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自願降薪，員工內心普遍滿意：“服從”是如何發生的？_風聞

又是一年雙十一，自詡非常理性的我也不能免俗。雖然沒有加入連夜秒殺的大軍，但是也在商家的種種利誘之下，加入了搶購行列。雖然只是換了一部手機，也是在眼花繚亂的滿減、買贈、免息政策下貨比三家……我們動用自身強大的工具理性來為自己拿到最大優惠，但是支配工具理性背後的卻恰恰是我們那不可遏制的慾望和被消費主義撩撥的虛榮。

不要考驗人性，不要考驗人性，不要考驗人性……重要的事情説三遍。

因為人性真的經不住考驗。日常時候，我們總會嘲笑那些遭受電話詐騙的大學生，我們也會看不上那些深陷傳銷陷阱的打工者，也對痴迷於“抖音靳東”的大媽極盡嘲諷之能事。而如今，這些自詡為職場白骨精、高知高情商的精英們也無法逃脱“職場PUA”的眷顧。

（來源：知乎截圖）

這幾天上熱搜的“自願降薪”的鬧劇，成功地讓職場人的現狀現出原形。如果你在這家公司工作多年，你是積極響應老闆的號召，跟着公司業績大漲之後主動降薪10%，還是聽從內心的召喚，堅持現在的薪資水平，或者反其道而行，鼓起勇氣去根據自己的業績表現提漲薪的要求呢？

你覺得自己可能會抗爭，但結果可能會很打臉。從這家網絡遊戲公司反饋的公告來看，公司老員工和高管100%申請自願參加降薪，內心普遍真實高興滿意。更“驚豔”的一波操作是，該公司老闆還發出“懸賞”，只要有參與活動的員工發出“非自願”接受“自願降薪”的聲明，就“獎勵”他3萬元。

目前來看，至今沒有一個員工公開聲明，自己是非自願地“自願”降薪。這位老闆的這一招恩威並施果然奏效。據媒體報道，膽敢公開這張內部羣截圖的員工已經火速被辭，而也有人稱這家公司很早就用類似的辦法來考驗員工的忠誠度。

這可以説是極具魔幻色彩的2020年當中有一筆值得我們記錄的眾生相了。

太陽底下無新事。我們可以翻看下過去人類的經歷，我們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普通人很容易服從權威？

服從權威，來自於人的平庸之惡？

1961年12月15日，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一場全球性的法庭審判的直播。主持這場法庭直播的是以色列，受審的犯人是被稱為“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執行者的納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

這一天，經過多名猶太人的指證，艾希曼被以色列最高法院以“反人類罪”判處死刑。

（1961年，在防彈玻璃後的阿道夫·艾希曼正在接受審判）

這一天，身為猶太人的美國著名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出席了聽證會，發表了著名的“惡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的觀點。在阿倫特看來，和那些集權主義統治者所犯下的“極端之惡”不同，艾希曼這樣的罪惡參與者所犯下的是一種失去個人判斷力而盲目服從權威的“平庸之惡”。

這一觀點直接觸怒了絕大多數猶太人。因為這指出了這種罪行是全人類都可能會犯下的，因此猶太民族沒有從這場大屠殺悲劇中獲得獨特“救贖”價值。無獨有偶，1961年，為了試圖找出“二戰”大屠殺期間的納粹黨人如何能輕易服從命令殺害猶太人的原因，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倫在耶魯大學的地下室裏完成了那場著名的“服從權威”的米爾格倫實驗。

在這場被實驗者不知道實情（不會發生真的電擊）的電擊實驗中，有65%的被實驗者在實驗者（現場的權威人士）的要求下，選擇了超高度的電擊。只要進入到扮演“老師”的角色中，並且得到了旁邊實驗人員可以“免責”的保證，還有要求他們繼續實驗的命令，大多數人都選擇了乖乖就範。

儘管在這個過程中，有實驗對象會表現出對被電擊者的同情，以及對這件事情的懷疑，甚至於表示不要這次實驗的報酬等，但是有三分之二的仍然選擇完成這項實驗，其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實驗對象身處了一個被穿着實驗室服裝的“權威人士”所控制的場景中。

