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祥雨 | 海外清史研究:歷史、趨勢與問題_風聞

　　海外清史研究:歷史、趨勢與問題

　　胡祥雨

作者簡介： 胡祥雨(1977—),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文章原刊《清史研究》2020年第4期。

　　自1644年清軍入關伊始,清朝以及清史研究就一直吸引着世界的眼光。清朝滅亡百年之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啓動“百年清史學術史”項目,對百餘年來清史研究予以回顧、反思和展望。鑑於海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性,清史研究所特邀請日本、韓國、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比利時等國學者撰寫相關國家或地區百餘年來的清史研究學術史。雖然未能邀請到所有域外國家的清史學者,但海外研究清史的重鎮,如日本、美國、法國等,都全部在列。如此大規模地由各自國家的專家撰寫本國(地區)百年來的清史研究學術史,尚屬首次。各位作者和譯者費時六年,歷經無數推敲,終於將海外主要國家百年來的清史研究呈現給讀者。各位作者基本按照時間先後順序論述每個國家或地區的清史研究,但並未按照時間順序機械式地將不同主題進行拼盤,而是憑藉各位學者對學術發展脈絡的充分理解,歸納出每個時期清史研究的時代特徵,分析清史研究與學術發展的內在機理。不同時代、不同國別之間雖然存在學術思路和研究選題上的不同,但各國清史學者相互影響、學術思潮也經常跨越國界,可以説,百年來海外和中國的清史研究始終是一個整體。

　　一、清朝時期海外的清史研究:異與同的交織

　　儘管“百年清史學術史”指代的是1912年清朝滅亡以來的清史研究,但不管是東方的朝鮮、日本,還是西方的英法等國,都在1912年之前對清朝有所瞭解和研究。許多作者均不約而同地敍述這些研究,將其視作本國清史研究的底色。由於不同國家與清朝的關係不同、受中華文化的影響也截然不同,他們瞭解和研究清朝的動機、方式也大不相同。

　　對東鄰朝鮮來説,作為中國的藩屬國,瞭解清朝始終是至關緊要的任務。中朝之間一直存在頻繁的交流。時至今日,朝貢使臣和隨行人員留下的“燕行錄”,依然是中、韓兩國學者大量使用的文獻。參加過朝貢使團的洪大容(1731—1783)、樸趾源(1737—1805)等學者,向朝鮮介紹清朝的新學風以及西學,甚至形成了“北學派”。為了培養翻譯人員,朝鮮朝廷出版了不少滿語教材。不過,金成修認為,儘管朝鮮對清朝的關注和知識的積累,是“韓國清史研究中不能遺漏的底色”,但朝鮮並沒有形成專門的研究領域——“清學”。在金成修看來,與朝中兩國頻繁的交流相比,除了官方外交文書外,朝鮮留下的有關清朝的資料或記錄,相對有限。1

　　東鄰日本的情況則大不相同。與清朝大體處於同一時期的德川幕府(1603—1868)雖然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卻非清朝的屬國。1644年之前,德川幕府就制定了鎖國政策,但日本依然積極蒐集海外情報。中國的明清易代很快就吸引了日本社會的關注。十八世紀上半期,日本的清史研究已經正式起步。在幕府的鼓勵下,“寄合儒者”(屬於幕府的儒者)開始翻譯康熙《大清會典》等清朝官政書,並留下了《明朝清朝異同》等研究成果。日本人對中國的關注,遠不止於政治方面,他們將很多從中國輸入的書籍加以翻刻(“和刻本”)。日本學界重視田野調查的傳統在這一時期也已經顯露端倪。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因為俄國南下,日本關注北方問題。幕府官員間宮林藏(1780—1844)前往東北亞調查,寫出調查報告《東韃紀行》。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清史研究都是基於對時局的關心,但學術水準很高。江户時代漢學、儒學和國學的深厚傳統都深刻影響了近代日本學術。近代日本著名中國史學者內藤湖南(1866-1934)就出自盛岡藩(今巖手縣)漢學者的家族。

