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青年人，恐婚恐育還性壓抑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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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義把人類分隔成一個個孤立的經營者，經營的對象就是人們自己。這種單子化伴隨去團結化和完全競爭而來，亦使恐懼漸生。

　　——《他者的消失》韓炳哲

　　" alt=“500” />　　網易2018年發佈的《中國8090性福報告》有一個有趣的結果，處於性慾旺盛階段的25歲以下羣體，因為單身、未婚比例高，有接近50%沒有性生活。

　　當然，這份報告涵蓋的人羣有限，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80、90後的現狀。當代青年人的生活，正在被都市中的高物價和“996”風氣不斷壓縮。

　　人們的生活從朝九晚五和雙休變成“996”和“大小周”，從“我想結婚過日子”變成“一個人其實更輕鬆”，從“我想相夫教子”變成“我想當老富婆”。

　　恐婚恐育、性壓抑或濫交，在高壓的都市生活下成為常態，“生孩子不是人生的必選題”也成為一種新共識。這些看似“前衞”的價值觀背後，則是傳統觀念的瓦解，而瓦解的過程，往往由壓抑、衝突與分歧構成。

　　生活軌跡被困，性慾被壓抑，身體被壓榨，人們一步一步，走入都市的鐵籠。而逃離的方式，似乎只有讓社會繼續原子化的個人主義。

　　1.

　　私密空間的匱乏，漂泊的性愛

　　據網易於2018年發佈的《中國8090性福報告》，二三線城市的人比一線城市的人有更多性生活：一線城市平均每週一次以上性生活人羣佔45%，二線城市佔53%，三線城市佔57%。

　　在流動與變化頻繁的都市背景下，是什麼阻止着當代青年享受性生活？

　　此前，BBC發佈了一篇關於香港愛情旅館的報道，牽引出都市人性生活的一個面向。

　　眾所周知，香港是全世界房價最高的地區之一。因為住房資源極其緊張，許多青年在工作甚至是結婚後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有政府數據表明，在2019年，每10位25歲到34歲的香港人中，就有6位和父母同住。

　　與長輩同住、極小的居住空間進而導致許多年輕夫婦無法在家享受性生活，而實惠的愛情旅館因此成為了這些青年解決生理需求的選擇。

　　然而，即便去了愛情旅館也會遭遇尷尬的情況。由於每個地區口碑好的旅館有限，去共度良宵的情侶夫婦們很可能會遇上熟人，大家只能在走廊或電梯間尷尬地相視一笑。在性文化相對保守的東亞，這無疑是令人不知所措的社交局面。

　　香港青年們的性壓抑現狀並不是特例，如上述報告所指，很多漂泊在大城市的青年人也面臨着相似的狀況。

　　對於每一個去一線城市打拼的人來説，合租是必經之路。

　　近年來，自如、蛋殼等租房平台的興起瞄準了在異地工作的青年人經濟能力薄弱、社交圈小的痛點。北上廣深漂們通過平台與陌生人合租，就與香港青年們與父母同住一樣普遍。

　　由於私密空間的匱乏，性愛成本正在不斷升高。性生活本該具備的即興性、私密感和安全感被居高不下的房價瓦解，轉而變成需要思考其“性價比”的生活事宜。

　　另一方面，都市流動性，包括住房與工作的變動，都讓維持一段穩定的關係變得愈發困難，相對地，快餐式性愛變得普遍。

　　微信和交友軟件的流行使每個人都能輕易地手握幾百，甚至上千人的聯繫方式，這給“備胎”與“約炮”現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高物價、高流動的都市背景下，人們的性生活呈現出一種兩極的狀態：一半人找不到合適的場所，另一半人無固定的伴侶。

　　這種兩極的狀態勾勒出當代青年普遍晚育的背景。對於一方來説，性愛成本變高，對於另一方來説，由於生孩子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金錢，人們往往只有處在一段穩固的關係內，才會做出生育的決定。因此，不以穩定親密關係為基礎的性生活難以導向家庭的組建，生育也就無從談起。

　　2.

