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晗 | 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現狀、得失與前景_風聞

　　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現狀、得失與前景

　　韓晗

　　作者簡介：韓晗，系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原文發表於《貴州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20年第10期）感謝作者授權發佈。

　　文化產業是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廣泛關注的一個領域，關於文化產業歷史、理論與對策等各方面的研究已成為學術熱門課題。文化產業形成的基礎是市場經濟。因此，海外特別是西方國家文化產業實踐、相關理論的提出以及若干問題的思考均比國內要早。就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而言，也是海外學界早於國內，並且在研究方法上曾給予國內學界頗多啓發。雖然在形式上形成了國內外兩個分支，但受制於目前國際總體學術環境，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在話語權力上仍以海外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1]為主導，這是目前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現狀。

　　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是海外學界提出“中國現代文化產業”這個概念的學者，早在1997 年，在《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説新論》（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一書中，他專門提到了“晚清通俗小報與休閒雜誌”的“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y）[引用1]；這一提法受到了其他海外學者的認可，譬如周佳榮在其代表作《早期中國的印刷、文化與權力》（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2004）中多次用到產業（industry）與市場（market）這兩個詞來定義清季民初的出版活動；史通文（Andreas Steen）在《在娛樂與革命之間：留聲機、唱片和上海音樂產業的初期(1878-1937)》（Zwischen Unterhaltung und Revolution: Grammophone, Schallplatten und die Anfänge der Musikindustrie in Shanghai, 1878-1937, 2006）一書中論述中國早期唱片產業的發展時，十餘次用產業（industrie）來形容當時日漸興盛的唱片市場，並在標題中用了“音樂產業”（Musikindustrie）這個詞。而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則直接以“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y）”來指涉晚清以來中國精英階層消費的文化市場【引用2】。由此可知，海外主流學界不但認同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客觀存在性，並形成了穩定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格局，且對國內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海外中國研究熱”的作用下，國內學界也開始從不同學科的角度關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與之有關的各種問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視。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焦潤明，他從晚清維新派的文化產業運作與思想啓蒙入手，並定義“文化產業是指以生產和銷售知識產品為目的的企業”【引用3】，之後李長莉也對晚清具有“時尚型、消費性、商業性”特徵並“以市場導向而製作的文化產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引用4]。最近十餘年，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幾乎涉及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各類樣態。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無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總體研究。事實上，作為一門獨立的門類史，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具備總體上的完整性，並系統地反映了中國現代文化的生產、消費、分配與傳播等一系列特徵【引用5】。 

　　所謂總體研究，一方面就是對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發生、發展與演變規律進行總體性的學理性總結，另一方面就是立足於總體史的視野，從中國現代史的具體國情出發，對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百年發展、演變的得失進行探討與思考。本文擬從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現狀入手，從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發展史的脈絡出發，分析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對國內學界利弊兩個方面的影響，從而揭櫫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得失，並試圖為今後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發展前景提出合理的設想與建議。

　　一、國內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現狀

　　歷史地看，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次第經歷了兩個歷史階段。第一個歷史階段可稱得上是“海外萌芽”，該階段大約自1980-1990年代之交至21世紀初。若是將其放置到海外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的維度下來觀照，可見它實際上是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研究的第三個時期。

　　在此之前，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研究次第經歷了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40-1970 年代，當中幾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分別是費正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與夏志清。正是費氏的努力，使得中國問題研究的中心從歐洲轉向了美國，並且促使海外學界開始從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與跨學科的角度關注中國現代史；列文森則從儒教的現代命運入手，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進行了填補空白式的研究；夏志清的《現代中國小説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被公認為是海外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但因冷戰時期的特殊性，這一時期的海外中國研究難免被打上強政治弱學術的烙印，而海外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也只是萌芽期；第二個時期從1970年代的越南戰爭結束、中美建交至1980-1990年代之交的蘇東劇變，海外中國研究界從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與思想史等不同角度出發，以中國現代史研究為依託，來預測未來中國的走向與可能出現的變革，當中代表人物是周策縱、周希瑞（Joseph W. Esherick）與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等，但這些學者主要將精力放置在中國現代史研究上，同時對中國現代文化史諸問題有所涉獵，進而在客觀上推動了海外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化史的研究，此階段應是海外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的發展期。

