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迷失——德國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歷史心理學探微（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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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使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完全失控，最後陷入一戰的深淵？這是在傳統史學的理性邏輯下難以解釋的問題。

　　孟德斯鳩

　　多年以來，史學家一直在爭論誰應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負責。基辛格認為：“歐洲所有主要國家都有其短視與不負責任之處……不過各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雖均難辭其咎，但完全失去節制的當屬德、俄兩國。”孟德斯鳩認為，理性的軍隊都會逃離戰場。是什麼使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完全失控，最後陷入一戰的深淵？這是在傳統史學的理性邏輯下難以解釋的問題。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認為：

　　引領科學家開展研究、哲學家進行思考的不僅僅只有理性與智力，還包括那些與智力全然無關的情感的、神秘主義的、集體的作用力。這些作用力分別擁有自己的邏輯……它們與萬事的關聯都被埋藏在無意識的模糊地帶，並且剛被學者們納入研究領域。

　　——古斯塔夫·勒寵《心理學統治世界3——戰爭篇·理性操控》

　　事實上這一模糊地帶就是歷史心理學，它是在歷史學和心理學互相滲透和結合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門邊緣學科。長期以來，許多歷史學者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學抽象化、機械化，把人物異化成了桌子板凳一樣的東西，忽視了歷史的人本精神。事實上，每個歷史事件都隱含着人的心理因素，情感、精神、價值觀等因素對歷史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若對於社會心理沒有精細的研究與瞭解，思想體系的歷史的唯物主義解釋根本就不可能。心理史學並不是傳統史學的對立物，而是它的有益補充，是歷史解釋中的一個有意義的內在組成部分。筆者認為，歷史進程中的心理因素可以分為兩個理論層面：心理遠因和心理近因。心理遠因主要指民族心理，是人的心理層次中比較穩定的部分，多表現為民族性格、民族傳統等。心理近因包括羣體心理和個人心理以及兩者的互動。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在《集體心理與自我分析》中説：“社會的東西歸根到底都可以根據集體心理學進行解釋。個人心理，即某個歷史人物的心理活動，其心理學基礎主要是個性心理學、羣體心理和個人心理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對歷史發展起着潛移默化的作用。”

　　弗洛伊德

　　德國發動一戰除了經濟、政治等社會與歷史的原因之外，也存在一些心理方面的因素。本文即試從心理遠因——民族心理和心理近因——個人心理和羣體心理兩個層面對德國發動一戰的原因進行探析。

　　一戰的心理遠因——民族心理

　　一戰的爆發並不是僅僅基於個別的因素或個人的獨立意志，而是源於各種深刻、長遠的原因。古斯塔夫·勒龐在《心理學統治世界3——戰爭篇•理性操控》中指出在歷史事件的發展中，事件起因似乎總是呈代數式演進，而事件效果卻呈幾何倍數擴大化並加速發展。如果想要了解一戰起源，就必須回溯至戰前的歷史情景，尤其要深入研究近現代德國人的心理變化。事實上這種世代相傳形成的國民心理能夠讓同一國家的人在重大場合保持思想與行為的一致。古斯塔夫勒寵認為世代相傳形成的國民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所以説民族性格是德國發動一戰的心理遠因。

　　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演進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形成原因錯綜複雜，筆者此處僅從歷史、宗教和哲學三個角度分析德國民族性格與一戰的關係。

　　(一)鐵血歷程

　　公元前後，在萊茵河流域已定居着許多日耳曼部落，這些部落同企圖征服此地的羅馬帝國不斷髮生衝突。公元476年，他們與羅馬帝國的下層人民聯合推翻了顯赫的羅馬帝國。五世紀末，日耳曼人中一個強大的部落建立了法蘭克王國。843年，法蘭克王國的疆域按照《凡爾登條約》分成三部分：西邊成為後來法國的主體；而東邊成為後來的日耳曼王國的主體，也是今天德國的雛形；中間的部分則成為後來法德爭鬥的根源。伴隨廝殺和征戰走向立國的德國從一開始就帶有一種模糊的悲劇色彩，德國地處歐洲的中央地帶，其東西兩面都沒有天然的屏障且與多個強國為鄰，這不僅造成了德意志領土易於遭受外敵入侵的局面，而且使德意志民族形成了為尋求安全先發制人、不斷對外擴張的戰略傳統。

　　一戰時期的奧匈帝國軍隊

　　這種嚴峻的形勢從古代直到近現代，一直是德國發展的沉重負擔和不斷捲入戰火的歷史淵源。近代以來德國參與的戰爭就有三十年戰爭、七年戰爭、反法聯盟戰爭、三次王朝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等。

