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興起！邁克爾·桑德爾：不扭轉精英的暴政，民主黨仍會面臨失敗_風聞
大眼联盟-2020-11-07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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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sep/06/michael-sandel-the-populist-backlash-has-been-a-revolt-against-the-tyranny-of-merit
邁克爾·桑德爾：
**不扭轉精英的暴政，**民主黨仍會面臨失敗
作者：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
譯者：呂調陽
法意導言
本文是對當代美國政治學家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關於其新書《優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及美國政治問題的訪談，於2020年9月刊載於《衞報》（The Guardian）。民粹主義在美國的興起已是不爭的事實，《優績的暴政》正是桑德爾對這一境況進行反思的最新成果。桑德爾認為，對特朗普崛起的恰當理解的核心在於，認識到他對懷有不滿情緒的民眾的政治魅力。不滿的根源則是優績主義，它體現在“努力就能成功”這一類“上升修辭”中，也在把“公平賽場”作為對於全球化和不平等的解決方案這一做法中。把個人看作是自我造就的和自足的自我圖景和以其為觀念基礎的高度競爭化的市場精英制,帶來的是當前美國分裂加深、團結感不復的現狀。桑德爾挑戰了里根及撒切爾時代以來“個體自治”和“自我依賴”的神話。在他看來，我們應該誠實地承認個體的脆弱性，重建個體間對他人的認同。這意味着，持進步主義觀念的左翼黨派必須修正自己，回應這些不滿；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工作者對公共福祉的貢獻應如何被評價和回報，必須得到激進的重新審視。
十八歲時，邁克爾·桑德爾上了自己政治學藝術意義重大的第一課。這位未來的哲學家是加利福利亞州帕利塞德高中學生團體的領導者，同一時期，後來成為了國家領導人的里根就與他同住一個小城。1971年，一直相當自信的桑德爾在2400名左傾的學生面前和里根辯論。那時，使一代人變得激進的越戰正當高潮，每一所學校都對保守主義懷有敵意。
出乎桑德爾意料地：里根接受了挑戰，乘坐黑色豪華轎車氣派地來到了學校。接下來的交鋒更超出了他的年輕對話者的預期。
“我準備了一長串我認為極其棘手的問題”，視頻中現已67歲的桑德爾在他位於波士頓的書房中回憶道，“關於越戰問題、18歲年輕人的投票權問題（這是里根所反對的）、合眾國問題、社會安全問題各個方面。我本以為我能夠在聽眾面前揭露他的短處，然而他的回應温和、平靜、有禮。一個小時後，我意識到這次辯論我並沒有佔上風，我輸了。他沒有用他的觀點説服我們就贏了我們。九年後，他以同樣的方式贏得了總統選舉。”
並未被這些早年挫折擊敗的桑德爾後來成了英語世界最負盛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和辯論者之一。在牛津以羅德學者的身份獲得博士學位後，他又獲取了在哈佛的教席。他被視為“一個有着世界級搖滾明星聲譽的哲學家”，在哈佛的平台上，他擁有成百萬上千萬的受眾。他在BBC無線電4台的“公共哲學家”系列節目的聽眾會對他蘇格拉底式的提問方式非常熟悉，因為桑德爾在與他的觀眾辯論時，總是有意檢驗聽眾觀點的預設；數以百萬計的YouTube用户則會很熟悉他那高而顯得嚴肅的額頭和柔和的口頭講演——他的關於公正的講座在這個網站上可以免費觀看。
桑德爾的政治學立場是毫不掩飾的左派。2012年，他為埃德·米利班德支持勞工的新項目做出了智識貢獻：在政黨會議上發表了有關市場之道德侷限的講話。這一講話和他同年出版的新書《金錢不能買什麼》啓發了米利班德對“掠奪性資本主義”的批評，這也正是這位工黨領袖在英國“後危機政治”辯論中的獨特貢獻。
《金錢不能買什麼》確立了桑德爾作為英語世界對自由市場悖論最有力批評者的地位。但是，在一個極化愛國主義和毒化政治主宰的時代，桑德爾開始頻頻回想起和里根的那次交鋒。“它（那次辯論）在關於認真傾聽的能力的重要性這一問題上教會了我許多。”他説，“它使我明白，和辯論中的強硬同樣重要的，是對彼此的尊重與公眾參與。”
如何培養這些公民美德，此問題正是桑德爾本月出版的新書的核心。美國評論家們警告，在目前的分裂背景下，本次總統大選是一次“大決戰”。那麼，怎樣才能達成更少仇恨和敵意、更良善的公共生活？這個出發點是“令人不快的”，它激起了來自維持一代人的進步主義之偽善做法的反感。
照片：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提供
