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抗美援朝戰爭題材小説創作:鼓盪革命英雄主義的時代強音_風聞
晚睡青年-2020-11-02 15:12
轉載來源:中國軍網-解放軍報作者:高靜責任編輯:於雅倩
原文鏈接:http://www.81.cn/yw/2020-10/28/content_9926188.htm
前些天大家都在紀念抗美援朝70週年,我也去看了所謂的“獻禮片”金剛川,我和廣大網友一樣對它並不買賬,觀網的幾位也出了視頻從不同角度評論。大家還是在惋惜,為什麼這些年我們總是拍不好抗美援朝。恰好我在中國軍網翻到了一篇介紹不同時期的關於抗美援朝題材的文學作品的文章,介紹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以下是原文:

鼓盪革命英雄主義的時代強音
——抗美援朝戰爭題材小説創作回眸
■高靜
今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對於中華民族來説,70年前的這場戰爭,既是一場保家衞國的反侵略之戰,也是一場以弱勝強的非對稱之戰。在這場戰爭中,魏巍、陸柱國、巴金等著名作家都到了前線,創作出《誰是最可愛的人》《上甘嶺》《團圓》等真實反映這場戰爭的優秀文學作品;這些作品所承載和弘揚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激勵和撫慰了前線浴血奮戰的官兵,也極大地調動並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情感;很多作品後來更是成為經久流傳的紅色經典,對新中國文學的建構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70年來,這場影響深遠的戰爭也時時牽動着後輩作家們的目光,不斷有新的作品湧現。
簡要梳理,不難發現,隨着歷史語境和文學潮流的更新、嬗變,不同階段的抗美援朝戰爭文學創作在觀念、主題、文體、形式、內容等方面亦表呈出不同的面貌,但對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弘揚始終不曾中斷;不同年代的作家對這場戰爭的接續書寫,最終匯聚成刻錄英雄壯舉、鼓盪時代精神的文學強音。
抗美援朝戰爭題材文學創作初期,繼承瞭解放前的革命文藝傳統,它首先是一場主題性、組織化的文學創作運動。戰爭爆發之初,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就號召全國文藝工作者“運用各種各樣的文藝形式”,“為保衞和平、粉碎戰爭販子的陰謀而鬥爭”,僅1950年6月至1953年10月,就先後派出三批戰地作家記者團奔赴前線採訪。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發表在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產生了極為廣泛而熱烈的社會反響,“最可愛的人”也成為志願軍官兵的代名詞。同樣登上《人民日報》頭版的戰地詩歌《打敗美帝野心狼!》後來被譜寫成曲,成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歌》。巴金曾前後兩次赴朝,傳回了《一個英雄連隊的生活》《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等34篇戰地通訊。陸柱國的《上甘嶺》和巴金的《團圓》等小説,後來還被改編成電影《上甘嶺》《英雄兒女》等,影響巨大。
從1950年10月出兵至1958年10月部隊全部撤回,抗美援朝戰爭題材文學創作隨着戰爭形勢的變化,相應形成了三次高潮。可以説,在物質匱乏、保障艱難的情勢下,經由組織化的生產傳播機制,抗美援朝戰爭文學創作弘揚了愛國主義與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最大程度地凝聚起了中華民族的磅礴力量。魏巍後來回憶時談及,《誰是最可愛的人》等作品表現出的“朝氣蓬勃的革命精神,激揚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任何敵人也壓不倒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是1950年代剛剛從幾十年戰爭中解放出來的人們所擁有的、也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精神。
