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不敢打工人，現在遍地打工人_風聞

“累嗎？累就對了，舒服是留給有錢人的。早安，打工人！”

“  生活裏80%的痛苦來源於打工，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打工，就會有100%的痛苦來源於沒錢。  ”

“今天去看牙醫，牙醫問我年紀輕輕的牙齒怎麼磨損這麼嚴重？我説這些年，我都是咬着牙過來的。加油，打工人 ！”

“今早坐地鐵去上班，過安檢時檢測儀一直在響，安檢小姐姐讓我把所有東西掏出來檢查後，還是一直響不停。之後安檢小姐姐問我是幹什麼的？我昂首挺胸説自己是打工的，她説，好傢伙，  難怪檢測出了鋼鐵般的意志！  ”

“打工你會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都活不下去，早安，打工人！”

一時間，全網都刷滿了打工人語錄。

那些詼諧幽默的文案裏，不少能讓人開懷大笑，但笑着笑着，又笑出了眼淚。

在這個蕭瑟秋天裏，讓人難免產生一種複雜的情緒。

以前，年輕人喜歡把自己工作稱呼為“  幹事業  ”，説話都是“項目”、“流量”、“資金”、“上市”這些高大上的術語。

結果，隨着時間的流逝，資本一次次在明裏暗裏，有堂而皇之的，有陰謀詭計的，用盡各種姿勢，把社畜盤剝得乾乾淨淨體無完膚時，大家才終於幡然醒悟，認識到自己無產階級的本色。

有人星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里，少年不識愁滋味，老來方知行路難。被生活重錘的社畜，在社會的教育下，終於開始發出無聲的哀嚎：

出來做份工而已，你我都是打工人，不要再裝了！

前不久，爆紅短視頻《  朱一旦的枯燥生活  》的導演  張小策  ，突然在微博宣佈離職，輿論一片譁然。

這件事最具戲劇性的一幕，就是  創作社畜悲劇出名的社畜編劇，再無法忍受社畜生活後，主動選擇了結束社畜生涯  。

而天天演出枯燥老闆的旦總，大家終於發現原來是本色出演。

張小策的才情早已得到公認，他身兼導演、策劃、編劇、配音、演員數職，可以説朱一旦這個網紅IP，就是他親手打造出來的。

關於社畜吐槽老闆和職場的內容，互聯網上多如牛毛，張小策反其道行之，以老闆的視角出發，公然地仗勢欺人，漫不經心地戲耍員工，還表示這樣的生活很枯燥。

果不其然，視頻不脛而走，悄無聲息地就紅起來了。

此後，張小策的生活，就是“凌晨4點起來給孩子餵奶，喂完奶開始寫劇本，8點出發去上班”，連去了片場，還得順便帶娃。

重壓之下，明明是酷暑的天，他卻説身子發冷。

張小策這麼努力，得沒得到應有的回報，我們不得而知，  張小策在回應網友們對這件事的猜測時，也説自己是為了追求理想辭職的  ，不是大家想的那樣，給朱一旦留足了面子。

但無論回報是不是足夠的，張小策作為《朱一旦的枯燥生活》最大的功臣，一人身兼數職，壓力小不了是肯定的。

在互聯網時代，這種腦力勞動者的艱難和心酸，並不比工廠時代的工人小。

更無奈的是，對新時代腦力勞動者的保護，一直都做得不夠。

早在2004年，檢察日報就發過一篇名為《  關注“文化打工仔”  》的文章。

其中説道，“文化打工仔”，就其本質意義上，和一般的打工族其實沒有什麼區別。

如生存的艱難、工作的勞累、心靈的漂泊等，這種生存困境，他們是必須承受的。

這就引申出另一個概念，那就是  寫字樓民工  。

公司的做法，往往是給少數特權精英留下獨立辦公室，然後把剩下的所有人擠進格子間，像極了從前在方塊田裏勞作的佃農。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更為可怕的是，  隨着科技的發展，資本剝削的工具也越來越高明  ，電話可以讓老闆奪命連環call，微信隨時可以讓你半夜起牀。

寫字樓民工們無往不處在枷鎖中。

當然，一些壟斷性的大公司，會給員工比較看上去很誘人的福利，什麼班車服務，工作免費餐，報銷打車費。

但是，江湖套路再深，老鳥一眼就能看穿裏面的陷阱。

企業HR們，動不動強調公司的小資工作環境、扁平化管理、激勵和福利，似乎很令人振奮。

但當你去翻開《管理學原理》這本書時，上面歪歪斜斜每頁都寫着什麼“  計劃  ”“  科學  ”“  效率  ”幾個字。你要晚上悄悄看，從字縫裏觀察，裏面分明都寫着兩個字——  剝削  。