　　明治維新以來,中日兩國交往頻繁。這一時期,日本出於侵略中國的需要,全面研究中國政府和社會。晚清時期大量的調查報告在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學術價值。2清朝滅亡前夕,被視作近代學術一部分的日本清史研究也開始起步,京都大學與東京大學分別於1907年和1910年成立東洋史學講座,其代表人物分別為內藤湖南和白鳥庫吉(1865—1942)。後來被譽為日本清朝政治、社會之研究始祖的內藤湖南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即通過《清朝的過去及現在》這一演講闡述了他的清史觀。內藤認為,清朝的崩潰並非突發事件,而是清中期以來一系列變化的結果。3內藤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對清代的考證學尤為推崇。東京大學的白鳥庫吉曾經在歐洲留學兩年,高度評價西方歷史研究方法,並以趕上和超越歐洲東洋學為目標。不難看出,日本近代清史研究從一起步就糅合了東、西學術傳統。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的漢學、清代考證學、近代歐洲史學方法等不同傳統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日本中國研究的特色,也奠定了後來日本清史研究在海外學界的領先地位。

　　與朝鮮、日本截然不同,西方國家瞭解和研究清朝的急先鋒和主將是傳教士。毋庸置疑,他們最主要的目標是傳教,但也向歐洲和美國傳遞有關中國的知識,同時很多傳教士也是清朝(清史)研究者。巴德妮(Paola Paderni)、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和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re)不約而同地提到意大利(其時,意大利只是地理名詞)耶穌會士衞匡國(Martino Martini)。他撰寫的《韃靼戰紀》(De bello Tartarico)是歐洲第一部講述滿洲征服中國的著作,被翻譯成法、德、英、意大利語等多種文字,是當時的暢銷書。在歐洲漢學中心法國,政府還專門資助傳教士前往中國。從1685年法國國王決定資助開始,到1755年羅馬教廷解散耶穌會為止,有114名耶穌會士得到資助來到中國。專門保存在華法國耶穌會士的官方或私人報告、信件、教會文檔的克萊蒙學院(Collège de Clermont,即現在索邦大學旁邊的路易大帝中學)成為法國研究清朝的重鎮之一。1735年,耶穌會神父讓-巴蒂斯特·迪阿爾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利用來自北京的文獻出版了《中華帝國全志》,4在歐洲引發巨大反響。步入近代,西方傳教士大量湧入中國,甚至引發大量教案。他們在中國研究領域依然舉足輕重。比如在英國,大部分中國學的崗位由回國後的傳教士佔據。流行一時的《中國總論》作者衞三畏(S.Wells Williams,1812—1884)也是一名來自美國的傳教士。5

　　除了傳教士外,不少政府官員也對清朝研究起到重要作用。英國漢學家小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曾作為馬戛爾尼的侍從一同出訪中國。他將《大清律例》的部分內容翻譯成英文,並且是英國皇家亞洲協會(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創始會員。清末對美國人認識中國影響最大的歷史學家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長期在中國海關任職,曾任海關税務司。他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使用了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等一手資料,至今依然被學界廣泛徵引。6他在《中朝制度考》中如此描述清朝皇帝:清朝有“偉大的康熙”、“全能的乾隆”,嘉慶朝開始衰敗,道光雖然不懈努力但迴天乏力,到他在清朝任職的時候,清朝的失敗已經無可挽回。7這一描述在英語學術界奠定了清朝失敗的敍事基調。

　　在諸多西方國家中,法國的漢學和清史研究獨樹一幟。早在19世紀初,清史研究就開始進入法國大學體系。1814年,復辟的波旁王朝在法蘭西學院創設了漢語、韃靼語-滿語語言文學教席,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成為首位教授。雷慕沙的繼任者們也多為國際漢學界的優秀學者。後來,東方語言學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設立“通俗漢語”教席。鴉片戰爭之後,法國的清史研究涉及清朝對外關係、政治、軍事、法律和經濟等方方面面。法國學者對清朝統治區域里人種(民族)的多樣性極為關注。19世紀晚期法國在華的學術考察有很多都針對中國少數民族,尤其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巴斯蒂坦言,這種學術思路同法國對東南亞的殖民統治有關——中國西南地區很多少數民族與法屬印度支那地區的民族類型相同,瞭解中國這些民族的具體情況,有利於法國進行殖民統治。