《優績的暴政》是桑德爾對英國脱歐、特朗普的當選這些事件的回應。對於巴拉克·奧巴馬、希拉里·克林頓、託尼·布萊爾和高登·布朗這些人來説，這本書構成了一種挑戰。桑德爾認為，民主黨和同類型的歐洲黨派，通過將維護“精英時代”作為對全球化、不平等和去工業化所帶來的挑戰的解決方式，完全漠視了勞動階層的價值，而這給公共利益帶來了災難性後果。
他談論時語調比以往都要温和，措辭別具一格地優雅、流暢。但在解釋他視之為腐蝕性的左翼個人主義的崛起時，他聲音中的沮喪清晰可辨：“我們在大西洋兩岸都會聽到，對於全球化和不平等的解決方案是，讓那些勤奮工作、遵守規則的人能夠上升到他們的努力和天賦允許他們所到之處。這就是我在這本書中稱為‘上升修辭’的事物。它成為一種信仰言説，一種看似無矛盾的比喻。中間偏左翼人士聲稱，他們會創造一個真正公平的賽場，這樣，每個人都將有平等的機會。如果我們這樣做——就我們目前所做的來看——那些通過努力和天賦獲得上升的人就理應有如此地位，就必定贏得成功。”
這種被提倡的上升方式，也就是獲取更高層次的教育。或者，如布萊爾慣常説的：“教育，教育，還是教育。”桑德爾提到奧巴馬於2013年的一次演講，奧巴馬作為總統對學生們説道：“我們生活在21世紀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在全球性經濟體系中，工作機會可能流動到任何地方。公司在尋找受到最好教育的人，無論他們身處何處。因此，找到一份維持生計的工作對你們來説將變得很難。”對那些願意做這一必要付出的人而言，存在這樣的承諾：“努力就能成功——這是一個這樣的國家。”
對此，桑德爾有兩點基本反對意見。首先，很明顯，傳説中的“公平的遊戲場”只是一種幻想。雖然他的哈佛學生中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他們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結果，然而他們中三分之二的人有着收入規模排行前五的出身。這也是常春藤聯盟高校的模式。社會階層與SAT分數——高中生進入大學前的評分——之間的關係很明顯。他注意到，從更大範圍來看，社會流動性已有數十年停滯不前。“貧窮家庭的孩子成年後仍然保持着貧窮。”
**但《優績的暴政》的主要觀點是另一個：桑德爾決心一擊命中，挑戰一個左翼自由派共識，這個共識已經主宰他們的思想長達三十年。**他表明，即使是完美的精英政治，也會是很糟糕的東西。“這本書試圖闡明，它有極為黑暗、墮落的一面。”他説，“這種説法意味着那些沒有獲得階層上升的人只能責怪自身。”中間偏左派精英拋棄了過去的階層忠誠，扮演起了道德人生導師這樣的角色，致力於幫助勞動階層的個體適應一個只依靠他們自己的世界。“在全球化問題上，”桑德爾説，“那些黨派認為，現在選擇不再存在於左和右之間，而存在於開放和封閉之間。開放意味着資本、商品和人口無邊界的自由流動。”這種狀態不僅被視為是不可抗拒的，更是值得稱道的。“任何形式的反對都被視為是思維封閉、狹隘和對世界主義認同的敵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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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殘酷的成功倫理瀰漫於整個文化中：“身居高位的人，他們的地位是應得的；底層的人也一樣。他們沒有同樣有效地奮鬥。”隨着中間偏左翼政黨及其代表變得越來越“中產階級”，對階層上升的關注加強了。“他們依賴專業階層作為他們的支持者——在美國，這意味着將其作為競選資金的來源之一。在2008年，奧巴馬成為第一位選舉資金籌集總數額超過其共和黨對手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那是個轉折點，但當時沒有人當回事兒。”
這是個嚴峻的批評。那麼他同情特朗普主義嗎？“我對特朗普沒有任何同情或之類的態度，他是個很惡毒的人物。但我的書對投票給特朗普的人報以同情的理解。特朗普有成千上萬的謊言，但有一點是真實的，那就是他對精英的不信任和怨恨。他從始至終都認為他們瞧不起自己。這的確提供了理解其政治魅力的重要線索。
“我對民主黨要求高嗎？是的。因為正是他們對市場假設和精英政治毫無保留的擁抱為特朗普的成功鋪平了道路。即使特朗普在下次大選中失敗，並在某種意義上從政治核心中被排除，但只要依舊不正視其回應怨恨和不滿的職責，民主黨還是會失敗。這些不滿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為激進政治所強化。”
這些是桑德爾所做的診斷。桑德爾相信，擺脱這些危機的唯一方法，是走出這個民主黨所持有的精英主義預設，即把人粗暴地、泛道德化地劃分為成功者和失敗者。****在新冠疫情中，尤其是對被假想為無需技能的低薪工作之價值的認可，為這一革新提供了出發點。“開啓對工作之尊嚴的討論正當其時；這一點應該被認識到，即工作的回報不僅意味着薪酬，更與尊嚴有關。現在我們能夠意識到我們對他人的依賴之深，這裏的“他人”不僅包括醫護人員，也包括物流業從業者、雜貨店收銀員、庫房工人、貨車司機、家政服務人員和保育員等等，他們許多人還處在打零工的狀態。在被稱為“基本工作者”的同時，他們往往既非薪資最高也非最受尊敬的工作者。”
