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外交牌怎麼打？恢復美國全球領導者地位，從“購買北美貨”取代中國出口做起_風聞

已經宣佈勝選的美國總統拜登，已經在一系列演講中，勾勒出未來新政府重點的四個議題：

肆虐的流行病、不平等的經濟和司法體系、面臨危險的民主制度，以及危機四伏的氣候問題。

拜登作為一名從政四十多年的骨灰級美國政客，最擅長的領域就是外交領域，那麼，如何評估拜登的外交政策風向？對中美關係發展會是利好嗎？當然，隨着拜登政府組閣人選逐一披露，相信也很快成型。但我們不妨多聽聽美國輿論精英的聲音。

很多朋友應該記得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他在2005年9月提出，中國應該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這也成了布什政府就中美關係提出的一個全新概念。

佐立克是美國外交政策機構的支柱人物。他曾擔任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 財政部長顧問; 美國貿易代表（2001年至2005年）; 白宮副幕僚長; 以及世界銀行行長（2007年至2012年）。

在小布什正式當選總統前，佐利克就對美國外交政策發表過重要見解。2000年1月，他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題為《2000年大選：共和黨的外交政策》的文章，稱“美國外交的基石是軍事優勢，美國必須保持軍事霸權以打造並控制新的國際秩序”。據此，他被認為可能還是後來布什政府中第一個提出“邪惡軸心”概念的高官。

作為共和黨人，佐立克雖然有新保守主義底色，但他更是一名現實主義者，見證特朗普政府四年來揮舞着貿易戰大棒，以及動輒新冷戰的威脅，他也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説《美國不需要新冷戰》，出版了一本專著《世界上的美國：美國外交與外交政策史》,在回顧美國外交政策的行為者和事件時，佐利克指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五個傳統:

北美的重要性;

貿易、跨國和技術關係在確定與他國關係中的特殊作用;

改變對聯盟的態度和國家間聯繫的方式;

需要公眾的支持，特別是通過國會;

以及相信美國的政策應該服務於一個更大的目標。

雖然寫作之時，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依然響徹天際，但佐利克預見美國未來外交，將回歸聯盟的傳統，才能面對未來的挑戰。佐利克批評説，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外交“依靠威脅和不確定性來增加一次性交易的籌碼” ，讓美國準備不足。

美國會復甦並再次成為全球領導者嗎？佐利克的結論是樂觀的。大約兩個世紀以前，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觀察到，美國的偉大不在於比其他任何國家更開明，而在於她能夠彌補自己的錯誤。

9月初，佐立克在美國外交界影響力很大的《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他對拜登外交政策的建言，提出要注重國內事務，發揮聯盟作用：

如果喬•拜登(joebiden)在11月贏得總統大選，他的外交政策團隊將提交一份驚人的任務清單。鑑於這位前副總統具有豐富的國際經驗，他很可能會一頭扎進去。但他應該停下腳步，考慮一下自己的優先事項。

拜登將在國內面臨巨大的要求。2019冠狀病毒疾病衞生組織將繼續危及美國人的生命和生計，曝光美國醫療保健系統中的不平等現象。新總統將需要指導包容性的經濟復甦。他將面臨種族主義和刑事司法方面的挫折。民主選區將要求在氣候變化、環境、能源和移民問題上採取行動。

拜登的幕僚們將希望依靠他充分利用豐富的立法的技能 ，儘管他面臨着一個多元化和極化的環境。拜登將會明白，他需要證明自己的有效性，而不僅僅是代表公益事業，因為許多美國人將會投票反對特朗普總統，而不一定支持拜登的計劃。

鑑於新總統的時間和政治資本受到限制，拜登政府應該利用其國內議程來制定其外交政策。他可以通過一個國際議程來表明美國的領導地位，而這個國際議程完全取決於他的國內優先事項。