　　三十年戰爭中掠奪農場的士兵

　　塞巴斯蒂安·萬蘭克斯繪

　　(二)路德新教

　　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在維滕堡教堂門口貼出的《九十五條論綱》拉開了橫掃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的序幕。路德主張人的靈魂得救無須教士作為中介，而是有賴於內心的虔誠和工作的勤勉。德語“職業”(Beruf)一詞內含“天職”的含義，意為工作是由上帝賜予的。因此，獻身日常工作也有了非凡的信仰意義。新教對德國人信仰內涵和方式的變革使得勤勉敬業變成德國人普遍追求的性格特徵。而路德的“兩個世界”理論加深了德國人的服從意識，路德認為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是涇渭分明、各有其自然的秩序，在精神世界上帝是主宰，而在世俗世界裏個人必須服從其統治者的命令。所以當世俗統治者需要權力的時候，新教便成為馴服民眾，建立專制政權的有力思想工具。正如馬克思所説：“他(馬丁·路德)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但又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馬丁·路德

　　《洛桑報》一位記者評論道：

　　儘管這些德國人感情不同、智力不同，表達方式也不盡相同，但其個性似乎都完全消失了。在德國，沒有任何個人，只有民族、社會組織和強有力的國家機器。

　　正如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筆下施行“平庸之惡”的艾希曼：“他並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這絕不等同於愚蠢，卻又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德國的無數個勤勞守紀的艾希曼根本不去思考自己所做事情的意義，而是以機械地接受命令代替獨立思考，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比如一戰、二戰時期，這種“平庸之惡”就成了軍國主義、極權主義的社會淵源。

​　　(三)古典哲思

　　海涅曾在詩中慨嘆：“陸地屬於法國人和俄國人，海洋屬於英國人。只有在夢想的空中王國裏，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無可爭辯的。”

　　十八、十九世紀德意志古典哲學大師們的思想光芒讓全世界為之矚目，他們是德意志民族不可忽視的精神導師。如果説普魯士的尚武和服從精神影響了德意志國家統一和發展，那麼在這個過程中，這些精神領袖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德意志民族個性與古典哲學密不可分。海涅認為德國被康德引入了哲學的道路，哲學變成了一件民族的事業。而黑格爾則在哲學上為國家軍事擴張和集權政體找到了理論根據，認為一國之君就是“絕對理念”和“上帝化身”。尼采更是將普魯士軍隊和議會的成功歸結為“鐵與血”的結果。德國統一後的歲月中，激烈的政治鬥爭也一直和激烈的學術爭論互為補充，且與民眾運動並行發展，共同哺育了超理性的社會文化反叛，最終導致了20世紀德國社會的災難。

　　康德

　　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傳統造就了德意志民族既理性守紀又尚武極端、既勤奮進取又粗暴驕橫等性格特點，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德國發動一戰。

　　一戰的心理近因——後俾斯麥時代的領袖和民眾

　　基辛格曾説，統一以後的德國在外交上最需要自我節制，可惜俾斯麥以後的德國最缺乏的就是自我節制。德國的逐漸失控是從後俾斯麥時代開始的，從領袖到民眾都有跡可循。

　　(一)個人心理——威廉二世的個性和施政風格

　　威廉二世在1888年繼位為普魯士國王和德意志第二帝國皇帝。丘吉爾曾形容威廉二世為一個矯揉造作、虛張聲勢、極其平庸、虛有其表、想成為腓特烈大帝第二的人。其實除了浮躁、虛榮的一面，威廉的個性中還有使人着迷的一面。

　　在私人交往中，他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富含魅力、充滿善意而又和藹可親。他對新知識具有罕見的理解力和廣泛的吸收能力，對藝術、音樂和科技領域的最新發現有濃厚的興趣，具有一定的文化修養。尤其為人稱道的是他那“滔滔不絕”的演講才能。他是一位優秀的即興演説家，發表演講通常不用講稿。(陳振昌、相豔《德意志帝國》)