　　因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是海外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的第三個時期，故而這一階段可以看作是從文化產業的研究視角來觀照中國現代文化史諸問題，也是海外中國研究界真正開始自覺地關注中國現代文化，因此可以看作是海外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的成熟期。從學術譜系的角度來看，文化產業研究發源於20世紀中葉興起的文化研究，如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葛蘭西（Gramsci Antonio）的“文化-資本”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等等，這些理論常被海外學者用以解讀20世紀人類在資本主義時代中所呈現出異彩紛呈的文化現象。1980-1990年代之交，文化研究激起了海外中國研究學者們的興趣，他們也開始借鑑這些新興理論解讀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現象，構成了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先聲。譬如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的沈從文研究、馬利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的茅盾研究、柳存仁的鴛鴦蝴蝶派小説研究、李歐梵的魯迅研究、聖丹尼（Douglas St Denny）的攝影技術在華傳播流變研究與哈利德·薩金特（Harriet Sergeant）的海派文化研究等等，後者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上海：文化碰撞之點（1918-1939）》（Shanghai: 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 1918—1939）以文化研究中的批判理論為工具，對1918-1939年上海地區中西文化共生並且形成的都市消費文化進行了細緻的闡釋與研究，可謂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之一。但此時國內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化史，仍多半從文化思潮、流派的發展及當中的文本、作家、藝術家與重大事件入手，對於文化產品的生產、消費、交換與分配諸要素依然關注不夠。

　　但需要説明的是，這並非意味着海外中國研究界自發並有意識地研究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此時的海外中國研究者們只是將文化產業作為切入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的視角，屬於區域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合的結果。可以這樣説，真正引發海外中國研究界關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並有意識研究當中諸問題，當從法國文藝理論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產場域”理論對海外學術界的影響談起。

　　布迪厄從社會經濟學有關理論出發，認為文化資本是資本的一個重要組成，而且文化體現了資本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因此，反映經濟、政治關係的文化生產場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是客觀存在的。從理論譜系上來説，布迪厄的觀點與伯明翰學派、法蘭克福學派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先承後續的關係。但布迪厄的走紅恰在1990年代之初，這正是海外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進入到第三階段的轉折期。

　　1990年代，美蘇兩極結束了對抗，中國因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而進入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確立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海外中國研究界也逐漸減少了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冷戰式批判，並試圖從中國現代文化中探索出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變革趨勢。這使得一批海外中國研究學者開始用布迪厄的“文化生產場域”來解讀中國現代文化，並對中國現代文化的生產、消費、傳播機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一階段具有開闢性的西方學者首推賀麥曉（Michel Hockx），他在1996年主編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場》（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可以看作是運用“文化生產場域”理論解讀中國現代文化的開山之作。當然，同一時期較有代表性的研究還有王德威的晚清小説與小報研究、張英進的現代中國電影史研究、耿德華（Edward Gunn）與傅葆石的淪陷區文藝生產研究、李歐梵的現代中國城市文化研究等等。這些為日後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蓬勃發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20、21世紀之交，意大利“微觀史學派”特別是文化微觀史（Cultural Mierohistory）研究日益受到國際歷史學界的推崇，這一關注日常生活細節與具體器物、強調微觀研究的範式當然也波及到海外中國研究界，形成了學術研究上的“範式轉換”[2]，進而催生出“文化生產場域”與“微觀史學”相結合的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範式，此時的相關研究已經明顯展現出了開始着重關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中的細節問題。因為與前沿理論接軌快，取得成果多，並有着跨學科的影響力，這使得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漸成海外中國研究的中堅。當中以周佳榮的早期現代化出版業研究（2004年）、史通文的留聲機在華技術轉移研究（2006年）、安德烈·戴維（Andrew David Field）的上海舞廳研究（2008年）、榎本泰子（Enomoto,Yasuko）的上海工部局樂隊研究（2009年）、葉凱蒂的晚清娛樂產業研究（2009年）、安德瑞·戈德曼（Andrea S. Goldman）的晚清北京舞台產業研究（2011年）、葉文心的上海時尚文化產業研究（2012年）、大橋毅彥（Ohashi Takehiko）的蘭心大劇院研究（2015）與饒韻華的唐人街戲劇產業研究（2017）等等為代表，其成果之密集、豐碩，幾乎徹底顛覆了20世紀以來形成的、以中國古典文化研究為重的海外中國文化研究格局[3]。 繁華的表象之下，仍有着一種深深的隱憂。那就是：時至今日，國內外學界既未提出“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這一概念，也無一部系統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問世，甚至連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總體研究都未出現。兩相對比，形成了“有實無名”的邏輯背離。