這種政策的自然組成部分包括公共衞生和生物安全、環境和能源安全、包容性經濟增長、網絡保護和技術創新以及移民。這些話題也應該吸引美國的盟友，為重振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奠定基礎。在這個新的合作基礎上，美國及其夥伴將更好地應對兩大挑戰: 自由社會的未來和與中國的競爭。

疫情與環境

這場大流行為國內外的政策提供了最明確、最緊迫的聯繫。美國需要疫苗、更好的治療和有效的預防系統來對抗病毒。但是美國的復甦需要全球性的進步。科學家和醫生需要跨越國界分享知識和治療方法。與現行政策相反，美國將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加強世界衞生組織，並在必要時予以補充。在這樣做的時候，未來的拜登政府應該指望小布什總統成功的抗擊艾滋病毒/艾滋病運動，即總統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EPFAR)。這個項目結合了資源、知識和同情心來應對一個共同的威脅。美國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和類似的抗擊瘧疾和肺結核的努力，是美國對非洲的最大貢獻。拜登政府也應該在冠狀病毒疾病提出類似的倡議。

世界每年都面臨危險的病毒爆發。美國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需要在預防、預防和治療方面吸取教訓，但不能提出起訴或指責。為了補充這項工作，美國應該促進針對傳播危險病毒的野生動物販運的集體行動。

同樣，拜登政府應該在國內碳排放政策的基礎上，為國際氣候變化行動爭取支持。除了重新加入巴黎協定，拜登還將通過在一系列議題上推出協調一致的國際政策，重新獲得勢頭並擴大支持，包括在發展中國家中的支持。例如，美國可以幫助將氣候變化和發展政策結合起來: 土壤碳倡議可以幫助非洲農業，重新造林的激勵措施可以促進全世界的生物多樣性。還可以擴大替代能源技術的規模，以適應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和需求。所有國家都需要適應政策，碳排放税和貿易市場將把投資引向具有最大潛在利益的項目。

經濟復甦

拜登還需要將自己的經濟政策與全球后新冠的復甦聯繫起來。美國工人不會在停滯的世界經濟中獲利。儘管國內政治可能會限制重大貿易舉措，但拜登可以通過制止特朗普的經濟戰，提振信心，並幫助農民和其他美國出口商。他應該首先與盟國一起消除有悖常理的“國家安全”壁壘，並通過削減關税和進口成本，抵消國內的一些税收增長。

拜登政府還應該放開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讓它重新開始工作，並與歐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協調，解決世貿組織的弱點。

如果拜登想要一個貿易倡議，他應該建議三個北美經濟體與英國協商一個北大西洋協定。該協議將強調北美經濟一體化的力量，並宣佈“三個朋友（美加墨）”打算塑造全球規則。美國工會沒有理由抱怨英國的勞工標準。

未來的全球經濟復甦將與美國的研究和技術創新齊頭並進。在過去，美國政府對基礎研究、大學和私營企業的資助的“三板斧”證明優於國家指導的體系。要在今天取得成功，美國必須對來自國外的人、思想、資本和競爭保持開放。美國大學必須成為吸引世界人才的磁石。拜登新政府應與其他國家密切合作，加強商業安全和知識產權的共同標準和保障。

美國需要一個振興的移民政策來保持這種經濟和知識上的優勢。美國需要的是安全的大門，而不是蠢笨的邊境牆。越早行動，吸引“美國夢”行動和頒發簽證，將為此奠定基礎。1979年，羅納德 · 里根總統在競選活動，他的言論符合美國當前的情況: “我們自己未來安全的關鍵可能在於墨西哥和加拿大變得比今天更強大。是時候不再把我們近鄰當作外國人了。”雖然特朗普試圖拆散三個夥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仍然保存下來。但拜登需要讓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升級版——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發揮作用。