　　自由時間的匱乏，疲倦的身軀

　　網易的報告還顯示，家庭月收入在兩萬以上的人羣中，近70%能保證平均一週一次性生活，而其中平均一週兩次的人羣佔比則達到43%。

　　然而，“收入越高，性生活越頻繁”的調查結果在“996”大潮中出現了變數。

　　《南華早報》於去年三月前發表過一篇關於過勞的報道，採訪了許多從事互聯網行業和在創業的中國青年。

　　其中，一位26歲的創業公司CEO，用五年時間將項目從一個十人的小團隊做成估價近三千萬美元的事業，但個人代價則是沒有生活和長期失眠。

　　除了持久的工作時間、大廠標配的九點後下班報銷車費以及大小周制度，大城市的“地獄”通勤也加劇了人們的疲憊感。

　　以北京為例，為了節省房費，很多人會住在通州、天通苑、回龍觀等遠離市中心的社區。據北京交通發展研究院在2019年發表的報告顯示，六環內平均通勤時間達56分鐘，平均通勤距離達12.4公里。

　　試想一下，在加完班的深夜回到家，想到第二天還要擠一個小時的地鐵上班，真的還會有興致進行任何激烈的運動嗎？

　　顯然，在勞動者被高度異化的今天，高薪並不意味着更自在的生活。在大城市賺取高收入的很大部分人羣，或許有了更高的消費能力，但代價往往是精疲力盡的身體。

　　除了被龐大的工作量剝奪睡眠時間這類顯性的身體壓迫，長期“996”而產生的不敢退出競爭的疲憊感，以及害怕被淘汰的不安感，則從心理層面上腐蝕着現代人。

　　正如汪民安在《現代性》中所寫：“現代社會對身體的懲罰技術，就是規訓。存在着一系列的規訓技術和手段。其目的就是製造有用的人和有用的個體，並服從於特定的政治經濟目標。”

　　在《南華早報》的報道中，一對從事互聯網行業的年輕夫婦一直有着備孕計劃，但由於兩人平日的工作狀態都過於勞累，性生活頻率很低。“希望（備孕）能快點有進展。“那位丈夫擔憂妻子過了三十歲會更難懷孕。

　　近年來，很多自媒體和文娛作品都在倡導“年齡沒什麼大不了”，在娛樂的滲透下，年輕一輩的年齡觀也從“三十而立”變成了“三十而已”。但不可否認的是，當一切剝開流量與消費的糖衣，三十歲的焦慮切切實實地存在。

　　比如，互聯網行業中盛行的“35歲魔咒”。這條殘酷的年齡淘汰“潛規則”旨在將年輕一輩的幹勁與活力全部轉換成金錢，本質上就是在透支員工的身體，但另一方面，從生理層面上看，35歲前是男女備孕的最佳年齡。

　　這無疑是在迫使年輕情侶和夫婦作出選擇——工作與孩子不可兼得。你必須非常努力地掙錢、省時間、省體力，才具備生孩子的條件，而這一切，最好在35歲前完成。

　　3.

　　被孤立的都市新手父母

　　今天出現在中國的種種恐婚恐育現象，都能從作為老齡化社會標本的日本找到先例。

　　有許多相關研究試圖剖析這一國情，看理想也曾撰文介紹過，“低慾望社會”、“下流社會”、“女性貧困”、“妊娠解僱”等現象，就從各個方面促成了日本生育率低迷的局面。

　　在這些現象的基礎上，自由記者小林美希深入關注日本新手父母的困境和職場母親的歧視，集合成了《不讓生育的社會》一書。

　　《不讓生育的社會》中提到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孕婦和產婦被迫退出職場，除了是對母親羣體的壓迫，也在無形中剝奪了這些母親的同事、後輩們，即有潛力當父母的羣體，學習妊娠和育兒等基本知識的機會。因為這些有經驗的母親們本可以白天待在公司，與同事們進行社交。

　　當母親們都被隔離出職場，久而久之，許多處於黃金生育年齡的男女開始對生育產生恐懼，在許多采訪中都有人透露出憂慮：“嬰兒和小孩好像異次元世界的生物。”

　　生育率低迷的原因有很大部分是制度的不合理，但要想真正理解年輕一輩為何恐育，就必須聚焦他們生活中最細碎的角落。正如《不讓生育的社會》所呈現的，職業母親的缺席不僅是對母親的壓迫，更是壓抑了她身邊的人生育的慾望。

