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迷失——德國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歷史心理學探微（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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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民能夠真正地認識自己，理性地處理國家事務，不再迷失自我，這不僅是德國人民的幸運，更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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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羣體心理——民眾的集體力量  

西方舊史學一度風行把個別傑出人物誇大為主宰歷史的“偉人”，這種理論已被史學界漸漸冷落。從心理學來看：“羣體是聯繫個人與社會、個人與政治體系的媒介和過程……羣體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個體的參與訴求以及個體與政治發生聯繫的方式和個體訴求的實現方式。”羣體心理對於理解人類行為必不可少，任何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都無法忽視羣體心理的影響。

一戰前夕，德國民眾迸發出了激烈的情緒，德國民眾、軍隊、愛國團體、媒體以及大學生紛紛散佈戰爭言論。德國工人最喜歡唱的不是《國際歌》，而是“年輕人再也不回家，他們將戰死疆場”。工人和平民一樣喜歡當兵，而平民又和容克地主一樣喜歡當兵。當時的德國正處於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也是走向非理性的年代，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德國民意對外交事務的發言權迅速增大，最終使政府的戰略決策不得不“順應”民意，沿着“強硬路線”方向一路走下去，將尋常的衝突升級為國家之間的戰爭。這場狂暴思潮看似反常，但仔細分析當時的歷史就不難理解它的緣由。

1898年，威廉二世對奧斯曼帝國進行國事訪問    

第一，經濟社會發展助長民族自信。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德國社會和經濟大發展的時期，很多人相信德國即將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大國，並且願意為此做出貢獻。德國一位著名作家的妻子在50年後的回憶可以代表當時大多數德國人的心聲：

我的思緒經常回到那個我們共同為一個美好的事業努力的時刻：為了更偉大的德國、為了在近東的和平擴張與文化活動而工作……漢堡是通向大海和其他大陸的大門……我們邏輯井然的思想應轉化為技術和事業，以及對我們的承認。(徐棄鬱《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

在俾斯麥領導國家統一後，戰爭被視為德國必須盡力避免的危險，而當德國製造業和國際貿易不斷發展壯大時，德意志民族開始相信自己是被上帝賦予了重塑世界的使命的“特權種族”，戰爭成為德國進一步奪取世界霸權的理想途徑，變成了德國人民期望的對象。

第二，政治體制造就特殊參政路徑。19世紀末，民主政治已成為席捲整個西方世界的強大潮流，但頗為弔詭的是，那些並非因為傳統而誕生的形式上的民主國家反而容易被一時之民意所左右，而那些已經建立完備憲政民主的國家反而對滔滔的民意具有免疫能力。與英、法等西方國家不一樣的是，德國民主立憲是虛，君主專制是實，德國的政治體制對疏導和利用民眾的政治能量和熱情缺乏有效的手段和能力。德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其實可以看作是參政需求未能滿足的一種替代品。在英國等民主國家中，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多多少少被其對國家事務的參與所消耗，而在德國，人們的政治參與願望只能落實在對政府外交政策的批評上面，從上層的容克地主、伯爵到下層的僕人都要求更強硬的外交立場、佔領更多的殖民地，對於外交中任何的“軟弱”都越來越不能容忍。

德國威廉一世在法國凡爾賽宮鏡廳稱帝，宣告近代德國的統一    

第三，社會意識形態推動強硬民意。威廉二世統治後期，德國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進一步發展，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得更加緊密，表現為明顯的極端化傾向的“愛國主義”。比如：

1891      年成立的極端民族主義組織“泛德意志協會”主張所有德意志民族形成一個大的德意志國家，指出      1871      年德國的統一隻是大德意志道路上的短暫停頓，同時也鼓吹以戰爭手段解決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間”問題。(徐棄鬱《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

除了這些極端主義者，以大學教授為代表的高知階層也在極力鼓吹“愛國主義”。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愛國主義”作為一種鼓吹對外擴張的社會意識形態，已經並不僅僅是皇帝和政府引導的一股思潮，而是與民族主義緊密結合的，包括從政府到壟斷集團、從知識分子到普通民眾的一種全社會的意識形態。

(三)個人心理與羣體心理互動  

人們對個人心理的關注由來已久，但對羣體心理尤其是羣體心理與個人心理互動作用的研究卻遠遜於對個體心理的研究。美國心理學大師戴維·邁爾斯認為：“有效的領導風格更強調‘我們’而非‘我’。”領導者往往代表羣體同一性，是羣體意識的代表和維護者。

