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西方不斷滲透，很多中國人依然“好為人師”？|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11-09 22:34
［導讀］中國人好為人師自古有之，要追溯到想當“帝王老師”的孔子，但“好為人師”變為貶義詞，還是清朝末年，隨西方文化漸入的事。自宋儒以來，儒家形成了“重道”的傳統，用近代化説，就是“拼人品”，但這套理論面對西方的洋槍大炮完全失靈，科舉也轉而變成輕“傳道”，重“授業”的實用主義，但國人“好為人師”的傾向不減。反映在家庭層面，就是父母用一套貌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生經驗，執拗地把它灌輸給自己的後代，試圖左右他們的個人選擇；反映在外交層面，就是國人對日本的曖昧態度：中國自古視日本為朝貢圈內臣服之國，遣唐使的故事一直被反覆渲染摹寫，但日本在外交上不僅不“知恩圖報”，甚至屢屢出現“虐待老人”的傾向。 本文作者從歷史出發，意在解構“好為人師”產生的原因與衍伸，從而理解中國文化在西方標準遭侵蝕後的當代際遇。本文原載“愛思想網”，特此發佈，供諸位參考。
**中國人好當別人老師，大約可以從孔子在世時算起。孔子一輩子都喜歡當君王的老師，不辭辛苦到處推銷自己，**可惜沒有幾個王願意理他，於是遭人揶揄，得了個“喪家之犬”的名號，只好私自找些學生開班授課。
孔子好為人師有個古老的理由，因為他是“儒家”捧出的聖人。“儒”最早就是專門為“王”服務的神職人員，負責為王們在辦事出行前觀測天象，溝通天地，預卜吉凶，俗話中所説跳大神之“巫”是也，到現在大可歸入被清除的“封建迷信”人員之列。跳大神要有規矩，蹦達久了形成儀式，就是後來儒家常掛在嘴邊的“禮”。春秋戰國“王”的位子被切割成幾塊，數家爭搶不斷，每個王都説自己有資格直接和上帝溝通，不需要“巫”在中間做中介拉關係，“儒”一失業，“禮”的規矩就壞了，**孔子有責任心，想把這套規矩在民間傳下來，迫不得已私收弟子，當起了平民教師，才説出了“禮失求諸於野”這句心酸話。**話裏雖透着淒涼，心裏卻還想着有朝一日朝廷能金榜招賢，有機會重當帝王師。
到了唐代情況也沒有多少改變，唐朝開國皇帝有胡人血統，尚武輕文，佞佛緣崇道家，**優容各族羣多樣文明，不屑受制於儒家那套刻板繁瑣的規矩。**黃巢起事據説在廣州殺了十萬胡人，似乎難得見到儒生的影子，與後來農民軍嗜殺讀書人的做法大為不同，可見胡漢雜居中儒家未必受到什麼特殊的禮遇。鄧子琴先生品藻唐末五代士人習氣是“無父”“無君”“無夫婦”，一片欺師滅祖的反道德氣象，看樣子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人羣也根本沒把儒家教條放在眼裏。
宋代軍力薄弱，與北方蠻族對峙少有勝績，難免產生自卑感。**儒生痛心於道德淪喪，野蠻與文明界線模糊難辨，想用“文治”的風光掩飾屢遭蠻族欺侮的尷尬，提振文化自信心，這正對宋初皇上的心思，**民間儒者嗅覺風向已變，紛紛搶着以“布衣”身份上殿，和皇上面對面談心。最有名的例子是名相王安石與宋神宗來往密切，疑似成了好“基友”。宋儒當了皇帝的老師，按當時的説法就是要“格君心”。皇帝的道德感升值升温，權當一回示範模板，民眾才會趨行效仿，儒生下一步才有“格民心”的可能。宋儒的想法是，**要想讓儒學變成讓人聽得進去、幹得起來的硬道理，就必須讓每個人都覺得生活中道德不可或缺。**用當代語言的話説近似於“拼的就是人品”。“知識”一旦使人向“善”，它才會變得有用，就會在處理人際關係時得心應手。
所以中國人就是在反反覆覆“拼人品”的教育下長大的。鄧子琴説北宋是“士氣中心時代”，給出核心氣質的評語是：“寬厚”“沈靜”“淡泊”“好學”，恰與唐代囂嚷蠻橫的特性相反。甚至晚清康有為搞變法，都用的是同一路數，他的設計是先把光緒皇帝改造成一個“道德完人”，“格”了他的心，這皇帝版道德偶像登高一呼，滿眼必定是全民景從，變法自然水到渠成。
沒想到，清朝末年，**中國人把這套圈內拼人品、德性比高低的伎倆用到洋人身上卻完全失靈。**你講禮義廉恥温良恭儉讓，人家不由分説直接用洋槍大炮把你打得千瘡百孔，奄奄一息，再把渾身帶血的你拖到談判桌前問話。人家意思很明白，“人品”不重要，道德是虛幻，拳場規則講的是拳拳到肉，誰能使蠻力把對方扳倒，才有資格發話講理。這種“秀才遇上兵”的強霸姿態古時就有，區別是當年“秀才”開始示弱，往往會後發制人，靠“道德”滲透的揉骨術迂迴取勝，蠻族肌肉男塊頭再大，因姿態不雅也會自感地位卑下，拼的還是人品高低。以往宋朝遇上遼金，就如小民趕路遇到打劫的強人，強人雖耀武揚威，聲勢逼人，最終還不是自擾於野蠻身份，面露羞慚模樣，在儒家文明點化下乖乖就範。可惜西人不僅有舞刀弄杖的蠻族霸氣，更有整套“奇技淫巧”的硬通貨在後面撐腰，靠打粘柔的道德太極吞噬對方沒一點勝算，反而被吸納進去，失了立地的根腳。這次不是拼人品，拼的是知識到底能有多少實用的技術含量，儒家的教訓始則失位，中經妥協，最後是全面潰敗，降服到底。
