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我們怎麼辦？_風聞

一夜過後風雲突變，2020年11月10日，就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解僱國防部長埃斯珀的第二天，五角大樓最高政策官員詹姆斯•安德森、最高情報官員喬•克南、埃斯珀的幕僚長珍 • 斯圖爾特集體遞交了辭呈，辭呈立即生效。

與此同時，原先被特朗普提名6月國防部政策副部長，後卻因污衊前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布倫南而提名未通過的安東尼•塔塔接替了安德森的工作。

接替最高情報官員喬•克南的是出身於甲骨文，有特朗普欽點擔任大檢察官，並先後為司法部、國家安全顧問效力的科恩-瓦特尼克。

最後，接替幕僚長斯圖爾特的則是曾千方百計干擾FBI調查特朗普“通俄門”行動的總統副助理、白宮高級反恐官員卡什 • 帕特爾。

加上接替埃斯珀任代理國防部長的前反恐中心主任米勒，可以説特朗普牢牢得將美國國防系統控制在了手裏。

於是，以CNN為首的多家美國媒體報道説，這是特朗普在確認自己大選獲勝無望後，準備通過發動“十一月驚奇”脅迫美國進入戰時狀態，從而能夠繼續賴在總統寶座。

但這可能嗎？假設特朗普真想發動“十一月驚奇”，那麼他可以選擇的足以干擾大選結果的“敵對國”會是誰？

答案顯然是中國，區域顯然是南海，但可能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因為雖然近期台海局勢極為緊張，但緊張的原因是蔡英文等台獨分子屢次挑戰我國《反分裂國家法》，其針對對象並非美國。

也就是説，如果特朗普貿然用兵，由於他即將失去總統權威，其動機難以得到美國各政治集團的贊成，除徒增“發動戰爭”罪名外毫無意義。

因此，他在此時對美國國防部做如此巨大的人事調整，其用意必然是對內的。那麼，他對內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如果説，他是想保住自己總統寶座的話，那麼他完全可以只通過法律來達到目的。畢竟高等法院保守派已有6人，佔總人數的2/3。

所以，他用力將其與拜登大選之爭推向高等法院，利用人數優勢獲得法律支持的難度遠比他武力對抗整個國家構建的難度要小得多。

因此，他做如此巨大的人事調整，其目的顯然另用它途。

但，除向中國動武與武力對抗國家機制以外，在據媒體報道“特朗普勝利、拜登贏得大選”的輿論下，還有什麼能使他做出如此巨大的人事調整？

但他不但做出了這樣的調整，而且級別之高、力度之大，明顯是美國國內即將有所動作的前兆。

也就是説，從現在開始到12月選舉人正式投票之前，特朗普得到的政治力量足以保證他在此期間可以正常使用總統權利。

那麼，他得到了哪些政治力量呢？而要搞清楚這點，就要想清楚，他幫哪些人解決了什麼問題。

是美國人的新冠病毒嗎？從短期看不是，要不然他不會面臨這麼大的選舉壓力。

而從長遠看，他解決與實踐了另外一個美國人與一本書的問題，而這個人與這本書解決的問題，叫亨廷頓與《誰是美國人》。

亨廷頓是享譽世界的國際關係學者，在上世紀70年代末，曾作為顧問參與過美國最高級別的國家戰略安全決策，堪稱是上世紀美國的頂級政治學者和國家智囊。

《誰是美國人》是亨廷頓繼《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秉承 “文明衝突論”的視角，亨廷頓在此書中針對美國國民認同面臨的危機和挑戰，不但提出了“誰是美國人”這個涉及國本的根本問題，而且以重塑“盎格魯－新教文化”這一美國文明根本特性的主張，對後世做出了警戒與回答。

在普通認知中，美國就是一個“移民國家”，比如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8年一次講話中就説：“我們都是移民和革命者的後代。”

但是亨廷頓並不認同這個觀點，因為在他看來，所謂的“移民”，就是從原先的社會和文化環境裏，遷移到另外一個社會和文化環境裏。

比如，1607年英國人在北美建立了詹姆斯敦；詹姆斯敦的成功使英國清教徒於1620年乘坐“五月花號”建立了普利茅斯；又因為普利茅斯的成功，使英國大量的清教徒於1630年來到美洲，建立了馬薩諸塞。

這都是美國早期歷史的節點性事件，美國的政體、語言、生活模式和風俗觀念都起源於這些最早的定居者。

引用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傑伊的話來説就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政治原則、共同的習俗，通過共同的戰鬥和努力，最終贏得了自由和獨立。

亨廷頓把這些人成為“定居者”，但隨着美國移民的增多，以上這些內容被不同的祖先、語言、信仰、政治原則、習俗語言、宗教、治理原則與風俗習慣持續破壞。比如美國的治理原則，是以案例法為主的 “海洋法系”、代議制政府、市場經濟、尊重私有財產；風俗習慣就是崇尚自由平等、推崇個人主義、每個人要為自己的成敗負責。