　　值得一提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的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成果不但在海外學界產生了影響力，而且在中國學術界影響力更大。隨着中國學術界開始與海外學術界產生聯繫並頻繁互動，國內從事現代文化史、文學史與社會史研究的學者對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持積極的響應態度。當中，傅才武的近代漢口戲劇市場研究、陳庚的北京民國戲劇市場研究、陶小軍的清季民初的藝術品交易與文化市場的生成機制研究、葛濤的民國唱片業研究、李相銀的抗戰淪陷區期刊產業研究、李永東的民國租界文化生產消費研究與李斌的鴛鴦蝴蝶派與早期中國文化創意產業關係研究等等。均形成了較大的學術反響，甚至當中不乏國際水平的研究成果，將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近五年來，從唱片電影、印刷技術、攝影海報、期刊廣告與時裝舞廳等現代文化產業不同領域切入角度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碩博論文更是汗牛充棟。而一些青年學者所撰寫的相關論文多達3000餘篇。據不完全統計，這類選題的國內碩博論文大約有400餘篇，遍及國內近百所高校與科研院所，當中不少研究已經意識到，自己所研究的對象屬於中國現代文化市場、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組成，但卻還未能將相關問題置於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宏大框架之下進行討論或對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進行系統研究。

　　二、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得失

　　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最早萌芽於海外學界，又在特殊的語境下被國內學界所重視，受到國內不少研究者的響應。我們應當警惕的是少數研究者逐漸放棄了自己應該堅守的研究立場，幾乎完全按照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範式重複工作。這導致了得失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因為海外相關研究多元多樣，因此使得國內相關研究也異彩紛呈，共同促使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走向繁榮；另一方面，這也使得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學界同樣忽略了海外學界也不關注的總體研究，致使至今仍無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總體研究。

　　作為一門專門史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其根本意義是為了探索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產業史的發展大勢，分析當中決定或影響歷史進程的因素，探索不同時期中國文化的生產、傳播的特徵，歸納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發展沿革的一般規律。如果將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照搬照抄到國內，則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完全忽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總體性意義。對西方研究範式與理論的這種追隨，從心態上實與當年海外中國研究界向“西方中心主義”理論的妥協有着驚人的相似。早在十年前，王德威對此就曾有着一針見血地評述：“海外學者多半追隨西方當紅論述，並迅速轉嫁到中國領域。上焉者一秉‘拿來主義’策略，希望產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顛覆效應，下焉者則是人云亦云，而且遊走海內海外，一魚兩吃。究其極，理論干預成了理論買辦，文化批判無非也就是文化拼盤。” 【引用6】

