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的朝鮮戰爭：在偏見中憂傷_風聞

就像喬治·凱南説的，朝鮮戰爭對於美國是一場“無利可圖又名譽掃地的戰爭”。在之後漫長的孤立和制裁中，美國並未能把朝鮮改造成托馬斯·傑斐遜的追隨者，而類似的失敗又在越南、中東、北非重複。美國人始終不能理解：在那些被他們視為反派的國家裏，有着和白人新教徒一樣真誠的愛國者。

1

帝國衝動：以民主之名

“是我們的盲目，和未經檢驗的假設，構成了仇視金正日的核心——這使得他同時兼具可笑、可恥、可惡的性質；我們辱罵他，他則對我們以及我們的價值嗤之以鼻，我們也拿他無可奈何。”

——《朝鮮戰爭》，布魯斯·卡明斯

很少有美國人像布魯斯·卡明斯這樣拋開意識形態偏見審視自己的國家。這段摘自他書中的文字，到今天依舊是美朝關係的縮影。

不難想象，當特朗普在競選集會上用輕佻、誇張的肢體語言，取笑他口中的“火箭人”時，台下的支持者會發出多麼淳樸的笑聲。這些人也許不清楚朝鮮在地圖上的具體位置，但不妨礙他們為正義洋洋自得，因為“美式民主即世界公理”而無需任何思辨。

“沒離開過故鄉的人，腦子裏充滿了偏見”

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扮演的角色，賦予了他們的軍事行動英雄主義和浪漫色彩。但這並不意味着1950年對朝發動“警察行動”具有同樣的正義性。民主是美國在文化上展現的信條，在領土、疆界的政治屬性上，美國早在一戰前就流露出帝國的衝動。這種衝動自朝鮮戰爭開始，便成了美式民主對外輸出的常態。

一位年輕的美國陸軍軍官和妻子在碼頭等待開往朝鮮半島的艦船

西奧多·羅斯福因調停日俄戰爭獲得1906年諾貝爾和平獎。這位和平締造者，在3年前剛剛肢解了哥倫比亞，力促巴拿馬獨立，為美國成功拿到運河。哥倫比亞總共被賠償了2500萬美元，這就是巴拿馬的價錢，一個為美國連通兩大洋而誕生的國家。

“在北極、巴拿馬運河和南極三個等距離地區揚起三面星條旗，以標誌我國的疆域範圍，這一天已經為期不遠了，整個西半球將屬於我國，因為我們是優等民族。”1912年，老羅斯福的繼任者、另一位共和黨總統威廉·塔夫脱這樣説到。

1950年8月，美國海軍“海倫娜”號向朝鮮目標開火

“優等民族”很自然地擔起了“白人的負擔”，“體格健碩，為人可靠，品質高尚”的他們，有義務對“虛偽狡詐的非白人世界”進行統治，而非白人世界應該心甘情願地接受這種管轄。

二戰以後，美國接管了歐洲的國際權力，在世界多國設立永久駐軍，今天的韓國也在其中。這些遍佈全球的美軍基地構成了“帝國的列島”，然而這份“殊榮”一開始並未落在朝鮮半島頭上。在東亞地區，美國最大的興趣當然是中國，其次還有日本。

美國人喜歡日本人——他們在吃苦耐勞、有組織有紀律、甚至富於侵略性方面與白人如出一轍。至於朝鮮，美國人興趣寥寥，它不過是羣鯨亂戰中的一條小蝦。自1905年以來，美國從未質疑過日本對朝鮮半島的侵略，老羅斯福還曾衷心祝福日本可以將朝鮮“現代化”。

1950年7月，一架運送傷員的C-47運輸機抵達日本。在朝鮮戰爭期間，日本是美軍進行補給和空襲的樞紐

直到珍珠港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國的半島政策。隨着核彈在日本土地上濺起漫天蘑菇雲，日本利益退出半島已成定局，為了不讓其落入“不適當的國家”手中，美國必須施行佔領政策。

對日作戰結束後，美、蘇在朝鮮半島上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別接受駐朝日軍投降。“在朝美陸軍司令部軍政廳”歷時3年之久，深遠影響了戰後半島命運。1948年，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先後成立了。在南半島，華盛頓心不甘情不願地選擇了李承晚，一個在美國流亡數十年的狡猾政客。好的一面是他和蔣介石很像，但壞的一面也是如此。

