）、新加坡能源有限公司（1995年成立）、新加坡房地產公司（CapitaLand Limited，凱德集團，2000年成立，亞洲最大的房地產公司之一）、新加坡控股公司（淡馬錫，Temasek，1974年成立）、西班牙造船公司（Navantia，1900年成立）、瑞典國有醫藥零售公司（Apoteket AB，1970年成立，是一家壟斷藥品零售業的國有公司）、瑞典電力公司（Vattenfall，1909年成立）、瑞士聯邦建築工程公司（EidgenÖssische Konstruktions Werk Stätte，1867年成立，旨在使瑞士軍隊獨立於外國，滿足其設備需求，生產火炮、車輛和其他典型的軍事裝備）、瑞士聯邦鐵路公司（1902年成立）、英國中央電力發電局（CEGB，1957年成立，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英國鐵路公司（1948年成立，1997年私有化）、英國廣播公司（BBC，1922年成立）、英格蘭高速公路公司（2015年成立）。

這些國有企業為自己國家的工業化做出過巨大貢獻。甚至直到20世紀80年代，法國和奧地利的國有企業在GDP中的佔比仍然高達13%～15%。即使在2000年後，中國台灣的國有企業產值仍佔GDP的16%，新加坡佔22%。相比之下，許多經濟表現不佳的國家，其國有企業部門在GDP中的佔比很小。比如，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大規模私有化之前，阿根廷的國有企業也只貢獻了約5%的GDP，菲律賓國企貢獻的產值只佔GDP的2%（Chang，2006）。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國企在GDP中的份額越高越好，而是意味着需要維持一個符合國情的比例。這取決於一個國家在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具體需求是什麼。關鍵的問題是，私有化不是解決（大型）國有企業問題的出路。如果政府有能力實施好私有化，政府就有能力經營好國有企業；反之，如果政府沒有能力經營好國有企業，政府也不會有能力實施一個好的私有化（張夏準，2018）。

七、中國的高儲蓄現象和歐洲的原始積累

之比較

筆者認識的絕大多數從西方回國的經濟學家，和許多國內自學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在不同場合抱怨説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太高了，投資一度佔到國民經濟總收入的50%左右甚至更高，擠出了私人消費。他們認為這個現象背後的主要原因是國有銀行體制下的金融壓抑造成國企過度投資，扭曲了資本市場資源配置。而他們得出這一判斷的最充分理由居然就是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儲蓄率很低。比如，2015年，美國的國民儲蓄率為3.7%，日本是4.2%，OECD國家平均不到10%[1]，而中國則為47%。

如何理解中國的高儲蓄和高投資率現象？按照國民經濟統計法定義，國民總儲蓄是國民經濟總產出（GDP）減去民間總消費和政府支出後餘下的部分，因此總儲蓄等於總投資與淨出口之和。在中國，總投資佔國民經濟總儲蓄的90%以上，所以理解中國的國民總儲蓄的關鍵是理解中國的國民總投資，它包括民間投資和國家投資，筆者估計它們各佔總投資的一半左右。

首先，不像盲目採納私有化的東歐國家和拉美國家，中國的國內投資主要依靠中國自己的國內儲蓄支付，而不是國際債務。而中國的儲蓄率之所以很高是因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走上了一條正確的工業化道路，這條道路體現為充分發揮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林毅夫，2008；付才輝、鄭潔、林毅夫，2018）和遵循“胚胎髮育”的市場培育原則（文一，2016），因此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鄉鎮企業生產的小商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擁有廣闊的市場條件，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富有競爭力，因而在這個過程中能夠產生大量的積累和剩餘來支付國內總投資。

其次，對國內總儲蓄的使用中，國家投資佔據了很大一部分，這是因為中國政府長期注重基礎設施建設和招商引資，為民企和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不斷打造優質基礎設施和創造良好市場條件，因為基礎設施直接決定了市場的時空結構、廣度和運轉速度。

