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進「團結工會」模式還是照抄內地工會法？_風聞

　　筆者有關澳門立法會以壓倒票數否決高天賜議員提交的《工會法》法案的評議文章在臉書等社交媒體張貼後，有不少跟進貼文回應，但各走兩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兩宗，其一是質疑高天賜想學波蘭「團結工會」的那一套，法案中有關「命令罷工」不過是為了未來的工會頭子擁有不該有的權力，由此可能帶來的一系列後果，正常人都可以想象。因而這是西方偽民主票秀制度，就是存在着為了個人搏選票，興風作浪無中生有地惡意作秀的問題。其二是質問筆者，為何國內人民可以有《工會法》，澳門特區卻不可以有《工會法》？

     關於對高天賜意圖引進波蘭「團結工會」模式的質疑，可能是抬舉了他。畢竟以澳門特區的工運實際情況，這是「不可能任務」，因為澳門特區最大的工會團體，是愛國愛澳的中堅力量，自「一二三事件」之後，就完全主導澳門的工運甚至社會運動，迴歸後更是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治澳，實際上就被反對派攻擊為特區政府的「管治同盟」，畢竟從特區政府行政會到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顧問羣，都有其代表。高天賜雖然曾經疑似「雙重效忠」參加葡國國會選舉，但要把西方的工會制度引進中國的澳門特區，相信只能是「蚍蜉撼樹談何易」，他先後八次提交含有「命令罷工」等充滿西方工會色彩的《工會法》法案都被否決，就可見證。更遑論是要引進波蘭「團結工會」這種充滿「顏色革命」色彩，顛覆現有政權的工會模式了。

但高天賜要撕裂建制派隊伍的意圖卻極為明顯。實際上，在這次立法會一般性討論及表決其提交的《工會法》法案之前，就「點名」曾經對同類法案投下反對票的三名直選議員，為其《工會法》法案「背書站台」。但這三名直選議員都是資方利益的代表，根本「唔聽佢支笛」。不過，對工聯總會背景的四名議員則構成重大壓力，因為為抗禦高天賜的「搶票」效應，他們也曾經先後四次提交過《工會法》法案，當然其內容不會跟隨高天賜，但也因為只是勞方單方提案，而遭到否決。而高天賜的一再提案，就將工聯總會背景的四名議員「推往火堆上燒烤」，而且將其推陷進與資方及專業背景的建制派議員「對立」的尷尬處境。這一次，由直接選舉產生的兩名工聯背景議員，就「被迫」投了贊成票，而另兩名由兩名間選產生的工聯背景議員，則以政府已經完成草擬《工會法》的諮詢文本，並已送交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討論，以充分聽取勞資雙方委員意見，之後再適時展開公開諮詢，出於對政府主導立法和社協運作機制的尊重為由，對《工會法》法案投下了棄權票。

  　  因此，即使是高天賜沒有也不敢引進波蘭「團結工會」的模式，但從其《工會法》法案中置有「命令罷工」的條文內容看，確實是存在着「團結工會」的痕跡。而且，其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屢敗屢戰」樂此不疲地提交《工會法》法案，在客觀上也產生了撕裂建制派隊伍的實際效果。

西方式的工會力量過強，不利於經濟發展。中國內地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國投資，就遇到美國工會勢力的狙擊，他為了處理工會的問題，幾乎一個月就要飛一趟美國。這時他才明白，「通用」怎麼會倒了？「通用」就死在工會上面。並指出，對許多「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來説，外國的工會制度是個大難題。台灣地區的郭台銘本來答允特朗普，投資一百億美元在美國設廠，聲稱將會創造幾萬個就業崗位，但後來只是招了六百人就沒有了下文，據説是沒有足夠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其實真正原因是與中國大陸及越南的工會相比，根本無法適應美國的工會制度。現在特朗普爭取連任失敗，郭台銘可能會獲得「解脱」。

　　至於內地，確實是立有《工會法》，但其宗旨與高天賜《工會法》法案完全不同。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規定，《工會法》的立法目的是「為保障工會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確定工會的權利和義務，發揮工會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的作用」，規定工會必須組織和教育職工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行使民主權利，發揮國家主人翁的作用，透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協助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維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工會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同時，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工會透過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協調勞動關係，維護企業職工勞動權益。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組織職工參與單位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工會必須密切聯繫職工，聽取和反映職工的意見和要求，關心職工的生活，幫助職工解決困難，全心全意為職工服務。

      而且，內地《工會法》頗為嚴謹，分為七章，包括總則、工會組織、工會的權利和義務、基層工會組織、工會的經費和財產、法律責任、附則等，完全體現了「成文法」的特色。而高天賜的法案，卻是「政治語言多於法律語言」，簡單到只有幾個條文，較為單薄、空白，而且其要與國際協議相銜接的外延性較強；而海峽兩岸的《工會法》，則較為實在及內在性，着重的是工會會員的自身權益，及工會組織的社會責任，並與「成文法」法系的立法規律習慣相背離。另外，高天賜的法案，是傾向公共行政人員和警察，都有權成立工會，而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是傾向於軍隊及警察等，不能成立工會的，台灣地區的《工會法》就在其第四條明文規定，「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工會」。一個是對抗及激烈，一但是協調及和諧。很明顯，前者的立法傾向，是脱離了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及澳門居民的善良意願的。

　　  我們並非反對為《工會法》立法，而是認為應當按照《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和四十條的規定，進行《工會法》立法。但前提是應當由特區政府主導，勞資雙方協商，並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以取得最大公約數，而非由勞方單方單方提案。現在政府正在進行該項工作，勞資雙方都應踴躍參與，政府不妨也邀請高天賜及其所代表的公務員團體參與，認真聽取其意見。

　　在這裏，有一個問題應當引起注意。就是高天賜於今年三月提出《工會法》法案被否決之後，在同一個會期再次提交同樣的法案，而且幾乎是一字不改，端的是浪費立法資源。一方面，老是批評立法效率低下，但另一方面，不斷地提交根本不可能獲得通過的「垃圾法案」，阻礙立法會提高立法效率。

 　在不少國家和地區的立法制度，當某一法案被否決後，在同一會期甚至同一屆期內，都不能再提同樣的法案。這個制度值得參考及引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