網羅“知識”的目的僅僅在於尋“客觀”，求“真實”，古“道德”雖柔軟圓滑，無奈一觸碰這硬邦邦的道理堅持不了多久就碎了一地。古人談玄論道本來就是模糊的生命體驗，卻要在“真”與“假”的兩極非要辨個你死我活，二中取一。學問中最具靈性的部分一旦放在“客觀”模子裏鍛造敲打，就如那張強盜的大牀，把活人放在裏面拉來抻去，等到肉身真和牀具兩頭齊等時，它早已變成毫無生命體徵的殭屍一具。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胡適和鈴木大拙吵架的那段公案了，在鈴木大拙眼裏，“禪宗”明明是不立文字的生命感悟，充滿生意盎然的體驗，在胡適眼裏卻如一堆冷冰冰的數據，是可以擺弄計算的客觀學問，把“禪宗”塞入知識的牢籠無異於是對感覺生命力的謀殺，胡適恰好做了這個兇手。近代以來，這類兇手在學堂學校中隨處橫行，他們一路“好為人師”下來，就如那守在大牀邊的猙獰大盜，正等着把學生一個個填進去無情宰殺。
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在《不道德教育講座》中曾經有一講的題目是“應當打從心底瞧不起老師嗎？” 這説法在咱們貌似尊師重道的環境裏看上去足夠駭人聽聞，他卻硬是講出幾分道理。三島認為：“人生的道路該如何走下去，這問題應該由自己去面對。這個問題必須透過閲讀、自我思考，才能想出答案。而這方面，老師幾乎沒傳授過我什麼。”如果把三島置於中國古代的學校之中，他肯定不會提出類似的疑問，因為古學要求老師的職責即是“傳道”與“授業”，“傳道”貌似枯燥的道德説教，實則包涵不少教師親歷的人生經驗和生活技巧。“授業”才指實用的處世知識。近代以來，“道”的部分被貶斥到邊緣，學生大腦汲取知識就如往裏機械灌注填充物，故才有三島之嘆。他的結論是：“有了這番體認以後，往後面對老師時，你大可在心裏瞧不起他，只要儘量汲取他所傳授的知識就夠了。你要知道，不論小孩或大人都一樣得耗費完全相同的氣力來各自解決人生的難題。”這分明是在罵現代教師無資格當人生導師，充其量只能扮演知識傳輸帶裏的一環。
由此聯想出，**古代的“好為人師”與現代“好為人師”的區別大概在於，古人“傳道”與“授業”是一體，無法割裂。**現代老師只傳送知識，不關心“知識”背後的“道”是什麼，以及這道理與自己的人生經驗到底有何干系，或僅僅滿足於這個“業”是專門化系統中的一個零件，只需要在鬆動時把它擰緊，作為個體的學生腦子裏到底在想什麼，他的心靈需求為何完全不重要。
可怕的是，現今國人往往根據西方標準偽造出一套貌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生經驗，**然後執拗地把它灌輸給自己的後代，試圖壟斷他們的個人選擇和獲取知識的途徑。**類似的現象如傳染病般四處散播，幾成精神瘟疫。在生活中，中國父母最容易集體着魔，相互傳染，撒起癔症來，不但熱心“逼婚”還瘋狂“逼學”。最奇葩的例子是，中國有百萬琴童整天在父母呵罵下苦逼地操練着自己未必喜歡的這西洋玩意，家長腦子裏似乎隱藏着一個集體魔念，他們會眾口一詞地説，“鋼琴”就是培養貴族氣質的工具。沒有人問：培養貴族的這玩意為什麼不是小提琴、中國古琴或者崑曲、京劇。彈琴不是內心自發滋養出的一種慾望和熱情，而是為將來也許在某個聚會中偶爾小露一手的道具，到那時，彷彿不彈奏一曲就沒辦法顯得體面。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從歷史上多方尋找證據，苦苦尋求與西方社會的同構之處。比如其幕府藩封制度即與西方的封建制極其相似，而與中國的皇帝集權制大相徑庭。於是日人越發自認與西方同源，“脱亞入歐”猶如觸手可及的夢想。與之相應，中國積貧積弱，早被日人貶為落伍，日本學界有個“華夷變態”的説法，意思是説原來的“華”（中國）因為不給力逐漸墮落成了野蠻的支那人，本來屬於“夷”的日本轉眼變成了文明國，強弱角色發生如此驚人的對換，給日本帶來了自信心，面對中國這個大塊頭，過去的“島夷”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這也是日本當年侵華所憑恃的最重要理由之一。由此淵源可知，**日本人是不可能承認戰爭罪行的，認罪等於又一次服輸，是一種甘當蠻夷的羞恥，日本好不容易才擺脱中國文化附加在身上的歷史陰影，絕不能容忍這個心理優勢再次發生逆轉。**可見，中日之間的較量必須放在國人“好為人師”與及日本如何擺脱中國文化奶媽心態這條脈絡中才能看的清楚。
當然，中日衝突的背後操盤手仍是西方世界，他們時刻觀察着中國和日本的進步是否符合近代化的標準，利用中國和日本歷史上所發生的心理暗戰，和日本爭當東亞老大的心理，操控着雙方相互打壓對抗，箇中款曲之處不得不察。
由此可知，國人“好為人師”在生活的細微之處多已形成習慣，在國際關係網絡中也有表現，這類表現與中國文化自身氣質的塌陷與頻繁向西方標準看齊的當代際遇密切相關。
**本文原載“愛思想網”，原題為“楊念羣：中國人為什麼總是好為人師？”，**圖片來自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並註明來源和作者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