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虹瑾 謝韜丨美國大選“翻盤”，根源也許在於大眾價值觀的變化_風聞

【編者按】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情況膠着，屢生變局。美國兩黨候選人的勝負，究竟由何種因素決定呢？本文寫作於美國大選開始之前，以加州為例，分析一個共和黨的票倉如何變成民主黨的堡壘——人口和產業結構的變遷，造成了大眾價值觀的變化。這對我們理解美國政治及未來走勢，具有啓發意義。

2020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拉開帷幕時，桑德斯在新罕布什爾州和愛荷華州成績矚目，分別名列第一和第二。按照“新—愛兩州初選神話”，桑德斯當時被各主流媒體寄予厚望。然而，隨着各州初選結果的陸續揭曉，幾位退選的民主黨參選人紛紛帶着各自的支持者加入了拜登的陣營，桑德斯的總統之路以被建制派“圍剿”而告終。2020年４月８日，桑德斯正式宣佈退選，他在美國實現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的理想被徹底封印。

雖然，桑德斯在全美範圍內難以獲勝，但其價值觀在個別州卻受到極大的認同，加利福尼亞州就是他的新晉支持者。在２０１６年初選時，桑德斯在加州以得票率落後６個百分點的成績輸給了希拉里。２０２０年，桑德斯在加州的得票率卻超過拜登１４個百分點。當桑德斯進一步向極左價值觀靠攏的同時，他在加州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在過去四年裏，加州選民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支持有顯著提升。

如果進一步拉長時間的維度進行觀察，則會發現加州選民價值觀的“羣體性左傾”發端於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在２０餘年的時間裏，加州從保守主義的搖籃成為自由主義的堡壘。雖然這不過是一代人的時間，但如今加州的政治面貌煥然一新，以至於許多人都忘記了加州曾經是尼克松、里根等響噹噹的共和黨保守主義政治家的發跡地。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加州選民的價值偏好發生嬗變？這樣的變化是否可能席捲全美國，形成所謂的“藍色浪潮”？近年來，關於美國選民價值認同變化的評論不絕於耳，有人預言社會主義是未來美國的流行趨勢，有人認為文化衝突將引發美國第二次內戰。對加州選民價值觀“羣體性左傾”的研究，有助於更全面地把握美國價值觀之爭的過去、現狀和未來。

圖源：北京日報客户端

加利福尼亞州的嬗變和“拉丁裔選民”假設

加州是民主黨的大本營，這已算不上新聞。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的總統選舉中，加州的選民從未青睞過共和黨候選人。在2018年中期選舉後，加州在國會的５５個議席中，僅有７個由共和黨控制，州議會中有近２／３的席位都是民主黨人，加州州長、州司法部長等重要職務都由民主黨人擔任。加州的共和黨人數僅佔註冊選民人數的不到２４％，人數甚至不及獨立選民所佔的２６.７％。最近幾年，加州民眾對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的偏好還在進一步加劇，“藍色浪潮”似乎在無休止地攪動着加州的政治格局。前加州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克里斯汀·奧爾森（Kristin Olsen）曾在一次採訪中感嘆道：“如今，（加州）的局面對共和黨來説已經是無可救藥了。”

但事實上，共和黨在加州也曾有過高光時刻。名噪一時的保守派總統里根曾在加州擔任兩屆州長（１９６７—１９７５年），尼克松總統的政治生涯則始於擔任加州第十二選區（舊金山城區）的國會議員時期（１９４７—１９５０年）。而在１９５２年至２０１６年的美國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在加州所獲支持率發生了很大變化。也就是在不到３０年前，加州還是當之無愧的共和黨大本營。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期間的十次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僅在加州獲勝一次（１９６４年）。在短短的２０多年的時間裏，為何加州選民在政黨認同上羣體性地一改故轍呢？

