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窮人是什麼樣的？ | 李子暘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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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院士，給貧困地區送去優質農產品，但當地農民根本不買賬，怎麼説也不配合。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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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這位一手拿一個土豆笑呵呵的人，可不是一般人。他叫朱有勇，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在全世界植物學界是大牛級別的人物。

2015年，國家推行精準扶貧，工程院也承擔了扶貧任務。朱院士當時已經年逾六十，但在院士裏算是年輕的。年輕人嘛，就找個艱苦的任務。朱院士來到雲南一個深度貧困村搞扶貧。雲南這個深度貧困村窮到什麼程度呢？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元。

如此貧困，可以想見當地各種條件一定非常惡劣，脱貧難度很大。不過，這難得住一般人，難不住院士。朱院士考察了當地的土壤、氣候、水文等條件以後，打開自己的技術庫，就像機器貓掏出寶貝一樣，拿出了一個適合當地發展的產品——反季節土豆，也就是冬土豆。十一二月份種下去，來年三四月份上市，在全國都是最早上市的新土豆，是俏貨。種植户就等着數錢吧。

沒想到，當地農民根本不識貨。即使朱院士和學生們百般講解説服，農民就是不配合，不願意種植冬土豆。什麼冬土豆？沒聽説過，不知道，不會種。你們院士當然會，我們農民大字不識一筐，啥技術也不懂，跟你們城裏人可比不了……

沒辦法。朱院士只好帶着學生，找塊地，把土豆種起來。三四個月以後，冬土豆果然種出來了，品質還很好。這不還行，還得把土豆賣出去，賣個好價錢。然後，還得開免費培訓班，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手把手教當地農民種這種新型的冬土豆。種出來以後，還得教農民上網直播賣土豆……

如此帶動之下，有個農民種了10畝冬土豆，賣了7萬塊錢。這一下，當地可算是轟動了。一年人均1000元，這一下子，十畝地三四個月，掙了7萬塊。誰聽了不心動啊。

心動以後就是行動啊。村裏其他人種植冬土豆的積極性就有了。然後其他村也聽説了，都跟着種起來，全縣種植面積很快超過一萬畝。幾年時間，這個縣的貧困率從50%降到2%左右。扶貧大有成效。

類似的現象，在全國扶貧事業中，可説數不勝數不計其數。在很多貧困地區，扶貧者都感到，最困難的，就是怎樣説服當地人，讓他們行動起來，接受各種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這個過程往往很難。扶貧者要面對貧困户巨大的“惰性”“不信任”和“不合作”。

朱有勇身為院士和國際頂尖專家，在這方面同樣沒有簡便的好辦法。怎麼苦口婆心説服當地農民也沒用，只能花上幾年的時間，親自去種植新產品，賣出去，並且賺到了錢，當地農民才肯跟着行動起來。

看來，窮人之所以窮，主要就是因為頭腦固化、不願意接受新事物，而且很懶惰，不願意積極嘗試脱貧的新方法。為了節省這些不必要的時間浪費，應該讓地方政府強制農民接受朱院士們帶來的新產品。這樣，大家的脱貧不就會快很多麼？

如果你這麼想，進而這麼幹，扶貧脱貧只會更加遙遙無期，甚至完全不可能。

為什麼這麼説呢？

原因還是在於人們對窮人的真實處境不瞭解，想當然。

一般認為，窮人和其他人的區別只在於錢少。這當然是對的，但這只是全部真實的一部分。其他更重要的真實還有：由於錢少甚至根本沒錢，窮人應對風險的能力，很小很弱。他們幾乎經受不起任何風險。所以，窮人面對風險的態度，和其他人有很大不同。

在類似金融危機或疫情嚴重這種時候，我們很多人都體會到風險爆發是什麼意思。好心人可能會想，窮人在這種時候肯定是更難過。其實，對窮人來説，生活基本上是一場持久的風險爆發。就算沒有金融危機或者疫情，他們同樣每天都要面對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

在全世界，很多窮人都靠打短工度日，做一天吃一天。有固定工作固定收入的人，很難理解這種短工者面臨的真實壓力。按天計算，短工者的收入可能並不低甚至挺高，但他們每天都在擔心明天是否有工作可幹。他們永遠不能確定，手頭的工作做完以後，是否還能找到下一份工作。