前面提到，日本20世紀初在輕紡工業高速增長幾十年之後，迎來了對重工業產品尤其是重型基礎設施（比如電氣化鐵路）升級的巨大國內需求，因此政府主動出擊，依靠國有化以後的高效鐵路管理體系和國家財政，對鐵路系統實現升級改造，很快就實現了全國鐵路系統的電氣化。在這個過程中，僅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這一項就一直佔全國總投資的50%左右。

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末以後進入了重工業革命階段，即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這個階段中國的國民儲蓄和總投資在GDP中的佔比繼續上升，從40%到超過50%。這一方面體現了中國正確的按照比較優勢實行產業升級的工業化道路，另一方面體現了政府在90年代末以後為了滿足由於巨大的輕紡工業的增長而帶來的對能源、通信、動力和運輸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與克服這個瓶頸結構的需要而開啓的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電站、電網、高速公路和高鐵系統建設。另外，重工業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建設本身需要大量的石油、煤炭及鋼、鐵、銅、鋁等冶金材料，而這些原材料除了國內自己開採以外許多需要按照世界市場價格進口，因此推高了中國的民間投資和政府投資成本，而這些巨大成本也需要國內高儲蓄來支付。然而，歐洲列強和美國與日本在二戰前的工業化過程中，很多原材料是依靠殖民地掠奪而獲得的，這大大降低了這些國家的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升級成本，降低了對國內外債務的需求。比如，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的旗艦產業是紡織業，而紡織業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棉花）是從它在亞非拉的殖民地源源不斷地輸送過去的。美國南方的奴隸種植園產出的棉花的出口利潤是完全由英國紡織業與美國南方奴隸主共同分享的，非洲黑奴什麼也得不到，這些榨取的剩餘價值維持了歐洲紡織業的興旺。歐洲列強在19世紀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需要大量的煤炭、冶金礦藏和石油，這些原材料和能源大多是從非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掠奪來的。日本二戰前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需要的石油、煤炭、鐵礦和其他原材料是從中國東北、台灣還有東南亞各國掠奪的。

其實二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也是很高的，比如，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國家儲蓄率為33%，韓國為37%，新加坡在1995年為49%，2007年達到52%，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在90年代初期為36%，在2008年達到53%（Ma and Wang，2010；付才輝、鄭潔、林毅夫，2018）。為什麼二戰後崛起的這些經濟體都具備而且需要如此高的儲蓄率來維持高速增長？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都無一例外採納了符合其比較優勢的循序漸進的產業升級政策，遵循了“胚胎髮育”式的市場創造和基礎設施升級原理（喬治·佛梯爾，2016；付才輝、鄭潔、林毅夫，2018）；另外一方面是因為二戰以後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像西方列強、美國19世紀、日本二戰前那樣通過殖民掠奪、壟斷貿易獲取高額利潤和對弱國索取帝國主義戰爭賠款來實現工業化了，因此都必須依靠自身國內極高的儲蓄率來實現工業化。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當然是避免談論殖民和戰爭與工業革命關係的。即便在假設和平國際環境和完全公平競爭的西方經濟學模型中，也並沒有任何一條定理證明西方國家目前的儲蓄率是最優的。如果有的話，那就是所謂索羅增長模型裏關於儲蓄的“黃金率”。按照這個黃金率，在均衡條件下，使得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儲蓄率應該等於生產函數里產出對於資本要素的彈性係數（通常叫作阿爾法系數）。中國經濟學家張軍利用中國宏觀數據對這個彈性係數做出的估值是0.5。這意味着即便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國的最優儲蓄率應該是50%，而不是其他。那麼為什麼國內經濟學家還在那裏喋喋不休地説中國儲蓄率太高了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他們不自己思考，以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完成以後的經濟數據和儲蓄率為標準，別人低你就得低，沒有其他理由，哪怕索羅模型擺在那裏也可以忽視。這是一種極其不負責任的推理方式，是典型的被科斯批評的“黑板經濟學家”的特徵。對於國內很多經濟學家來説，西方經濟學理論似乎是一個用來批評中國的虎皮工具，有用的時候就拿出來嚇唬人，與事實矛盾的時候就假裝不知道。而且一旦有個別學者這樣做，其他人也跟着起鬨，鸚鵡學舌地説中國高儲蓄是因為存在極大的制度扭曲和資源錯配，要不然儲蓄率為什麼比美國高。

