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真相：險象環生的民主制度_風聞
身边的经济学-身边的经济学官方账号-2020-11-06 11:18
説到美國大選，就不得不聊聊美國的民主究竟真的公平麼？今天，身邊君想和你一起看看，在諾貝爾獎雙料得主斯蒂格利茨的眼中，美國民主選舉的悖論，及其失望的選民。以下，Enjoy：
斯蒂格利茨 | 作者
身邊的經濟學| 來源
為什麼中產階級其實並不具備標準理論所預測的那種政治影響力呢？
為什麼美國當前的體制似乎是“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呢？
政治決定了經濟遊戲的規則，而競爭環境又是向那1%上層羣體傾斜的。至少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政治遊戲的規則也是由那1%上層羣體塑造的。
這個故事有兩個關鍵要素。
一個是塑造個體感知：讓99%的人把1%的人的利益當成是自己的利益。
另一個關鍵要素：投票選舉本身的經濟學和政治學。
01
投票選舉的悖論
及失望的選民
現代政治經濟學令人費解的問題之一就是人們為何要投票選舉。
事實上幾乎沒有哪次選舉真的取決於哪一個人的選票。投票選舉是有成本的—雖然今天的美國沒有哪個州對投票選舉收費，但去投票是要花費時間和精力的。
投票登記也是一種負擔，因為需要在選舉開始前把一切規劃好。對於住在西部地廣人稀地帶的人來説，缺乏公共交通工具就使他們不便於到投票站投票。
就算投票站在附近，行動不便的人也難以到達。選民費了這麼大的勁兒，卻得不到什麼個人利益。
實際上，個體投票能對選舉最終結果產生影響的情況幾乎從未發生過。現代政治和經濟理論都假定人是理性且自私的。基於這樣的假定，人們為何要投票選舉就成了一件神秘的事。
答案當然是因為我們被灌輸了公民道德的理念—投票選舉是我們的責任。每一個暗想不去投票的選民都擔心要是人人都效仿他，那情況將會多麼糟：“要是我和其他有同樣想法的人都不去投票，那選舉結果就會被那些和我不同意見的人決定了。”
這種公民道德並非與生俱來。如果大家都認為政治體制充斥着不公，那麼人們就不會再信奉公民道德。當社會契約被廢止，政府與其公民之間的信任瓦解時，失望、漠不關心甚至更糟的情況都會隨之出現。
在今天的美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民主國家，不信任感正在日益加劇。
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力圖操縱政治體制為其服務的富人歡迎這樣的結局。去投票的人往往是那些認為政治體制會為他服務的人。
因此，如果政治體制能有條不紊地為上層羣體服務，那麼上層羣體就會更願意參與政治，於是該體制必然更服務於聲音最大的人。
此外，如果選民因為失望而去投票，那麼投票對他們來説就是件成本高昂的事。他們越失望，投票成本就越大。但是需要的錢越多，有錢的利益集團支配的權力就越大。
對於有錢人而言，花錢塑造政治進程與公民道德無關，而是一項投資，從中可以得到回報，他們會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塑造政治進程。這加劇了其他選民的失望感，並進一步增強了金錢的力量。
當某一團體的利益和觀點至少大體一致時，共同行動就比較容易了，因為大家都在一條船上。但那1%的人顯然與其他人不在一條船上。
合作與信任在社會的每一個領域都很重要。我們經常低估信任與社會契約的重要性。假如每一份契約的執行都必須通過一方把另一方告上法庭，那麼政治連同經濟都會陷入僵局。法律體系可以規範人們的行為，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還得依賴自覺性，否則社會制度就難以為繼。
縱觀人類歷史，蓬勃發展的經濟正是那些“一言九鼎、握手成交”的經濟。