對公共福祉之貢獻的評價和回報問題，必須得到激進的重新審視。例如，在紐約城區和在華爾街工作的人們所掙的錢，與投資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貢獻相比是完全不成比例的。金融交易税將使資金流通更平等。但對桑德爾而言，“榮譽”一詞所代表的問題與工資問題同樣重要。我們不僅需要對錢，也需要對榮譽重新進行分配，使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從事無需高等教育學歷工作的勞動者能得到更多。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大學在勞動者機會獲得上所扮演的角色，”他説，“而這在以前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證書主義已經成為近些年被廣為接受的偏見。忽視對職業訓練的投資和跟隨相關人員從事學徒活動的權利之類的問題將是個嚴重的錯誤。更多的財政投入尤為緊迫，但這不僅在於其能培養無高學歷人羣的謀生能力：它傳達的公共認同能幫助人們轉變對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們為公共福祉所做之貢獻的態度，使人們更能夠理解和欣賞這些人。”
與此同時，對在既定精英秩序中獲得成功這一角色的恥感是必要的。對於那些像他的哈佛學生一樣，相信自己是單憑個人成功的理所當然的獲取者，桑德爾贈了《傳道書》中的話：“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貲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悦。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謙卑在這時就是一種極為關鍵的公民德性，”他説，“因為它對於優績制的、把我們各自分開的傲慢而言，是一種必要的解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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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績的暴政》是桑德爾在其個人畢生智識努力中對四處蔓延的個人主義的最新一擊；個人主義，自里根和撒切爾時代以來，已經佔據西方民主國家價值觀念中的主流地位。“把個人看作是自我造就的和自足的，這種自我圖景有其吸引力，因為它有一張強有力的面孔——我們可以憑自己做到，只要努力我們就能做到。這是一種特定的自由圖景，但它有其缺陷。它指向一個高度競爭化的市場精英制，而這會加深分裂，侵蝕羣體的團結。”
桑德爾使用了這樣一些詞彙來挑戰自由主義的“自治”概念，這些詞在數十年後的今天已不再新鮮：“依賴性”“受惠”“神秘”“羞恥”和“運氣”這樣的詞在他的書中得到了重現。它隱含的主張是，脆弱性和對彼此的認同能夠成為一種新的歸屬感和社羣感的基礎。這是一種新的社會圖景，它恰恰構成強調自我依賴是第一德性的撒切爾主義的反面。
他相信，有很多遠勝於“為醫護人員鼓掌”時刻的使人樂觀的跡象，它們表明，一種倫理的轉變終會發生。“‘黑命攸關’運動使激進政治有了更多的道德力量。它已成為多種族、跨代際的運動，並正為對非正義的公共思考打開空間。它表明，要有效解決不平等問題，僅靠移除通往精英制成就的障礙是不可能的。”
在書的末章，桑德爾重温了亨利·亞倫的故事，一位成長於種族隔離的南方，打破了巴比·魯斯創下的全壘打記錄的非裔排球運動員。亞倫的傳記作者寫道，一次排球擊打向他提供了第一次進入精英階層的機會。如此總結這個教訓是錯誤的，桑德爾説，“亞倫的故事給我們的啓示不是要熱愛精英制，而是要蔑視這樣一個充滿種族偏見的體制，當身在其中時，一個人要逃離它只能通過打全壘打。”
靠公平競爭不足以建立起一個社會的正義圖景，即使特朗普在十一月的總統競選中失敗，喬·拜登和他的歐洲同道也必須理解這一事實。桑德爾表明，他們也可能做不到像他的精神偶像之一、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R.H.託尼所提倡的那樣好。
“託尼的觀點是，機會平等頂多也只是一種片面的理想。作為替代方案，他提出的不是一種強制性的結果平等，而是一種更廣泛、民主的‘環境平等’，它能夠使各種人生道路的公民抬起頭來生活，並把自己視為共同事業的參與者。我的書便來自於這個傳統。”
翻譯文章：
Michael Sandel, The populist backlash has been a revolt against the tyranny of merit，The Guardian，Sep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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