其實，忽視張軍的研究結果而按照美國生產函數中的阿爾法系數來解釋中國的高儲蓄現象，一般的新古典經濟學辦法就是假設中國存在嚴重借貸約束，因此消費者為了平滑消費從事預防性儲蓄，從而導致高儲蓄的結果。但是即便這樣這也只解釋了儲蓄的提供，而無法解釋儲蓄的使用，即中國的高投資率問題。中國的高投資率一方面來自中國穩定宏觀條件下民間快速的資本積累和國家的高效基礎設施建設，另外一方面來源於中國民企和國企共同面對的高投資成本。從歐美日二戰前工業化歷史經驗的角度看，在缺乏殖民掠奪和奴隸剝削的條件下，工業化過程中的高投資付出也與高原材料進口成本密切相關。這與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通過採用符合比較優勢原理的產業政策創造高儲蓄來支撐高投資而崛起的經驗是一致的。其他的像借貸約束和金融壓抑等因素是次要的。換句話説，高儲蓄主要是由正確市場發育路徑創造並由高投資拉動的。高儲蓄主要來源於符合比較優勢原理的高積累，而高投資的需求除了民企資本積累、生產投資產品所需要的各種重工業原材料的開採和進口以外，還包括一個有為政府按照“胚胎髮育”的市場培育原理積極主動提供各種大規模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的結果。

那麼剩下的問題是，高投資是否擠出了消費？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即便在高投資階段國民總消費也是高速增長的，只是沒有投資增長的速度快而已。

為什麼高投資在中國沒有擠出或壓抑消費？我們知道生產投資產品和消費產品都需要原材料。而西方經濟學模型假設自然資源是固定的，因此在給定資源下如果把過多資源用於生產機器和基礎設施，那麼留給消費品生產的自然資源必然減少。問題在於這個假設是錯誤的。在工業革命之前，煤炭和石油都是沒有用的地下資源，是由於工業革命才被大量發掘和開採的，因此工業革命中會有更多、更新的自然資源被用於生產機器和消費品，投資不僅不會壓抑消費，反而會提高生產消費品的技術和中間要素投入。中國也一樣，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末的重工業發展高潮之前，發展的主要是輕紡工業，需要的原材料主要是棉花和農副產品，後來才是人造纖維、煤炭、冶金、石油等。中國在以鄉鎮企業和小商品生產為主的20世紀80年代根本就沒有產生對澳大利亞礦產的巨大需求，20世紀90年代以後這種巨大需求才由於重化工業革命的爆發而出現。“黑板經濟學家”誤以為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和勞動力，其實任何工業產品生產中消耗最多的生產要素是原材料而不是資本和勞動，原材料成本在所有生產成本中的佔比達到90%以上。工業化需要海量的原材料，而這些原材料對於落後農業國家來説是沒有統計意義的沉睡的資源，只有工業化才能讓它們煥發青春。一旦原材料被大規模開採和應用，投資和消費就可以同時增長，但是消費在初期不會比投資增長得快，一是因為勞動力過剩，二是因為原材料開採和加工本身是資本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投資或進口。傳統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根本沒有正確地反映原材料的位置和價值，雖然GDP統計的是增加值（即扣除原材料價值後的產值），但是工業化的規模效應決定了原材料數量和種類的擴張對GDP增長的貢獻。而這個貢獻往往被錯誤地包含在所謂的索羅殘差裏。同時也別忘了開採和冶煉原材料的機器也是通過投資獲得的。