而且，由於收入低，儲蓄少，風險對窮人的打擊力度更大。對其他人來説，就算遭遇風險，可能也只需要削減不必要的開支，減少一些享受而已，比如減少下館子吃飯的次數，少買幾件衣服或時髦的電子產品，取消今年的旅遊計劃等等。

對窮人來説，一旦遭遇風險，可能立刻就要面臨吃不飽飯、沒法給家裏的孩子付學費、沒法買過冬的衣服等嚴重的生活危機。

所以，和其他人相比，窮人並不僅僅是缺錢，而是更加脆弱，更加禁不起風險。而為了對抗這種脆弱，避免遭遇風險，窮人要採取很多“保守”的策略。這些策略往往被指責為“懶惰”“多疑”“不積極”等“劣根性”。

比如，為了避免單一職業帶來的風險，很多窮人不得不同時打幾份工。而同時打幾份工，顯然不符合“專業化”的要求。窮人因此很難在任何一項工作上太“精益求精”。實際上，他們的最佳策略是在工作中儘量節省體力和時間。不瞭解這個情況的人，往往會輕飄飄地批評窮人“不求上進”“好吃懶做”。

在農村，窮人的“保守”策略就表現為儘量按老規矩耕作，不輕易嘗試新型農作物或者新技術。就算他們明知新作物的產量更大，收益更高，最佳策略也是不要輕易嘗試。

首先，新作物勢必需要新種子。按老規矩耕作，可以使用去年留下的種子，無需另外花錢買種子。改用新種子，就要花錢。萬一收成不好，就會因此欠債。窮人欠債，很可能就此翻不過身來。

其次，新作物就算看起來很好，產量很高，但誰也不能保證市場銷售就會很好，一定能賺到錢。老作物就算不理想，但至少能確保有收入。還是那句話，窮人可沒有冒險開拓的資本。

第三，對外來的扶貧者、好心人來説，新產品新技術就是一個工作項目，就算不成功，也不會對他們有多大影響，至少不會影響他們的衣食住行。但對貧窮的當地農民來説，這可是生活的全部。萬一弄砸了，日子可就過不下去了。用自己的身家和未來，搭配別人的項目，誰會特別積極主動呢？

朱院士在雲南深度貧困村遇到的農民，之所以在最初拒絕冬土豆這樣的好產品，也是因為要儘量迴避風險，而不是因為什麼“懶惰”“不積極”。深入農民的生活環境，就會理解這種迴避風險的“保守”策略才是合理的。

在扶貧中遇到困難，遇到貧困户不積極不配合，就趾高氣揚地抨擊人家的“劣根性”，感嘆什麼“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其實反倒暴露了自己的狹隘和懈怠。

當然，朱院士他們可不是如此狹隘和懈怠。面對當地農民的不配合和不積極，他們並沒有怨天尤人，或者一走了之，而是積極行動起來，深入鄉村基層，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親自動手，把新產品、新技術的優越性，用實實在在的事實呈現在農民面前，同時，在技術培訓、產品銷售等各方面提供全套的服務和支持，和農民一起切實解決生產中的種種問題。

一言以蔽之，朱院士不是站在高處叉腰指揮農民幹，而是擼起袖子和農民一起幹，並且一干就是好幾年。面對實實在在的收入增長，農民當然不會再堅持“保守”策略，而是轉而接受新產品、新技術，也就實現了脱貧致富。

想要幫助，或者標榜自己想要幫助窮人的人，很多，但很多人都以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態度看待窮人。他們的扶貧行動，如果有的話，也是淺嘗輒止、蜻蜓點水的“一日遊”，而絕不會真正深入窮人的生活環境，更不會和窮人同吃同住同勞動。

他們的這種“扶貧”當然很少會成功。而他們也就因此認定窮人之所以窮，就是因為窮人的種種“劣根性”。在這種貶損、貶低窮人的過程中，他們收穫了極大的心理滿足和愉快。如果再有人資助他們的“扶貧”，他們簡直會樂此不疲。

這就是各國扶貧很多，花錢很多，但真正成功的卻很少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