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昕亭丨當代青年為什麼越來越“不高興”？_風聞

【編者按】近日，隨着“打工人”“內卷”等詞的爆火，關於當代青年生存狀態的討論再度引發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當下的幾組網絡熱詞作為反映青年職場和生活壓力的符號化表徵，形象勾勒出當代青年對現狀的自嘲和無奈。隨着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不斷變遷，當代青年似乎越來越“不高興”，“喪文化”更在青年羣體中蔚然成風，其中代表性的”積極廢人”亦與當下的“打工人”更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現象其背後的社會根源為何，會產生怎樣的社會影響，都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

抵抗還是接納：從喪文化看伯明翰亞文化研究範式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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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喪”潮來襲。“喪文化”甫一登場，就帶有鮮明的網絡亞文化色彩，以各式表情包為先導，流行音樂（“喪歌”）、文字語錄（“喪逼體”）乃至“喪茶”等商業產品的成功營銷，都在訴説一種新的時代精神，不是拼搏進取的“燃文化”，也不是搖滾樂的反叛吶喊，而是在“葛優癱”的表情包大戰裏，訴説我不太高興的小頹廢。眼下“積極廢人”正在以“喪逼”2.0

版本強化這一沮喪快感，他們愛給自己立flag，但永遠做不到，他們心態積極向上，但行動卻宛如廢物，他們往往會在間歇性享樂後恐慌，時常為自己的懶惰自責。

這一“喪”和“積極廢人”的創意生產，似乎非常貼合經典伯明翰亞文化研究的抵抗者人設。首先，喪文化是文化研究意義上標準的“文本盜獵”（textual poachers）行動。喪的典型表述的“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還相信這句話”“條條大路通羅馬，而有些人就生在羅馬”等，將耳熟能詳的勵志格言獵取為語義反轉的嘲諷與調侃。以“喪界四大天王”為代表（“悲傷蛙”“長腿鹹魚”“馬男波傑克”“鮑比希爾”），除去較有爭議入選的“懶蛋蛋”，這些表情包本身跟“喪”並無直接聯繫，其起源正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文化工業的整一化生產，經過網友們（文化研究強調的“積極受眾”）自娛自樂的塗鴉，徹底脱離原作獲得新的語義編碼，從小圈子的“內部梗”躋身為流行符號表徵。其次，喪表達了明確的抵抗訴求，以頗具主動性、創造性的回應，大膽解構了主流“成功學”的自相矛盾，直指勤奮工作背後的荒謬與虛無。於是《我愛我家》中葛優飾演的季春生，這個儀表邋遢、遊手好閒、無所事事、自怨自艾的“社會廢物”獲得了職場青年的由衷共鳴。一個根本不想榮膺甲等的“鹹魚”（諧音“閒”），徹底改寫了周星馳那句“做人沒有夢想，跟鹹魚有什麼分別”的時代精神。無論是喪文化的調侃嘲諷，還是喪營銷對快樂消費者的顛覆，其朝向文化工業和勤勉價值觀的抵抗色彩，是相當容易辨識的。誕生於20 世紀中葉青年亞文化高峯期的抵抗－收編（resistance-incorporation）理論、粉絲研究（fans studies）、文本盜獵等理論書寫，都可在此獲得大顯闡釋身手的用武之地。

學界亦多將喪和隨後出現的佛系等，視為“以話語創造、意義爭奪為核心的温和式反抗”。有趣的是，就在學者們大多將喪、廢柴等解讀為青年主體的抵抗表述之時，這些“積極廢人”們又表達了與既存秩序的羞赧和解。如果説喪文化以各種創意表情包轟炸，碎裂了勵志/ 成功學的流暢敍事，那麼“我是個喪逼”等宣言，則再度確認並認可了主導價值的評判標準。

首先，這一喪或積極廢人對主導意識形態的拒絕，症候性地體現為一種犬儒式嘲諷。即這一拒絕與抵抗並不指向新的另類的人生道路，而是識破騙術的沾沾自喜，是看到華美袍子底下蝨子的洋洋得意，是一種在消費文化中陶醉於自己在説不的“抵抗性幻覺”。各類表情包寫滿文不對題、聲畫不協、顛三倒四的破壞感；“喪逼體”以一種前後轉折的反語修辭，狠狠嘲弄了立志格言的荒謬自欺。“喪逼”們儼然21 世紀最出色的意識形態分析家，戳破錶象，切中肯綮，大膽叫出了“皇帝並沒有穿衣服”。