　　談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得失，則無法迴避一個問題：為何海外缺乏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總體研究？就此而言，甚至連一些海外學者也找不到準確的答案。譬如張英進曾表示：“大家都知道中國現代文學史[4]是一個空白, 但為什麼沒有出現呢？這是我至今不能理解的。”然後張英進將此歸咎於海外特殊的學術環境，因為寫作者撰寫這樣的書是不符合海外學術環境與要求的【引用7】。這當然是一個原因，但筆者認為，除了這個原因之外仍有其他的主客觀原因存在。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與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師承關係、沿革賡續等問題有關。

　　前文已經提到，目前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研究，是為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研究的第三個時期，也是美國中國研究與歐洲漢學研究共同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海外關於中國問題的研究最早是關於古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即伯希和（Paul Pelliot）、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與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等人的敦煌經卷、中國古代歷史地理學與中西交通史研究，他們都是歐洲人，這也是海外中國問題研究首先出現於歐洲的緣故，故而中國研究被當時的歐洲人稱之為漢學。美國的古代中國歷史研究幾乎與歐洲同步，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與其會刊東方學報均於1840年代問世；1870年代，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設立了中國研究的教職。受制於當時歐洲漢學的影響，當時美國學界研究中國問題，也多半隻關注中國古代歷史。及至20世紀之初，哈佛大學雖然成立了燕京學社，但卻只資助文學和人道傳統的研究，亞洲近代政治、制度、經濟史和社會生活的研究並不受到重視。【引用8】

　　“冷戰”前夜的1946年，哈佛大學開展了區域研究的項目，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等高校隨之跟進。兩年之後，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出版，提出“衝擊-反應”學説，認為現代中國的出現是西方國家衝擊之後形成反應的結果。此外，費正清還提出應當以跨學科的視角與歷史研究的方法來進行中國研究。這是海外學界正式研究中國現代史的起始【引用9】，也被學界公認為是海外“中國研究”誕生的標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剛剛在美國快速發展的中國研究受到了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與異化。但費氏提出來的跨學科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的範式以及“衝擊-反應”學説，卻被他的學生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所繼承發揚，並且從美國影響到整個海外中國研究界，深刻地決定了海外中國現代史研究方向。因此，當時海外中國現代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中國如何在全球化時代下回應西方國家“衝擊”。這當然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研究範式，它一旦與跨學科、歷史研究相結合，很容易生成目前海外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即重視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機制及其與政治、經濟的複雜關係[5]。這直接促進了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生成。可見這並非學人自發的結果，而幾乎完全由歷史客觀原因所造成。

　　欲談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則不得不提其母學科——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在海外的生存狀態。我們知道，“中國現代文化史”在國內可以從“中國現當代文學”“科學技術史”“中國近現代史”等一、二級學科中生發出來，成為研究本國曆史的學科分支或重要學科。但它在海外特別是美國卻屬於中國研究子分支“中國文化、文學與歷史”（Chinese culture, literature and history）研究[6]的孫分支。而中國研究又是作為區域學研究亞洲學（Asian Studies）的眾多下屬分支。因此，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研究，多半散佈於不同科系（如法學、經濟學、歷史學等）當中[7]，形成碎片化的研究狀況，亦不為奇。

　　因此，認為廣義上的“中國研究”不但包括海外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思路、話語體系與理論架構，也包括了海外中國研究的發展脈絡、學術環境。各種因素共同決定了海外中國研究範式。如果只是在海外相關研究的影響下進行研究，勢必會降低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在理論上的原創能力。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總體研究遲遲未能出現的重要原因，甚至使得國內相關研究不自覺地形成了“仿漢學”研究【引用10】。這是尤其值得反思的事情。

　　三、另一種得失：海外相關研究的影響及利弊

　　辯證地看，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對於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影響，有弊有利。利在於，海外相關研究確實對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有着推動性的啓發作用；弊在於，這使得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趨於碎片化與缺乏總體化。