　　為現實服務恐怕是晚清時期日本和西方列強(歐洲和美國)清史研究的共性。對於當時的各個國家和地區來説,關注和了解清朝本身就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巴斯蒂和日本學者都提及晚清時期各自國家對清朝時事的研究。從研究內容來看,清朝制度和對外關係是多國清史研究的重要關注點。從研究方式來看,各國均重視現場考察。在清朝藩屬國越南、朝鮮相繼陷入歐洲或日本控制之後,清朝時期的海外清史研究專家很多就是政府官員或者傳教士,他們的研究很多帶有強烈的政治或者宗教動機,有些研究甚至直接為侵略中國服務。儘管如此,不應忽視他們的學術水平和貢獻。

　　清朝時期的各國家和地區的清史研究存在着廣泛的聯繫。在西方民族國家尚未完全成型的時候,很多歐洲傳教士受羅馬教廷的派遣來到中國。他們傳遞的有關中國的知識在歐洲並無明顯的國界限制。意大利傳教士衞匡國在低地國家(今比利時和荷蘭)招募了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和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傳教士前往中國。美國人馬士退休後在英國居住。歐洲漢學的喉舌《通報》(T’oung-pao)就由法國的高第(Henri Cordier,又譯作考迪埃,1849-1925)與荷蘭學者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1840-1903)於1890年共同創立。

　　從學術傳承來看,清朝時期東(朝鮮、日本)西方(歐洲和美國)對清朝的研究瞭解就已經出現很大不同。日本和朝鮮因為處於漢字文化圈,中國本土的學術已經是他們學術傳統根基的一部分;對歐洲和美國來説,中國始終是異域,儘管他們都和中國有文化交往,但受到的影響無法同朝鮮和日本相比。這種不同傳統下的清史研究,到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影響。時至今日,日本學者對史料的研讀以及鑑別能力依然享譽國際學術界。

　　二、斷裂、傳承、聯繫與範式稱雄的二十世紀

　　1912年清朝的滅亡對很多國家來説,意味着清史研究不再是對“時事”的關注。巧合的是,清朝滅亡前後,海外很多國家的清史研究經歷了斷裂。有些國家和地區的清史研究,甚至在20世紀上半期直接中斷。由於政權更替等方面的影響,各國清史研究的橫向聯繫也出現過斷裂。當然,海外清史研究依然充滿跨越國界的關聯。在整個20世紀,清史研究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歷起伏,研究中心不停地轉換,研究範式和主題也不斷轉換,但各個國家的學術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在某國興起的潮流,經常很快就擴散到他國。源自歐洲的各種思想的滲入,恐怕是20世紀清史研究最大的特徵。不管是在中國的近鄰日本,還是在歐洲的親戚美國,清史研究無不受歐洲思想的影響。

　　很多國家的清史研究在20世紀出現了斷裂。東鄰朝鮮在甲午中日戰爭之後,很快失去獨立國家的地位,一同失去的是朝鮮王朝對清朝的關注這一歷史傳統。在日佔時期,朝鮮學術喪失了獨立。金成修指出,在日本學者的主導下,朝鮮境內的東洋史專業逐漸形成中國史和滿(洲)(朝)鮮史兩大研究方向,而且,朝鮮東洋史的目的在於建立和中國史分離的東洋史,即滿鮮史。8這種學術完全服從並服務於日本的東亞政策,同朝鮮王朝對清朝的關注迥然有異。鐘鳴旦在論述了清晚期低地國家對清朝歷史和時事的研究之後,立即跳到了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9在這幾乎橫跨20世紀的數十年,低地國家的清史研究即便不是完全空白,在回顧者鐘鳴旦看來,也至少是乏善可陳。類似地,巴斯蒂指出,一戰結束到20世紀60年代,很少有法國學者在法國本土從事清史研究。有的斷裂可能是局部的。在蘇聯,由於意識形態的緣故,在華俄羅斯傳教團的歷史作用很長時間得不到客觀評價。直到1990年代初,俄羅斯學界才能全面客觀地研究俄羅斯在北京的傳教團。