香港曾經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電影《  半斤八兩  》的主題曲。當時的香港，街頭巷尾都是涼茶鋪，而有涼茶鋪的地方，都在播這首歌。

歌詞的意思大概是講，我們這幫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滿街奔跑把腸胃都搞壞了，掙得錢不夠花比鬼還窮，老闆動不動就發威，像瘋狗一樣汪汪汪，真的好難。

《半斤八兩》屬於那個時代的工人哀歌。

逼仄的城市空間，讓香港人透不過氣來，  不管導演如何營造詩意與文藝，都掩蓋不住一層壓抑的底色  。

在這個人羣密集的城市，人們緊張，忙碌，大家都趕着賺錢，面無表情地排隊等車，排隊等地鐵，排隊進公司，排隊吃飯，排隊飲茶。

而所謂香港的  下午茶文化  ，正是打工仔文化。

同樣在中環寫字樓，老闆們去酒店吃着幾千港紙的點心談生意，員工們卻是趕緊扒拉幾口，以便好撐到晚上八九點下班。

打工仔常飲的港式奶茶，往往是煮了幾十分鐘那種劣質茶葉，裏面不過是濃縮的三花淡奶，味道厚重，十分提神。

這樣的濃茶正適合打工仔，因為常年吃盒飯，沒有這種重口，根本刺激不了味覺。

打工仔最為苦惱的，是樓價長期居高不下，他們營營役役，都未必買到樓享受人生。一名香港網民發帖文訴苦稱，有感以前辛苦讀書為將來辛苦返工，結婚後又辛苦養育下一代，之後老去死亡。

在煉獄般的上班模式下，沒有時間享受生活，換來的只是一個縮水的單位。

香港笑星黃子華有一段話專門描寫打工仔的心態，可謂真切：

“打工仔的心態就是，老闆發工資給我，不是因為我為公司做的事，而是因為  我為了這份工，我沒有為自己做的事  ，不是因為公司得到了什麼，而是因為我失去了什麼。

所以公司給我的那份，嚴格來説不是工資，是賠償。其中的分別就是，你發工資給我，我要多謝你，你賠償給我，你要加多一句“對不起”。”

打工仔每月收到的不是工資，而是賠償，一席話，男默女淚。

1990年，TVB的年會上，周星馳和吳孟達表演的相聲，堪稱一絕，説盡了打工仔的酸楚。

兩人一個扮演員工，一個扮演經理。員工敲門進辦公室，卑微地向經理吐苦水，希望能酌情加點薪水。

經理當即表示，公司一向是很照顧員工的。但有個人，居然提出要漲工資，簡直是不可理喻，你要有這種想法，就應該被調到道具部去。

説完，經理問員工，你進來有什麼要求啊？員工回答，沒有，進來拿本雜誌。

在日復一日的煎熬中，香港的打工仔漸漸地成為了打工專家，如何偷懶不被經理發現，怎麼可以多報銷佔點便宜，這類招數層出不窮。港劇《男親女愛》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網上關於打工人的段子，現在不僅餘音未散，反而愈演愈烈。

在這背後，有一種深刻的社會背景，那就是  階級失語。

失去語言能力，可以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後天的，如果是後天的，那麼一羣人將成為沉默的階級。

網絡、媒體、報紙、書刊和雜誌傷，沒有他們的聲音，沒有他們的觀點，他們不翻閲，不評論，不發聲。因為他們知道看了也是白看，説了也沒用，不如只看笑話，只玩遊戲。

工人的話語權是一步步淪喪掉的。

很早前，毛澤東就在他著名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提到，“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

1949年中國解放之後，全國人民都被強加一個階級身份，其分類根據是解放前的“階級”背景：

在農村地區的，是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僱農;在城市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專業人員、工人、商店售貨員、小資產階級、工商業資本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貧民、流浪者等等。

1956年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城市裏的這些階級類別很快地簡化為兩大階級：  幹部  和  工人  。