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朝鮮成為其保護國。1910年，日本兼併朝鮮，直到1945年向盟國投降

與其説這是出於民主的考量，不如説是為了東亞地區的美國利益。美軍戰後接管了日本，並對日俄戰爭期間日本人的“顧慮”感同身受：朝鮮半島，就像一把插入日本心臟的尖刀。

在李承晚政府中，有大量公職人員曾在日本佔領時期為其效力。這種不可思議的安排出自美國的“好意”，因為他們有豐富的管理經驗。然而，在北方的朝鮮人看來，這些人是不共戴天的民族敗類。消滅賣國賊，是不久後的戰爭目的之一。

在李承晚的就職典禮上，麥克阿瑟對他説，“如果韓國遭到襲擊，美國會像保衞加利福尼亞那樣保衞韓國”。而他説這番話前，並未徵求任何華盛頓官員的意見

能讀韓語、研究半島近現代史的卡明斯認為，無論現在還是過去，美國人對朝鮮的歷史、文化都一無所知。事實上，知與不知並不重要，無論日本曾對朝鮮民族犯下哪些罪行，到了1950年，它已經是美國在這一地區最重要的盟友了。

2

“失去”中國

“他們聽到一種類似風笛的聲音。起初有些人以為是英國旅的援軍到了，然而那是從軍號中發出的詭異聲響。很多人會在此後終生難忘，因為這種聲音不僅代表着中國軍隊即將投入戰鬥，還是對敵人的一種強大威懾。”

——《最寒冷的冬天》， 大衞·哈伯斯塔姆

“他們不是同一種人嗎？為什麼朝鮮人作戰如猛虎下山，韓國人卻如綿羊潰散？”朝鮮戰爭初期，一位美軍上校對韓國軍隊把美式裝備轉交給敵人的速度大為不解。美國人沒理由困惑，同樣的事情不久前也在中國發生過。

一羣南方士兵拖着一架57毫米反坦克炮進行轉移。朝鮮戰爭初期，撤退是韓國部隊的常態

“整個亞洲的命運岌岌可危，同時美國在那一地區所做的巨大努力也可能付之東流。”1944年，為了讓蔣介石接受由約瑟夫·史迪威將軍指揮國民政府的所有武裝力量，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給他的信中寫到。

自1941年對日宣戰以來，中國的戰爭走向和政治局勢，變得對美國愈發重要。美國需要中國領土起降飛機，同時，如果中國軍隊拖住在中國大陸上的百萬日軍，美軍在太平洋島嶼上的推進就會順利一些。另一方面，儘管日本人還在不遺餘力拖長時間，但大勢已去。美國希望“自由中國”在戰後成為像日本那樣的強國來維持東亞穩定。

史迪威認為，蔣介石號稱300個師的兵力事實上只有60%，其餘是他吃空餉的工具

然而，就像史迪威將軍看到的，國民政府已經在漫長的戰爭中疲憊無能、貪污腐敗。**1949年，華盛頓失望地發現，中國人民選了一條自己的路，彷彿美國人從沒到過那裏一樣。**這種憂傷的論調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美國“失去”了中國。

失去的前提是有過。美國何曾“擁有”中國？可那時的美國人就是這樣想的。當初經歷千辛萬苦也要穿越“駝峯航線”為中國提供物資，不只是地緣政治的戰略需要，也出於“白人的負擔”，美國人對皈依基督教的蔣介石和他領導的國民政府有着莫名強烈“父愛”。

1945年10月，一對美國男女在中國坐黃包車

大量美國傳教士、商人、外交官在晚清來到中國。用漢學家費正清的話説，這些人對中國懷有不切實際、宗教式的衝動情感。他們將基督教、物質進步、美式信仰和生活方式傳遞給中國人，這讓美國政府在制定對華政策時，看到了一種極具誘惑的可能性。

這些人的孩子，很多在中國長大，對中國的情感比其父母更深，也更復雜。在某種意義上，蔣介石的失敗就是其父輩的失敗，意味着美國“福音”被拒之門外。於是，當他們回到祖國時，便成了為“第二故鄉”爭取援助而奔走的説客。