　　首先，如果沒有海外相關研究的影響，國內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形成日益繁榮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儘管目前尚無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總體研究，但這種繁榮顯然對推動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總體研究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基礎性意義。如對《良友》畫報、民營書局、孤島電影、粵劇演出等各種對象的研究，以及與之相關的現代出版史、現代音樂產業史、廣告史、近現代文化經濟政策史、現代文化科技融合史、藝術交易史與舞台產業史等不同領域的探索，構成了今後開展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總體研究的基礎。無論國內外，其基礎研究業已成形，相關研究的起步性成果也頗為豐厚，它們已經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總體研究下屬不同的重要領域。但是由於目前海外中國研究界並沒有為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進行總體研究的意圖，同時國內學界也忽視了對於這種意圖的追求。這證明了：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總體研究是一項本土化的著史工作，不可能訴求、期待海外學者來完成，而是國內學者責無旁貸的歷史責任。[8]

　　從國際學術研究的總體格局來説，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事實上已經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組成，甚至在數量上已經大大超越了海外研究成果。之於國內研究而言，海外中國研究的影響促進了批量新成果的問世，培育了新的研究熱點，激發了青年學者們的研究熱情。而且從文化產業角度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化史，確實打破了之前中國現代文化、文學研究的侷限性，在視角、研究觀念上為國內相關研究打開了思路。長期的成見被修正、以往的誤解被澄清，未被很好研究的領域重新獲得了關注。以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為例，海外學界多半傾向於對現代文學市場、作品傳播、版本流變進行研究、對國內現當代文學研究視野的拓展確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並對於之前國內的文學研究確有一定借鑑之功。【同10】

　　其次，趨於碎片化與缺乏總體化這兩個弊端，乃是針對國內而非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而言，因為海外中國研究界包括不同國家、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當他們在面對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這個研究對象時，會依據自己的個人經驗與具體情況進行研究。但這種研究範式一旦被移植進入國內，將直接造成了研究的碎片化，關注對象自然會集中在微觀之處，難以形成對總體歷史的觀照，從而形成了微觀史學與宏觀史學的分裂，這是不正常的。特別是中國歷史研究應當秉持唯物史觀，以“小處着手，大處着眼”的態度，既注重微觀的個案問題，更應重宏觀的總體研究，兩者不可偏廢。就中國歷史的研究者而言，縱使專搞微觀史學，對宏觀史學也得略知一二。【同11】 

　　“趨於碎片化”與“缺乏總體化”相輔相成，“缺乏”並非是基於對總體研究的反感，而是因為在對海外中國研究的誤讀之下，對總體研究重要性的認識不足。這在本質上實際上是“西方中心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在當下學術研究領域中的表現，它所反映的是國內學界對海外中國研究的推崇與屈從。但凡海外中國研究界沒有研究的，一些國內學者則認為“不夠主流”或“不夠國際化”而被棄之如敝屣，但凡海外中國研究界重點研究的對象，則多半被追捧為學術熱點。

　　這裏有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為什麼有的選題海外中國研究界沒有關注或是關注不夠？這是否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本土經驗才能完成？就目前的狀況而言，國內文化產業理論研究幾乎完全借鑑西方理論框架，而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有“東施效顰”之嫌。因此，文化產業研究的“中國學派”必須崛起，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總體研究需要本土理論指導與本土學者的參與，本土經驗必將在今後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四、迴歸本土化與唯物史觀：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前景

　　基於前文所述，本節擬對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前景做一個展望，要解決目前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所出現的問題，建構一套適合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主體範式是當務之急。目前既要求國內學者們既要有從“碎片化”走向“總體化”研究的自覺，又要選擇一種適應於今後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主體範式，從而開拓出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新局面。

　　首先，今後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勢必以國內學界為主體，以國內研究為主潮，形成本土化的研究，從而產生從國內至海外的學術影響。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歸根結底是歷史研究，歷史研究水準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文物、史料（包括文獻、檔案）的獲取與解讀情況。而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由發生在中國的歷史事件所組成。儘管1949年之後因為政權更迭導致一批文獻流落在世界各地，但與之有着直接關係的文物、文獻大部分都在中國境內，即使在華外僑（如早期中國海關）所遺留的部分檔案、日記，相當部分仍在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不但需要借鑑方法、視角與學術思路，更依賴於本土史料、文獻的挖掘與使用。