沒有了信任，那些複雜細節必須稍後才能制定的商業交易就沒有可能實現了；沒有了信任，每一筆交易的參與者都必須小心翼翼地謹防其他交易者背叛他。
為了避免這些情況的出現，大家花費大量精力和資源獲取保險、制定應變計劃並採取行動以確保就算他們被“背叛”了，不良後果也是最小化的。
在美國
信任遭到巨大侵蝕
有些社會科學家試圖借用社會資本這一概念來解釋“信任”對於整個經濟的影響。
一個經濟的社會資本越多生產率也越高。社會資本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包括那些對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良好治理都有益的因素。
但是信任這一理念構成社會資本所有內涵的基礎。有了信任，人們才能相信自己會受到良好對待、享有尊嚴和公平，人們之間才會互相回報。
社會資本是把社會各階層整合起來的黏合劑。如果大家都認為經濟和政治體制是不公平的，那麼黏合劑就失去了作用，社會也就不能正常運轉了。
當我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在全球各地旅行時，我親眼看到了許多社會資本強勁並且社會各階層齊心協力的例子,我也親眼看到了許多社會凝聚力遭到破壞並且社會各階層的功能紊亂的例子。
例如，不丹，這個位於印度東北面的遙遠的喜馬拉雅山脈附近的國度，把保護森林作為保護環境的一部分。每個家庭只被允許砍伐固定數量的樹木供自己使用。
在這個人口稀疏的國家，我問當地人：人們如何執行這一法令？答案簡單明瞭：用我們的行話説就是社會資本。一説到環境，不丹人已經將什麼是“正確的”內化了。欺騙是不對的，因此他們不欺騙。
依靠灌溉的社區，無論是巴厘島的山區還是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馬沙漠，必須要人們共同努力來管理水資源並維護灌溉水渠。這些社區似乎也建立了強有力的紐帶，一種很強的社會資本感，對“社會契約”極少或沒有欺騙。
另一種極端的情況，當我在蘇聯解體之後訪問烏茲別克斯坦時，我目睹了社會資本遭到侵蝕的後果。大多數温室都沒了玻璃，它們完全失去了效果。那些玻璃都被偷跑了。偷玻璃的人其實並不知道拿這些玻璃做什麼，但是這麼做卻為他們提供了某種安全感，並且他們確信就算自己不偷，其他人也會偷。
社會規範領域的研究新進展表明，許多人甚至絕大多數人都會有意迴避對個體有益但對社會有害的行動—一旦他們覺察到“大多數人”也會那樣做的話，相反的情況也同樣成立。
這就產生了一種嚴重的後果：當人們接觸的“犯禁行為”達到一定量時，原本值得稱讚的行為就會受到影響且很快就無人去做了。
在美國，信任近年來遭到巨大侵蝕。
在經濟領域，銀行業一直處於這種趨勢的最前沿。曾以信任為本的整個行業都失去了信任。隨便翻開哪一天的報紙，幾乎總能看到不止一篇報道講述某家銀行或金融機構某位人士被指控或被宣判犯了某種欺詐罪，慫恿某種逃税計劃或參與某種信用卡詐騙、內部交易、抵押貸款的醜聞。
社會紐帶和信任的斷裂必然會產生更寬泛的社會後果。信任與互惠商譽不但對於市場的運行而且對於社會合作的其他任一方面都是必需的。
政府和社會制定的決策要麼強化了社會契約、要麼弱化了社會契約。通過對不平等的轉移不加限制，美國正走上一條即便不充滿社會衝突但社會資本也會遭到破壞的道路。
民主途徑使信任和社會契約成為必然，人們也理解了不同個體的責任和權利。我們講真話是因為講真話是正確的或道德的—一旦信任體系崩潰，會對他人造成危害。
我們已經知道了信任遭到侵蝕會如何危害經濟，但是政治領域的情況可能更糟糕：社會契約的瓦解對於我們民主制度的運行也許有着更令人反感的影響。
公平與幻想破滅
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公平顯然很重要。
實際上，美國人對美國社會感到最為自豪的事就是它的經濟體制是公平的—它給予了每個人機會。