一般而言,小説創作往往需要與事件拉開一定時間距離,需要通過想象、虛構的文學形象來表達。因此,這一時期抗美援朝戰爭小説在數量和質量上形成較大落差。一方面,創作熱情高漲,僅1950年代就出版長篇小説8部、中篇小説18部,短篇集10部;1960至1970年代有長篇小説5部,短篇集8部,題材亦很廣泛,包括鐵路工人蔘加抗美援朝戰鬥(楊朔《三千里江山》)、志願軍空軍英勇作戰(魏巍、白艾的《長空怒風》)等內容。另一方面,小説的藝術質量卻並未達到理想的水準。有的小説中,英雄人物形象單薄、性格單一,結構佈局不盡合理,精細描寫略顯不足,存在一定的模式化與概念化問題。這些現象在當時就被批評為“不能真正地、深刻地理解生活與人物”。整體而言,組織化、一體化的抗美援朝題材文學創作最大限度地調動起文學資源,有效且有力地完成了對於家國主題、崇高意識、愛國精神的敍事和表達。
需要特別論及的是魏巍的《東方》與孟偉哉的《昨天的戰爭》。兩位作家都親歷過抗美援朝戰爭,這兩部長篇小説也都是新時期文學結出的碩果。魏巍的小説把眾多英雄人物的共性與個性、戰爭的進程及前後方聯繫、戰爭本身的意義及軍事與政治工作上的經驗等內容全都表現出來,以“激發人們的革命戰鬥性,發揚革命精神”“為將來的反侵略戰爭作準備”。長達80餘萬字的《東方》雙線並進,將前線戰役與後方建設連綴鋪開;既寫英雄人物楊雪、徐芳和郭祥等人的模範事蹟,也寫他們之間真摯動人的愛情;既寫陸希榮與李能從戰鬥英雄和土改功臣蜕化為敵對分子的曲折歷程,也寫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關係等問題;對人物情感關係微妙細膩的描繪,體現出對於美好愛情的追求,使得人物更加立體豐滿;既彰顯出無產階級的崇高道德觀念,也更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展現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觀念和美學品質。《東方》於1978年出版,1982年獲得茅盾文學獎。丁玲讀完《東方》之後,認為小説寫出了“一個時代最精粹、最本質的東西”“要想真正瞭解那段歷史,還要看《東方》”。從魏巍的創作歷程看,可以説,他始終堅持革命英雄主義敍事的文學傳統,堅持描寫生活與人性的複雜,將革命英雄主義作為時代精神與民族品格進行濃墨重彩的深描,深刻反映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塑造出了典型而立體的人物形象。
孟偉哉的抗美援朝戰爭題材小説寫作路徑亦大體如此。他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內容廣度與讓革命英雄從典型環境中生長出來的人物塑造方法。《昨天的戰爭》以團長周天雷的活動來結構小説,以進行時態描寫戰爭歷程。小説將抗美援朝戰爭置於世界歷史的大座標中,為眾多富有典型意義的人物營造了真實的環境,也使得小説獲得深厚的歷史縱深感。周天雷這個人物凝結了作家對人民羣眾創造歷史的情感和想象,抒寫了濃重的革命浪漫主義情懷。孟偉哉此後還寫作了數篇抗美援朝戰爭題材的短篇小説,如《一個參謀和三個將軍》《頭髮》《戰俘》《被俘者》等。《一座雕像的誕生》對革命者的道德觀念和人性的美好進行了富於激情且精準細膩的描寫。可以説,孟偉哉的創作在塑造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英雄形象的同時,也提升了抗美援朝戰爭題材小説的美學品格。
新時期以來的抗美援朝戰爭題材文學創作,融入戰爭文學的宏闊主題和視域,受到“人”的文學思潮影響,表現重點也由集體主義的、大寫的“人”變為更加人性化的“個人”,創作主體普遍更加關注戰爭境遇下人物的命運遭際、情感狀態和心靈世界。有的小説採用“我”的第一人稱視角來講述父輩的故事,通過“父”與“子”的對話,將戰爭與人的命運關係引向形而上的哲學思辨,對人的命運給予更深層次的觀照。
