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自社：隋唐東都城的裏坊空間試析_風聞

摘要：隋唐時期是中國中古社會里坊制度最成熟的時期,是國家政權對城市居民的主要管理模式,也是當時城市居民的主要生活形態,隋唐長安城和東都城的裏坊是這一時期裏坊管理制度和運行模式的集中體現｡無論從規劃設計､形制佈局還是管理方式上,都是我國裏坊制度的典型代表｡本文以考古為中心並結合文獻記載分析隋唐東都城裏坊的空間形態和內部結構,探索這一時期東都城的形制佈局和居民生活形態｡

　　隋唐時期是中國中古社會里坊制度最成熟的時期，是國家政權對城市居民的主要管理模式，也是當時城市居民的主要生活形態。特別是隋唐長安和東都是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隋唐長安城和東都城的裏坊是這一時期裏坊管理制度和運行模式的集中體現。無論從規劃設計、形制佈局還是管理方式上，都是我國裏坊制度的典型代表。隨着考古工作的開展，相關裏坊考古資料的不斷豐富，對裏坊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入。以考古為中心，結合文獻記載對隋唐東都城的裏坊空間形態和內部結構進行探索，對於認識這一時期的城市形態和社會生活面貌具有重要意義。

一、裏坊的發展源流

　　中國古代的鄉里組織作為一種管理制度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出現，《周禮》記載，西周時有“國”“野”之別，國指國都地區，野指國都之外的地區。國中設六鄉，野中設六遂，即“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六鄉謂之郊，六遂謂之野”。其中“五家為鄰，五鄰為裏，……五縣為遂”。春秋時期鄉里制度進一步發展，《管子·小匡第二十》中説“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裏，裏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戰國時期實行什伍制，“五家為伍，伍為之長；什伍為裏，裏置有司”。秦代實行更為完備的什伍制，對後世鄉里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史載“漢家因秦制，十里一亭，亭長者，一亭之長率也……”漢代形成了縣鄉亭之制，鄉里制度更為豐富和完善。魏晉南北朝時期既承秦漢實行鄉亭裏制，又仿《周禮》實行鄰、裏、族三長制。隋唐時期鄉里製出現了重大轉折變化，由鄉官制向職役制轉變。隋文帝時期曾施行“族、閭、保”三級制和“鄉、裏”二級制。唐代鄉里制實行“鄉、裏、村”三級制，但鄉逐步弱化，裏較為重要，里正負責管理鄉里事務。五代時期鄉里制度繼續沿襲隋唐舊制，而北宋時期則完全由鄉官制轉變為職役制。宋初實行鄉里制，中期以後實行保甲制，鄉里組織逐漸淪為虛名。

　　關於城市內封閉式裏坊規劃問題楊寬先生認為，北魏景明元年，徵發5萬人於洛陽城一次修築320個裏坊是中國古代城市建設史上第一次有計劃地把居民的“裏”做出了整齊的規劃，規定了統一的規格。實際上早在曹魏鄴城就已經出現了統一規劃的裏坊佈局。這時的裏坊不但規劃整齊，而且有一套嚴格的管理機構和制度，裏坊制度基本健全了。陳寅恪先生認為隋唐制度的淵源主要來自於北魏、北齊，隋唐時期的裏坊規劃和裏坊制度也應受到鄴城和北魏洛陽城的直接影響。隨着鄉里制度的不斷發展完善，作為對城市居民居住生活管理的裏坊也不斷發展完備。魏都平城有分置裏坊的記載，北魏遷都洛陽後，在新都的營建中規劃了整齊的裏坊，《洛陽伽藍記》記載：“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裏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可見北魏洛陽城的裏坊不但規劃整齊，而且有較為完備的管理制度。發展到隋唐時期都城內的裏坊，無論規劃設計、形制佈局還是管理制度，都是我國裏坊制度最為完備的時期。《隋書》卷二十八《百官下》記載“京都諸坊改為裏，皆省除裏司，官以主其事”。隋唐東都城的裏坊以一里見方，內有十字街，坊牆四面居開門。《河南志》引韋述《兩京新記》記載，“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開十字街，四出趨門”。《大業雜記》記載，洛水“大堤南有民坊，各週四裏，開四門臨大街。門普為重樓，飾以丹粉”。從文獻記載可以看出，隋唐東都城的裏坊形制和規模與北魏洛陽城的裏坊極為相似，這一時期的裏坊規劃和裏坊制度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裏坊制度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而來的。