　　清史研究在各國之間的橫向關聯也在20世紀出現了斷裂。二戰後不久,朝鮮半島分裂為朝鮮和韓國兩個獨立國家。兩國的清史研究,也因為政治上的分裂而各走各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快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並遭到西方國家的封鎖,中西學術交流也隨之中斷。這種中斷直接終止了諸多西方國家在中國的田野調查和檔案查閲,進而影響了這些國家清史研究的史料、內容和旨趣。由於無法前往北京查閲檔案,孔飛力(Philip A.Kuhn,1933-2016)撰寫《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0時不得不依靠地方誌等史料。在羅威廉(William T.Rowe)的筆下,冷戰和越南戰爭使得清史研究者們分化為“左”和“右”兩派,他們要麼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親近,要麼同失去大陸的國民黨政權親近。11反之,中國同西方國家關係正常化之後,中國大陸新開放的清朝檔案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諸多海外清史學者的選題。

　　儘管遭遇到了種種斷裂和中斷,但20世紀海外清史研究依然是一個充滿聯繫的整體。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大事深刻影響了諸多國家的清史研究,由此導致各國學者在回顧過去百年來的清史研究時採用的分期節點展示出高度的近似。1912年清帝退位、中華民國建立,這一年自然成為清史研究的新開端。岸本美緒(日本)、H.A.薩莫伊洛夫(Н.А.Самойлов,蘇聯)、何娜(Hannah Theaker,英國)、巴斯蒂(法國)均將二戰結束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視作本國清史研究的一個轉折點。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學研究的轉變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等大事件息息相關。與此一致,日本、美國、俄羅斯等國學者均將20世紀末期視作各自國家清史研究轉向的關鍵節點。

　　在不同國家之間,既有清史學者的跨國研究,也有學術潮流的跨國傳播。就前者而言,歐洲和美國的傳教士學者或許可以視作典範。在民國時期,傳教士依然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不少人在傳教的同時從事清史研究。由於歷史原因,英美兩國的清史研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包括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在內的諸多美國學者曾經在英國讀書,英國出身的著名清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長期在美國任教,而英國清史研究的專業化又可歸結到一個美國人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身上。巴斯蒂指出,20世紀前半期,法國清史研究最優秀的作品都出自在華法國學者之手。

　　費正清的成長經歷,可以視作國際學界密切聯繫的最佳例證。費正清出生在美國,主要在美國接受教育,但研究生期間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中國歷史。他花了很長時間陪同退休後在英國居住的馬士。馬士深深影響了費正清的治學,成為費正清的“精神之父”。正是在英國,費正清通過英國人的視角瞭解近代中國。1932年,費正清來到中國,在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1895—1965)的指導下閲讀清朝檔案。蔣廷黻來自湖南,中學以後主要在美國接受教育,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蔣廷黻不僅為費正清訓練語言和文獻基礎,還以其“現代化”史觀深深影響了費正清對中國歷史的理解。

　　除了學者之間有着跨越國界的聯繫外,學術思潮的流動也是跨國界的。20世紀50年代以前,在歐洲漢學中心法國,清史研究題材很豐富,不少選題具有開創性和前瞻性。法國學者這一時期對清朝醫學、法律、宗教、藝術等進行了研究,很多課題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是學界熱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傳教士、數學家和哲學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Maître,1889—1975)在民國時期就認為,近代中國思想轉變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7世紀基督教人文主義和歐洲科學對中國學者的影響,而不是發端於戊戌變法或者19世紀中國對西學的引進,更不是191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換言之,中國的決定性轉變不是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後,而是與歐洲近代思想的形成在同一時期。巴斯蒂高度評價了裴化行的研究。仔細審閲20世紀後半期產生的將清朝前期視作“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等視角,裴化行的研究給人一種似曾相識而又未卜先知的感覺。