近來研究表明，公平對於大多數個體來説多麼重要。在最初由三位德國經濟學家進行的一系列實驗中，受試者被給予了一定數量的錢，如100美元，然後被告知這筆錢要在他和遊戲中的另一位參與者之間分配。
在第一個版本中，實驗被稱作“獨裁者遊戲”，第一位參與者無論給第二位參與者多少錢，第二位參與者都必須接受。標準經濟理論提供了一種清晰的預測：第一位參與者會把那100美元全部佔為己有。然而在實踐中，第一位參與者總是會給第二位參與者或多或少一些錢，雖然通常不到一半。
另一項相關的實驗也顯示了公平是多麼重要：大多數個體寧願接受一種低效率的結果（即便使自己利益受損）也不願意接受一種不公平的結果。在這項被稱為“最後通牒遊戲”的實驗中，第二位參與者有權否決第一位參與者制定的分配方式。如果第二位參與者行使了否決權，那麼雙方都將一無所獲。
標準經濟理論提出了一種清晰的策略：第一位參與者給自己留下99美元，只給第二位參與者1美元，而後者會接受這種分配，因為1美元總比一分錢不給要好。
然而事實上，第一位參與者一般平均分給第二位參與者30～40美元（或者在不同錢數的遊戲中佔到總額的30%～40%），並且如果第二位參與者分到的錢少於20美元的話，那他就傾向於否決這種分配。
他願意接受某種不公平（他意識到自己處於權力較弱的地位），但是他能夠忍受的不公平是有限度的。他寧願得不到一分錢也不願意（比如説）只得到20美元—一種4 : 1的分配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人們對於不公平的感知會影響行為。如果個體覺得他們的僱主待他們不公，那他們就極有可能逃避工作。
從根本意義上講，美國的經濟體制不再是公平的了。機會平等只不過是個虛構的神話，並且美國人也逐漸認識到這一點。
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現在有61%的美國人認為我們的經濟體制是有利於富人的；只有36%—略超過1/3的美國人覺得我們的經濟體制一般是公平的。
通過比較不同個體對於什麼是好的收入分配的觀點與其對美國現存不平等的感知，其他研究也證實了大多數美國人覺得不平等過多。
並且持這些觀點的人廣泛分佈於不同的人羣—男人和女人、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社會上層人士與底層人士。
那些認為我們的政治體制被非法操縱了的觀點甚至強於那些認為我們的經濟體制不公平的觀點。尤其是窮人，覺得自己的意見得不到傾聽。
佔領華爾街運動所得到的廣泛支持就是對這些不滿的具體表達。這種認為我們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不公平的看法真的削弱了我們的政治和經濟。
儘管最直接的症狀就是民眾失望導致的對政治進程參與度的降低，但是還有一種長久存在的擔心：選民會被那些攻擊造成這種不公平體制的政府並許下不切實際變革諾言的平民主義者和極端主義者所吸引。
如果公民得不到綜合全面的信息，那麼作為選民的他們就無法做出基於可靠信息的決策。
並且即便媒體提供的信息是綜合全面的，公民也知道政府向媒體披露的信息未必是綜合全面的。
歸根到底，公共產品是一種公益善舉，也就是説，所有人都能通過確保我們政府能良好履行職責而獲益。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的深刻認識就是如果私人市場自己説了算的話，那在公共產品方面的支出就會微乎其微，因為社會範圍的收益要遠遠大於個體自身所享受的收益。
造成不信任與失望的另一個因素是：不僅我們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讓人對其失去了信任，而且就連有關我們政治和經濟體制的信息也失去了人們的信任。
政治鬥爭並不僅僅是為了爭奪選民並讓他們投票，而且也為不讓那些持不同政見者投票—這相當於迴歸到兩個世紀前的思維，當時投票權受到嚴格限制。