　　隋唐時期裏坊不但佈局規整，而且管理嚴格，裏坊制度達到了空前的完備。這種佈局模式便於對城市居民的管理，但卻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在唐代後期裏坊的侵街現象也已成為普遍現象。《唐會要》卷八十六《街巷》記載“大曆二年五月勅，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牆，接簷造舍等，先處分一切不許，並令毀拆，宜委李勉常加勾當，如有犯者，科違勅罪，兼須重罰，其種樹栽植，如聞並已滋茂，亦委李勉勾當處置，不得使有斫伐，致令死損，並諸橋道亦須勾當。”五代時期裏坊進一步走向崩潰，《五代會要》卷二十六《街巷》記載後唐明宗時期整頓洛陽城街道，“其諸坊巷道兩邊，當須通得車牛，如有小街巷，亦須通得車馬來往，此外並不得輒有侵佔。應諸街坊通車牛外，即或有越眾迥然出頭，牽蓋舍屋棚閣等，並須盡時毀拆，……”這從側面説明侵佔街道成為當時的普遍現象。後周世宗時期曾下詔允許開封城內臨街搭建涼棚,《五代會要》卷二十六載：“其京城內街道，闊五十步者，許兩邊人户，各於五步內取便種樹掘井，修蓋涼棚。”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城內街道逐漸開放繁華了。北宋時期雖也多次整飭街道，《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記載“（開寶九年四月）乙巳，（太祖）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但此時的城市街道已逐漸呈現出了張澤端《清明上河圖》描繪的車水馬龍景象了。北宋以後裏坊制淡出了城市的歷史舞台，但它對後世城市形態的影響卻是極為深遠的。

　　二、東都城的空間秩序

　　東都城位於洛陽盆地的西部，自隋大業元年始築，歷經隋、唐、五代和北宋時期，都城的整體格局沒有大的變化。文獻記載都城前直伊闕，背依邙山，左瀍右澗，洛水貫其中，有“河漢之象”，都城與山川形勢融合。宮城和皇城位於郭城西北高地之上，北依邙山，西連禁苑，南臨洛河，東、南兩面由整齊劃一、以裏見方的裏坊拱圍。宮城北面置三重小城，東西兩側各置兩重小城，與皇城一起對宮城構成拱圍之勢。隋大業九年，又於宮城和皇城之東構築了東城和含嘉倉城，於是宮城和皇城的佈局體系形成，安全防禦措施非常嚴密。史載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宮城和皇城的防守之堅固可見一斑。其次，郭城正門、天街、皇城正門、宮城正門和正殿，南對伊闕構成了城市的南北軸線並統領全城，彰顯都城的威嚴和皇家禮儀風範（圖一）。

　　郭城內宮城和皇城的東面和南面，有南北向街和東西向街縱橫交錯形成棋盤式格局，將郭城劃分為以裏見方、整齊排列的裏坊區，裏坊區以洛河為界分為洛南和洛北里坊區兩部分。文獻記載，洛南里坊區南北向街14條，東西向街8條。洛北里坊區南北向街7條，東西向街5條。文獻記載，裏坊區內隋唐時期103坊3市。《隋書》卷三十《地理中》記載：“河南郡舊置洛州……裏一百三，市三。”《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一》載“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東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圍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都內縱橫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每坊縱橫三百步，開東西二門”。此外，裏坊區內還有三個市場，《大業雜記》記載，（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瓦宇齊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陰，通衢相注。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裏坊與市場從東、南兩面拱圍紫微垣宮城和皇城的格局，形成了宮城和皇城居高臨下、引領全城的形制佈局（圖二）。

