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座城市養老水平排名:珠海力壓北上廣深,太原昆明擠進前十_風聞
城市进化论-城市进化论官方账号-探寻城市路径,揭秘经济逻辑2020-11-12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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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公佈的“十四五”規劃建議中,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被上升為國家戰略,釋放出日漸明確的信號。
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不久前,民政部預測數據顯示,“十四五”期間,全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人,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
3億老年人何去何從?建議指出,“積極開發老齡人力資源,發展銀髮經濟”;與此同時,還將“推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協同發展,健全基本養老服務體系”。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世衞組織就提出“健康老齡化”概念——即認為各國在面對人口老齡化挑戰時,並非束手無策。
基於這一評價體系,西南交通大學國際老齡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楊一帆等人,連續三年發佈“中國大中城市健康老齡化指數報告”。其中,城市養老能力不僅表現在醫療和經濟上,社會環境、社會參與與城市規劃等也被納入評價當中。
就在前不久,最新一期報告對外發布。這份報告從“健康醫療”“人居環境”“交通出行”“社會公平與社會參與”和“經濟金融”五大維度,通過公開數據對我國38個大中城市健康老齡化發展水平進行了系統分析。結果顯示,珠海力壓四大一線城市拔得頭籌。除這五座城市外,位於長三角的南京、蘇州、杭州以及中西部城市太原、昆明也擠進前十。
“
中國城市總體上應對老齡化的能力有限,排名第一的珠海是唯一得分過‘及格線’(60分)的城市。
”
楊一帆向城叔解讀報告時坦言,即便把標準拉到50分,也只有排名前三的珠海、北京、南京屬於此列。
本組圖表除署名外均據:《中國大中城市健康老齡化指數報告(2019~2020))》
差距也是進步空間。面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城市準備好了嗎?
基礎
城叔此前統計過各地老齡化情況。根據2018年數據,在統計的24個省份當中,遼寧、山東、四川、重慶和江蘇等省份均已邁入“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的深度老齡化,而北京、上海均在2017年就達到該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統計的所有省份均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即“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猜你想看:《人口結構拐點已至,六省市邁入深度老齡化》)
24省份2018年老齡化水平(上海為2017年數據)數據來源:各地統計局官網
這些地方能否滿足當地老年人的妥善養老需求?我們不妨先考察兩項基礎指標——金融經濟水平和健康醫療水平。
根據報告統計,經濟金融水平排名靠前的城市基本上位於東部沿海地區,其中,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座一線城市均位於前十。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內陸地區,沿海地區風險防範意識、參保意識及保險購買能力相對較高,在商業保險深度這一指標(保險收入費用總額/城市生產總值)上,沿海城市明顯領先,四大一線城市同樣位於前十。
而在月人均職工養老保險金上,排在前五位的是哈爾濱、天津、貴陽、蘭州和太原,一線城市中僅深圳位於第六,上海、北京、廣州表現則與其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符,均排在25名之後,意味着需要“進一步增強民生保障能力,均衡財政在民生領域的支出分配”。
而在醫療供應方面,城市表現也頗為分化。
老齡化程度較嚴重的城市,不一定拿出了較好的應對措施。比如,排名倒數第五的長春,無論是家庭醫療支出還是醫療資源供給兩方面指標,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面對當地較高的養老需求,政府養老投入力度難以跟上腳步。
而一些南方城市得益於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表現出養老產業的發展潛力。
比如,海口、昆明兩座城市的健康醫療水平均位於前十,其中海口排名第二,僅次於北京。值得注意的是,海口排名從2017年第9名躍升7名,一方面源於當地候鳥式養老興起,另一方面也推動了當地政府對健康醫療、養老服務等方面建設的重視。《“健康海口2030”行動計劃》提出,要將人均預期壽命提高至82歲。
質量
與先發地區較好的經濟基礎不同,海口、昆明等新興養老城市優勢在於,能夠提供更高的養老感受度、有效提升老年人社會參與度。
亞當·斯密曾提出,國家歷史上對人口的關注,大多是因為大量人口在城市發展中所創造的財富和經濟價值,被重視和重用的是具有創造勞動價值的年輕人,而老年人則被看作負擔。這被學界總結為“消極老齡化”時代。
如今,隨着全球城市老齡化程度愈加嚴重,越來越多的專家開始思考:老年人是否可以發揮更多積極的社會作用,而非純粹淪為社會“負擔”?