　　日本的清史研究學術影響力巨大。且不説朝鮮曾是其殖民地,韓國的清史研究就帶有深厚的日本烙印,對美國等國的清史研究來説,日本學者的影響也是巨大的。自1920年代以來,日本的滿鮮史研究,影響了韓國史學家對東亞的認知。韓國學界起步於20世紀50-60年代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可以説緊跟日本學界的步伐。日本清史研究不僅研究選題廣泛,在深度和精細度方面也為他國所不及。以八旗研究為例,日本學者非常注重使用滿文文獻和實地調查。在視野上或許出於政治原因,多研究滿蒙等邊疆地區的歷史。日本的八旗(或滿洲)研究直接影響了美國“新清史”,也對韓國等國的滿蒙研究產生巨大影響。

　　二戰後,日本學者嚴厲批判了日本學界過去將中國傳統社會視作停滯的觀點。與之相反,他們將清代視作中國內部解體的時代。1948年,北村敬直(1919-1990)發文指出,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社會並非停滯的,而是自晚明實施一條鞭法就開始變化,從內部解體。日本學者的這一視角極具前瞻性,到1970年代,美國學界才出現柯文(Paul A.Cohen)概括的“在中國發現歷史”的社會史革命轉向:美國清史學界不再堅守費正清的“衝擊—反應”模式,不再認為清朝歷史在西方入侵之前是停滯的,進而強調中國內部自身的變化。羅威廉指出,日本學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東京學派的研究,是美國社會史革命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12

　　整個20世紀的史學研究多籠罩在歐洲人創造的各種範式之下,而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力也是20世紀史學研究中範式稱雄的表徵之一。除實證研究外,馬克思主義史學或者説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歷史研究,是20世紀海外清史學界中影響力最大的史學流派。雖然馬克思主義的發源地在西歐,但蘇聯和新中國因為共產黨革命的勝利,在清史研究中大量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分析方法。在1949年以前,蘇聯歷史學界因為過於關注中國的革命,清史研究可以説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少量的有關清史的研究也多注重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等事件。13新中國成立後,蘇聯的清史研究開始深入。就研究主題而言,主要是農民起義、革命、改良、清代社會結構和對外關係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和社會發展論可以説貫穿整個蘇聯時期的清史研究。由於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影響,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著作對中國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產生深刻影響。例如,列寧格勒國立大學葉菲莫夫(Г.В.Ефимов)教授所著《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一書被翻譯成了波蘭語等東歐文字並部分節譯為漢語。14此書甚至被翻譯成日文,對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一定影響。

　　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清史也是20世紀日本清史研究的顯著特徵。雖然是資本主義國家,但日本在20世紀,尤其是1980年代以前,以其開放的學習態度和多年來對中國尤其是清朝歷史知識的積累,運用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大批高質量的成果,是潮流的主要引領者之一。二戰之前,日本學界就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運用到宗族和村落等共同體的研究上。1930年代,森谷克己(1904—1964)運用馬克思主義,認為中國的社會性質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同中國的同行郭沫若、呂振羽等人有着非常密切的互動。同時,日本學者還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應用到滿洲研究中,開始探索滿洲社會的發展歷程。自二戰結束到1970年代,日本的社會經濟史研究進入高潮。雖然自二戰起,尤其是1949年以後,日本同中蘇兩國的學術交流一度受到影響,但在日本的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學者關注的內容(如經濟、賦役、社會階層、土地制度、農民起義等)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階級分析、社會發展階段論等),均同蘇聯、中國展示出高度的近似。總的看來,日本和中國、蘇聯等馬克思主義佔據統治地位的國家的清史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在日本學者的回顧中,其社會經濟史研究並沒有蘇聯式刻板的説教。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尤其是社會經濟史研究,又深刻地影響了韓國清史學界——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三、新趨勢: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的清史研究