　　三、裏坊區內的街道

　　郭城內南北向街和東西向街縱橫交錯形成棋盤式格局，形成了以裏見方、整齊排列的裏坊格局。文獻記載，洛南里坊區南北向街14條，東西向街8條。洛北里坊區南北向街7條，東西向街5條。在考古工作中發現了記載中的大多數街道遺蹟，其中洛南里坊區南北向街12條，東西向街6條。洛北里坊區南北向街4條，東西向街3條（圖三）。

　　《河南志》記：“城內縱橫各十街，按韋述記：定鼎門街，廣百步；上東、建春二橫街，七十五步；長夏、厚載、永通、徽安、安喜門及當左掖門等街，各六十二步；餘小街各廣三十一步。”按文獻所記換算各街道寬度：定鼎門街寬147米，上東、建春二橫街110米，長夏、厚載、永通、徽安、安喜門及當左掖門等街寬90米，其他小街寬45米。在考古工作中已證實的街道寬度以坊牆間距為準：定鼎門街寬140米，與文獻基本一致；永通門街和北當右掖門街的定鼎門街西第一街，即寧人坊和寬政坊之間的南北向街寬均為70米，與文獻記載的寬90米有20米的誤差；寧人坊與郭城南牆間的順城街寬50米，崇讓坊與郭城南牆間順城街寬45米。

　　　定鼎門街又稱天街，北起洛河天津橋，南接郭城定鼎門，是都城軸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河南志》記：“當皇城端門之南，渡天津橋，至定鼎門南北大街，唐曰定鼎街。亦曰天門街，又曰天津街，今或曰天街。按韋述記：自端門至定鼎門，七里一百三十七步。隋時種櫻桃、石榴、榆、柳。中為御道，通泉流渠。今雜植槐、柳等樹兩行。”考古工作證明140米的定鼎門街，與“定鼎門街，廣百步”的大體記載相符。其位於東、西兩側裏坊的坊牆之間，與坊牆之間有水渠相隔。街道路面上有南北向路溝（排水渠）將路面分為中、東、西三部分，路面上有層層疊壓的車轍溝。定鼎門街北起皇城，南至定鼎門，彰顯了都城氣勢，映襯出了宮城和皇城的宏大和威嚴。定鼎門街除交通功能外，還具有一定的國家政治禮儀功能，《隋書》卷三《煬帝紀上》載“大業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賜監督者各有差。……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後又於“大業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還具有對外政治宣示的功能，《隋書》卷一五《音樂下》載東都“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這種盛大的具有國家政治宣示意義的活動就是在定鼎門街道上舉行的，寬約140米的天街不僅具有皇帝車駕禮儀出行的對內政治宣示功能，同時也是對外政治宣示的公共禮儀空間。

　　郭城內的街道，縱橫交錯形成了整齊劃一裏坊格局。不同規格的街道既迎合了國家禮儀的需要，又聯通了城市交通網絡，也是組成都城形制格局的重要元素。郭城內的主要街道不僅具有交通功能，還具有很強的政治功能並有完備的城市管理系統。《新唐書》卷四十九上《百官四上》：“左右翊中郎將府中郎將，掌領府屬，督京城左右六街鋪巡警，以果毅二人助巡探，……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巡。凡城門坊角，有武候鋪，衞士、彍騎分守，大城門百人，大鋪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鋪五人，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嘂謼，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啓，鼓三千撾，辨色而止。”從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出，主要街道有嚴格的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此外，主要街道上還設置街鼓設施，據《大唐新語》卷六《舉賢第十三》載“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税及宿衞大小交，即其條也”。在長安和東都城內的這種街鼓相當於警報設施，以備緊急情況之需。