《時代週刊》封面上的蔣介石

《時代週刊》創始人亨利·盧斯就是一位來華傳教士的兒子。蔣介石十次登上《時代週刊》封面，與盧斯的中國熱情關係密切，他甚至認為蔣介石是除丘吉爾之外最偉大的世界領袖。關於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之後的解放戰爭，他旗下的媒體對從一線發回的報道進行了嚴密審查、修訂或封鎖，儘管史迪威將軍和那些身在重慶的美軍顧問不止一次向華盛頓做出“蔣介石必將垮台”的預警，但普通美國人對國民政府的腐朽和節節潰敗知之甚少。蔣介石逃至台灣島，彷彿發生在一夜之間。

盧斯對蔣介石的興趣，代表了“院外援華集團”的態度。這是一個無形但確實存在的組織，在華盛頓有着龐大勢力，活動頻繁。他們中的成員包括盧斯這樣的人、共和黨人、保守派政客和鉅商，與有權有錢的蔣氏家族成員來往密切。在他們的煽動和交際下，美國國內的政治輿論沉浸在一片擁護蔣介石的浪潮中。

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就曾抱怨，他在抗戰期間對國民政府的報道被盧斯改的面目全非。不過，《時代週刊》還是刊登了他關於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報道

就像哈伯斯塔姆在他的著作中感嘆的，從1949年到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美國人對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給出了錯誤答案：幾億人口的大國，和那個遠離大陸的小島，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中國？

這個錯誤的答案，讓美國人在1950年的洲際政治上出現了嚴重誤判，“在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

當中國政局塵埃落定之時，“院外援華集團”要求美國政府繼續支持蔣介石，而“失去”中國的罪名，則被扣在了國內執政黨頭上——從羅斯福到杜魯門，民主黨的掌權時間顯然太長了，正是他們的支援不利，導致了“自由中國”的“淪陷”。

3

國內政治

“哈里，”羅斯福夫人平靜地説，“總統去世了。”

“我能為您做點什麼？”

“應該是我們能為您做點什麼？”她説，“現在陷入困境的是您啊。”

——《杜魯門回憶錄》

“我有一袋屎，並知道怎麼利用它。”1950年，臭名昭著的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指控美國政府內部有大量通共人員，美國國內政治急速右轉。

麥卡錫（左）

仇共情緒在美國由來已久。富蘭克林·羅斯福直到1933年才在外交上承認蘇聯，前提是蘇聯不得在美國進行革命煽動和共產主義宣傳。諷刺的是，在一些極端保守派看來，羅斯福本人就是美國政府的頭號“社會主義者”。

儘管新政幫助美國走出了金融危機，但關於總統權力的爭論也達到了高峯。羅斯福的理論基礎是，政府有責任為公民提供社會保障和福利。這嚴重衝擊了美國傳統價值觀，即自由市場、契約精神、私人財產權利、州內自治權和有限政府。

新政初期，很多改革方案被最高法院駁回，引發了一場關於新政合憲性的全民討論

社會輿論擔心高尚的目標將使總統權力超出應有範圍，共和黨保守派則怨恨羅斯福新政讓美國拋棄了“美利堅主義”，大城市正在被天主教徒、外國人、猶太人、黑人和工會佔領。

一直以來，美國政治的保守派都很難和孤立主義者、本土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劃清界限，而這些人恰恰認為自己是真正的美利堅主義者。在外交事務上，他們不希望美國在戰後承擔過多國際責任，特別是再為日益衰落的歐洲賣命。共和黨中也不乏國際主義者，但他們同樣不看好歐洲，而認為美國的未來在東亞。

喬治·馬歇爾將軍在二戰後制定了旨在復興歐洲的計劃，而忽視蔣介石，這讓他成了“院外援華集團”的攻擊對象

“不在河流中間換馬”的口號讓羅斯福在戰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連任，共和黨忌憚於民意選擇隱忍，當哈里·杜魯門上台時，二戰大局已定，是時候向民主黨發難了。1945年，羅斯福在他的第四屆連任中去世了，副總統杜魯門繼任。從那一刻起，“中國問題”就成了他在整個任期都要應對的困境。

羅斯福與杜魯門（左），後者只做了3個月副總統。未來8年，他的決策影響美國至今

對於1945-1946年的中國，杜魯門知道出兵是不現實的，美國人民和國會都不會同意把正在陸續回國的軍人投送到中國大陸，去幹預一場可能發生的他國內戰。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通過經濟援助來恢復中國的元氣，這樣便能削弱共產黨的號召力。但這種援助的前提是該國秩序穩定、政府享有威信，以讓人確信援助不會落入軍閥和姦商的口袋。”