　　很多國家的清史研究在20世紀的最後十到二十年產生巨大轉變,這些轉變一直延續至今。有些變化對清史研究而言,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問題。例如,在俄羅斯,由於蘇聯解體的緣故,漢學家的數量大為減少,清史研究的成果與之前相比出現下降。何時可以再次復興俄羅斯的清史研究,恐怕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情況都難以樂觀。二戰後,由於國力的上升,美國清史研究在國際學界的地位迅速提高。到20世紀晚期,美國已經同日本一樣,成為海外清史研究的領跑者。然而進入新世紀後,美國學者關注的重點明顯轉向民國研究。儘管有“新清史”等引人注目的清史研究潮流,但美國中國史研究的重心還是無可避免地後移了。這一趨勢不僅沒有停止,甚至還有加速的跡象。

　　當然,這些變化並沒有影響海外清史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日、美兩國這一時期的清史研究都對過去源自歐洲的普遍經驗進行了批判。自1980年代起,日本的清史研究不再以圍繞社會結構和八旗組織等幾個重點問題展開,研究選題趨向分散化。與之一致的是,日本學界對用歐洲標準來評價中國歷史的作法進行根本性的批判,源自歐洲經驗的各種“基本規律”,也不再被認為是絕對真理。類似的趨勢也發生在美國。1990年代初,美國清史學界也開始受到“文化史革命”的影響。1993年,馮珠娣(Judith Farquhar)和何偉亞(James M.Hevia)撰文不僅批評哈佛學派的“衝擊—反應”模式,還批評“從中國發現歷史”的社會史學者,認為二者均將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強加於中國歷史。15此文成為中國新文化史研究的宣言書。羅威廉認為,文化史研究的視角至少受到三種思想的影響。一是“後現代主義”,這一思想動搖了“現代主義者”建立在檔案等歷史學文獻基礎以及價值中立認識上的自信。第二種與文化史研究密切相關的觀點認為歷史學家從史料中發現的不是歷史“事實”,而是“表述”方式。三是“文化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認為,除了經濟和軍事武器外,還存在文化武器,佔據統治地位的階級或民族可以利用文化武器維持或複製其主導地位。文化史研究對美國清史研究最大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為女性和性別,二為民族和種族。二者均產生了大量有影響力的成果。16

　　日美兩國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的轉變均導致清史研究的深化。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清史研究都不再有定於一尊的範式,研究選題多樣化,分析視角也出現顯著變化。不過,選題多樣化的背後,日美兩國的研究熱點卻存在很多近似之處。首先,日美兩國學者以清代滿洲研究為起點,對清朝國家的結構和特徵進行了深入探討。兩國學者都深入探討了清朝核心制度——八旗制,都將清朝置於“北亞國家”(或者“內陸亞洲”)的源流中,都不再將清朝視作“最後的中國王朝”,都不再同意“滿族漢化”的歷史敍述,都不再簡單地將蒙古等藩部視作被統治者,而是作為統治中樞的構成者。對於清朝的國家特徵,日本學者超越了清朝作為“最後的中國王朝”和“滿族征服王朝”這一二元論。石橋崇雄就認為清朝是一個“統一(複合)多民族國家”,統治機構包括“旗、漢、藩”三重結構。類似地,美國清史學者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認為,清朝是一個多民族帝國,統治者採用了多樣化的方式統治不同區域(如中原地區的天子和東北地區的可汗)。17

　　在全球視野下研究清史是這一時期日美兩國的共同趨勢。1980年代起,日本學界開始反思甚至批判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論,從周邊(尤其是西藏、蒙古等地區)的視角來重新認識中國和東亞。海域史研究的興起,雖然仍以東亞、東南亞為中心,但也將明清中國置於世界史的視野下,關注白銀流入等與全球史密切相關的現象。二十世紀末開始,美國清史研究的一個主導趨勢是全球化。這首先表現為比較政治經濟研究的復興。加州學派的代表人物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黃宗智(Philip C.C.Huang)等人將中國同歐洲尤其是西歐進行對比時,不再片面地以歐洲為中心,追問中國為何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而是將中國和歐洲同等對待,分析二者為何在近代出現不同走向。美國清史研究全球化的另一表現是“歐亞轉向”。濮德培(Peter C.Perdue)等學者認為清朝與明朝共性較少,與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則存在很多類似。18