在此基礎上，“喪文化”以一種看似抵抗的方式，達成了對既存現實的高度接納，這一接納弔詭體現為對於不成功/ 不高興自我的坦然與寬容。面對那些鼓舞人心的flag，積極廢人們狡黠地選擇承認失敗，承認自己不行，承認自己的脆弱，這一積極主動地確認失敗，同時意味着失敗不足以構成對主體的羞辱和心理創傷，因為“我早已經是一個廢人了”。這正是“喪抵抗”最有意味之處。它以頗具創意性的文化再生產活動，對奮進拼搏的成功故事進行“癱”作一團的反擊。但是作為主體清晰明確的能動性表達，作為個體對主導意識形態的抵抗，卻只能表現為頹廢與自嘲的含混混合，既為身體的疲倦感到灰心，亦對一事無成報以赧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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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積極廢人們的喪着、佛着裏，我們看到一種脆弱憂鬱的頹廢，一種故作姿態的自我放縱；與其説這是温柔的抵抗，不如説是憂傷的詰問。它以身體癱、精神佛為特徵，表達着一種精疲力竭卻一無所成的無奈，同時又戲謔逗趣地調侃這一碌碌無為。從中國台灣的“22k”直至大陸的“屌絲”聲浪，這種“弱小/ 可憐/ 又無助”的幼齒狀態，在一定程度上為當代中國各個階層的青年世代所分享。

“岌岌可危階級”的代際顯現：積極廢人們的困境

90 後世代的青年文化，處於與父輩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語境中。儘管它有一種突出的代際顯影，但其文化內涵與意義生產，其抵抗訴求與批判對象，乃是與一個全球範圍的政治經濟的結構性轉換緊密相關。“岌岌可危階級”（precariat）的出現，連同中國近20

年來房地產經濟的持續走高，催生了以代際顯現的廢柴青年的生存困境與文化困境。這意味着今天的審美代溝，不再是現代性線性時間意義上普遍存在的代際差異，即90 後一代的審美趣味，與60 、70 和80 世代彼此之間的代際差異並不完全相同。籠統的世代意識可能會導致對今天大眾文化審美斷裂的簡單化處理。再度以喪文化作為分析對象，喪逼、佛系、積極廢人連同更早登場的屌絲們，緊密聯繫着一個變動中的政治經濟結構。

首先，就社會結構來説，作為青年亞文化的喪（包括之後的佛系）突出顯示了青年世代的發展困境和心理焦慮。這不僅是一個被籠統歸於“階級固化”的結構問題，更是一個以青年貧困凸顯的世代裂痕。中國房價在最近10

年的跨越性攀升，意味着晚一步跨入城市的年輕後來者，正在面臨更加殘酷的對有限資源的激烈競爭。青年世代的“寶寶們”不約而同地抵達一個喪志共識：無論如何苦拼苦幹，也無法追趕一線城市房價的狂飆腳步。這一被命之為“中產之殤”的現實，對90 後乃至00 後的“準中產”或“中產後備軍”來説，尤為痛徹。在努力不一定更好、不努力一定變糟的激烈競爭中，青年人漸次識別出一種奮鬥的無意義感和荒謬感。事實上自2008

年美國次級貸危機以來，全球化攜裹下的世界人民尤其是青年世代，都處在水深火熱的滌盪中：高房價、高失業率、不穩定就業、負債累累、藥物依賴……世代危機不斷加劇。這正是馬男波傑克作為薩特“存在主義虛無主義”的繼承人風靡全球的原因。只是它既不為當下所謂社會“中流砥柱”的60 後們所理解，也難以和曾經充分享受過“天之驕子”待遇的70 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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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岌岌可危階級”的命名正顯示了這一新的就業和職場變化。在高等教育持續擴張和結構性就業難題下，穩定就業、職場晉升正在變得越來越困難。靈活性勞動代替了職業抱負，浮動合同取代了長久保障，青年人不再像父輩們那樣擁有一份值得奉獻一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就工作強度和壓力而言，白領的職業生涯越來越像龐大公司流水線上的一個裝配工人，大量重複、枯燥、可替代的工作，同時在福利收入和社會地位上宣告了對白領階層的降維打擊。“後福特”“後工業”“消費社會”等抽象理論名詞所回應的正是如下現實；傳統藍領工人不再享有高保障和穩福利的長期工作，而都市寫字樓裏的白領們則開始“藍領化”和“下流化”。疲倦卻無所得、忙而無目標的職場倦怠，是壓垮“喪逼們”的最後一絲絕望。正是在壓迫性的剝削勞動、重複的肢體動作和喪失個人主權的意義上，“喪屍”成為岌岌可危世代勞動狀態的最佳代言，他們以“社畜”的自我降維命名，抱團在社交網絡的“社畜茶水間”裏吐槽互助。隨着80 後進入職場升遷瓶頸期，“退休預備員”特指年輕但是盼望趕快退休，儘快領取退休工資的職場失意者們。