蔣介石永遠不可能在中國確立杜魯門想要的那種威信。從杜魯門的角度看，放棄蔣介石是真正符合美國利益的做法，但對共和黨來説，這是一個絕佳的政治話題。“**對蔣介石政府支援不利”還可以有另一種説法：在與共產主義的對抗中過於軟弱。**當中國的解放戰爭結束時，圍繞“中國問題”的國內政治鬥爭在美國剛剛開始。

在1948年的總統大選中，杜魯門僅以微弱優勢擊敗共和黨候選人托馬斯·杜威，以至於《芝加哥論壇報》搞錯了結果，打出“杜威擊敗杜魯門”的標題

事實上，“軟弱”的標籤根本貼不到杜魯門頭上。是他作為美國總統在日本投下原子彈，也是他開啓了美蘇長達44年的冷戰，並創建了中央情報局。朝鮮戰爭爆發後，他第一時間命令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對於共產主義，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見和仇視，堅信美國承擔着恢弘的全球使命，並且把喬治·凱南的有限遏制升級為全球遏制。

“遏制政策”最早由洞悉東亞事務的凱南提出。他構想的是有限度、有節制的遏制，主要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而非軍事行動來實現。在“中國問題”上，他認為新中國和蘇聯的情況不同，美國政客對共產主義的態度過於簡單粗暴，而忽略了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各自的民族背景和彼此間差異。如果美國非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不適合的地區，不僅對該地區起不了作用，而且可能自釀苦果。

喬治·凱南

隨着冷戰對抗加劇，美國進入了一個敏感的意識形態時代，“麥卡錫主義”把一大批像凱南這樣有專業背景、態度審慎的東亞、中國事務專家誣陷、排擠出國務院，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精通國內政治的強硬派、保守派。美國還是陷入了凱南的警告。

杜魯門和幕僚們曾經探討過與新中國和平相處、並以最終承認新中國為目標的對華政策，但共和黨的攻訐、“院外援華集團”的阻撓、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政府對戰爭走向和洲際政治的誤判，把這種可能性變成了零。直至1972年，反倒是一位共和黨總統開啓了中美之間的“破冰之旅”。

哈伯斯塔姆認為，如果當初那些“中國通”沒被邊緣化，美軍也許就不會魯莽地跨過三八線，那麼歷史將被改寫。但歷史沒有如果，美國也從未以朝鮮戰爭為鑑。**在後來的越南和伊拉克，偏見一次次讓帝國衝動，又一次次讓帝國憂傷。**國內政治比地緣政治更能左右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也決定着他國的命運。可美國人對兩河流域的瞭解真的比朝鮮半島更多嗎？

1950年8月28日，一名美軍士兵為同伴的喪生而痛哭

國內政治也讓杜魯門成了眾矢之的。朝鮮戰爭第一年，以他為首的冷戰自由派，和以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為代表的保守派，對於打一場“有限戰爭”還是“全面戰爭”存在巨大分歧。

1951年，杜魯門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軍事指揮權。在命令下達後的24小時裏，白宮收到5000多封電報，其中3/4支持麥克阿瑟。將軍在一年後的民意調查中被評為“最偉大的美國人”，而總統的支持率只有22%，比理查德·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的24%還要低。

1950年10月15日，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在威克島上會面，後者認為中國出兵朝鮮的可能微乎其微

杜魯門沒有在1952年尋求連任，他在回憶錄中解釋説，這是為了重建被羅斯福打破的慣例，但歷史學家認為，解職麥克阿瑟無異於“政治自殺”，那之後的民意讓他心灰意懶。有趣的是，多年之後，他又在“最偉大的美國總統”排行榜上名列第六，這一次民意給出的理由是，杜魯門在危機中展現了出色的領導力。至於危機的始作俑者，美國人從未懷疑過自己。

4

“被遺忘”的戰爭

“我們已經被迫建立了一個規模極大的常設性軍事工業，用在這上面的花費超過了美國所有公司的淨收入。”