這些就是構成美國的文化要素，其構建的也是美國國民普遍認同的基本理念。甚至1931年，最高法院重申的也是：“我們是基督教的人民，彼此皆有平等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時心懷敬意地承認我們服從上帝意志的責任。”甚至美國總統在宣誓就職的時候，都是手按着聖經，而美元上印的也是“我們信仰上帝”。

因此美國《獨立宣言》所説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礎前提 ，就是對福利社會理念不太感冒，崇尚個體奮鬥與自由，強調每個人要為自己負責的“美國精神”與國民認同。如果新移民不具備這樣的“美國精神”與國民認同，就要像煮湯那樣溶解到美國當中，這個理念被稱為熔爐理念或着番茄湯理念

但自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的“美國精神”與國民認同受到一系列多元主義者運動的挑戰。他們認為美國不應該是湯，而應該像一盤沙拉那樣，雖然是各種蔬菜拌在一起，但彼此還是你是你我是我，保留各自的文化特質。

這樣的做法與理念除了使美國從單一的盎格魯-新教文化逐漸轉變為多元文化，美國全體人民能夠相融以外，還能對“全球化”進行思想建構。以致克林頓1992年大選獲勝時就歡呼：美國人從歐洲文化統治下得到了解放。

但是，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全球化”進程被沒有按照克林頓預想“以美國為中心節點”的模式進行。反而隨着國內多元化思潮的發展，原先促進移民同化的已經因素減弱甚至不復存在。如果任其發展，當國民認同（national identity）不符存在時，美國的國家建構也會隨之崩塌。

比如美國的內華達、加利福尼亞、德克薩斯原先都是墨西哥領土，當墨西哥裔經過熔爐理念塑造時，他們會認為自己是“美國人”。而當“番茄湯”變稀時，越來越多的移民就會保持雙重國籍、雙重忠誠以及雙重國民身份，甚至對領土提出要求。

除墨西哥族裔以外，其他拉美裔也有類似的問題。比如邁阿密的古巴人就自認為邁阿密是“拉美首都”。而當非拉美裔白人反而成了少數派，經常收到逆種族歧視。

與此同時，美國一部分重要精英人士也越來越輕視國民身份，重視全球身份和跨國身份。寧願花時間在網上聊天，反而對左鄰右舍愛答不理，甚至對美國底層公眾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價值觀嗤之以鼻。

這些被稱為“白左”的認為，首先應做“美國公民”才能做“世界公民”的做法極其愚昧，而美國人首要忠誠的對象不應該是“美國或某個政治主權團體”，而應是“民主人道主義”。

亨廷頓對此批評道：現如今的美國知識分子，已經放棄了對國家和同胞承擔的義務，反而吹噓他們對全人類的認同。

因此亨廷頓認為，必須把重新把“盎格魯-新教”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做為美國國家生存的希望。那麼即使從人口比例上，白人變成了美國的少數族裔，但美國還能長久地保持其為美國。

由此亨廷頓認為，如何界定“美國”的自身概念將決定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他指出大體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美國人徹底擁抱世界，也就是向別國人民和文化開放自己的國家

第二種，美國人可以試圖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去改造別國的人民和文化

第三種，美國人可以保持自己社會和文化，使得他不同於別國的社會和文化

而從實踐看，第一種情況發展下去即走“全球化”，美國將變成世界人民的美國，而美國人的活動將要聽命於國際社會，也就是成為所謂的“國際警察”。那麼即使漂亮得如老布什時代，“美國”這個國家也將隨着主動性的減弱，而逐漸乃至徹底消失。

再看第二種路線即小布什時代，由於要強行改造他國，那麼美國將會變成一個試圖支配世界的帝國。這樣，由於美國體量過大，勢必處處受敵又不知敵人是誰，所以勢必引發全球性危機，而這就是全球“反恐時代”的困境所在。

當然，前兩個也不是亨廷頓希望的，因為第三種即美國重新奉行“盎格魯-新教文化”，使美國真正成為美國人的美國。那麼，由於第一與第二種路線確已發生，所以勢必引發局部乃至整體震盪。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特朗普會上台，而且如果不是新冠疫情，其連任也是必然的。其根本原因就是，特朗普的所作所為跟亨廷頓提出的“重建美國人的國民認同”在目的上是基本合拍的。

所以説，不是特朗普打造了“特朗普路線”，而是特朗普執行了“亨廷頓路線”，這個不能搞反。

只是在走這條路線時，由於特朗普過於強烈的個人風格，使得“亨廷頓路線”對外執行時快速有效，比如對我國的打壓的確起到了效果，但對內執行時就引發了不少問題。

因此此次大選，美國政治圈考量的並不是“特朗普的粉絲有多少”，而是“亨廷頓路線轉彎是否會脱軌”。

從一人一票的結果看，“亨廷頓路線”即使被特朗普個人執政風格扭曲了不少，但由於“美國精神”的存在，即使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壓力下，其底盤依然是牢固的。