因此如果沒有投資，就不會有長期經濟增長。跟着西方教科書鸚鵡學舌的國內經濟學家也許會説，索羅模型告訴我們只有技術進步才是長期增長的唯一源泉，可是這些人忘記了索羅為了推導他的數學模型，暗中假設了技術是一種可以和資本（機器）分離的獨立變量，可是現實世界中技術是內嵌於機器而存在的，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形而上學的實體，因此技術進步必須通過對先進機器的不斷投資來獲得。這也解釋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蹟必然表現為高投資和高儲蓄。

從另一個方面來説，由於民企是市場利潤驅動的，是市場消費需求驅動的，因此只有不斷提高最終消費才能驅動民企去提高投資和技術升級的積極性。這才是刺激內需對於進一步發展壯大民企具有現實意義的原因。在目前國際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制定產業和金融政策進一步刺激內需不失為一個好的對策。

[1] 參見OECD統計數據，見https://data.oecd.org/

natincome/saving－rate.htm。

八、市場化不等於私有化：中印發展比較

做經濟學研究一定不能從已經被別人加入很多假設的數學模型出發，盲目按照西方教科書上的經濟學模型走，而是要多做歷史的和橫向的跨國比較，看清事物的本質。前文中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到歐美日在工業化階段國企發揮過很關鍵作用，這裏我們對處於類似發展條件下的發展中國家做一個橫向比較，即中印經濟發展比較，來看清事物的本質和西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諸多謬誤。

無論按照哪一種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印度都應該比中國經濟發達，因為印度具有以下一些西方流行經濟學理論特別強調的對於經濟發展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特徵。

（1）政治上是普選民主制度，歷史上長期採用的是英國人幫助建立的法律體制。

（2）私有產權保護比中國完善和徹底。

（3）作為英國以前的殖民地，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響歷史悠久。

（4）獨立建國時間更長（1947年）。

（5）語言優勢（英語是印度官方正式語言，是第二母語，按照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觀點，掌握英語是融入西方文明和科技世界的必要條件）。

（6）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和更多的年輕人口。

（7）受西方經濟學教育的精英人士更多，對國內經濟政策影響更大。

（8）具備非常好的地緣政治優勢，獨立以後很少受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

（9）大統一的專制傳統文化比中國弱（按照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的觀點，中國2000年的大統一專制使得中國毫無科技建樹）。

（10）印度還是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耕地大國。儘管印度的國土總面積僅是中國的1/3，但印度的可耕地面積卻比中國大得多，多出54%。

（11）印度的生產要素相比中國更能自由流動。比如，它的金融體制比中國自由，股市比中國健全；印度的土地是私有的而且可以任意在市場上買賣；印度沒有户籍制度，人口可以自由流動。

（12）印度也沒有中國那麼多的國企，比如2003年印度國企銷售總額佔比為16%，中國的為45%。印度政府對經濟介入的程度遠比中國政府小得多。

因此，按照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印度幾乎在一切方面（包括制度、資源、生產要素、後發優勢和國際外交空間）具有比中國更好的發展經濟的條件。西方人尤其認為印度的民主、法制、私有產權保護、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所帶來的絕對制度優勢，是中國望塵莫及的。因此難怪所有的西方經濟學家和西方政客都從來看好印度的經濟發展，不看好中國的經濟發展。

然而，印度的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比不過中國。印度目前比中國窮。

印度目前仍有48%的人口沒有廁所，2億3740萬人沒有用上電，佔總人口的18.3%。印度的發電總量和人均電力消費量都只有中國的1/5。

印度的主要糧食作物（稻米和小麥）產量遠低於中國，只有中國的60%。印度的蔬菜和水果產量只有中國的1/3。輕工業最重要的原材料和農作物之一是棉花，而在棉花生產方面，中國的原棉產量比印度高出40%以上，中國的棉花畝產量是印度的2.5倍左右。