　　這一時期清史研究全球化的另外一個特徵就是各國學者的聯繫加強和研究主題與思路的同質化。儘管歐洲經驗已經遭到史學界的質疑,日美等國的研究主題出現多樣化,但羅威廉在回顧美國的清史研究的結尾依然寫道:“在研究者培養和研究主題方面,清史研究已極大地全球化了。”19羅威廉指的是有更多的中國學者去海外留學,研究清史;同時,清史研究選題和研究思路也全球化了。在這一全球化進程中,美國和日本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英國、韓國等國的滿族研究均受到美國“新清史”的影響。日美兩國自1980年代興起的清代法律史研究,對中國、韓國等國的法律史研究產生巨大影響。時至今日,日美以外的眾多清代法律史研究者在史料運用、選題和研究思路上都步日美兩國學者的後塵。

　　四、問題與思考

　　在海外清史研究學術史的研究成果即將付梓之際,很多問題依然擺在眾多清史學者面前。首先是清史研究能否作為獨立研究領域。與中國其他朝代不同,清朝因為西方的入侵而使得中國進入近代社會,這使得清史研究在全球範圍內都存在這樣一種割裂:清前期屬於傳統中國(古代史),清後期屬於近代史。這種割裂使得有些國家或地區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清史”研究領域。20在馬克思主義等歐洲思想的視野下,中國王朝的更替同社會發展的進程未必一致。在深受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的日本,儘管清朝統治的獨特性一直是“清史固有的問題”,但這一問題在戰後並非日本清史研究的中心。岸本美緒等學者認為,從時代特徵來看,明末清初更為接近;鴉片戰爭之後,晚清民國構成了近代,故清朝並不能展示中國歷史的時代特徵。她在回顧日本清史研究學術史時,開篇即言“清史研究未必可稱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在傳統—現代對立的思想框架下,“清朝”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在費正清的研究中也沒有多少比重。稍後在美國流行的“帝制中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以及“近代早期”的時段概括都不將清朝視作獨立的歷史單元。

　　其次是如何正確對待學術與政治的關聯。海外清史研究一開始就與政治密不可分。眾所周知,西方很多清史研究成果出自傳教士之手,二戰之前日本學者的研究很多都受到日本侵華政策的影響。同樣,冷戰不僅影響了美國的清史研究,也讓蘇聯的清史研究出現思路上的停滯。很多受到政治左右的學術研究,一樣具有很高的學術水準,但也使有些成果因為政治偏見失去了客觀性。如何正確評價這些受到政治影響的研究成果,如何在研究中保持學術的客觀公正,恐怕是學者們一直需要考量的問題。

　　再次是話語權勢問題。由於歷史傳承和現實國力等多種原因,不同語言撰寫的清史研究成果在世界的地位並不相同。顯而易見,這種不同地位的差異不完全是學術質量導致的。就海外學術成果發表來看,二戰之後,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用英文發表的成果地位顯著上升。日美兩國學者幾乎同時對八旗制度和清代國家的性質開展了深入研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近年來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範圍內美國“新清史”的影響都更大。反之,有些語言寫就的清史研究成果,可能因為影響力有限而低估其研究水平。時至今日,用朝鮮、越南等語言寫就的清史研究成果,在國際上依然影響甚微。即便法國曾經是海外漢學的中心,今日法文研究成果的影響力也已經不如從前。

　　最後是如何看待清史研究的全球化問題。不同國家之間的清史學者相互學習,取長補短,當然是一件值得稱讚的事。但是,清史研究全球化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研究主題和問題意識的同質化。佔有話語優勢的國家,很快將其問題意識和選題轉化為世界潮流,在一定程度上侵蝕話語弱勢國家在清史研究上的主體性。這種狀況並非近年來所獨有,但最近由於互聯網革命和交通的便捷,強勢話語國家的研究潮流比過去傳播得更快,影響也更大。日美等國的清史研究成果和潮流很快就傳到其他國家。近些年,有些海外國家的清史研究,在問題意識和選題等方面深受日本和美國等國的影響,以致看不出有任何自己國家的特色。