就在岌岌可危階級表達對社畜、喪逼等新符號身份的“下流化”認同的時候，主流價值推崇的卻是一種“自我經營主體”（entrepreneur-of-the-self），即每一個人都應該像經營企業一樣運營自己的人生：“成為一個自我企業，就是管理自己的就業能力、評估自己的債務狀況、遏制工資和收入的下降。”如果這個理論概念過於枯燥抽象，那麼當下中國中產階級的範本人生即所謂的“財務自由”或“高淨值人羣”，則清晰地銘寫着這一新的主體詢喚。根據當下充斥在朋友圈、微博等自媒體中的對於“人生贏家”的想象性設定——你，應該在高中階段完成讀書升學的自我投資增殖，成功在高考廝殺中闖入北上廣一線城市，然後在千禧之交果敢舉債，於諸多一線城市購買一套甚至多套房產；接下來你要投資股票、基金和各種理財產品，在資本的汪洋大海中鍛鍊風險控制、資產避險的能力，並在上證指數的最高點毫不戀戰地清倉歸隱……此刻，當大多數人如喪屍般在鬼影重重的種植園裏揮汗如雨的時候，你正雲淡風輕地在北京東二環的公寓裏，饒有興致地捧讀一本有關頹廢主義的哲學著作。經濟窘困和物質貧乏，現在不再是一個社會問題乃至經濟問題，而被改寫為一個投資失敗的財富故事，一個歷久彌新的成王敗寇的市場果報。

如果説“喪”“佛系”和“積極廢人”們仍然在抵抗，那麼他們抵抗的其實是這一主體設定對失敗者的羞辱；而他們唯一可能的“抵抗”方式，就是面對高淨值人羣自棄宣稱，我本就是一個閒魚/ 我早已經是一個喪逼了。以主動自貶的嘲諷，回應社會現實的擠壓，完成自我和解與現實接納。這些調侃/ 反轉性的文字説明，或癱、或佛的諷刺性挪用甚至塗鴉式破壞，搗毀了自我經營主體，最終生產出一種犬儒式自滿、嘲諷式旁觀的誇張情緒。與其説這是一種抵抗文化，不如説是年輕的岌岌可危階級對結構性困境的調適與忍耐。這正是意大利媒介理論家貝拉迪在新的電子世代身上發現的“自我蔑視與犬儒主義，攜手共進”的新文化表徵。

電子犬儒主體：痛快文化的新快感模式

以喪、積極廢人為例，既有針對亞文化的兩種主導範式，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失效。前者過度強調亞文化的抵抗色彩，忽略了這一以批判面目出現的抵抗文化的妥協色調；後者籠統歸結為代際差異，掩蓋了作為數碼原住民的青年一代文化表意的新變奏。探索電子世代的主體表徵與慾望模式，正在成為當下理論生產的新方向。

2013 年風靡全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齊澤克抵達韓國首爾，與巴丟共同發起“共產主義假設”（Communist hypothesis）大會。這位生於1949 年的來自前東歐的思想家，在首爾街頭——他自認的20 世紀政治遺蹟的現場，聽到的不是高昂的國際歌，而是綿延不絕的“江南Style”（GangnamStyle）：“世界各地的閃電小怪們現在都在模仿這首歌。許多觀眾在這首歌中發掘了一種令人厭惡的吸引力，即‘喜歡去痛恨它’，或者更確切説，他們享受地發現這首歌很噁心（disgusting），以至於反覆戲弄來延長他們的噁心——這種淫穢痛快（obscene jouissance）的愚蠢的強制性質，恰是真正的藝術應該給予我們的解脱。”