所以，國內不要再質疑為什麼美國人在這麼巨大的壓力下依然支持特朗普，因為那是美國不是中國。

甚至在媒體宣傳“拜登取得大選勝利”時所暴露出來相當多的，比如媒體干政、財閥擾局、疫苗研發政治化等問題，也引起了整個美國政治集體的警覺。

由於拜登當選不但會開歷史倒車，而且勢必會通過進一步加劇“移民問題”來謀求第二人的連任。那麼，亨廷頓問的“Who are we？我們是誰？”的問題就由一種政治理念變成了一種政治現實。

對此，無論是民主、共和或者什麼利益集團、深層政府，他們到底有沒有勇氣決定只以一場大選就決定一個國家百年的功業與千年的前途？！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回答，誰都無法承擔這個責任，何況美國現在依然是世界第一強國。

如果連這點智慧都沒有，也就不用繼續生存，自己往自己頭上扔幾十個原子彈，徹底解決問題的根源不就得了。

所以，選舉重要嗎？選舉不重要，摸清底盤才重要。既然現在底盤已經摸清，那麼就可以下手幹了。

那麼美國精英是如何幹的呢？

首先，78歲的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已經公開表示力挺特朗普，説特朗普可以就選票舞弊發起法律挑戰。

其次根據報道，司法部長巴爾也已公佈了一份備忘錄，正式授權司法部調查任何有關2020年選舉中的選舉舞弊的實質性的指控。

由於投票已經結束，如果調查並不影響選舉結果，那麼完全可以不啓動，既然啓動就説明有一定的可靠證據。

這次調查要解決的應該有兩個問題：一、投票和計票過程是否公正二、如何確保合法選票被合法的計算

從某種意義上説，這份備忘錄的公佈，它等於從司法層面對媒體説“拜登獲得大選勝利”這個説法提出了質疑。

同時，由於這次質疑的是媒體，那麼如何區分何為“自由報道”與“具有傾向的報道”就需要一個有顯著標志的判斷標準。

那麼CIA與FBI在特朗普“通俄門”與拜登（和他小兒子）的“硬盤門”的不同態度就是一個急需定性的問題。

何況，作為國家暴力核心機構，竟然毫無證據得站在總統的對立面，這本身就已經對國家安全產生了威脅。

因此這時就需要有與CIA、FBI相對應的暴力機構對其加以制衡，所以這才是國防部極大主管同時被撤換的根本原因。

還有就是在巴爾授權聯邦檢察官啓動調查的幾個小時之前，他與麥康奈爾有過一次會晤。

雖然這次會晤的具體內容，我們無從得知。但會晤結束以後，巴爾宣佈授權啓動調查，麥康奈爾在參議院公開表示力挺特朗普。

這就説明司法部與參議院是站在特朗普這一邊了，而特朗普現在急需解決的又是選舉郵寄選票的事情，而郵寄選票又與美國二百多年來“不能普發選舉權”的政治實踐相沖突。

那麼有可能認為，由於美國司法部與參議院必須在12月8號來臨之前在拜登與特朗普之間選邊站，所以由於拜登與“亨廷頓路線”有比較大的衝突。

因此，特朗普被選邊的可能性更大，而其翻盤的前兆也就是白宮新聞秘書凱萊•麥克納尼對“選舉質疑與舉證”的話終於可以説完了。

何況截止目前為止，我們看到所有被曝光出來的選票統計錯誤、計票人員失職、人工操作失誤、軟件故障等等偶發性的事件都是對拜登有利的，而這已經違背了統計學與概率學最基本的原理。

更何況賓州高等法院宣佈在11月3號晚上8點以後郵寄出來的選票依然有效，本身已經違憲。

因此，拜登競選團隊拿不到過渡經費似乎也是可以想通的。畢竟這筆錢在拒付之前，很多人幾乎已經忘了得去總務署申請。

因此讓我們理一下，特朗普fire埃斯珀的直接理由是弗洛伊德被跪壓，黑命貴運動起來後，埃斯珀拒絕使用國民警衞隊進行鎮壓，結果造成騷亂無緣無故得延續了整個夏天。

其次，特朗普在名義已經亂選的情況下，針對埃斯珀做出重大人事調整得到了很好的落實。

而蓬佩奧又説“我們將平穩過渡……到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過不過渡無所謂，“平穩過渡”這個表達很關鍵。

所以我判斷，多方博弈的結果是：特朗普收斂，拜登出局，CIA與FBI被洗牌，藍方極左被鎮壓。

那麼特朗普第二任期我們怎麼辦？其實很簡單，還是那句“把自己的事兒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