　　縱觀國際學界，從來沒有由其他國家主導一國曆史研究之先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史的研究重鎮公認為牛津、劍橋而非北大、耶魯。日本幕府制度史的研究顯然以九州大學、筑波大學為圭臬正宗而不可能是哈佛、清華。毫無疑問，作為國內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學者，我們理應致力於如何提升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國際學術地位，進而形成領先性的研究水平。20世紀的中國研究，是以西方的、歐洲的、美國的觀念為中心而21世紀的中國研究，應該返回東方、返回亞洲、返回中國。【引用12】

　　近代以來的中國史學研究，研究的主體範式經歷了多次變化。總體來説，首先是由封建史學向資產階級史學的轉變，緊接而來的是第二次轉變，即從資產階級史學向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飛躍【引用13】。20世紀以來，以唯物史觀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不但推動了中國史學研究的現代化轉化與本土化發展，而且還孕育了以《中國經濟史》（何煉成）、《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田仲濟、孫昌熙）、《中國史學史》（白壽彝）、《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遊修齡）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方漢奇）為代表的專門史研究成果。但是發端於海外中國研究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一開始就缺乏唯物史觀作為研究主體範式的指導，從而致使研究主體範式的缺乏，因此至今仍無上述具有宏觀視野的總體研究成果問世。畢竟任何研究範式都是藉助不同理論的學理性闡釋。因此，對主體範式的選擇依賴於其理論的闡釋效能。之所以某種研究範式得以上升為主體範式，它在闡釋度這個層面上一定是具有理性與公度性的，並且是對之前各種研究範式的建構、超越、反思、批判與繼承。【引用14】就此問題而言，唯物史觀具備對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公共闡釋。 

　　其次，在建構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主體範式時，必須要深刻理解唯物史觀的內涵，將唯物史觀與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特性相結合，吸收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發展經驗，真正地推進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發展，而不是將其照搬照抄，甚至庸俗化、教條化。

　　唯物史觀亦稱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有機組成，與唯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等馬克思主義其他理論有着密切的相關性與一體性，是對人類歷史的發生、發展、動力、道路演變的認識、研究與總結以及歷史研究本身的宗旨、目的和方法。早在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就立足世界，從不同國家的歷史出發，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變革作為入手點，認識到歷史起源於人類的活動與分工，證明了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人的需要，這是唯物史觀的源頭。

　　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後，經歷了數百年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建設者們還包括拉法格（Paul Lafargue）、考茨基（Karl Kautsky）、普列漢諾夫（Plekhanov, Georgii Valentlnovich）、E·P·湯普森（E.P.Thompson）、葛蘭西、福柯（Michel Foucault）、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與格雷戈裏·基利（Gregory S.Kealey）等各個時期歐美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他們都對唯物史觀的豐富與發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而且，李大釗、郭沫若、侯外廬、陳旭麓、章開沅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為唯物史觀的中國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因此，唯物史觀並非恆定、不變，而是與時俱進、不斷發展並始終處於中國化進程當中的。

　　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在內涵上是一部由文化史、經濟史、世界史、交通史、移民史與城市史等不同門類史互相交雜的、並具備鮮明外史特徵的門類史，必須要在研究上有一個主體範式。唯物史觀在相當程度上可以作為研究主體範式的指導思想，並能有效地提升目前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水平與質量。近年來對於“學術研究國際化”的過度推崇，使得不少國內學者忽視了唯物史觀的重要價值，反而對海外學界尚處於實驗期的前沿、新奇的理論熱情有加，這是制約包括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在內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桎梏。關注前沿、新奇理論當然自有其必要性，但沒有經歷過時間淬鍊的新理論究竟是否具有闡釋性？這還需要歷史與實踐來予以檢驗。