　　海外清史研究的問題,對中國的清史研究來説,亦是挑戰。對多數中國學者而言,清史可以視作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但依然有人以鴉片戰爭為界將清朝分為前後兩段,人為割裂清朝歷史的整體性。自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研究也深受西方的影響。時至今日,中國史甚至被視作最具國際性的研究領域,清史亦不例外。這種“國際性”表明,中國本土的清史學者並沒有理所當然地掌握相應的話語權。可以坦率地説,目前中國的清史研究,在很多領域都還不能稱之為領跑者。從近幾年“新清史”在中國引發的激烈爭論來看,中國清史學界的話語權還有待提升。近年來學界開展的中國學術外譯工程,固然有助於提升中國學術的影響力,但也一定程度上表明中文話語權的相對弱勢。而近四十年來,海外清史論著中譯稿在國內受到的熱捧,尤其值得我們深思。海外清史研究的優點和長處,當然值得我們借鑑和吸收,但如何在吸收他人長處的基礎上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進而提高研究水平,讓中國的清史研究成為世界潮流的引領者,是中國清史學者面臨的艱鉅任務。

　　註釋

　　1金成修:《清史研究在韓國——以東洋史學會與明清史學會為中心》,《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按:本文未引文獻來源的內容,均出自胡祥雨主編:《百年清史學術史·海外研究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待出版。

　　2一個例子是,織田萬主持撰寫的《清國行政法》,很快就被翻譯為中文(廣智書局,1906年)。今日,該書依然被中國學界廣泛徵引,並有中文新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3該演講後以《清朝衰亡論》出版。可參見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下冊,夏應元等譯,九州出版社,2019年,第721-775頁。

　　4其全稱為《中華帝國及韃靼地理、歷史、編年、政治和風物誌》(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又譯為《中華帝國及韃靼地區地理、歷史、編年、政治和自然之描述》。參見巴斯蒂:《1949年以前法國的清史研究》,王文婧譯,《清史研究》2020年第2期。

　　5衞三畏:《中國總論》(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Religion,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2 volumes,New York: Wiley and Putnam, 1848)。可參見陳俱的中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6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0-1918 )。可參見張匯文等人的合譯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7馬士:《中朝制度考》(Hosea Ballou 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revised edition, 1913),第12-31頁。引自羅威廉:《在美國書寫清史》,林展譯,《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8金成修:《清史研究在韓國——以東洋史學會與明清史學會為中心》,《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9鐘鳴旦:《低地國家的清史研究》,王學深譯,《清史研究》2019年第2期。

　　10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可參見謝亮生等人翻譯的中文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11羅威廉:《在美國書寫清史》,林展譯,《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2羅威廉:《在美國書寫清史》,林展譯,《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3H.A. 薩莫伊洛夫:《蘇聯和俄羅斯聯邦時期的清史研究》,荊宇航譯,《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

　　14H.A. 薩莫伊洛夫:《蘇聯和俄羅斯聯邦時期的清史研究》,《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

　　15馮珠娣和何偉亞:《文化與戰後美國的中國歷史學》,載 《立場:東亞文化評論》(Judith Farquhar and James M. Hevia,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Positions: East Asian Cultures Critique, Vol. 1, No. 2 [Fall 1993])。中文版見《文史哲》1996年第6期。

　　16羅威廉:《在美國書寫清史》,林展譯,《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7柯嬌燕:《中國皇權的多維性》(Pamela Kyle Crossley, “Review Article: The Rulerships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7, No. 5 [December 1992])。中文版可參見劉鳳雲、劉文鵬主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3頁-70頁。

　　18羅威廉:《在美國書寫清史》,林展譯,《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9羅威廉:《在美國書寫清史》,林展譯,《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0作為聯絡人,筆者曾邀請某國著名學者撰寫該國百年來的清史研究,得到的答覆是該國不存在清史這一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