許多研究者認為，加州的變化是由少數族裔人口數量上升而導致的。的確，如果梳理加州過去２０多年的歷史，會有一個難以忽略的變化躍然眼前，即加州人口族裔結構的重大調整。然而，若按照這一論證邏輯，那麼和加州一樣經歷了少數族裔人口數量激增的地區，在選舉政治上也應該呈現類似的變化趨勢。筆者在查閲了近年來美國各州人口族裔構成的變化後發現，得克薩斯州恰好可以當作一個很好的對比案例。

同樣由於和墨西哥接壤，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間，得州的拉丁裔人口比例從２６％增長到３９.６％，而白人的比例則從６０％鋭減至４１.５％。然而和加州不同的是，得州民眾的保守主義立場似乎時至今日也一如既往的堅定。在１９５２年到２０１６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在拉丁裔人口數量激增的時期，共和黨在得州的得票率並沒有出現顯著的持續下降。

在得州，維護保守主義價值觀的主導地位是大多數選民的共識。２０１８年，獲選得州副州長的共和黨人丹·帕特里克（Dan

Patrick）的競選廣告便是：“事實就是，民主黨妄圖把得州變成另一個加利福尼亞。這是我絕不答應的，你們呢？”如今，“得州不做加利福尼亞”的口號已經成了膾炙人口的標語，得州人喜歡將它貼在車上，以宣示政治立場。

在簡要地梳理和對照了兩州的大選選情之後會發現，雖然，加州和得州經歷了同等規模的拉丁裔人口的湧入，但給兩黨帶來的選舉影響卻截然不同。或者説，拉丁裔人口數量的激增沒有給得州政黨競爭的格局帶來本質的改變。在對共和黨的支持方面，得州選民依然是蕭規曹隨。這樣看來，將加州選民政黨偏好的顛覆式變化簡單歸結於拉丁裔人口數量的上升有失偏頗。

筆者認為，雖然許多研究表明以非洲裔和拉丁裔為代表的少數族裔選民的確大多偏向支持民主黨，但少數族裔人口比例的上升並不一定給選舉帶來決定性的影響，這主要是由少數族裔選民投票率低所致。以加州為例，２０１９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拉丁裔和白人的投票率極為懸殊，前者僅有約４５％，而後者則高達近７０％。據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在２０１９年的測算，白人佔加州人口的比例為３８％，註冊選民的比例卻佔５８％，而佔加州人口３９％的拉丁裔，僅佔註冊選民的１９％。

少數族裔之所以投票率低，這不僅源於他們主觀上的政治參與意願普遍較低，也因為人口統計時並沒將非法移民排除在外，也就是説許多拉丁裔人口在選舉中根本不具備投票資格。美國移民研究中心公佈的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2010年，美國移民人口增長的總量約為2000萬人。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的估算，截至２０１０年，美國的非法移民數量是1200萬人，其中有８３％的人是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間偷渡到美國的。也就是説，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０的２０年中，美國新增移民的數量中有一半不具公民身份。即使他們希望在選舉中為民主黨添磚加瓦，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而，民主黨若期待以少數族裔人口上升來增加在選舉中的籌碼，在短期內很難實現。因此，要探究加州變化的原因，似乎還應該從拉丁裔人口比例以外的其他視角尋求答案。

誠然，拉丁裔人口數量的上升可以稱得上是加州人口變化的最顯著特徵。但在研究加州選民偏好時，一個同樣值得關注卻總被忽視的事實是：到目前為止，支持民主黨的“深藍派”選民依然大多是白人。巧合的是，３０年前支持共和黨的選民也大多數是白人。如果拉丁裔人口數量的變化不構成加州選民政治偏好變化的主要因素，那麼，或許可以從加州白人選民的價值偏好上找答案。具體來説有兩種可能：一是加州白人選民的價值觀在向自由主義偏移，二是信奉自由主義的白人越來越聚集於加州。

加利福尼亞州的社會轉型

在２０１６年大選中，特朗普以其極為保守主義的政治理念獲勝。特朗普支持者的政治畫像被美國大多數媒體定格為白人中年男性。如果把種族、年齡、性別這三個特徵拆分開進行更為細緻的考察，則會發現特朗普在白人選民中的２０％的獲勝優勢遠大於他在中年人中的８％以及在男性中１１％的獲勝優勢。“種族”似乎是特朗普支持者中最具區分度的單一人口特徵，有近６０％的白人選民把選票投給了特朗普，這一比例遠高於特朗普在全美範圍內的４６.１％的普選支持率。