喪、佛系和積極廢人等青年文化裏的慾望模式，已經重塑為齊澤克所描述的“享受地發現它很噁心”的痛快政治，而非經典亞文化的抵抗政治。恰是在享受噁心的痛快文化中，批判和抵抗自身成為慾望對象。痛快（jouissance,

enjoyment）是一個被打上深刻拉康派精神分析烙印的詞彙。在不同於弗洛伊德“快樂（pleasure）原則”的基礎上，拉康發明了一個與純粹的自發快樂不同的，被社會化或政治性建構的痛快。痛快超越了簡單的快樂，在拉康的論述中，主體總是嘗試逾越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諸多禁令，但其結果不是更多的快樂，而是痛苦。拉康對於痛快的界定就是這種痛卻快樂着的曖昧狀態，即痛苦的快樂（painful pleasure）。

痛快文化意味着抵抗也可以產生快感，批判也能製造享樂。痛快就是一種通過不斷撕裂傷口才能抵達的快感過程。刺痛、批判乃至承認無能，現在不僅指向痛苦，更生成一種甜蜜，一種忍受痛苦抵達極樂的新慾望模式。於是喪、積極廢人們以主動投降、消極頹廢完成了自我確認，宣告了一種新的痛快文化和主體狀態：越是清醒地意識到現實的殘酷，越是理性地認知岌岌可危階級的困境，這一刺痛就越能運營起持續的主體快感；越是體認到了廢人的慘淡現狀，越是深刻認識個人的無能為力，越是能夠徹底躺平任由生活碾壓，並且積極享受這個疼痛的過程。這一通過調侃失敗達成的自我和解，這一放棄做更好自己的“自我棄療”，抵達了自我唾棄的批判快感。

這就是賽博空間和賽博文化生產的電子犬儒主體。經過斯洛特戴克、齊澤克等人闡發的後現代犬儒主義與傳統（古希臘）犬儒主義完全不同，它不再是憤世嫉妒地與世俗利益保持反諷距離的批判性力量，而是一種“犬儒理性”的意識形態運作。一方面它對抗主流意識形態；另一方面犬儒主義自身正是這個遊戲的一部分。“這種犬儒主義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一種不正常的‘否定之否定’。”犬儒理性窺破了主流意識形態的破綻與密碼，但是犬儒主體並不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真正的秘密，即“喪逼”們沒有認清的，不是拼搏奮進的虛無與無力，而是積極沉湎其中，假裝自己在拒絕抵抗式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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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文化獨特的媒介屬性，催生和加劇了犬儒主體的這一諷刺與誇張運作。與傳統“諷刺的產生通常需要在常規話語實踐中使用口頭對比，只能在相關文化背景下熟悉其意義才能獲得理解”不同，電子文化中的“諷刺是各種形式的數字化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一諷刺意義是通過賽博文化特有的表情符號、重複等關聯性被生產出來的，並伴隨着視覺化、視頻化等媒介轉型而加劇。例如在“你是一個好人”的文字讚美之後，一個吐舌頭的表情包隨之賦予了前述文字相反的挑釁意味。就此，賽博空間為後現代犬儒主體的創意批判提供了廣闊的馳騁空間。表情包“就是一個‘強調框架’，它以視覺方式突出了諷刺的特徵”。現在齊澤克這樣的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不僅驚訝地看着世界各地的閃電小怪們扭着騎馬舞，而且不得不承認全球範圍內的互聯網熟手（internet-savvy）能夠嫺熟拿捏犬儒腔調。這造成了年輕世代特有文化的假象，似乎只是更適應新媒介的青年人獨創的表述方式，就此掩蓋了青年在當前職場和房價困境下催生的犬儒文化。而經典亞文化研究仍然將其視為抵抗文化，忽視了其中的享樂滿足與妥協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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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主體、積極廢人們是互聯網時代的享樂主體，它與主流意識形態批判性地保持嘲諷距離，以一種犬儒姿態達成自我和解，也製造着對於刺痛的持續快感享受。痛並快樂着，喪卻興奮着，是這一犬儒電子主體極為弔詭的存在狀態。正是為了維持這一自我貶抑快感，電子犬儒主體會持續發明屌絲、廢柴、喪逼等一系列時尚語詞。弗洛伊德的快樂原則是轉瞬即逝的，而拉康的痛快體驗則是綿綿無期的。流行文化四處湧動着話語泡沫，但是這一隱匿在不斷變化的符號身份之下的主體狀態，在這個晦暗不明的後金融危機時代，將會持續下去。