當時的統治精英不願意給普通民眾投票權，儘管以當今觀點看那一做法是應該反對的，但它又是可以理解的。
英國在《1832年大改革法案》頒佈之前，只有大業主或者財富可觀的人才能投票。精英羣體對於投票權延伸至普通民眾後可能會出現的情況不那麼確信。
在19世紀末的美國，在非裔美國人聚居的南部，白人政客設計了人頭税，專門剝奪昔日奴隸及其後代的投票權，因為他們付不起投票所需的人頭税。
那些税賦，再加上識字測驗以及常有的暴力與恐嚇，既成功地大幅降低了選舉投票率，也成功地增加了民主黨的得票率。
厄瓜多爾在1979年之前，只有識字的人才能投票，並且統治精英想方設法不讓原駐民接受充分的教育以免他們在識字後獲得投票權。在上述各種情況中，統治精英都擔心如果給了普通民眾投票權，那他們就可能失去自己的權力、特權甚至財富。
許多旨在剝奪投票權的努力，無論現在還是過去，都是指向窮人的。20世紀30年代，“窮光蛋排除法”剝奪了那些領救濟的失業者的投票權。
儘管那種赤裸裸不讓人蔘加投票過程的做法今天在美國大多已是陳年往事了，但是仍存有一系列措施來限制民眾參與投票，始終如一地指向窮人和社會關係不強的人羣。
政府部門甚至採取更巧妙的方法阻止某些羣體參與政治：無論是不充分給予窮人或移民街區投票機會，還是對投票點配備工作人員不足或者不讓某些罪犯投票。
在某些情況下，很難區分政府是忽視還是故意剝奪了投票權，但效果是一樣的，都降低了選民投票率。
即便這些措施並不設立絕對障礙來阻止選民登記或投票，但它們都會削弱選民的參與—尤其是對於人口中那些權利最少的人羣，他們的投票熱情本來就低並且極其不信任官方體系。
結果就造成了4個有資格的選民中就有1個—總計有5100萬甚至更多的美國人沒被登記。
這些剝奪選舉權的企圖造成了一種雙重效應：
第一，如果它們成功了，它們就壓抑了某些公民的聲音；
第二，如果人們感知到竟然存在着這樣一種試圖逆轉一項長期公認的原則即所有公民都有選舉權的鬥爭，那麼他們對於政治體制的失望就會增強，同時政治異化也會加劇。
此前，我們知道了由政治過程設定的經濟遊戲規則是如何有利於那1%上層羣體的。
政治遊戲規則也同樣如此。人們覺得政治遊戲規則也是以不公平的方式設定的—也就是它們給了經濟精英過多的權力，繼而進一步增加了上層羣體的經濟勢力，這種感知增加了政治異化以及權利被剝奪感和失望感。這種權力被剝奪感出現在與政府交往的各個層面上。
政治遊戲的規則也會讓民眾覺得自己被剝奪了選舉權。不公正劃分選區使得一個人的投票更有可能不算數：投票區的劃分使得選舉結果幾乎是預先註定了的。阻撓議案通過權給了少數參議員過度的權力。
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對民主制度而言也許尤為糟糕。大家普遍認為中產階級是民主制度的中堅。窮人通常被疏遠以至於讓他們投票是件很困難的事。
富人不需要法治，因為他們可以並且也確實以有利於自己的方式塑造着經濟和政治進程。中產階級最理解為何在民主制度中投票選舉如此重要以及為何對於經濟和社會而言公平的法治是必要的。
世紀中葉，中產階級成員都相信經濟和政治體制基本上是公平的，並且他們對於“公民參與”信任顯然得到了回報—經濟在那個時期迅速增長，讓他們和其他每個人都受益了。
但時至今日，所有那一切都變了。
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化掏空了中產階級，且逐漸縮小的中產階級自身對於那種顯然不再為其成員服務的政治進程越來越失望。
關於作者：約瑟夫·E. 斯蒂格利茨，諾貝爾獎雙料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同時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全球思想委員會的聯合主席。
本文整理自《不平等的代價》，經出版方授權“身邊的經濟學”原創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