但饒有趣味的是，加州的白人選民似乎頗為與眾不同。筆者根據２０１６年美國大選中全國和加州的計票結果，對特朗普在各族裔中的獲勝優勢進行了統計，加州的非洲裔選民和拉丁裔選民對特朗普的支持率和全國水平相差無幾。以拉丁裔選民為例，特朗普在該族裔中的全國得票率是２８％，在加州是２４％。然而，白人選民的情況則大為不同，在加州特朗普僅得到白人選民４５％的支持率，遠低於全國白人選民５７％的支持率。

從以上數據看，特朗普的“白人至上”價值觀似乎並沒有為他在加州贏得更多的白人選民的支持。雖然“非法移民搶走就業機會”這般言論讓他在一些州頗受歡迎，但在加州，他卻淪為被選民嗤之以鼻的種族主義者。在全美出現白人對種族話題“政治正確”的抵制情緒（White

Backlash）時，加州的白人成了例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不到３０年前，加州的白人可以稱得上是全美種族主義的“急先鋒”。１９９４年加州州長選舉時，時任州長皮特·威爾遜（Peter

Wilson）面臨着巨大的連任壓力。威爾遜在１９９１年首次就任加州州長時，加州經濟憑藉南部的航空製造業，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隨着冷戰的告終和軍備競賽偃旗息鼓，聯邦政府的國防預算鋭減，這導致加州航空製造業的訂單滑坡式下降，經濟遭到重創。據統計，從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３年間，加州共損失了７２萬個就業崗位。不巧的是，這一系列經濟衰退都發生在威爾遜州長的第一任期中。１９９３年，《洛杉磯時報》的選前民調顯示，威爾遜的支持率僅有３０％左右，大多數加州人都不贊同威爾遜處理政務的方式。如果選舉在當時馬上舉行，威爾遜可能會以落後民主黨對手２０個百分點的成績告敗。

如何才能扭轉選舉的頹勢，是當時威爾遜的競選團隊面臨的重大難題。如果州長不應該對經濟衰退負責，那麼高漲的失業率、每況愈下的工資水平又應該歸咎於誰？這位共和黨州長想到一個頗具説服力的解釋——“非法移民搶走了就業機會”。

“非法移民搶走了就業機會”這個簡單易懂的解釋，成為威爾遜反敗為勝、獲得連任的重要砝碼。他當年的競選廣告時長２９秒：片頭以非法移民跨越邊界的畫面開始，伴隨着畫外音：“他們不斷進入”，結束則是州長正襟危坐地在強調，“該適可而止了”。威爾遜的競選口號是“拯救加州”（Save Our State, SOS），承諾當選後會停止對非法移民提供包括公共教育、醫療服務在內的一切社會福利。也就是後來為大家熟知的加州第１８７號議案。這一著名的地方反移民法案是以加州全州公投的形式通過的，支持率高達５９％。作為該法案的主要背書人，威爾遜州長以５５％的支持率在１９９４年成功連任加州州長。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加州白人選民佔註冊選民近八成，他們的壓倒性支持正是第１８７號議案得以通過以及威爾遜再度當選的重要促成因素。為進一步滿足白人的反移民訴求，威爾遜州長在１９９４年曾起訴聯邦政府，控告聯邦政府由於在邊境管控上的疏忽導致墨西哥非法移民流入美國境內，最後承擔後果的則是加州公民。威爾遜州長要求聯邦政府動用警力加強邊境管控，這是當時居住在加州的大多數白人的心聲。而到２０１６年，當特朗普將他的“修牆計劃”提上政策議程，試圖劃撥聯邦財政資金加固加州邊境時，卻遭到加州白人的強烈反對。加州現任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n）甚至通過召回數百名邊防警衞隊隊員表示抗議。