積極廢人：新青年主體狀態

“喪”“ 積極廢人”成為數碼一代批判式和解的典型文化表徵，不僅因為它的互聯網起源和傳播方式，它以不斷分裂再生產的網絡表情包作為有效的文化表述，更在於積極的嘲諷心態與廢棄的疲憊身體，是互聯網時代電子犬儒主體狀態的最佳隱喻：一個癱着的身體和一個極度活躍的頭腦，這個頭腦洞若觀火、明察秋毫地識破詭計，卻始終保持着身體的無能狀態，以逗趣的表情包表達內心的焦慮與憤懣。也恰是在青年人葛優癱/ 鹹魚躺的調試中，以一定程度的個體退化回應現代文明加速的方式，從弗洛伊德時代延續至今。積極廢人們的抵抗性和解、肥宅們的犬儒式批判及其痛快的享樂，並非自我安慰的精神勝利法，而是對貝拉迪所命名的資本主義新的“神經剝削系統”的調節與適應。

意大利理論家貝拉迪在21 世紀接續了弗洛伊德的理論旗幟，並對其核心論述進行了數碼化升級。他指出，當科技網絡在速度與形式上騰空躍起時，人類仍然被困於一個需要基本代謝的碳水化合物肉體，並沒有在心理乃至生理上同步於自己所發明的虛擬現實世界，沒有在接收速度與接收能力上與時俱進。超長的上網時間、變化莫測的網絡身份、信息厭食症……人類有限的注意力、心理能量與敏感度，在一個酷睿處理器不斷升級的時代，正在遭受殘酷的剝奪與耗竭。為了應付海量高速的信息空間，主體不得不反覆調試以重新架構自己的感知與知覺系統，神經系統正在痙攣，大腦已經嚴重超載，電子犬儒主體以葛優癱的自我調整發出喘息的咆哮，以極度的身體癱瘓應付超速互聯網電擊，這正是積極廢人之“廢”。

其“積極”在於，逡巡於賽博空間的電子犬儒主體，以刺痛的快感、抵抗性幻覺享受這一電擊過程，進入歇斯底里的表情包生產亢奮。世界範圍內“表情包文化”的興起，正呼應着犬儒主體強烈而刺痛的情感表達需求。這是一個通過説不，通過刺痛，通過激烈的情緒表達，來宣泄不滿、撫慰脆弱的享樂。當下年輕世代所表現出的脆弱、敏感和纖弱的精神氣質，與他們表達強烈情緒的表情包轟炸，構成了有趣的錯位與反諷。正是在一個全新的數碼文化和數字資本主義的語境中，所謂的喪文化、佛系文化、積極廢人們，都不是經典亞文化研究鼓吹的抵抗政治，而是對超速互聯網電擊的一個適應且享用過程。

青年是一個現代產物，直到法國大革命後才成為一個社會學概念。正是在現代性展開的線性時間維度上，代溝成為現代社會的獨有問題。由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相較於西方現代性的特殊性，使得其經濟轉型和文化突變常常自我銘寫為一種代際裂痕。無論是80 年代的牛仔褲蛤蟆鏡，還是90 年代二次元文化的興起，都裂解為一種亞文化的特定風格（styles）表意。今天賽博文化正在成為真正的主流文化，賽博文化的主體，也不再是伯明翰文化研究描繪的工人階級少年的邊緣（sub-）文化，如果仍然堅持亞文化作為邊緣的抵抗政治，堅持對青年主體能動性範式的肯認，恐怕會錯過真正的問題。當代青年文化這一“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問”，即突出感受為斷裂的審美代溝。這恰是數字時代的新文化症候，是全球經濟、政治、文化轉型所塑造的新主體狀態，它既是全球範圍內岌岌可危階級的中國版，又正在生成一種對慘痛現狀進行自我享樂的新慾望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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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文化正在生成新的電子犬儒主體，“肥宅”“喪”和“佛系”均可視為這一新主體的符號表徵。痛快作為年輕賽博世代新慾望模式的文化症候，加速着一種脆弱疲憊的“進步病”。青年主體正在以預先且自覺承認失敗和無能的方式，安度數字時代的神經剝削潮汐，在閃爍的電腦屏幕上留下了一連串犬儒主義腳印和語詞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