　　對於很多背井離鄉去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來説，與老家的親人各居一地是常態。當然他們成為新手父母，如果沒有自己父母的幫助，很容易陷入孤立無援的情況。

　　《不讓生育的社會》中記錄了一位東京媽媽的經歷：有一次，被育兒折磨得無法好好睡覺的她去兒科諮詢孩子深夜大哭不停的問題，得到的回覆卻是“作為媽媽，就忍忍吧。”

　　儘管大城市的醫療資源相對更豐富，但嬰兒多變的體質和不同的習性讓專業人士也很難給出解決方案，大部分時候，都需要父母們投入時間想辦法解決。我們習慣把父母想象成成熟、穩重的大人，但很多時候，學歷再高、工作能力再強的人在面對一個“新生物”時，手足無措才是常態。

　　因此，新手父母們需要一個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來幫助減輕育兒的困惑與焦慮，但資本主義看中的“生產效率”一再隔絕着職業母親，同時把父親從家庭事務中抽離。新手父母們被孤立的現狀，很難得到緩解。

　　4.

　　公司：女人，你怎麼能生孩子呢？

　　社會：女人，你怎麼能不生孩子呢？

　　在都市叢林中打拼的女性面臨着尤為嚴峻的生存環境。一個常見的局面是，公司討厭生孩子的女人，社會卻苛責不生孩子的女人。

　　前陣子，一個關於拜神的網絡段子躥紅：在北京雍和宮，求健康的往往是頭髮稀薄的中年男性，求姻緣的多是年邁的父母，而那些打扮精緻的年輕女性，則都在拜財神。

　　或戲謔或打趣，越來越多都市女性不將結婚育兒視作自己的人生目標**，“成為老富婆”才是。**這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下，“經營自己”的主張。

　　隨着中國年輕女性羣體的性別意識增強，同時，歧視、侵害女性的惡性社會事件又一再發生，輿論場中出現了一種激進的趨勢——很多女性將“迴歸家庭”視為一種“倒退”的選擇。

　　在父權制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下，女性的“自由”，似乎伴隨着越來越多割席。

　　前不久，張桂梅校長反對全職太太的言論引起很大爭議。即便有不少女權主義者倡導大眾不應該貶低家務勞動的價值，要尊重個人選擇，許多女性依然堅決將“家庭”視作“獨立”的反義詞。不當全職太太、不冠夫姓似乎已經成為了獨立女性的“教條”，個體所處的環境和難處在它們面前不值一提。

　　這種與“傳統女性”割席的觀念是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neoliberal feminism）的一種體現。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提倡一個自信、獨立、勇敢的女性形象，它把這種身份構建視作個體的選擇，並有意無意地忽略制度層面的結構性不平等。

　　這種視角確實存在很多不妥之處，例如它與女權主義的初衷——讓女性和男性都能不礙於社會期盼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相悖。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流行，説明了很多女性都迫切地想從母職中被解放。這個願望有多強烈，壓迫就有多嚴重。

　　尾聲.

　　不安全感社會的多米諾牌

　　前不久，一名江蘇父親因不滿老師讓家長批改作業的要求以及對其的指責而怒退家長羣。這牽引出中國的教育現狀：父母不僅要付出高昂的學費，還需要在工作之餘密切參與孩子的學業、甚至與老師社交。

　　一些評論稱，“壓垮成年人的最後一根稻草，只需要一個家長羣。”

　　如今，各行各業都出現了過度的競爭與內耗，從職場到教育，無一倖免。一種普遍的焦慮、不安與恐懼瀰漫在生育鏈條的各個環節上，像多米諾牌一樣一觸不可收拾。

　　從性生活的私密性被破壞開始，到三十歲過後的身體負擔，再到對社會制度的不信任——我們可以説，大環境的不確定性越高，越少人會願意養育後代，因為唯有自己最可控，或者説，過好自己已經足夠累了。

　　現代社會便是在城市機器的運作下加速原子化。城市的焦慮感和生活成本過高導致了年輕一代生活空間的壓縮與精神上的倦怠，這進而導致性生活質量以及生育慾望的下降。

　　如果應付職場、養家餬口已經如此令人焦慮，那麼為什麼還要跳入生育所附帶的競爭漩渦？

　　在年輕一輩沒有找到爬出現有深淵的方法前，又要怎麼説服他們，養育一個新生命不是下一個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