如此看來，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後，加州白人的價值偏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進而影響了加州選民的整體政黨偏好。那麼，是什麼導致了白人的政黨偏好的變化呢？筆者認為，這主要源於加州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人口遷徙和社會變遷。

美國人口統計局２０１８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在加州定居的白人中，超過４０％的人是從其他州遷徙而來的。隨着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互聯網商業化應用的普及，位於加州北部的硅谷地區迅速崛起，加州吸引了大量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高收入工程師。據統計，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到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互聯網產業發展到頂峯時期時，加州灣區（Bay Area）的科技公司的工作崗位增加了１６.３％。不僅如此，即使經歷了互聯網泡沫（dotcom bubble）、房價高漲、金融危機、經濟衰退，但因硅谷催生的就業機會也沒有終止。從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９年間（同樣是大約２０年的時間窗口），灣區就業崗位的增長率達到１３.１％，硅谷創造的就業機會幾乎都是高收入的白領工作崗位。以２０１６年為例，加州科技產業工作崗位的平均年工資是15.4萬美元，這幾乎是加州整體平均工資水平（６.２萬美元）的２.５倍。和全國科技行業的平均工資相比，加州也位居榜首。

然而，在硅谷的就業機會面前，白人比少數族裔更加容易得到平等機會。有研究曾對硅谷１７７家最大規模的科技巨頭企業進行調查，發現無論是在僱員層面，還是在管理層面，白人都依舊佔據主導地位。對於佔加州人口比例最多的拉丁裔來説，硅谷的工作機會幾乎與他們毫無關係。該研究的統計數據表明，受僱於硅谷的拉丁裔職員僅佔硅谷職員總數的７％，而位居管理層的拉丁裔的比例已經少到可以忽略不計。加州的拉丁裔移民雖然在數量上增長迅猛，但在白人中產階層的生活圈，拉丁裔移民的存在感非常有限。

同樣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伴隨硅谷在加州北部崛起，位於加州南部的航空航天業卻出現衰落。正如前文所述，隨着冷戰的結束和軍工產品訂單的鋭減，南部的航空航天企業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經歷了效益下滑和大批裁員的風波。機械師與航天工作者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and Aerospace Workers）曾於１９８８年對加州南部的航空業工作人員進行訪談，受訪者約有１.３萬人，大多受僱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到１９９５年時，他們中僅有２５００人保住了工作崗位。據統計，失業潮使２１萬加州南部工人被迫下崗，他們中大多是白人，在航空工業從事流水線組裝工作。由於難以承受加州的高昂生活成本，有２／３以上的失業人員選擇移居到其他州。其中，得克薩斯州、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都是當時失業的白人移居的熱門目的地。

在產業結構調整之後，有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白人移居到加州，這一過程同時伴隨着加州南部白人工薪階層的外遷，共同完成了加州白人的“大升級”。與２０年前相比，現居住在加州的白人具有如下兩個特徵。

第一，物質生活條件有了顯著改善。近年來，加州白人的實際收入水平不斷攀升，不僅從縱向看達到了歷史新高，而且橫向同如今美國其他州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相比，也是遠在其上。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據顯示，１９９５年，加州白人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是３.５７萬美元，略微超過３.５３萬美元的全美白人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平均值。而到２０１８年，加州白人的收入水平猶如從班級的中等生一躍成為模範代表，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水平幾乎翻番，達到６.６９萬美元，遠高於５.９萬美元的美國白人家庭的平均水平。

那麼，白人的政黨偏好是否與其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關聯？在此，有必要再次與得州相對照。對得州的白人而言，加州如此迅速的財富擴張是他們難以望其項背的，得州白人的收入至今仍稱不上富裕。2018年，得州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水平僅為５.７９萬美元，甚至不及全美平均收入水平。這樣一來，似乎有理由相信，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加州白人政治偏好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由於經濟地位和社會階層迥異，加州白人和拉丁裔族裔間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與階層的界限相重合，白人和拉丁裔在加州似乎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種族隔離”。有民調顯示，有近七成的加州白人表示“沒有或幾乎沒有”拉丁裔的朋友，有３５％的白人和拉丁裔人打交道“少於一週一次”。近年來，許多研究表明，造成白人對少數族裔移民反感的主要原因包括移民影響白人的就業機會、侵佔當地的公共資源、影響社區治安。然而，這三個問題在加州似乎都不顯著。