事實上，羣體也會影響他們的領導者。有時候，那些站在羣眾最前方的人已經察覺到了事態的走向。……明智的領導者通常與多數派站在一起，並且謹慎地施加自己的影響。([美]戴維      ·      邁爾斯《社會心理學》)

一戰前夕的德國充分體現了這一觀點，威廉二世政府與民意並非絕對的領導和服從的關係，而是複雜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過程。

古斯塔夫    ·          勒龐指出：“羣體情感由於往往欠缺實踐性，因此常常將希望當作主要的養分。它還受到神秘主義浸潤，因此需要領袖並往往將其神化。”威廉二世固然常常衝動、缺乏節制，但社會氛圍也促使他自我封閉，盲目行事。如果威廉二世沒有被德國人的阿諛奉承捧得飄飄然，他或許可以展現更高的政治水平。數十年以來，報紙只讓皇帝知道讚揚他的報道，皇帝對大使報告的評語也被轉告駐外大使，以便他們可以發回更符合皇帝口味的報告。在國際環境日益嚴峻的形勢下，威廉二世成為德國公共輿論的引導者、代言人和追隨者，是集體意志的體現，其言行代表了大眾的意願和情緒。

圖3-12威廉二世與巴登大公、黑塞大公爵、梅克倫堡施瓦林公爵、巴伐利亞親王等人視察戰前軍事演習，1909年

當個人身處羣體中時，其心理與孤立狀態時是絕不相同的。

集體心理幾乎完全不受理性的影響，而由集體邏輯主導，這是一種僅僅為集體獨有的邏輯形式。羣體在智力水平上總表現得稍遜於個人，但在情感上卻可能優於個人。……羣體的情感不僅更加強烈，而且變化無常，能夠急速從崇拜轉為仇恨。(古斯塔夫        ·        勒龐《心理學統治世界        3        ——戰爭篇        ·        理性操控》)

俾斯麥卸任後，新皇帝和新宰相在內政外交方面的碌碌無為使德國人逐漸認清了皇帝的真實水平，於是更加懷念俾斯麥，甚至神化他的政策和功績來向現政府抗議。

俾斯麥在統一中所花費的巨大心血被簡化為進行三次王朝戰爭的“決心”，而統一後在外交的建樹又被簡化為堅持一條“強硬路線”，其他無數的妥協、達到目標前的隱忍以及精細而又靈活的謀劃則被通通忽略了。(徐棄鬱《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

俾斯麥留下了很多名言，但反覆傳誦的似乎只有三句：

一是“如果我們不設法成為鐵錘，那麼我們就將成為鐵砧”；

第二句就是“重大的問題不是靠演説和表決解決的——這正是        1848        年和        1849        年的錯誤——而是靠鐵和血”；

第三句是“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德國人除了上帝以外，誰也不怕”。其中第三句的引用最能説明問題，因為當時大多數德國人只知道這一句內容，而不知道通常被裁減掉的下半句話：“正因為這種對上帝的敬畏，使我們珍愛並維護和平。”(徐棄鬱《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

所以在德國民眾對俾斯麥緬懷和尊崇的表象下，俾斯麥的政治遺產卻逐漸偏離他的本意，成為德國民意中“強硬路線”的一個重要來源，也成為各個政黨和民眾抨擊政府的有力武器。一戰前夕，威廉二世、政府與民眾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推動德國“過度強硬”、四面出擊，不可挽救地一步步走向一戰的深淵。

柏林俾斯麥紀念雕像  

BerntRostad 攝    

有人説《浮士德》是德意志世界觀和人生觀的總彙。從浮士德身上我們看到德國人的矛盾特徵，正如浮士德的自我解剖：“有兩種精神寓於我的心胸”，一個“執着塵世”，“沉溺於愛慾之中”，一個則要“超離凡塵”，“向那崇高的精神境界飛昇”，一生掙扎於天使和魔鬼之間，遊走於理性與迷失之際。二戰後，德國以對歷史的深刻反省和務實勤勉重新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德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也越來越重。德國人民能夠真正地認識自己，理性地處理國家事務，不再迷失自我，這不僅是德國人民的幸運，更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