進入1990年代後期及至21世紀,一批懷揣使命感、責任心的軍旅作家基於對更多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資料的掌握和對志願軍老兵的採訪,重新燃起抗美援朝戰爭題材文學創作的激情。從傳統的報告文學到新崛起的非虛構寫作,從中短篇小説到長篇小説創作,抗美援朝戰爭題材文學創作漸趨活躍。1999年,王樹增創作出版了長達60萬字的長篇非虛構文學《遠東:朝鮮戰爭》。王樹增渴望通過對那些個體生命的細膩書寫,找到他們在極端條件下創造這場無與倫比的戰爭奇蹟的秘密,找到中華民族於這場戰爭中展現出的信仰與精神力量,進而呈現出一個民族的精神志與心靈史。
進入2010年代,王筠相繼推出兩部、共計百餘萬字的長篇小説《長津湖》(2011年)與《交響樂》(2019年)。《長津湖》聚焦於抗美援朝戰史上最為慘烈悲壯的長津湖之戰,《交響樂》則再現了抗美援朝戰爭第五次戰役全過程。志願軍是如何在超出人類極限的極端惡劣環境中創造奇蹟的?這一問題成為這類抗美援朝戰爭題材長篇敍事作品的主線,筆者將其稱為抗美援朝戰爭題材文學創作的“再主題化”。王筠的抗美援朝戰爭題材長篇小説在二元對立的階級敍事與革命英雄主義讚歌以外,開闢了從文化衝突視角詮釋和平價值與人性昇華的新鮮視域。這種拓展使得《長津湖》與《交響樂》具有了超越性的文學向度,顯示出與以往同類作品的顯著差異。在《交響樂》中,馬永禮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傳統文化的代表,他保持德不孤必有鄰的道德信條,感化了美軍的紐曼上尉。
王筠在塑造人物時總是讓他們貼着讀者走,讀者彷彿零距離接近人物、零距離貼近戰爭,感受戰爭對人物命運的影響和改變。文化衝突視角的主題發掘同時也導向敍事形式的探索,《交響樂》以卡爾維諾“負時間”的倒敍開頭,又以“負時間”講述進入尾聲,前後敍事的空間跨度大,彷彿交響樂章中的第一部分“呈示部”與第三部分“再現部”。當中的空間緯度敍事,則是第二部分的“展開部”。形式與主題對應,《交響樂》以氣勢恢宏的筆調,譜寫了一曲蕩氣迴腸、直擊心靈的悲壯讚歌。王筠的抗美援朝戰爭題材小説因而表現出深厚的人文主義情懷。
自覺堅守對戰爭歷史的崇高敬意與軍旅小説的美學追求,西元近年來連續創作了三篇抗美援朝戰爭題材的小説——《遭遇一九五○年的無名連》《死亡重奏》與《無名連》。《遭遇一九五○年的無名連》以指導員王大心帶領幾個戰士受命到一個荒無人煙的戈壁荒廢小站搬運水泥為小説前景,以王大心從廢舊雜誌上看到1950年朝鮮戰爭的第一個冬天,整整一個連的志願軍戰士為伏擊美軍,竟全部凍死在陣地上無一生還的故事作為小説背景,表現了軍人不怕犧牲、堅韌頑強、不慕名利的英雄精神。西元是帶着極為濃烈的情感來書寫抗美援朝戰爭的,他渴望依靠精神性的書寫抵達未曾經歷過的悲壯時刻,與先烈對話。在《死亡重奏》中,西元運用回憶、對話等方式從不同側面描繪了人物的前史,普通士兵上官富貴、王盡美等人經歷過的巨大傷痛、苦難與百年舊中國的命運勾連在一起,河南、安徽、東北等地理風俗在人物的記憶和感受中被富有質感的文學語言細膩復現。嚴肅的精神對話、劇烈的情感撞擊,使得《死亡重奏》形成一種獨具特質的戰爭美學風格。這篇小説借用西方音樂形式,細膩、詳盡而嚴謹地描寫了各種死亡情景和殘酷戰鬥,詩化地鋪展開人物犧牲的壯烈,由此形成一首動人心魄的“死亡重奏”。這源自作者對戰爭美學的獨特思考。對於西元來説,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實現對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的致敬。因此可以説,西元的抗美援朝戰爭題材小説,是一位軍旅作家對英雄主義精神內核與崇高戰爭美學嚴肅而深沉的當代書寫。
作為一場戰爭,它已遠去;作為文學題材,它則歷久彌新。從規定主題的集團化衝鋒,到20世紀八十年代的“背景化”寫作,再到21世紀初年的“再主題化”敍事,70年來的抗美援朝戰爭題材小説創作,因應着中國當代文學自身的發展邏輯,表達了深沉而厚重的民族情感,抒寫了高蹈且深邃的戰爭史詩,鼓盪着革命英雄主義的時代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