首先，在加州，白人從事的行業和拉丁裔有顯著差異，這集中體現在兩者的收入和教育背景的差異上。以２０１８年為例，上文談到加州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是６.６９萬美元，而拉丁裔則僅為４.９１萬美元。在一項針對加州選民的民調中，白人受訪者被問及是否贊同“越多的拉丁裔人在加州就業，留給我（白人）好工作就越少”時，有７５％的加州白人表示不贊同。

據美國人口調查局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統計，在加州拉丁裔２５～６４歲的勞動力人口中，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的人僅佔１８％，而在加州的白人勞動力人口中，則有５２％的人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此外，有近４０％的拉丁裔勞動力人口甚至沒有高中文憑，而沒有高中文憑的加州白人勞動力人口僅為５％。懸殊的教育背景使拉丁裔很難對加州白人的就業機會構成挑戰。

對於加州白人而言，直到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他們的失業率才開始偏離充分就業的狀態，即失業率超過６％。即使在經濟最糟糕的時期，白人的失業率也僅在１０％左右。而拉丁裔人口的失業率則在２００８年第一季度就達到了８％，此後一路升至１５.６％，並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高居不下。不難看出，和拉丁裔相比，加州白人的就業情況要樂觀得多，他們的就業崗位在經濟衰退面前表現得更有韌性。在加州的勞動力市場上，很難想象拉丁裔會對白人的就業機會構成影響。

其次，在對社會公共資源的佔用方面，加州的拉丁裔對白人造成的威脅也相對有限。2017年的一項民調顯示，有７７％的加州白人認為，拉丁裔不會對其享有的社區資源造成影響。以中小學教育為例，物質條件優渥的白人傾向於將子女送入私立學校接受教育，或通過高價購房選擇優質的公立教育學區。但對於拉丁裔家庭來説，無論是私立學校的學費還是優質學區的房價都是他們可望不可即的，拉丁裔的子女不得不聚集在教學質量多受詬病的公立學校，結果便是白人和拉丁裔家庭的孩子實際上處於“種族隔離”的狀態。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學年，有５７.７％的拉丁裔學生就讀於所謂的“少數族裔學校”（minority

schools）——少數族裔人數在９０％以上的學校。在舊金山的中小學公立學校中，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冊的白人學生僅佔１２.９％。有研究將加州稱作“全美中小學種族隔離現象最嚴重的地方”。正如美國政治評論家喬伊·科特金（Joel

Kotkin）所描述的那樣，種族隔絕已掏空了加州夢，從某種意義上看，加州更像是民權運動前的美國南部地區。他認為，“對於加州的少數族裔來説，向上層流動的機會寥寥無幾”。

最後，拉丁裔移民的大量湧入沒有對加州的社區安全產生負面影響。相反，在過去２０多年中，隨着社區安全建設投入的增加和警力部署的完善，加州在加強社區安全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從１９９０年開始，加州的暴力犯罪數量在不斷下降。加州的暴力犯罪率在１９９２年達到頂峯，每１０萬人中有１１０４起暴力事件，而到２０１７年，這一數字則降至４５１起。正如舊金山青少年與刑事司法中心的研究員麥克·麥樂斯（Mike

Males）所説，“如今加州的種族多樣化程度已如同世界的縮影，加州的大多數白人或許能更冷靜地看待這個已成定局的事實。畢竟，作為少數族裔的我們比曾經是多數派時的我們過得更好”。

總的來説，由於近３０年來加州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如今居住在加州的白人普遍生活富足，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大幅度超過美國白人家庭整體的中位數水平。此外，由於社會經濟生活的相對隔離，在就業機會、公共資源使用和社區安全三個方面，加州白人都較少受到拉丁裔移民的影響。筆者認為，這些方面是加州白人政治偏好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整個加州向“深藍”蜕變。