中國農業總體上的機械化率2014年是60%。相比之下，印度農業總體上的機械化率則遠低於50%。在2014年，中國三大農作物中，小麥生產已經93.7%機械化，玉米生產已經79.8%機械化，大米生產已經73%機械化。農業機械化的最大難關是栽培：中國農作物栽種的機械化率為49.2%，印度是29%。

如何解釋中國農業相對於印度更大的成就？按照傳統西方思路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可能會説中國農業取得巨大成就的唯一答案就是農村土地改革將土地從計劃經濟推向了市場化和私有化。但是這個答案不僅不全面，而且具有誤導性。印度土地的私有化率是100%，而中國目前仍然沒有將土地私有化，那印度農業表現為什麼沒有中國農業出色？不是説只有私有制才是最佳的產權制度、才最能刺激生產積極性嗎？

我們知道農產品中利潤率最高的作物是蔬菜和水果，而在這個方面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差距最大。中國的果蔬產量從1980年的6000萬噸，飆升到2003年的4.5億噸；相比之下，印度的果蔬產量在1980年與中國接近，有5500萬噸，到2003年只升到1.35億噸，比中國少了整整3.15億噸。中國的農作物構成也比印度更加多元化，其中畜牧業和漁業佔比在2005年接近45%，而印度不到30%。中國實際上只有10%～15%的土地適合農業耕作，而印度卻有50%的土地適合農業耕作。但是中國卻開發出54.6萬平方公里的可灌溉農業土地，灌溉面積達到40%，而印度只達到23%。

我們再來看工業。印度的鋼鐵和水泥產量目前都只有中國的1/9。全球前十大港口中國就佔有8個，而印度沒有任何一個港口能夠進入全球前30名。2017年印度的GDP是2.6萬億美元，中國是12.24萬億美元，接近印度的5倍。2017年印度人均GDP為1940美元，中國的人均GDP為8827美元，是印度的4.55倍。也就是説，從人均GDP（即個人生活水準）的角度看，印度與中國的差距差不多達到中國和美國的差距。但是從衡量國家總體經濟實力的角度看，中國的GDP快要接近美國的65%，但是印度的GDP只略多於中國的1/5。也就是説，無論是從個人生活水平還是從國家總體實力的角度看，印度都無法與中國相比。印度建國初期比中國富裕，但是目前已經被遠遠拋在後面。雖然目前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中國，但是即使假設從今以後印度GDP的增長率可以長期維持在7.5%，中國為6.3%，那麼印度也需要120多年才能趕上中國。

這些數據説明，把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簡單地歸功於“私有化”是有失偏頗的。中國清朝的土地私有產權制度比同時期的歐洲還要好，但農業生產力卻十分低下。民國時期繼續保留了以前的土地私有產權制度，然而農業生產力仍然十分低下。但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農業和製造業的經濟成就的確與引進市場因素密切相關。

這説明什麼？説明“私有化”並不意味着“市場化”，説明“私有化”程度的高低並不一定意味着“市場化”程度的高低。縱然中國農業的“私有化”程度遠遠低於印度，但是中國農業的市場化程度遠遠高於印度，否則不會看到中國如此發達的蔬果貿易和農產品的跨地區分工生產。事實上，印度整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很低，市場很不發達；無論是農產品市場，還是小商品市場，抑或是重化工業品市場，印度都比不過中國。

那麼問題來了：私有化程度遠不及印度的中國，其市場化程度為何卻遠遠高於印度？答案是被傳統西方經濟學忽略和誤解的兩個基本經濟學原理（文一，2016）。

（1）市場本身是一個公共品，需要國家力量去創造；而中國創造市場的國家力量遠遠大於印度，因此印度農業不發達不是因為私有產權不發達，而是缺乏國家能力去創造統一的國內農產品市場。這個市場不是依靠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就能夠創造的，無論私有產權保護多麼完善，民主體制多麼西化。市場需要國家力量去創造。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中國政府幫助企業創造市場的國家力量都比印度強大，因此中國的市場規模遠遠大於印度。諷刺的是，印度的普選民主制度和英國人留下的法律制度絲毫沒有能力懲治政府官員和警察系統的腐敗，而中國卻能夠嚴厲打擊腐敗。