四、裏坊的空間結構

　　文獻記載，隋唐東都有一百零三坊三市；北宋西京有一百二十坊。裏坊區內東西向街道和南北向街道縱橫交錯，形成棋盤式佈局。白居易在《登觀音台望城》中的詩句“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就是這種隋唐時期裏坊佈局的寫照。關於裏坊的形制，《河南志》引韋述記稱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坊內有十字街，四面坊牆居中皆開坊門。在實際工作中，洛河南岸探出五十五坊，洛河北岸探出九坊。其平面皆呈方形，長寬略有不同。

　　隋大興城和東都城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建起來的，這和都城規劃設計的模數分不開，正是由於有了這種模數分割關係，才易於在較短時間內規劃設計並建設完成。經考古工作實測，宮城、皇城和裏坊之間存在一定的以模塊分割形式的倍數關係，即模數關係。宮城大內南牆、北牆、東牆和西牆的長度均為1050米，即大內呈邊長為1050米的正方形。皇城南牆東西長2100米，曜儀城北牆東西長2100米，皇城西牆、西夾城西牆、玄武城西牆和曜儀城西牆南北共計長約2100米，皇城東牆、東夾城東牆、玄武城東牆、曜儀城東牆共計長約2100米，皇城、大內及大內北、東、西三面各二重小城共同組成邊長為2100米的正方形。即宮城（圓璧城除外）和皇城組成的子城的面積正好是宮城大內的四倍，而大內的面積正好是東都城一個裏坊面積的四倍。由此分析，東都城的佈局規劃有一個模塊分割，即以一個裏坊的面積為模塊分割佈置。以一個裏坊為模塊，放大四倍為宮城大內的面積,放大八倍為宮城和皇城組成的子城的面積。郭城內的裏坊區以一個“以裏見方”的裏坊模塊分割，從而形成裏坊區的棋盤式佈局（圖四）。

　　隋唐東都城的裏坊以裏見方，內有十字街，坊牆四面居開門。《河南志》引韋述《兩京新記》記載，“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開十字街，四出趨門”。《大業雜記》記，洛水“大堤南有民坊，各週四裏，開四門臨大街。門普為重樓，飾以丹粉”。唐代詩人鄭谷有“信馬歸來傍短牆”的詩句，這種短牆的記載應該是裏坊的坊牆。文獻記載，裏坊有嚴格的管理制度，每天定時關啓坊門，一年之中，只有元霄節前後三天坊門徹夜敞開；裏坊區內嚴禁臨街開門，嚴禁侵街現象。都城內裏坊的管理嚴格而且制度完備。

　　在考古工作中，對寧人坊、明教坊、温柔坊、恭安坊、履道坊、崇讓坊以及南市等遺址進行了考古鑽探和發掘工作。裏坊四面皆有坊牆，平面呈方形。以坊牆為準，裏坊東西和南北均為500米左右。坊牆寬約1.5米，夯築而成。坊內十字街將裏坊等分為四部分，坊牆四面居中有坊門。其規模、形制與文獻記載一致。

　　寧人坊　定鼎門內街西第一坊，東隔定鼎門街與明教坊相鄰，西隔定鼎門街西第二街與從政坊相鄰，北隔永通門街與寬政坊相鄰，南臨郭城南牆。隋稱寧民坊。唐代太宗時避諱改稱寧人坊，而後多稱寧仁坊。《河南志》記載：“定鼎門街之西第一街，凡六坊，從南第一曰寧人坊，本曰寧民，避太宗諱改，其後多曰寧仁。唐有興龍寺，崔日用宅。唐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韋虛心宅。”經考古鑽探和發掘，寧人坊略呈方形，四面坊牆均為500米左右，坊牆寬約1.6米。坊內有十字街，街寬約5米。坊牆四面居中有坊門，為單門道結構，其中東坊門臨都城軸線天街規模較南、西兩個坊門規模稍大。寧人坊的規模和形制結構與文獻記載基本一致（圖五）。

