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麼成為蓬佩奧所説“馬列主義怪獸”的？_風聞

　　最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大批特批的所謂“馬列主義怪獸”，很不巧，我也是其中之一。

　　當然了，我並不是“馬列主義”老太太，生於80後的我，正是美國精英們寄莫大希望的新一代。事實上，我剛剛上大學的時候，經常拿在手邊的正是《通往奴役之路》、《開放世界及其敵人》之類在當時看到相當有逼格的書刊，這種書看多了，不免對主席和他的主義產生了反感。

　　那麼我是怎麼樣被主席吸引，最後成為“馬列主義怪獸”的呢？不少人是給美國飛機炸醒或者撞醒的；1999年20萬人上街，我也參加了。但老實説，在心裏面其實是個旁觀者。

　　之所以形成今日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要怪學校的圖書館太大，太舒服了。而且什麼書都有。我每天泡圖書館，於是受了流毒。圖書館還經常清舊書，我只花了一點錢就買了全套馬選毛選。古人云“辛苦遭逢起一經”，我談不上“辛苦遭逢”，但“起一經”是相同的。

　　而且長春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文化氣氛的城市，有很多書店跟圖書館。於我可謂得其所哉。離北區不遠，就有一條街，全是賣舊書的，真令我流連忘返。那時我每月生活費150元，估計有一半是花在買書及亞亞、鄭智化的盒帶上。我的牀頭總是堆着高高的書，任我昏天暗地的看。四年中我經常逃課去圖書館，而老師們並不為難我。當時的郝主任還批准我去研究生院的內部圖書館借書。

　　在內部圖書館我讀到了第一本何新的書《為中國聲辯》時，就像走夜路的人看到前方的燈光。後來近乎瘋狂地讀完了他的所有書，特別是《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與《危機與反思》兩本，不但對什麼是經濟時政等問題有了一些瞭解，而且思維方式也很受其影響。

　　當時我還讀《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書中多次聲明，因缺乏材料，只能提出猜測或存疑。例如對彭德懷上萬言書的動機，作者説目前不能確定。而中國的教科書，如我正要考試的河南大學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則表現得十分自信，彷彿它的每個字都是真理。這種自信，如果不是出於愚蠢，就是出於欺騙。今天我們全面否定文革；誰知道在十年後、二十年後，那時的人又如何看我們這一代呢？雖然如此，我還是非讀這本書不可，否則趙英蘭教授不會讓我過關的。

　　大二暑假，我寫了一篇關於毛晚年理論的論文，內容記不清了，應該是對國史（特別是文革史）及毛晚年理論予以重新認識與評價。我把論文送給幾位老師看了，一位批道：社會主義中國哪來的官僚階級，真是異想天開。另一位則好心地勸我：這個問題太敏感，還是少説為妙。後來我將此文寄給北京的學者許全興老師（《毛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的作者）看了，他雖然也説我不懂事，但給了一些中肯的意見）

　　當時我很不服氣，不是説“讀書無禁區”嗎，為什麼這也不許説，那也不許説？後來在偶然的情形下，讀到一本蘇聯史（該書作者是一名清貧的北京學者），講到蘇共黨內反對派托洛斯基，曾經嚴厲地批評蘇聯的官僚政治。於是我就到內部圖書館找來託氏的著作及傳記，包括《我的一生》、《托洛斯基言論》、多伊徹的先知系列。在此我必須再次感謝郝主任，使我得以進入研究生圖書館找到一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印的託的書，包括《被背叛的革命》，滿是灰塵，估計也沒有多少人看過。其中，《被背叛的革命》一書給我很深的印象。我看的是六四年上海譯文局（記不清了）版本，當時屬於內部資料，出這本書的人是很有深意的。記得那時我如獲至寶，還花了好多銀子把整本書複印下來。自此有好幾年，就如高大姐所言，我一頭投入了托洛茨基的懷抱。到了大四，整理成為一本四萬多字的小書，名為《蘇聯官僚政治論稿》。

　　可能花了太多時間看書，所以後來沒有考上研，雖然辜負了恩師的期望，但也未必是壞事。但是，學可以不上，書不可不讀。我學習蘇聯史，醉翁之意也在於中國。作為80年代，我其實對主席的時代沒有任何的切身記憶。而和我年紀差不多的朋友恐怕也都會同意：我們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已經決定了我們根本不可能是一個“從來的”左派。或許跟那段歷史遠一點，才會看得更清楚一點，少一點感情色彩在裏邊。