——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1961年，卸任演講

在美國人的語境中，朝鮮戰爭開始於一次“警察行動”，當它結束時，被定義為“有限戰爭”。1970年之後，隨着美軍在越南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朝鮮戰爭成了一場“被遺忘”的戰爭。

當美國人回憶1950年代時，首先想起的可能是新興的好萊塢彩色電影，性感的瑪麗蓮·夢露，尾翼像火箭一樣的新款汽車，梳油頭穿皮衣的男青年，剛剛分離的兩件套女士泳衣……而不會是尚未破除的種族隔離、普遍的性別歧視。那是美國夢的一個黃金時代，懷舊氣氛會自動過濾掉殘酷事實。

事實上，夢露曾在1954年到過駐韓美軍基地，但除了那些老兵，這可能不在普通美國人的公共記憶裏

更別提那場很難被理解的戰爭了，對於美國人而言，**它既不像二戰那樣動機單純、目標偉大，也不像越戰那樣給美國留下創傷記憶和文化符號。**越戰因為電視新聞的普及被稱為“起居室戰爭”，美國人被電視上的殘酷場面嚇怕了。哈伯斯塔姆就是憑藉在西貢的一線報道獲得了普利策獎。當他開始寫《最寒冷的冬天》時發現，圖書館裏討論越戰的書有88本，而關於朝鮮戰爭的只有4本。

沃爾特·克朗凱特被美國人稱為“最受信任的人”，他曾在越南問題上支持政府，但在1968年前往一線採訪後，他向美國人做出了“血腥將以僵局告終”的評論

卡明斯並不完全同意“被遺忘”的説法，他覺得美國人不是遺忘，而是不瞭解。戰爭期間，美軍中流傳着一句話：Die For a Tie（為平局而死），隨着時間的流逝和親歷者的逝去，這樣一場戰爭就變得有些精神分裂了。

“決定保衞韓國，是杜魯門總統任內的光彩時刻；決定向鴨綠江進軍，造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無法估量的失敗，摧毀了杜魯門政府。”卡明斯寫到。對於自由派來説，戰爭沒有從“有限戰爭”進一步擴大，也算一種“勝利”。而對於保守派，朝鮮戰爭是完全失敗的，因為美軍史上第一次吃了敗仗。

美劇《陸軍野戰醫院》（M*A*S*H）於1972-1983年在美國播出，這部劇以朝鮮戰爭為背景，但針對的卻是越南戰爭

無論是真的忘了，還是精神分裂式的難以理解，圖書館裏的88:4也許能代表民間記憶，但肯定不是美國政府的態度。因為這場戰爭是一個充分的理由，讓國會把國防預算增加到原來的4倍，五角大樓的影響力大幅提升，金日成無意間拯救了一大堆經費龐大的國防工業項目，“列島”在帝國版圖上變得密密麻麻，並催生了為此服務的國內軍事-工業複合體。

雖然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61年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嗔斥，“普遍的軍事工業已經不知不覺地滲透進了我們的大腦”，但後來的政客們總有辦法把它延續下去，冷戰結束了，還有“反恐戰爭”，還有那麼多“流氓國家”需要“世界警察”主持正義。只要為了“伸張正義”，有限的事實和錯誤的情報從來不是障礙。

一名伊拉克男孩向路過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車隊乞討食物

在朝鮮半島之後，美軍或中央情報局的身影又出現在古巴、多米尼加、剛果、越南、柬埔寨、也門、智利、格林納達、洪都拉斯、索馬里、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敍利亞，這其中很多地方發生的不對等角力甚至稱不上戰爭。

1950年6月28日，一名美軍飛行員駕駛B-26轟炸機墜入黃海，他的遺體在3年後被找到並送還給他的遺孀

而美國人只記住了越南和伊拉克，或許是因為在那裏，帝國感受到了一種模糊又似曾相識的憂傷。像那樣佔不到便宜的經歷，在帝國短暫的歷史上並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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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最寒冷的冬天：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大衞·哈伯斯坦姆（美）

2、《朝鮮戰爭》，布魯斯·卡明斯（美）

3、《將軍VS總統：核戰邊緣的麥克阿瑟和杜魯門》，H·W·布蘭茲（美）

4、《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巴巴拉·塔奇曼（美）

5、《杜魯門回憶錄》，哈里·杜魯門（美）

6、“美蘇冷戰背後的意識形態之爭”，崔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