　　這種出眾的多樣化天賦，卻由於心理素質和環境的誤導，使他成為當時德國政治舞台上最具矛盾性的焦點人物。

　　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學家認為，人的精神挫折，特別是童年的創傷經歷，對人的一生都有重要影響，而無數人的人生共同鑄就了人類的歷史，因而歷史事件是在人們孩提時代就形成的各種心理變態的綜合表現，是沒有得到滿足的無意識的慾望和心願的表達。威廉二世的個性特點從他的童年經歷中可得到一定的解釋。威廉二世是普魯士腓特烈三世和英國維多利亞公主的長子，由於出生時發生臀位生產，他患有厄爾布氏麻痹，以致左臂萎縮，但他還是要接受很殘酷的矯正和訓練，他要和所有的軍官一樣，騎馬、游泳和射擊，而且要更出色。他痛恨嚴厲的母親，總是和自己的母親背道而馳，既然她是英國的自由派，他就要成為普魯士的保守派。他痴迷於絕對的力量，最崇拜的人物是腓特烈大帝，他一天要換六套軍服，參加典禮時，他總是側身揮舞右臂以掩飾孱弱的左臂。他的性格是他所面臨的各種矛盾的反映：完美繼承人和左臂殘缺的矛盾，母親與兒子的矛盾，普魯士與英國的矛盾，專制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矛盾，傳統與現代的矛盾。

　　威廉二世和温斯頓·丘吉爾在西里西亞弗羅茨瓦夫附近的軍事演習中

　　威廉二世在未當皇帝前曾仰慕俾斯麥，但繼位後無法默認自己扮演像祖父那樣陪襯俾斯麥的角色，視俾斯麥為建立偉業的巨大障礙。1890年他解僱了這位老臣，威廉二世時代正式開啓了。這一時期的基本特點是光輝的物質繁榮和軍國主義惡性膨脹並行的極不協調的發展，俾斯麥的陰影無處不在，但皇帝已取代宰相佔據國家政治的中心地位，成為內外政策的核心決策者，這些變化深刻地影響了這一時期的德國曆史。人們慨嘆：

　　自中世紀以來，德國已上升為雄踞歐洲的強國，但另一方面，在這位“德意志民族輕率而盲動的凱撒”的領導下，他們的國家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戰爭的深淵。(陳振昌、相豔《德意志帝國》)

　　威廉二世既是俾斯麥政治遺產的受益人又是受害者。威廉二世固然把政治當作是他雄壯男子氣概的展示，但俾斯麥一手締造的德國政治體制也為新皇的盲目行事打開了方便大門。

　　首先，實際上俾斯麥從未真正關心過政治體制問題，對他來説體制只是一種權宜的工具和個人能力與權威的補充。

　　雖然德國的議會建立在歐洲第一個男性普遍參政的基礎上，國會還是無法控制政府，政府由國王指派，只有國王能解散。首相和國王、國會的關係，比國王和國會之間更親密，因此，俾斯麥可以玩弄國內的政治機構，使二者彼此抗衡，就像他在外交策略中玩弄其他國家一樣。(亨利·基辛格《大外交》)

　　而威廉二世深知君主權力在民主時代基礎不穩，他要加強權力最好以國家榮譽為旗幟，因為國家利益的實際增長是漫長而曲折的，而國家所取得的表面榮耀卻清晰可辨。他企圖以“世界政策”取代俾斯麥陳舊的“大陸政策”，卻從未深究這個“世界政策”與國家利益的關係。

　　漫畫《放棄引航員》，描繪了威廉二世目送俾斯麥離開的場景，約翰·坦尼爾爵士繪

　　其次，俾斯麥還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對決策隊伍的培養。繼任宰相的卡普里維伯爵、霍亨洛厄、伯恩哈特·馮·比洛和貝特曼·霍爾維格等都缺少像俾斯麥一樣的縱橫捭闔能力。能力不足、應接不暇的官員們只能拋棄俾斯麥的複雜精巧的外交體系，實行“簡潔明瞭”的外交新政，而這對當時詭譎多變的世界形勢來説不外是一劑致命的毒藥。之後的形勢很快證明了這一點，與俄英的關係惡化及三國協約的建立使德國不得不陷入兩線對敵的嚴峻形勢。威廉二世想為自己的外交政策辯護，卻屢次衝動犯下嚴重的錯誤，使得外交形勢更加惡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1908年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的訪問時，想藉此機會宣揚德英友好關係，可他逞口舌之快，竟然同時冒犯了英國、法國、俄國以及日本。他宣稱德國人民並不喜歡英國人，法俄兩國曾煽動德國干預第二次布爾戰爭，德國的海軍擴張是針對日本而非英國。在德國國內，前所未有地幾乎所有的黨派都對皇帝的獨斷和不負責任表示震驚和抗議，要求皇帝今後更加剋制。

　　退休後的俾斯麥

　　倫巴赫繪

　　威廉二世繼承了俾斯麥的權力慾，卻未能繼承俾斯麥認識和操縱形勢的眼光和手段。他的頭腦裏沒有類似民主、自由等思想的理性節制，缺乏對權力政治危險性的認識卻有無限制使用權力的傾向，這就是威廉二世的失敗之處。

　　-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