　　當然，沒有個人感情因素也是不可能的。據説，一個人年輕時不是左派是值得羞愧的；如果他到了30歲還是左派，那是也值得羞愧的。我看呢這也未必。例如我的大學同學就説過：“中國有兩種人，一種是先富的，一種是不想富的，他們懶，所以受窮。”他本人當然屬於先富一族，其父貴為某重點中學的校長，早就為愛子預備了一份穩定而多金的工作。而我畢業之後，只能混入一個小機關。假如他必須像我一般，還騎着一輛除了車鈴不響哪兒都響的自行車，迎着撲面的水泥塵，在市政府同事的豪華小汽車中躲躲閃閃，那麼他的不爽，也是情有可原的嘛。

　　古巴憤青格瓦拉説，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要為世界上一切非正義的事情感到憤怒的。我還未達到這個境界，但問題是我也無法對他人的苦難熟視無睹。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這個大陸的一部分，別人的苦難也就是自己的苦難，救度他人也就是救度自己。所以菩薩説，有一人不得度，我就不能成佛。同學問我為什麼又讀馬列又信佛，我一言答之：主席還信過佛呢，何況我。他們就説：你以為你是上帝啊？我當然不是上帝，我只是灰濛濛的小城的一個灰溜溜的小秘書。也許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歷史為人類準備的仍是官僚奴隸制度。就算是這樣，我仍舊站在奴隸一邊。我不會為新的剝削者鼓掌吶喊，不管新的剝削制度怎樣是“歷史的必然”。

　　為什麼我認為共產主義是“歷史的必然”，至少，是有可能的？因為，很不幸，我是個悲觀主義者。坦率地講，對於世界的未來，我是比較悲觀的。我不認為90年代之後，福山預言的資本主義天堂就會到來。恰恰相反，在失去了另外一種可能性之後，人類的前途，變得更加黯淡和迷惘了。

　　當時我還在讀小學，啥也不懂。上大學後，我開始想：我們這一代人會經歷動亂和戰爭嗎？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蘇聯官僚政治論稿》。結尾寫道：俄羅斯的今天，將是中國的明天。當時很多同學質疑，我就加了一句：十年後見分曉。

　　2003年，有朋友為新政歡呼雀躍之時，我寫了《九問左轉派》，提醒他們不要高興得這麼早。

　　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提到，當年他長大懂事之後發現某宮殿裏的珍寶古董有不少被人偷盜或偷換，便打算清點一下，找出家賊。不想當晚便宮中失火，一切付之一炬。顯然這是家賊故意縱火。

　　在前蘇聯東歐發生的事情就是這樣。新資產階級撈到的油水足夠多，政治風險就成為他們第一位擔心的事情時。因為他們的財富得來和地位與多數人利益直接矛盾，於是知識精英打頭炮，用美國人的民主旗號，極力醜化蘇聯革命歷史。橫豎他們有錢，控制媒體和輿論是不成問題的。儘管美國鸚鵡們如此賣力，但蘇聯在解體之前的全民公決中，仍有76.4％的蘇聯公民選擇保留蘇聯。但是出於“消滅合格債權人”的需要，蘇聯的官僚買辦們還是決定國家解體了。最後，他們宣佈蘇共非法，停止活動。沒有了共產黨，沒有了蘇聯，寡頭們瓜分的財產，就失去了完整意義上的“原主”了，沒有了合格的債權人，偷竊而來的東西就不用擔心被追索了。從此他們非法得來的財富就合法了，富豪們從此就高枕無憂了。

　　但是他們清楚地意識到了與多數人利益的矛盾，所以，他們沒有“逆取順守”，而是選擇了將資產賤賣給西方。

　　當然了，中國的情況不一樣。中國人多資源少，跟俄羅斯相比，連發生那種靠“自給自足”種地生存的空間都沒有。一旦中華民族崩潰，將對西方發達國家產生強烈的衝擊，例如難民潮，環境污染。特別是考慮到中國保留了數量可觀的核武器，所以這種演變結果對西方也是非常不利的。它們會在儘可能大的榨取中國利益的條件下，儘量避免這種結果。

　　在自然界中，細腰蜂在抓到獵物之後，往往不會立刻將之殺死，而是往獵物的中樞神經刺上一針，使之失去知覺，再帶回巢中。這些又肥又大的蟲子們，從此就這麼不死不活的，成為細腰蜂及其子孫可以長期享用的新鮮食品。對西方國家來説，一個不死不活的中國，是最符合它們利益的。

　　所以為什麼蓬佩奧又是聲稱中國共產黨不是一股向善的力量，又是大批“馬列主義怪獸”，因為他再不往中國這個中樞神經刺上一針，他就馬上要滾蛋了呀。

　　蓬佩奧越是努力表演，他越是有機會見證新的歷史。2020年就是新歷史的開端，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現在它們已經為在世界範圍內消滅貧窮、消滅資本所有制創造了前提條件。

　　（百韜網劉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