（2）企業的所有制（產權）形式與它的市場競爭力沒有關係，關鍵在於管理和內部激勵機制。國企、私企和集體所有制企業都可以參與市場競爭；如果管理得好，國企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不一定比私企的效率差，而且資本積累速度可能更快，員工福利更好。這就説明了為什麼雖然中國農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制的，但是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競爭力和創造力可以遠遠高於印度。而且在各種保險市場缺乏或沒有充分發育的情況下，土地集體所有制遠比土地私有制更能夠保護農民的根本利益。

九、4萬億元刺激方案的經濟學評估

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大衰退期間，發達國家和中國都出台了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比如美國政府出台了比中國規模還大的財政刺激計劃，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額外推出了美國有史以來和人類工業史上至今為止規模最大的貨幣刺激方案（如美國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僅在2008～2010年，美聯儲為拯救美國經濟就購入了相當於GDP8.7%的私人債券，2013年這個規模更是達到GDP的22%）。從2007年12月到2017年5月，美聯儲為投放貨幣而在市場上回購了海量的金融資產，其總資產從8820億美元增加到4.473萬億美元，增長了4倍多；與此同時，美聯儲總資產相當於GDP的比重從2007年第四季度的6%增加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23.5%。另外，歐洲好多國家為了應對這場經濟危機也出台各種財政和貨幣刺激計劃，到目前為止很多歐洲的銀行利率仍然是負的（Dong and Wen，2018）。這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大規模刺激方案並沒有能夠有效阻止經濟大衰退，GDP跌幅和失業率都創二戰以來歷史新高。然而，這樣創紀錄的大規模的政府幹預很少遭到中國國內經濟學家的批評，但是他們喋喋不休地貶低中國政府2008～2009年同樣為對抗全球經濟危機推出的4萬億元刺激計劃。他們批評説這個刺激計劃沒有效果，反而造成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和產能過剩。

這種批評不僅採用了雙重標準（他們沒有指出美國2001～2007年的房地產泡沫才是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和最大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這個危機直接導致全球產能嚴重過剩，卻把產能過剩問題推給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而且對基本事實置若罔聞。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中國的4萬億元刺激計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以及它與歐美的經濟刺激計劃相比孰優孰劣。

首先，即便出台了大規模的刺激計劃，美國和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能夠避免大衰退，它們各自的真實GDP都在2008年以後相對以往增長趨勢永久性地下降了10%以上。從圖1～圖6中可以看出，儘管都出台了經濟刺激計劃，只有中國避免了一場大衰退，實現了危機前後的平滑過渡，而不像美國和歐洲那樣GDP相對於長期增長趨勢出現了10%的斷崖式的長期性下跌（即跌到了一個更低的平台，雖然增長率恢復了）。原因在於中國的4萬億元刺激計劃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2009～2010年的反彈超過以往10%的平均增長率（達到12%），而美國和歐洲的反彈不夠大，只是剛好回到原來的平均增長率。我們知道，增長率的一次性短暫下跌就意味着GDP水平的永久性下跌，因此為了抵消2008年危機中增長率下降給GDP帶來的永久性負面影響，刺激計劃必須要“矯枉過正”，使得增長率相對於平均趨勢有短暫的過度正面反彈，否則就會出現GDP水平的永久性下降。可惜，歐美國家的海量貨幣刺激計劃未能做到這一點。但是，得力於國企的逆週期投資，中國的4萬億元刺激計劃做到了，使中國經濟在工業化的關鍵轉折點避免了一場大蕭條，反而使中國在一場洗滌全球經濟的危機之後傲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結果是，這場經濟危機不僅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造成自大蕭條以來最為沉重的打擊，而且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災難。以金磚國家為例，它們的出口都受到重創，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和中國對外出口相對於危機前10年的長期趨勢分別永久性地暴跌了17%、49%、6.5%、19%和44%。這樣巨大的出口下降必然會給GDP帶來一個巨大的乘數效應和災難。按照經驗規律測出圖4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美國實際GDP增長率圖5歐洲實際GDP（2010年不變價）注：原始數據單位為10億歐元，所取自然對數值為圖中對應數值。的需求乘數效應，經濟學家預測這些國家的GDP也應該由於總需求中的出口長期下降而永久性地分別下降3.4%、22%、2%、9%和25%。然而從實際數據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的GDP的確分別（長期）下降了3%、23%、1%和8.3%，非常接近經驗規律所預測的GDP跌幅，但是唯有中國的GDP沒有如所預測的那樣斷崖式下降25%，而是隻相對於長期趨勢小幅下降圖6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歐洲實際GDP增長率了2.5%。這恰好是因為中國出台的4萬億元刺激計劃發揮了巨大作用，而其他金磚國家則沒有出台經濟刺激計劃，因而在2008年以後一蹶不振，被人們嘲笑為“火磚”國家。按照跨行業和跨省份經濟學實證分析和數學模型的推導（Wen and Wu，2017），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國有企業沒有像私企那樣在這場世紀大衰退中大力自保而降低投資，而是逆流而上，幫助中國成功抵禦了這場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有可能置正在爬坡的中國經濟於死地（即變得像其他金磚國家那樣一蹶不振）的全球衝擊。

