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林則徐主張中國自產鴉片嗎？（續補）_風聞

文本解讀，不宜以偏概全，更不能斷章取義。至於研究歷史，並不只看表面文章，實際上也不排斥甚至經常做一些適當且合理的猜測和想象。那麼可不可以猜測：這篇《查議銀昂錢賤除弊便民事宜折》，雖然沒有明言弛禁種植罌粟、建議自產鴉片，但真實的用意，卻其實是以一種隱晦的表達方式來試探道光皇帝的態度呢？做這樣的猜測，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作為對照，真正的鴉片弛禁論首先就是以一種曲線的方式提到道光皇帝面前的。

眾所周知，鴉片弛禁論的代表人物是許乃濟，他在1836年6月（時任太常寺少卿）奏請允許外洋鴉片以貨易貨入口、照常納税，並寬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但是早在1834年11月，這一方案實際上已經推銷到道光皇帝面前，《兩廣總督盧坤奏請對英人私販鴉片一事應暫為羈縻約束再圖禁絕片》內稱：

【“總之，勢成積重，驟難挽回。有謂應行照昔年舊章，準其販運入關，加徵税銀，使夷人不能以無税之私貨為售賣紋銀者。有謂應弛內地栽種鶯粟之禁，使吸煙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紋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其説均不無為見，然與禁令有違，窒礙難行。”】

盧坤錶示，准許鴉片合法納税輸入以及放開栽種罌粟這二條意見都有可取之處，但與朝廷禁令相違而不可行。這就是典型的試探。但是僅憑這段文字本身並不能得出這個結論，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事情的前因後果有明確記載。梁廷柟《夷氛聞記》述其原委説：

【光祿寺卿許乃濟之觀察粵東也，稔知非恃文告可禁，害將無所底止也，時懷隱憂而未得所以清源之法。其同年生順德何太青，令仁和、擢丞乍浦，罷歸，誼最投契，從容為言：“紋銀易煙出者不可數計。必先罷例禁，聽民間得種罌粟。內產既盛，食者轉利值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不來，來則竟弛關禁，而厚徵其税，責商必與易貨，嚴銀買罪名。不出二十年，將不禁自絕。實中國利病樞機，如無敢舉以入告何!”乃濟大為所動，以質教官之監課書院吳蘭修者。蘭修故嘉應名士，號多聞留心世務者也，亦是太青言，退為論曰《彌害》而暢明之。總督盧坤、巡撫祁土貢見而心折。蘭修更約其長學海堂同事南海熊景星、番禺儀克中，各著論以與為輔翼。坤隨述《粵士私議》，附片陳焉。以例方嚴，僅約略其詞，終不敢明請弛禁。】

按一，許乃濟1833年出任光祿寺少卿前在廣東為官8年，歷任肇羅道、督糧道、高廉道。高廉道加按察使司副使銜，很多著述徑稱許乃濟曾任廣東按察使，或有不確。

按二，何太青與許乃濟同為嘉慶十四年己巳科進士（是謂同年之誼），何在許的家鄉浙江為官，從嘉興海防同知（駐防乍浦）罷歸廣東後，許尚在廣東為官，二人關係密切並不奇怪。

按三，吳蘭修、熊景星、儀克中三人均為舉人出身，皆為與廣東官方關係密切的地方名士，兩廣總督阮元創辦的學海堂集廣州4所書院於一體，吳蘭修是第一任學長，熊景星後續也曾出任學長。

梁廷柟同樣是廣東名士，不過他的立場是堅定地站在禁煙及林則徐這一邊。《夷氛聞記》成書於道光末年，是關於鴉片戰爭的當代史，所述盧坤以曲筆奏請開禁鴉片罌粟之事原委，指名道姓如此具體而未見置疑，當無不虛。此奏上達後，道光皇帝置之不論。不到一年時間，盧坤卒於任上。然後就是許乃濟的明確奏請，也並無新意，不過是“取蘭修舊説，稍稍潤飾條上。”

參照弛禁外洋鴉片及本土罌粟意見的出籠經過，1833年5月的《查議銀昂錢賤除弊便民事宜折》比1834年11月的盧坤奏片還早1年半。如果此折是出自廣東而非江蘇，那麼我們當然會考慮其中出現“兩害相較”的二句話是否別有用意，而且多半會認定這是試探道光皇帝態度的更早的一步。但實際完全相反，這二句話來自江蘇而非廣東，更來自禁煙立場堅決的林則徐，那我們就可以完全排除疑慮、不作多想嗎？也不是，該疑則疑、有疑則釋疑，方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當然，這裏有必要提請讀者注意，廣東的弛禁論與江蘇的兩害相較論是有本質區別的、甚至可以説是截然不同的。廣東的弛禁論相信土產鴉片可以代替外洋鴉片，從而減少白銀外流，所以鼓吹鴉片輸入與內地自產儘可一體弛禁。而江蘇的兩害相較論，則認為自產鴉片不可能影響外洋鴉片輸入，所以必須嚴防緊守外洋鴉片輸入。注意，這裏的思維方式是兩害相權去其重，而非兩害相權取其輕。照此分析，江蘇的兩害相較論更像是專門針對廣東弛禁論而提出的駁論，只是此時廣東的弛禁論尚在醖釀中，江蘇方面不一定有所聞。但即使主觀上沒有針對弛禁論的動機，客觀上確有針對弛禁論的效果。難道不是這樣嗎？！

以經濟思想史的角度，《查議銀昂錢賤除弊便民事宜折》是一篇重要的文獻，比如它首次提出中國自鑄銀幣，而其中最突出的觀點則在我們討論的這一整段文字中，即：鴉片輸入乃白銀外流的主因，其對國計民生的危害完全不可接受。因此，這也是一篇重要的禁煙文獻。但奇怪的是，長期以來，相關論者可以從中摘取詞句用來説明林則徐堅決禁煙的立場（這完全沒有錯），卻吝於全面清楚地説明這堅決的立場因何而來。偶有指出，這是林則徐關於禁煙的第一個奏摺，也同樣吝於全面地分析和説明。這表明，有意無意的避諱確實存在。更奇怪的是，林滿紅斷章取義，從整段文字單挑出二句（甚至是在這二句中又只挑出前面的一句）加以曲解，斷言林則徐主張弛禁鴉片以減少白銀外流（這完全是錯誤的），已有一二十年之久，竟未見批駁。這説明，奏摺中“兩害相較”這二句確實在相當範圍及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學界的疑慮和困惑，迄今而未解。

文本誤讀之外，疑慮與困惑到底在哪裏？也許與在鴉片戰爭後的1847年，林則徐又有近似的文字表述大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