加州白人要什麼

美國大多數電商網購平台的底部都有這樣一行字：“點擊確認不要出售我的個人信息（僅加州居民可選）”。２０１８年６月，加州州長簽署頒佈了《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案》，該法案的主要內容包括商家必須讓加州消費者知曉他們將收集何種個人信息，且不得保留或出售消費者的個人信息等。該法案使加州的消費者在隱私保護上擁有獨一無二的特權，美國其他各州的民眾均無此特權。

當物質生活有了充分的保障之後，加州白人考慮更多的是如何提高生活質量，並盡其所能地幫助弱者捍衞權利。類似消費者隱私保護這樣在許多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對加州的白人中產家庭而言卻是茲事體大。他們的政治訴求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重視環境保護等公共事務。２００６年，加州州議會通過《加州應對氣候變化法案》，並由此建立了全美第一個全面控制温室氣體排放的計劃，該計劃設定的減排目標比《巴黎氣候協定》簽署國中的任意一個國家都更宏偉。時任加州州長阿諾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指出，“雖然聯邦政府對氣候變化掩耳盜鈴（暗指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但加州不能視而不見”。在這一計劃的框架下，加州陸續出台了一系列的推動環境保護的措施，這些措施中不乏許多市場化的手段，提高非再生能源銷售價格，因而也大大增加了加州居民的生活成本。例如，為鼓勵節約用電，加州的家庭用電和工業用電價格分別是全美平均水平的１.５倍和１.７５倍。此外，加州要求新建住房在自然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必須安裝太陽能板。不僅如此，加州的汽油價格是美國平均水平的近１.５倍，原因是加州政府要求加油站必須使用一種獨特配方將汽油淨化以後再出售。而掌握這種獨特配方的煉油廠屈指可數，供應緊縮抬高了汽油的價格。

或許有人認為環境保護只是加州政府的一廂情願，加州民眾會因為環境保護支出高漲而叫苦連天，那就大錯特錯了，州政府的管控計劃正是對加州民眾訴求的回應。２０１８年的一項民調顯示，有八成以上的加州居民擔憂全球氣候變暖會對未來的經濟和生活質量產生影響。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６年間，絕大多數的加州民眾都支持《加州應對氣候變化法案》。如今，更有６７％以上的加州民眾認為，州政府應該在該法案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環境保護的力度。有超過半數的民眾表示他們願意為清潔能源支付更高的價格，以緩解全球氣候變暖。作為美國人口數量第一大州，加州民眾擁有的傳統能源汽車數量在全美最少。

民主黨重視環境保護的政策傾向是其在加州贏得更高支持率的重要原因。當民主黨領袖在為減少温室氣體排放殫精竭慮時，共和黨人對是否存在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問題還在持質疑態度。

第二，支持政府採取寬鬆的移民措施，甚至願意對非法移民寬容以待。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間，加州共通過七項立法，旨在保護非法移民在加州的工作權利，使他們免於被僱主“壓榨”，能夠得到不低於行業平均標準的工資，並享受和美國合法公民一樣的工作條件。不僅如此，加州於２０１３年出台了《信任法案》，對非法移民提供全方位的司法保護，減小他們被聯邦移民局遣送回國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又於２０１７年通過了《加州價值法案》，要求加州地方執法機構不得以任何方式配合美國移民局對非法移民調查與遣送。

加州政府在移民問題上的包容態度讓共和黨執政的聯邦政府如鯁在喉，加州政府不僅被特朗普在推特上多次點名批評，在２０１８年時，還受到時任美國司法部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的起訴。塞申斯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將加州比作是非法移民的“避難州”（sanctuary state），並稱加州政府的行為是“故意阻撓聯邦移民執法人員的工作，這種做法無異於是將少數極端激進分子的邊境自由理念付諸實踐”。