　　當然，矯枉不可過正，筆者在此呼籲及時樹立起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工具的研究主體範式，是基於對國內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現狀而言，利用這一範式的主體仍是國內學者。但與此同時，我們當然不能忽視海外中國研究者們必須面對的生存境遇、薪火相傳的師承關係與經年累月的研究習慣，因而不能苛求他們也必須要以唯物史觀為綱，更不能將是否堅持唯物史觀作為衡量海外中國研究學者們（甚至故去多年的學者）研究成果水平高下的標準，否則便是強人所難、不講道理了。

　　從目前國內歷史研究發展狀況來看，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雖是諸多門類史中的新分支，但它與傳統學科如中國現代文化史、經濟史等有着密切的聯繫性，共同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始終關注於中國現代化進程，在對中國現代文化的傳承發展、近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的新陳代謝、“西學東漸”與洋務運動史、半殖民半封建時期的社會觀念史、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等問題的研究中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可以説已經到達了一個相當成熟的水平，這為今後開展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總體研究奠定了優質基礎。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研究與論證證明了：目前中國文化產業史研究雖然成果豐碩，但受制於海外中國研究的影響，使得研究呈現出碎片化的特徵，總體研究仍未出現，歸根結底是研究主體範式的缺失。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工具，可以形成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主體範式，從而促進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總體研究的形成。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國際學術格局必然會獲得徹底的改變。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承蒙中國社會科學院李紅巖研究員、中國歷史研究院左玉河研究員、南方科技大學李鳳亮教授與內蒙古大學師範大學董傑教授等學者的指教與幫助。作者銘感至深，無任感禱，特此致謝。

　　【註釋】

　　[1] 此處需要釐清兩個概念，一個是“中國研究”，另一個就是“漢學（Sinoloy）”，這兩個概念均為專有名詞，但多數時候會被學界混用。兩者雖然有共同點，但也有差異：海外研究中國問題，先後經歷了從歐洲向美國的過渡，歐洲多半從敦煌經卷、金石碑版等歷史文獻來研究古代中國，被稱之為“漢學”；20世紀中葉以來，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則開創了關於現代中國的研究，並促使國際中國問題的中心從歐洲轉向了美國，這一研究被稱之為“中國研究”。（參閲朱政惠：《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以歷史學為中心》[M].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第200-204頁）故而除特別説明之外，本文概以“中國研究”稱之。

　　[2] “範式轉換”是美國科學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提出的一個觀點，認為任何學科的研究都存在潛在的危機性，一旦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須要“範式轉換”——對理論方法、話語表達、思維觀念、視野立場進行徹底的替換，只保留基本研究對象並遵循基本邏輯，否則這一研究就會窮途末路，譬如已故美國中國史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ik）曾以此概念來描述當時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認為“現代化史學”取代“革命史學”即意味着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範式轉換”。此後，學界慣常用“範式轉換”來描述人文學術研究在研究方法、話語表達乃至具體研究對象等層面上的嬗變。

　　[3] 耶魯大學東亞系孫康宜教授（2015年）曾對筆者表示：“在我撰寫這篇文章（即《‘古典’與‘現代’——美國中國研究學者如何看中國文學》一文）十九年之後的今天，美國漢學界的傾向卻完全反了過來：那就是，現代文學已變得高高在上，而古典文學已不太受人重視了。”而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則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4] 張英進所言“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按照海外中國現代文學（文化）史研究路徑完成的文學史系統專著，因為在此之前的2001年，梅維恆（Victor H. Mair）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已經問世並在美國高校廣泛流行，當中有不少篇幅與中國現代文學有關，張英進不會看不到這部文學史，但因為這仍是一部導讀式的文學史而非張英進所謂之“現代文學史”，即關於文學生產、消費等文化產業問題研究的現代文學史著。