　　温柔坊　定鼎門街東第三街第五坊，東隔長夏門街與思順坊、南隔建春門街與道化坊、西隔定鼎街東第三街與恭安坊、北隔建春門街北一街與擇善坊相鄰。文獻記載坊內曾有名臣李晦、太平公主女婿豆盧光祚，及秦國公主和蔡國公主居住。以坊牆為準，裏坊東西和南北寬均約510米。坊內十字街將裏坊等分為四部分，每部分又被等距離的東西向橫街等分為三部分。温柔坊南坊牆基槽夯土寬約1.2~1.3米，牆體夯土寬約1.5米。坊牆正中有坊門。温柔坊中發掘清出了大量民居建築基址，再現了隋唐時期城市居民的生活面貌（圖六）。

　　恭安坊　定鼎門街東第二街第五坊，南隔建春門街與宣範坊、西隔定鼎街東第二街與修業坊、北隔建春門街北一街與勸善坊、東隔定鼎街東第三街與温柔坊相鄰。隋唐時期坊內有太子僕寺，右散騎常侍、舒國公褚無量、禮部侍郎賈曾，以及魏奉古、王怡之等人曾在此坊居住。坊內有十字街，在十字街東南區發現有東西向橫街（圖七）。在十字街東南區發現一處宅院遺址。宅院北臨十字街東西向街，西臨恭安坊十字街南北向街，南臨橫街。宅院為前後兩進式院落，前院為橫院。主院有堂，東西兩側輔以廂房。主院東側又附廂院（圖八、圖九）。宅院與敦煌莫高窟第85窟晚唐壁畫中繪製的一處宅院佈局相似。以廊廡圍合，分前後兩進式，左側並帶一跨院。前院橫長，主院方闊，正中置樓。這種前有橫院，後有主院，再輔以廂院的宅院模式，或是當時較為普遍的宅院佈局形式。

　　崇讓坊　長夏門街東第四街第一坊，南臨郭城南牆，東隔長夏門街東第五街與里仁坊相鄰，西長夏門街東第四街嘉慶坊相鄰，北隔永通門街與履道坊相鄰。坊內有十字街，十字街南北向街寬5.2米，兩側皆有排水渠寬約1.5米。該坊東面的里仁坊西坊牆寬1.4米，崇讓坊東坊牆寬1.7米。兩坊牆間距約21米，即長夏門街東第五街寬度。南坊牆寬2.7米。與郭城南牆間距45米，即為坊南側的東西向順城街寬度（圖一〇）。

　　南市　東隔長夏門街之東第三街與永泰、臨圜二坊相鄰，西為長夏門街之東第一街，南為建春門街。隋稱豐都市，佔四坊之地。《大業雜記》記載：其“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瓦宇齊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陰，通衢相注。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唐代改稱南市，貞觀九年後佔一坊半之地。唐末五代張全義曾在南市內築壘城，北宋以後逐漸廢棄。南市內有十字街，街兩側有排水渠。南市南門外的南北向街兩側有大量唐末五代至北宋時期臨街店鋪柱洞遺蹟，應為涼棚式建築，在店鋪前的路面上清理出大量的骰子、象棋子、圍棋子、籌碼商品遺物。在南市南牆外側的建春門街路面上有大量唐末五代至北宋時期臨街而建的店鋪遺蹟，前為涼棚式建築，後面為磚砌的操作間，有層層疊壓的燒灶遺蹟，説明這一時期管理嚴格的裏坊制度已經崩潰了（圖一一）。