然而，對非法移民的保護果真是“少數極端激進分子”的理念嗎？對加州的白人來説恐怕並非如此。２０１７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項民調顯示，加州白人中有近半數的受訪者認為，警察局、醫院、學校等公共機構不應該泄露相關人員的非法移民身份信息，除非有涉及嚴重暴力犯罪的情況發生。６５％的加州白人認為，政府應該為目前在美國的所有非法移民建立公民身份獲取渠道。而對《夢想法案》的支持率，在加州白人中更是達到了７５％。

有研究發現，自由派白人是唯一一個存在“傾向非我族裔者偏好”（prooutgroup bias）的羣體，可稱之為白人的“偉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此類研究將這一現象歸因於“白人的內疚”（White Guilt），認為近年來發生的對少數族裔不公的社會事件，激發了生活優越的白人對少數族裔的憐憫情緒。這種憐憫情緒可能在加州的白人中表現得更為突出。由於拉丁裔人口較多，在加州的社區新聞上總能看到因“青少年暫緩遣返”計劃而被骨肉分離的悲慘故事，一些被遣返回國的非法移民或許就是被僱傭多年的除草工或是附近咖啡店的收銀員。因而，在看待非法移民的困難處境上，加州的白人或許更能感同身受。

第三，加州白人關懷的弱勢羣體絕不僅限於少數族裔，在同性戀和變性者（LGBTQ）的平等權利方面，加州白人也持有進步主義的價值偏好。

２０多年前，加州白人在政治選舉中首要考慮的問題是應對物質層面的危機，即如何限制蜂擁而至的非法移民對其形成就業衝擊。對他們而言，誰能鎖上南加州邊境的大門——駐牆也好，加強巡邏也罷——就該讓誰當選。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加州經濟不景氣讓加州白人更堅定地要求政府必須採取強硬措施打擊非法移民入境。他們認為，失業和降薪正是非法移民帶來的惡果，這一心理和美國如今的藍領工薪階層人士頗有幾分相似。

然而，２０年後的今天，加州白人卻欣然向非法移民敞開懷抱，甚至願意督促政府給非法移民提供獲取公民身份的渠道。除此之外，諸如對待LGBTQ羣體和氣候變化之類，好似“他人瓦上霜”的問題，也都成為加州白人選民關注的政治焦點。而像“限制非法移民入境”這類損害他人利益的政策，在加州白人看來則是最嚴重的“政治不正確”。

民主黨得以在加州翻盤，除了加州少數族裔人口數量增加的原因之外，還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加州白人的階層“大升級”，進而促使加州選民的價值觀在整體上發生偏移。南部航空製造業的衰落使白人藍領外遷，北部硅谷的崛起又吸引了大量白人職業精英的聚集。在如今的加州，自由派可謂是中流砥柱，他們大多生活富足，開節能車，嚴格遵守垃圾分類的標準，以節能模式使用空調，吃“從農場到飯桌”（farm to table）的有機食物，對弱者富於同情心。加州白人階層的“大升級”構成了加州選民在政黨價值偏好上出現例外與嬗變，正是這一例外讓加州由“紅”變“藍”，但也註定讓攪動加州的“藍色浪潮”難以席捲全美國。

“馬賽克聯盟”裏的一抹“深藍”？

作為自由派的大本營，加州無疑是民主黨的堅定支持者。但加州人的價值偏好在民主黨內並不具有代表性。也正因為如此，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理念雖然能在加州大獲全勝，但在民主黨黨內初選中卻敗下陣來。與其説是建制派“阻撓”了桑德斯前進的步伐，不如説是民主黨的温和派選民難以在桑德斯的政治主張中找到價值認同。

近年來，關於“民主黨正被左派佔領”的言論不絕於耳。以自由派白人為首的左派活躍在各大社交媒體上，他們創作了一個又一個的社會熱門話題，包括“我也一樣”（Me Too）、“把你的墮胎經歷講出來”（Shout Your Abortion）等，其影響力甚至在向全世界範圍滲透。這些聲勢浩大的活動似乎造成了這樣一種直接印象：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正在美國盛行，民主黨只要向他們靠攏，假以時日，一定能在全美獲得絕對的選舉優勢。