國內有一種批評的聲音將中國目前的過剩產能歸罪於4萬億元刺激計劃。但是前面提到這個批評採納的是雙重標準。這種雙重標準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它沒有客觀承認西方國家在任何一次經濟蕭條期間都會有嚴重產能過剩。比如美國在19世紀出現過15次大的金融危機，1907年和1929年還又出現了兩次差點毀滅全球經濟的大蕭條，歷史上經濟蕭條期間的實際產能利用率常常低過60%。危機期間上游產業和重工業的產能過剩尤為嚴重，這是因為下游產業的投資需求（因消費下降而）極度萎縮。一般來説，消費每下降1%，投資就會下降5%左右，是消費跌幅的5倍左右。又比如，在美國19世紀的鐵路建設高峯時期，從中西部大城市聖路易斯到亞特蘭大只需要兩條鐵路，但是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廠家修建了20條鐵路，最後有18條破產，給美國經濟帶來嚴重信貸危機和資源浪費。第二，中國這次主要體現在重工業的產能過剩是由在美國肇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帶來的結果，它使得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產生了嚴重產能過剩。然而作為一個在美國高等研究機構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和世界經濟週期研究的學者，筆者很少聽到國內經濟學家批評歐美發達國家常常是全球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常常對全球經濟發展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卻常聽到他們異口同聲地譴責使得中國經濟避免了西方式衰退的4萬億元刺激計劃，卻選擇性忽視比如希臘這個高收入國家從此一蹶不振和其他金磚國家變成“火磚”國家。不知道這是因為國內經濟學家“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儒家風度，還是因為魯迅所批評的那種“在異族面前”表現出來的二元人格。西方任何具備公正判斷力的經濟學家都不會像他們這樣對中國的成就如此不自信和妄自菲薄。

任何經濟政策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就像任何治病救人的藥物一樣，問題在於這些副作用是否超過正面的積極作用。出現了副作用，當然需要事後引進新的措施去消除，但這絲毫不等於説當初不需要採納這些有副作用的政策。

國企需不需要改革？當然需要，正如所有的民企也需要不斷改革一樣。隨着經濟結構的不斷演化、國內外市場需求的不斷變化、產業技術的不斷升級、資金與技術門檻的不斷變化、中國新的互聯網經濟結構對新型公共品和公共服務需求的上升，任何想要長期在市場競爭中和正在興起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中立於不敗之地的企業都需要改革。