　　綜合近年來的考古資料，東都城內的裏坊規模和形制與文獻記載大體一致。按韋述《兩京新記》記：“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開十字街，四出趨門。”根據考古工作目前已知的寧人坊、温柔坊、恭安坊、崇讓坊的四面坊牆長度均超過了500米，按唐代尺度換算，小裏300步約合450米，與實際尺度有一定的差異。大里為360步約合530米，與裏坊的實際規模較為接近。其次，已知的裏坊內均有十字街把裏坊等分為四部分，裏坊四面坊牆居中均有坊門。在温柔坊和恭安坊內十字街等分的四分之一區域內，又有等距離的橫街將四分之一區域等分為三部分。這樣裏坊內的十字街和四分之一區域內的橫街把裏坊等分為十二部分。《北里志》記載唐長安城內“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為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遊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褥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佔”。此記載與温柔坊的形制結構極為吻合，無論文獻記載的“曲”是指坊內四分之一區域內的三條橫街，或是指橫街之間的區域，均可以説坊內十字街把裏坊四等分，坊內的十字街和橫街又把坊十二等分的空間結構，可能是這一時期裏坊最基礎最普遍的形制佈局。

　　同時，裏坊的形制也呈現出豐富性多樣性，諸多王公貴族和達官貴人的宅院、大型寺院道觀等，或佔四坊、二坊、一坊、半坊之地，使裏坊的形制佈局和空間結構呈現出多樣性，如隋代豐都市佔四坊之地，通門十二，其空間結構必然不同。《河南志》記“次北修文坊。隋立國子學於此，因曰修文。……顯慶二年，盡並一坊之地為雍王宅。王升儲，立為弘道觀，因改坊名弘道”。另《河南志》記“東城之東第六南北街，凡五坊：從南第一日積德坊，隋日遊藝坊，盡一坊為楊素宅，宅有沈香堂”。東都城內的裏坊空間結構既有以坊內十字街和橫街等分十二部分為主的普遍性存在，又有不同規模和形制的大型庭院，使裏坊的空間結構佈局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

　　在温柔坊和恭安坊內十字街等分的四分之一區域內，又有等距離的橫街將四分之一區域等分為三部分的空間結構。坊內十字街和橫街把裏坊南北等分為六份，每份南北寬約75米，摺合唐代50步，同時，裏坊東西向也可以分為6份75米，即6個50步。即每個裏坊都可呈現出以50步為模塊等分為36份的理想型佈局模式，這與宮城大內以50步（約75米）為模數的規劃設計手法相同。宮城大內呈邊長1050米（摺合700步）的正方形，是50步的14倍，即大內可以網格為196份邊長50步的方形模塊。每個裏坊也可以網格為36份邊長50步的方形模塊，即每個裏坊可以規劃為36個邊長為75米的方形宅院。按唐畝摺合522平方米核算，邊長75米的方形宅院摺合唐代10畝，“十畝之宅”正與中國古代傳統的割宅思想一致。像這樣的“十畝之宅”可能只是城市規劃設計一個標準，是一個理想化的規劃設計手法。根據唐代均田令和《營繕令》的規定現實中的宅院規模是多種多樣的，“十畝之宅”也許只是宅院規劃的一個標準而已（圖一二）。

　五、結語

　　隋唐東都城的裏坊，由縱橫交錯的東西向和南北向街道分割而成，整齊劃一，以裏見方，四面築坊牆，坊牆居中開門，坊內有十字街把裏坊等分四部分。這樣的裏坊的空間佈局和結構模式顯然是受了北朝時期裏坊形制的影響。東都城裏坊的規劃設計和宮城、皇城存在的模數關係凸顯了城市設計的科學嚴謹性，並和都城所處山川形勢融為一體，藴含了中國古代傳統的哲學思想理念。這一時期城市裏坊的規劃設計和管理制度都是中國城市史上裏坊制度最為完備的時期，並在其後的唐末、五代至北宋時期逐漸走向崩潰。但這一時期的裏坊規劃設計思想和管理制度對後世城市的形制佈局和發展形態產生了深遠影響。目前，隋唐時期裏坊的規劃設計、空間結構以及管理制度還有諸多學術問題有待不斷的考古研究工作去揭示，並不斷豐富對城市形制佈局和裏坊空間結構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