2010年，法國一家電視台在一檔名為“死亡遊戲”的遊戲節目中複製了這一實驗。電視台邀請了80名不知情的觀眾分別參加了這一遊戲。同樣在一場“答錯就電擊懲罰”的遊戲裏，高達80%的人實施了最高檔的足以致人死亡的電擊，只有20%的人選擇放棄電擊懲罰。而在此過程中，一旦參與的觀眾表現出猶豫或者不情願的態度時候，站在一旁的主持人只要給出命令，大多數人都會選擇繼續。

當然，我們無法證實這場電視節目最終的真實性，因為面對攝像機鏡頭，現場觀眾可能確實會認為對看不見的那個答題者的電擊是一場表演。但令人深刻的是，大多數人會按照權威者的命令來完成任務。

回想一下那些在傳銷組織中，或者一些營銷現場陷入狂熱的人羣，或者在冒充“警官”的騙子的恐嚇操縱下的受騙者所遭遇的情境，甚至於有過公司的集體團建的那種拓展訓練經驗的人，都可能會驚訝平時“自由散漫”的自己，怎麼居然可以在所謂“集體榮譽感”的脅迫下做出那種為他人“犧牲”、為團隊“擔責”的勇氣呢？

很顯然，我們大多數人一定是在受某些共同因素的影響，而選擇服從權威。

測測你的“納粹值”：我們為什麼這麼容易服從權威？

2008年上映的一部德國電影《浪潮》，展示瞭如何在短時間內在一個組織內部建立一種極權主義團體，並且還有效地讓大多數成員洗腦並服從這一組織的實驗。這部電影是根據一則真實的歷史事件改編。

美國加州的一所中學的歷史老師羅恩·瓊斯試圖向讓學生們理解“滅絕人性的納粹大屠殺是如何發生的”，但他沒有采用説教的辦法，而是用了實驗的方法讓學生們在接下來的一週時間模擬德國納粹的種族屠殺的過程。很快，在瓊斯的帶領下，這個班的學生們就建立起一種以瓊斯為領袖的高度教條化和中央集權的組織，他們設計好了高度服從的組織紀律、口號、標語，識別自己人和外人的方法。口才較差但行動力強的學生從中嶄露頭角，開始主動拉攏學校的學生加入這場“第三波行動者”組織，隨即他們就開始接管教室的部門權力，開始虐待那些在這場行動中不積極的同學。

（《浪潮》劇照）

這一實驗，最終在一場向參加組織的學生假意要宣佈一場更加宏大的全國性政治計劃的全體大會上，瓊斯播放了一段《紐倫堡大審判》的錄像，告知學生們“他們已經被操縱”的事實，並告知學生們的表現已經超出原本他們所能意識到的程度。

這一實驗展示的結果同樣令人吃驚，即使是親身參與了這場極權主義的設計，參與者也很快投入其中，開始認真扮演自己的角色，並且輕易而舉地按照權威的命令來改變自己的行為。

如果説，這些還只是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你會辯解説他們缺乏足夠的判斷力和自制力，那麼在1971年，在斯坦福大學擔任心理學教授的菲利普·津巴多，則進行了另一場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實驗僅僅進行了一週，原本同窗學習的學生們因為模擬了監獄中的“囚犯”和“看守”，這些人就已經分別按照自己的角色來行事，“看守”變得殘暴冷漠，“囚犯”變得軟弱，容易崩潰。原本計劃進行兩週的實驗不得不提前終止。

雖然現在這一實驗飽受爭議，其中可能涉及實驗結果無法重複（估計也沒有人再願意重複這一實驗），也有證據證明參與實驗者受到了研究人員的引導和慫恿，才去表現出獄警的殘忍和囚犯的痛苦絕望。

不過，它仍然一定程度説明了，人們在被“規定”了新的社會角色之後，在不知不覺中被自己所處情境所影響，改變自己的情緒、態度和行為原則。

那我們如何來理解人類這種極為複雜的“角色扮演”以及“服從權威”的行為呢？如果回到人類原初，我們在長期的羣體生活中，逐漸進化出了有關“善惡”、“公平與不平”等道德觀念和道德情感，我們可以憑藉一種“理性本能”來對眼前發生的事情做出評判，比如不願意撒謊、不願意傷害他人，就如同我們能看到我們自己不願意受騙，不願意被人傷害一樣。