但是改革的方向有很多，繼續私有化並非國企改革的唯一方向和選擇。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改革的大方向都是管理，而不一定是基本制度安排的變化；既可以是股權和產權的調整，也可以是讓企業的產品不斷適應市場的變化，還可以是讓企業內部決策機制和激勵機制不斷調整以應對外部競爭，也還可以是改變人事升遷體制以提高管理決策水平。但是不改變所有制基本性質絕不意味着不可以讓低效率的國企倒閉和破產。在營利性領域，失去市場效率和競爭力的國企和私企既可以被富有競爭力的私企吞併，也可以被富有競爭力的國企吞併，也可以破產後通過債務重組重新上市。

既然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是國企存在的理由之一，那麼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無疑應該是更好地做到不斷為民企轉移和提供自己研發出來的高新前沿技術，將軍事技術轉化為民用技術，就像美國的GPS一樣，扶持和培育民企的科技創新和盈利能力，讓民企發展得更好更快。

民企改革的目標是提高盈利能力，而非營利性領域國企改革的目標仍然應該是以提高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水平和效率為主，否則如果讓這類國企完全追求利潤回報率，就會造成國企在提供公共品服務的動機方面的扭曲，比如國企大量進入房地產行業就是因為過分要求國企提高盈利動機而出現的一個很不好的現象。國企的主要目標是服務於國家整體利益，填補市場機制的不足，輔助國家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自主研發新技術，為民企提供價廉物美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向民企輸送新技術，為民企開拓市場。但是即便是非營利性國企也要儘量做到自負盈虧，降低道德風險。因此，經濟學家不應該用利潤回報率去“一刀切”地要求國企，這會迫使所有國企進入套利領域去與民爭利，而不是做好本職工作。

十、結論

國企與民企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它們只是社會分工不同，目標都是一致的。在民企做不好、達不到的地方需要國企，在國企做不好、達不到的地方需要民企。民企使得個體的局部利益最大化，國企使得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最大化。兩種利益都需要捍衞和兼顧，做到相得益彰。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奇蹟，恰好是兩者兼顧的結果，因此既有民企的功勞，也有國企的功勞。否則無法解釋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所取得的成績為什麼不僅遠遠勝過那些盲目採納“私有化、自由化”的東歐國家和俄羅斯，也遠遠勝過那些本來就一直採取資本主義私有制制度的拉美國家。而歐美發達國家之所以工業化成功，恰好是因為它們自身並非如媒體和教科書所説的那樣只依靠“看不見的手”，而是也同時依靠了“看得見的手”（喬治·佛梯爾，2017）。缺乏國家力量主導的市場經濟，不過是羊腸小道，而不是高速公路。在能夠看見“高速公路”的地方，一定要去考察其背後的國家力量。對威尼斯如此，葡萄牙如此，荷蘭如此，大英帝國如此，美利堅合眾國如此，對日本也是如此。

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需要繼續通過行政管理改革去不斷扶持和壯大民企，使得民企儘早、儘快成為全球競爭性產品市場中引領技術創新的龍頭和主力軍，也需要在發展和壯大民企的同時做大做強那些能夠在關鍵領域捍衞國家根本利益、保障公共安全、實現技術趕超、提供高質量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國企。對高質量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只會隨經濟的增長和工業化的推進而迅速提高，而不會下降。在這些方面，中國不僅面臨巨大的來自實踐和現有理論的挑戰，也面臨為所有第三世界落後國家做出榜樣的壓力。英國工業革命至今已經250年，而目前世界上卻只有13%的人口能夠生活在完全工業化的國家。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落後國家缺乏強大的國家力量和意志去創造出一個統一、安全、有序、有效的能夠讓規模化大生產方式盈利的現代“市場”。這個市場的骨架和運行規則只可能由國家力量來提供，因為它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穩定、社會信任和基礎設施。這三大基石缺乏的地方不會出現市場活動。而基礎設施直接決定了市場的時空結構和物流的方向、大小與速度。那些把國家與市場對立起來，把國企與民企對立起來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恰好是造成俄羅斯經濟改革失敗、非洲的“貧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華和不斷滋生的債務危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