　　[5] 張英進認為，這類研究是基於“解構”的立場，“解構”是西方學界非常時興一個研究趨勢，海外中國現代文化史研究難免受其干擾（見注9）。但實際上，海外仍有一些學者重視從理論與文本入手來闡釋中國現代文學問題，當中兩位代表人物是張隆溪與王德威。筆者認為，解構主義的盛行確實使得一批研究者忽略宏大敍事並熱衷於將歷史碎片化解讀，但這並非是導致海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研究的唯一原因。

　　[6] 這一劃分標準筆者基於美國200所綜合類大學的學科分類而總結，但在歐洲、日本等地的大學，“中國現代文化”歸屬則不盡相同，但總體而言，“中國現代文化”研究在海外的學科體系內長期只是一個三、四級學科分類，與“近代阿拉伯文化”、“新加坡制度研究”等邊緣學科的地位基本等同。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受到世界矚目，海外一部分大學開始藉助孔子學院等機構設立中國研究中心，一些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開始陸續擔任美國的東亞系或亞洲學系主任，譬如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亞洲學系自創系至今五任主任中曾有兩任為海外中國研究學者（樂鋼與Robin Visser），王德威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主任，而孫康宜則曾兩度出任耶魯大學東亞系主任，但大多數海外中國研究學者都只是擔任“中國研究中心（或類似機構）”的負責人（如葉文心與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孔子學院外方院長”（如梁鏞）或語言學院下屬漢語教研室的負責人兼“孔子學院外方院長”（如普西奇[Pusic, Radosav]）。

　　[7] 美國除了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頂級高校之外的絕大多數大學，都沒有“東亞系”這個科系，相對規模較大的大學，多半隻設置一個“亞洲學系”，大多數系主任由日本、印度或阿拉伯研究學者擔任，系下設“中國研究”方向（或博士課程之下的課程項目）往往只有一兩位教師，而往往只有一位教師從事“中國文化”研究，至於一些規模中等的學校，從事中國研究的老師則多半分散在經濟學、法學、文學等其他科系之中。

　　[8] 部分中國門類史研究在海外的總體研究，確實在時間上早於國內，當中代表是日本學者青木正兒（Aoki,Masaji）的《中國戲劇史》於1938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這是第一部中國戲劇通史，但是這是由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的國際地位與社會環境所決定的。嗣後海外學界一直有關於中國通史、門類史（特別是文學史）的總體研究，譬如《劍橋中國史》《哈佛中國史》《劍橋中國文學史》《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與《哈佛中國文學史》等等，但必須正視：這些史論的撰寫，其立場、目的是向西方介紹中國，我們顯然不能等待等、靠、要這種機會來完成對於自己民族文化歷史的研究。

　　【引用】

　　1. 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7, p114.

　　2.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M]. Vancouver: UBC Press,2011, p11.

　　3. 焦潤明.清末維新派的文化產業運作與思想啓蒙[J].社會科學輯刊，1999（1）：3-5.

　　4. 李長莉.晚清上海的新知識空間[J].學術月刊，2006（10）：144-151.

　　5. 韓晗.略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幾個特徵[J].人文雜誌，2017（11）：45-53.

　　6. 王德威.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現狀與未來——“海外中國現代文學譯叢”總序[J].當代作家評論，2006（4）：132-136.

　　7. 李鳳亮、張英進.海外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研究的學科意識——張英進教授訪談錄[J].文藝理論研究，2008（6）：31-36.

　　8. 保羅·埃文斯.費正清看中國[M]，陳同,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24.

　　9. 朱政惠.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以歷史學為中心[M].上海：中西書局，2014：230-232.

　　10. 張江,程光煒,趙稀方.切實反思“漢學心態”[N].人民日報，2017–02–17(24).

　　11. 唐德剛.從甲午到抗戰[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100.

　　12. 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入門[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27.

　　13. 王汝豐,楊念羣.從資產階級史學向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飛躍[J].教學與研究，1987(4):42-44.

　　14. 張江.公共闡釋論綱[J].學術研究，2017(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