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有一種更為根本的原始本能，我們更加傾向於服從羣體的意志，特別是羣體中那些看起來強大、權威的人的意志。因為這樣可以避免被羣體排擠出去，又能在羣體的行事中獲得庇護，避免承擔責任。

儘管我們在日常的生活中遵循道德、也能按照自己的道德情感去進行判斷，但是我們一旦處於極端壓力情況下或者生命遭遇威脅的情況下（即使只是自以為的情況），也會很容易喪失判斷力，從而選擇服從權威給出的命令，即使這個命令違背內心的道德，人們也往往無力反抗。

相比較於人類把共同遵守的道德主張寫在律法和經典當中，人類受這種本能驅使可是數以百萬年的歷史，這些恐懼深刻印刻在人類的基因當中。這些才是讓我們難以脱離“服從權威”泥潭的原因。

那麼，照這樣説，這豈不是為人類的“平庸之惡”做辯護。那些借“被強迫”、“被指揮”而犯下罪行的人不是就可以為自己開脱罪責了嗎？其實，恰恰相反，我們仍然有可能戰勝這種“平庸之惡”。

把你的槍口抬高一點：我們該如何來克服“平庸之惡”？

在1989年，柏林牆被推到前的兩個月，20歲的東德年輕人克利斯·古夫伊成為最後一名越牆逃亡被槍殺者。1991年，統一後的德國柏林法庭上，當時射殺克里斯的幾名東德衞兵接受審判。他們的辯護律師稱，他們僅僅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己。而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是：判處開槍射殺克利斯的衞兵英格·亨裏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法庭給出的理由是，作為衞兵的職責，不開槍是違法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

“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權力，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衞兵亨裏奇所遇到的困境正是以上實驗中所想要“複製”的真實場景。一方面他有自己的社會角色和規則，他要按照這些原則去履行“職責”，一方面他也有自己的道德良知。然而到了現場，他卻認真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這個時候，我們都不必過高地估計自己能夠“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意志，也不要過於簡單地為這些人下結論。如果説稍微“佈置”下一個高壓情境，我們大多數人很可能都會陷入到這種“自願服從命令”的窠臼裏，甚至於這個權威者不再現場。

通常來説，完成這一情境只需要以下條件：一個封閉的信息環境，你只能獲得有限的信息來源；一個高壓的環境，或者是非常危險的環境或者是非常有誘惑的環境，會使得人們高度興奮而難以做出理性決策；一個外在的獎懲體制，由他人（通常是權威者）來掌握對你的獎勵和懲罰。可以説，只要有足夠的時間，你就會深陷其中，變成乖乖聽話的傀儡。

今年PUA這個詞大行其道，其主要手段也大致屬於這些方法的範疇，比如甜言蜜語和冷暴力輪番上陣，逐漸控制你的社交關係，逐步否定你的獨立人格，為你精心設計重大的決策時刻（通常是欠債或者投資）。

無論是控制人身自由的傳銷組織，還是短時間控制住受害人心智的電話詐騙，還是我們看到家庭和學校中的暴力和欺凌，以及職場中對職員的騷擾和過度壓榨，無一不是按照這些原則來對人心進行操控的。

但正如心理學所揭示的，如果我們無法把那些處於潛意識當中的東西變成意識當中的東西，這就成為了一種叫“命運”的東西，如果反過來，我們意識到了這些東西，我們就獲得了一定意義上的自由。

現在，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真正理解了這種“服從權威”的心理根源和實現條件的情況下，我們就可以將這種“服從權威”的風險降至最低。但是，我們並不能保證自己一旦陷入這種極端的情境下還能保持如今的冷靜，但是我們所要做的是，在一開始就意識到有身處其中的危險時候，就能馬上抽身離開。

如果已經深陷其中，就如同開始那家公司的大多數職員一樣選擇沉默一樣，人們很可能已經陷入那個利益和人性的網絡中難以抽身，畢竟人們對投入的沉沒成本更加在乎，而對新的可能性機會會視而不見。

所以，千萬不要考驗自己的人性，而是要不斷鍛造自己的人性，豐富其厚度，不要為這些“局面”所困。

最後，送上一張照片。這是一個讓人警醒的歷史瞬間。

（1936年洛姆福斯船廠工人集體向希特勒行納粹禮，人羣中的奧古斯特拒絕行禮）

總有人能在千萬人陷入狂熱之時，選擇了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