但社交媒體卻在以一種不平等的方式放大自由派白人的聲音。這些受過大學教育、熱心公共事務的極左自由派白人恰巧是新媒體的主要用户，他們對社交媒體的使用是“民主黨內價值觀更温和、膚色更多元、受教育程度更少的人的兩倍”。極左自由派白人看起來聲勢浩大，但對選票的貢獻卻十分有限。如果硬要給他們戴上“民主黨未來”的光環，那麼，至少從目前看難免名不副實。

統計表明，極左自由派的聲音並不是民主黨黨內的主流聲音，在民主黨內部自認為是温和派和保守派的選民佔到五成以上，在財税、外交、種族、同性戀等問題上，一以貫之地持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民主黨人僅佔２５％，而將自己定義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人僅佔民主黨人的1/10。温和的民主黨人雖然不習慣在社交媒體上宣示立場，但他們卻是“沉默的大多數”，是給民主黨貢獻選票的主力軍。

如此看來，民主黨只需要聯合黨內“沉默的大多數”的温和派，便能穩定其基本盤，但事實似乎並非那麼簡單。“温和派”是對民主黨黨內價值觀不極端的選民的總稱，但他們“温和”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卻落實在不同的議題。近年來，在“身份政治”競選策略的驅動下，民主黨集結的支持者在族裔、性別、年齡等方面愈發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其基本盤包括非洲裔、拉美裔、年輕人、婦女、LGBTQ人士，甚至還包括工薪階層———如果民主黨人試圖重建“新政聯盟”（New Deal Coalition）的話。雖然這些選民均偏好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但他們的具體政治訴求卻各不相同：非洲裔追求種族平等、拉美裔關注移民政策的改革、年輕人要求縮小貧富差距，等等。

這些五花八門的訴求和價值偏好使如今的民主黨彷彿是一個“馬賽克聯盟”。民主黨政治家難以找到選民的共同關注點，因而也難以塑造一種使選民團結一致的凝聚力。在２０２０年的初選中，桑德斯的經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主黨政治家的窘境。一方面，桑德斯在各州的“千禧一代”中都獲得壓倒性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在非洲裔選民中獲得的選票卻聊勝於無。以亞拉巴馬州和弗吉尼亞州為例，拜登在非洲裔選民中的支持率超過七成，而桑德斯僅有１５％左右的支持率。正如美國華盛頓大學政治系教授克里斯托弗·帕克（Christopher

Parker）所評論的，如果民主黨要動員更多的非洲裔在２０２０大選中投票，則必須在種族平等、身份政治等問題上做文章，財富分配問題不是黑人關注的焦點但矛盾的是，財富分配問題卻又恰好是調動年輕人政治參與活力的重要“興奮劑”。然而，無論是少數族裔還是“千禧一代”，抑或是婦女、LGBTQ人士，對民主黨來説都是不可或缺的選民基礎，但在調動他們政治參與積極性的過程中，又難以做到並行不悖。

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隨着少數族裔人口數量比例在全美範圍的增加，加州的現在會成為美國的未來嗎？簡而言之的答案是：不會。加州的特殊性在於白人精英選民和拉丁裔選民佔到了民主黨支持者的大多數，兩者的社會經濟生活相對隔絕，在就業機會等問題上不存在競爭關係，前者對公共事務的關注與後者在移民政策上的訴求可以完美結合。因而，在移民的相關議題上持進步主義觀點的民主黨政治家可以巧妙地獲取兩者的共同支持。但加州相對單純的選民結構在全美近乎是獨一無二的，這或許只是民主黨“馬賽克棋盤”上的一抹“深藍”。民主黨若要在2020年的總統選舉中最終獲勝，恐怕還需要展現更多的政治智慧，凝聚數量龐大卻又價值多元的更多選民的支持。在美國當下的政治環境中，或許唯有反“特朗普主義”才是能將“藍色馬賽克”拼貼起來的黏合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