由此誕生的“健康老齡化”和“老年友好城市”概念,對城市發展提出了新要求:未來能夠讓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城市,除了對經濟和醫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外,還將涉及老年人生活方方面面。
當國內養老產業愈加關注基礎內容之外的因素,哪些城市能搶佔先機?
報告從人居環境、交通出行、社會公平與社會參與三個方面對主要城市進行了衡量。
人居環境上,珠海、深圳、廈門等“小而美”的城市毫無意外居於高位,這三座市域面積相對較小的城市,在人均綠地、公園和綠化覆蓋率等指標上超過不少大型城市。
社會公平和社會參與指標考察了老年人在城市中對娛樂、文化、安全、居住等要素的可及性。在此領域,中西部城市表現出強勁競爭力。
比如,昆明城市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水平較高,在人均羣眾文藝館數這一指標上排名第二;以娛樂產業聞名的長沙,娛樂教育文化服務在總消費支出佔比則高居38個城市首位。
此外,備受關注的道路情況也被納入指標體系當中。
楊一帆指出,在一些大城市,寬闊而缺少安全標識的馬路限制了活動半徑,導致很多老年人外出僅限於散步或買菜。在他看來,活動範圍縮小意味着其社會交往半徑縮小,“如果在一個城市很不方便、沒法交流和融入,又如何實現有質量的養老?”
再一次,一線城市集體落後於二、三線城市。其中,珠海和無錫分別由於其相對合理的城市規劃排名二、三位——珠海在人口數量較低的情況下給予了充足的公共道路交通數量供給;無錫則通過合理的道路設計讓城市在交通用量巨大的同時保持了較低的擁堵程度。
痛點
總體來説,通過五個指標多角度的比較,總排名第一,健康醫療、交通出行、人居環境、社會公平和社會參與四個指標均位於前五名的珠海,當之無愧成為“最適合養老”的城市。
在楊一帆看來,珠海沒有明顯短板,在養老領域屬於“全能冠軍”。但同時,類似上海這種健康醫療水平佔據高位的城市,作為“單項冠軍”同樣不容忽視。
但他也提醒,在排名之外,還潛藏着更多城市養老的難點和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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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檔講述明星養老的節目中,月付1萬元以上的高檔養老院不僅引來大量關注,也揭開了養老產業一個難解的問題:好的養老院從不缺市場;相反,市場上缺的是更多能提供高質量服務的養老院。
楊一帆對養老市場調研時發現,對比國家“十三五”規劃給出的“每千名老人35張牀位”的養老院服務設施供應標準,大部分城市已經基本能夠達到要求;但若考慮市場表現,這些養老院卻往往成為“擺設”。民政部此前統計數據顯示,養老院牀位空置率超過50%。
在老齡化程度加劇的今天,養老院為何會沒有市場?
“因為供需之間是不匹配的。”楊一帆解釋,最重要的問題在於,養老院在建設理念和專業程度上,難以滿足現有養老需求。
楊一帆注意到,即便在西部城市,萬元以上的養老院也開始出現排隊等位現象。他深入瞭解發現,這些養老院往往有較高的醫養結合水平,養老院擺脱了過去“髒亂差”的形象,不僅裝修和佈置十分温馨,而且住院醫護團隊能夠實現24小時服務,這讓不少老人願意“出高價”購買更有質量的老年生活。
此外,真正對養老院有“剛需”的阿爾茲海默症老人羣體,又很少有養老院能夠提供專業服務。“專業化、有特色的養老院需求是很大的,但市場沒有充分提供這些服務。”楊一帆分析。
在他看來,“應該讓老年人有更多選擇權,讓儘可能多的城市向老年人友好的方向發展。特別是通過對本地老年人信息的收集,與當地科研機構合作,研發更多符合其特定需求的老年科技和產品。條件成熟後,這些產品有可能推廣到全國甚至全球市場,成為城市發展的機遇。”
楊一帆特別強調,眼下,城市應該建立一種新的意識:**養老從根本上説是每個人的事情,但同樣也是國家、城市的責任。**城市應該盡力幫助市民實現“健康老齡化”,避免對醫療、財政、護理造成更大的負擔。而那些提早應對的城市,還可能迎來產業的發展。
文字 | 楊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