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他們不僅有了政治權利，也有了説話的權利。

《人民日報》刊登的《我的婚姻完全是自願的！》 一文，是工人李秀蘭與傳統包辦婚姻抗爭的號召。

新中國的青年敢於對家庭本位的擇偶標準發起挑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單位、組織、工會等在個人的生活上起到了引導作用。

當時的農村青年婦女中，流行着“  工、幹、教員 ，寧死不嫁農民漢  ”的擇偶口訣。很多己經訂婚青年婦女希望與原來的戀愛對象解除婚約，然後再找工人。

由於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再加之一五計劃實施，國家工業化建設對工人的強烈依賴，工人的整體社會地位在新中國相當之高。

在那個年代，如果你能當工人，是要高興地慶祝的，因為你是國家的主人。

可與此同時，幹部們的身份也在無聲無息地發生着改變。雖然説工人的工資仍然可觀，但是幹部們的待遇卻越來越特殊。

比如，工人們沒飯票買不到飯吃，而幹部們可以吃小灶不交錢。流行性感冒期間，工人很長時間看不上病，幹部們卻能優先治療。

教員有感胡漢三們再次回來了，於是在高齡之際，毅然決然選擇  繼續革命  ，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穿上軍裝。

有一日，教員抽着煙，看着漫天煙火，他在想些什麼呢，我們無從得知。

七十年代末，階級鬥爭話語逐漸被拋棄。

八十年代早期的傷痕文學，起初只是對知青時代苦難的哀婉，結果卻演變成對階級鬥爭論的譴責，並迅速成為新精英政治意識形態的共識。

此後，“階級”這個詞，在很多報告中都再難見到了，中國社會的目標，被描述為  一個橄欖型的富裕社會  。

同時，一支由湧進新興城市的由農民工構成的勞動力大軍正在快速形成。

在這個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對無產階級的保護並不到位。

《安源實錄：一個階級的光榮與夢想》一書中，從2001年到2005年，作者採訪了數百個萍鄉安源煤礦工人，記錄了不少工人階級的現狀。

他發現，很多工人都得了矽肺病。

用醫生的話來説：“這個病的確很難治，而安源煤礦裏得這種病的人又多，主要原因是安源煤礦的工作環境不好，井下打石門的灰塵較多。如果再不採取措施，有更多工人的下半輩子都將被這種病痛苦折磨着。

工人們在上訪信中寫道：“我們這些職業病患者或工傷殘者都曾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我們無怨無悔……但，當我們因工傷殘之後，國家既然規定了相關的待遇，我們不但可以而且應當不折不扣地享受，  任何單位或個人都不能凌駕國家法律法規之上而予以剝奪或裁減。”

另一封信，《1.8萬名萍礦退休職工的心聲》裏，是關於請求增加工資、改善經濟待遇的報告，落款用上了一句  “無產階級革命敬禮”。

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一面熟練地操縱着需求、欠缺和慾望，一邊熟練地操作平台堵大家的嘴，甚至玩弄規則挑撥消費者和勞動者之間的矛盾。

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自然就漸漸失語了。

但隨着互聯網的發展，大家都擁有發聲渠道了，都有了説話的機會，於是，屬於無產階級的藝術再度捲土重來。

打工人梗的持續暴走，大抵就是底層人民帶着調侃和嘲諷的另類發聲。

年輕人都醒了，不要跟我扯什麼心靈鱉湯。

在這方面，還是廣東人民看得開，不管是你在金碧輝煌的寫字樓上班，還是動輒談什麼幾個億的大項目，只要上班，就是打工。

年薪幾萬好，幾百萬也好，都是打工，都是揾食找飯吃。

而自己做買賣，不不管是賺幾萬，還是賺幾百萬，都是老闆，自己做主。

從本質上説，  打工人梗的流行，是無產階級的一次階級意識覺醒，徹底認清了自己的階級地位  ，不再欺騙自己，不再對老闆抱有幻想。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鬥爭方式產生了新花樣，當他們自嘲打工人，自嘲共享單車人的時候，是一種温和及安全的表達。

有多少真話是通過開玩笑的形式説出來的，我們説，這叫別樣的宣泄，另類的反抗，如同“  道路以目  ”。

我們是幹不過老闆，但我們可以解構你，把你的權威話語虛無化，然後換上一層幽默的色彩，當全國的打工人口號浪聲濤濤時，你只能乾瞪眼，沒有辦法。

來吧，讓我們再一次進行自嘲：

“累嗎？累就對了，舒服是留給有錢人的。早安，打工人！”

晚安，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