新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應該支持北美的供應和生產鏈，為中國出口提供有吸引力的替代品。拜登的“購買美國貨”應該成為“購買北美貨”。儘管該地區的人口前景比中國、歐洲和日本更光明，但暴力和有組織犯罪給墨西哥的前景蒙上了陰影。為了改善墨西哥的工作條件和工會安全，美國和加拿大可以幫助建立執法機構和法治。對北美採取新的策略，也可能讓拜登在拉美裔選民中獲得選舉紅利。這種支持可以幫助美國西南部各州轉向，在未來大選投票中支持他。

盟友與夥伴

我對新的國內外政策的建議是，創新性與連續性相結合。在冷戰的艱難時期，總統杜魯門，肯尼迪，里根和老布什意識到了拉近盟友關係的必要性。在與蘇聯對手談判之前，他們優先考慮建立和加強夥伴關係。

今天肯定也是如此。該計劃以歐洲和太平洋盟國共同感興趣的議題為前導。自由社會必須能夠滿足二十一世紀對公民安全和機會的要求。美國及其夥伴協同行動，可以增加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並有效地與日益崛起的威權國家競爭。與此同時，這一議程如果得到民主聯盟的推動，可能會實現中國和俄羅斯對話的共同立場。競爭關係，甚至是敵我關係，都可以被共同的利益所調和。

這一議程還可以幫助美國為其傳統的安全責任建立國際支持。與其夥伴一起，華盛頓需要尖端技術能力來阻止潛在的侵略者，並對抗核威脅和恐怖主義威脅。然而，美國的軍事領導權傳統上，如果一開始以共同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為出發點時，就會得到盟國更多的支持。

2021年拜登的外交政策議程，應該從國內開始，但是要看到更遠的未來。如果拜登政府將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視為一個硬幣的兩面，那麼它就能取得成功。

在《《世界上的美國：美國外交與外交政策史》一書中，佐利克精心講述的歷史，對美國當下政策，形成很好的對比和影射。例如，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巧妙地促成了俄羅斯和日本在東亞的軍事調解與和平，並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與特朗普總統為朝鮮半島去核化所做的努力不成功形成了鮮明對比。

美國對海洋開放、法治、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自由貿易的關注貫穿全書。近12年任期最長的國務卿科德爾 · 赫爾曾指出，推出保護性關税是一把向美國自己開火的槍。赫爾推動通過了互惠貿易法案，並説服國會授權總統談判削減關税。特朗普利用這項保護性關税立法目的，與此恰恰相反。

拜登“重建更美好的未來”的競選口號，能把美國帶回昔日榮光嗎？

也許最重要的章節，涉及美國領導的建立二戰後全球秩序的努力。佐利克強調了助理國務卿威爾 · 克萊頓和參議員亞瑟 · 范登堡所扮演的角色。前者曾與政策規劃主任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合作，幫助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制定自己的同名計劃。如果沒有范登堡的政治領導，它就不會得到國會的批准。馬歇爾計劃組織確保了西歐地區的復甦，併為一體化奠定了基礎，但同時也引發了歐洲的分裂，這種分裂隨着冷戰而持續了40年。

書中有一個重要的章節，是關於工程師和發明家萬尼瓦爾 · 布什的，他很有先見之明地認識到科學研究對於外交政策的重要性，這對今天美國也有影響。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情報局，還設立了研究與發展委員會，為國防部長提供諮詢意見。佐利克提醒讀者，企業驅動的研發所固有的靈活性和效率，以及國家驅動系統的缺點。

美國的外交政策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教訓。在1961年柏林危機期間，約翰 · 肯尼迪總統傾向於積極主動地考慮向蘇聯做出讓步。這個教訓就是，在談判時，要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退縮。佐利克將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歸咎於林登•約翰遜總統強烈的個人傾向、顧問們拙劣的建議，以及無法將軍事實力與有效外交結合起來。

參考文章：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from-the-bookshelf-zoellicks-america-in-the-world/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america/2020-09-08/bidens-domestic-priorities-should-guide-his-foreign-policy

https://mp.weixin.qq.com/s/hOGVuDMZphMrwGpWlxErFA​

艾森/新知與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