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平浪靜》：回不去的不只是故鄉_風聞

電影《風平浪靜》上映已有一週，票房六千萬，作為一部文藝片並不算失敗。不過作為一部有野心的作品（我所接收到的各種推送安利可為證），這個成績顯然不盡如人意。

《風平浪靜》的問題，與近年的幾部反映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題材影片是一致的：它們都試圖在一個大的時間尺度上反映“時代況味”，但卻因各種原因“功虧一簣”。要不是編導沒有深入理清歷史線索，而陷入了某種獵奇式的懸念索引（如《風中有朵雨做的雲》），要不是想講的東西太多，成了歷史相冊式的平鋪直敍（如《地久天長》）。

從“如何體現時代性”這個問題出發，我們似乎可以找出一些原因，拿成功的例子作比較，《過春天》也是一部小眾文藝片，作者僅僅為了抓住2013-2016這短短几年間穿梭於深港的“手機水客”這一具有鮮明時代性的人羣特點，做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其最終呈現的作品既具有細膩的作者屬性，又有大時代變遷的宏大背景，可謂“以小見大”的典範。

《風平浪靜》在劇本上的薄弱是顯而易見的，這也許與編劇太年輕有關。比如其中對一些體制內生活的描寫，細節頗多經不起推敲之處。

但是拋開這些，我想説這個劇本並非沒有閃光之處。另外，九十年代距今是個不算太長，但也不短的時代，而我們看到諸多作品在這個題材上“栽了跟頭”，似乎不能單純用編導能力不夠或者積累不足來解釋。

為什麼反映九十年代的影片如此“不給力”？這首先與時代的特殊性有關，中國改革開放是一個複雜而波瀾壯闊的歷程，幾乎每一個時代斷片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徵，因此，想用一部影片“囊括”這個年代的精髓，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

用同一輩人不同的成長經歷體現時代性，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很多經典文學作品也採用這樣的結構。從這點上，《風平浪靜》中宋浩和李唐二人的角色設置是個好主意。不過，成年後的李唐（李鴻其飾）一口台灣腔實在令人出戏，讓人無法相信他是和宋浩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兄弟，與之對比李鴻其稍顯油膩的表演倒不是什麼大問題。

而推動人物走向不同命運的，起初是一個保送名額問題，而後是一次意外的激情殺人事件，這些情節轉折細品都有些不合理之處，但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反而被很多影評忽略了，就是宋父在酒桌上與李副市長的那次“交易”：李以建委實權的辦公室主任一職為條件，“交換”了宋浩的保送名額。而宋父默認了這場“交易”。

此時，坐在一旁的宋浩默然不語。影片之後也沒有對這一點做描寫。此時的宋浩也許還沉浸在失手殺人的驚魂不定中，沒有反應也很正常。但宋父的態度，無疑是對他的“背叛”，並且在日後長久的“流亡”生涯中成為心結。

因此，影片最終宋浩舉刀自裁，並向宋父刺出一刀，以完成“弒父”這麼一個頗具象徵性的舉動（公映版刪去了這個情節），既具有道義性，也具有情感性和倫理性。

這個情節包含了這部影片最重要的倫理議題：為了發展（無論個人的還是社會的），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樣的選擇會讓我們後悔？

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為了高速、超速發展，某些人或者集體有意無意跨越了道德、法律、倫理的界限，這在歷史上並不鮮見。而反思這種“時代之痛”的，在我看來最好的作品竟是一部科幻喜劇《超時空同居》，我曾將其放入個人的2018十大電影片單之中。

《超時空同居》以一個即時互動的“平行宇宙”概念，將變化前後的男主人公在同一時間線中作對比，體現出強烈的戲劇性和藝術效果。而《風平浪靜》中承擔這個功能的角色是宋父而不是宋浩。宋父娶小嬌妻、生子和官場得意的狀態，與宋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宋父的心路歷程並非電影試圖表達的重點。

在我看來，《風平浪靜》在這一點上的表達筆力不夠，既是經驗性的，也是結構性的。宋父有一句台詞：“我TM連靈魂都出賣了！”是一句神來之筆。通常來講，為了超前發展而付出代價的“時代之痛”，有某種倫理意義上的解釋，比如“為了孩子”，片中的李副市長，《歸去來》一劇中王志文飾演的父親都是這麼做的。

而片中宋父作為交易的受益方，代價是兒子的“社會性死亡”，從影片後面我們甚至看到，宋父安排續絃妻子和小兒子移民，意味着宋浩作為後代的“傳宗接代”功能也被取代了。而宋父付出的代價是“被碾壓”、“靈魂被出賣”，成為官場木偶。

因此宋父的選擇到底是出於替兒子扛罪，還是出於個人私慾的膨脹，在影片中是難以區分的。正因為此，片中的善惡對立就體現出非常失衡的狀態：李氏父子是純粹的惡，宋父從被動配合到主動參與，是為虎作倀、迷失心智的惡，而宋浩從始至終在所有大事的抉擇上都是從屬的角色，只有最後的自裁和“弒父”，是被逼到牆角無奈的反擊，原因還是逃避。

但即便保留了“弒父”這個鏡頭，也無法令影片的邏輯自圓其説，因宋父第一不是首惡，第二他在影片中的形象也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中國世俗中年男子，“解決”他不能解決影片的倫理矛盾，也無法真正解構“時代之痛”，甚至連情緒意義上的釋放都無法達到。

這背後真正的原因，在於“反思九十年代”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一旦觸及這個問題，立刻就讓我們意識到自己陷入了雙重尷尬：第一，我們至今仍在很多問題上在為“九十年代”還債（這裏的九十年代是泛指），自那個時代後發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至今仍在影響着我們，並且很多並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第二，我們至今也未能真正走出“九十年代邏輯”，所謂“只要今天，不看明天”，或者“管得了明天，管不了後天”，面對發展中不斷湧現的問題，人類社會似乎沒有什麼有效辦法，頂多也就是延後問題的爆發時期而已。

在這個層面上，宋浩的“弒父”行為，不僅是“還債”，還在於試圖突破一種既有的格局，即“你是我不想成為的樣子”。這也是編導試圖傳達的代際議題的內在含義。然而，拒絕了父輩的生活方式，卻未必能不復制他們的“成長路線”，因為我們並沒有看到另一種可能性。在這點上，編導安排了宋佳這個角色，顯而易見是充當了“拯救者”。然而她的作用也僅僅是讓主角的生命延續。未來呢？影片沒有給出答案。

所以，《風平浪靜》傳遞的“時代況味”和可作鏡鑑的參照意義，都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也許是一種巧合，同類型的影片如《地久天長》、《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等，從片名上都體現出一種一致性，都以自然為意象，且都似乎試圖表達一種歲月如歌、寧靜淡泊的狀態。但最終的結果卻都是“風不平，浪也不靜”。也許這種意味會長久伴隨我們，直到歷史真正到達悄然變化的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