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業考古·臨淄論壇——以城市手工業考古為中心”會議紀要_風聞

　2020年11月6日至8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淄博市臨淄區人民政府聯合主辦，中國考古學會兩週考古專業委員會、中國考古學會秦漢考古專業委員會、淄博市臨淄區文化和旅遊局、淄博市臨淄區齊文化發展研究中心承辦的“手工業考古·臨淄論壇——以城市手工業考古為中心”，在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隆重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西北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雲南大學、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河北工程大學、曲阜師範大學、山東理工大學等高等院校，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陝西、四川、雲南、浙江、江蘇、山東等地考古文博機構的近百名學者參加論壇；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國社會科學報以及當地新聞媒體的記者與會採訪報道。

　　論壇開幕式暨《臨淄齊故城冶鑄業考古》首發式由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主持，中共臨淄區委書記朱正林致歡迎詞，並扼要介紹了臨淄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遺產，概括了齊文化的特點及其對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的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施勁松在致辭中指出，“手工業考古·臨淄論壇”的召開具有多重意義：在黨中央提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以及做好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四點要求的背景下，本次論壇是從城市手工業考古研究的角度切實貫徹和落實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和考古學學科建設工作的努力和實踐；城市手工業考古研究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是城市發展乃至文明形成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手工業考古研究要立足於充實的考古材料，加強多學科合作，對人類生產和創造活動的這部宏大歷史做出科學闡釋；“山東臨淄齊故城冶鑄遺存考古發現與研究”項目所取得的成果不僅推動了城市手工業考古研究的新進展，也為其他古代城市手工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鑑。山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副廳長王廷琦在致辭中強調要全面貫徹黨中央對文化遺產和考古事業的重要精神和要求，強調山東考古工作要守正創新、繼往開來，在新時代繼續推動山東文物事業發展，將齊文化研究納入考古中國和黃河文化兩個國家重大課題之中；齊都臨淄作為齊文化產生和發展的核心，齊故城及其冶鑄業的考古學研究應在已有寶貴經驗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取得更多成果。科學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長孫莉在致辭中指出，《臨淄齊故城冶鑄業考古》（三卷本）有着先進的學術理念和方法、充實的田野考古資料和科技分析數據，集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綜合研究於一體，是歷時10年結出的學術碩果，是我國第一部城市手工業考古的綜合研究報告，是城市考古和手工業考古的最新成就；白雲翔、鄭同修兩位主持人彙集了一支近50人的優秀科研團隊，科學分工，各盡其責，通力合作，圓滿完成本書的出版；該書所帶來的學術成果轉化將大力助推臨淄地方文化遺產事業的發展，以及當地文旅產業的開發和利用。各位領導致辭後，還舉行了新書頒贈儀式，由施勁松、王廷琦、朱正林和孫莉分別向該書的作者代表頒贈新書。開幕式後，以城市手工業考古的理論和實踐為主題，先後進行了三場學術報告。

會場

　第一場學術報告由山東省博物館館長鄭同修研究館員、北京市博物館文化研究所所長白巖研究館員共同主持。

白雲翔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白雲翔研究員首先做了題為《關於城市手工業考古問題》的發言。他首先闡明城市手工業考古這一題目提出的背景。對於考古工作者而言，要努力建設和不斷完善我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只有不斷推進學科體系的建設，才能真正建設黨中央所提出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城市手工業考古正是推進考古學學科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

　　城市手工業考古問題可以從兩個視角來思考。一是城市考古視野下的城市手工業考古。他首先明確了判斷城市與否的決定性標誌是其內涵而非外在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説，城市也可以稱之為“城邑”。一個王朝之都城的城市，是國家的政治中心、經濟管理中心、文化活動中心和軍事指揮中心；一個區域性中心的城市，則往往是該地區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正因為如此，以古代城市的考古發掘和研究為基本內涵的城市考古，便成為歷史時期考古學的重中之重；史前時代末期城市遺存的考古探尋、發掘和研究，也是社會複雜化進程、文明起源考古學探究的重要一環。他進一步指出城市區別於一般鄉村聚落的主要特徵，即人口相對集中、居民構成多樣；作為國家或區域性社會管理的中樞所在，是社會統治者的施政、生活之地；社會文化生活相對豐富而多樣，往往是文化薈萃之地；往往具有一定的防止外敵入侵和自然災害侵擾的防禦功能；居住、交通、給排水等基礎生活設施相對比較完備；手工業和商業相對集中和發達。其中手工業和商業相對集中和發達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在早期城市考古中有許多重要發現，但沒有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提出來，因此學術研究往往是不完整的。前輩學者關於手工業問題做了大量研究並提出一些理論性的看法，如俞偉超、張光直和劉慶柱等在有關城市的論述中，都談到手工業相關問題的重要性。二里頭夏都遺址、安陽殷墟遺址、西安漢長安城遺址等歷代城址考古中都發現有手工業遺存，包括鑄銅、制鐵、製陶、制骨等遺址，各城址發現的手工業遺存的種類和規模不一，各有特點。可以看出做城市考古是離不開手工業考古的，手工業考古遺存的發掘和研究是城市考古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

　　第二個視角是手工業考古視野下的城市手工業考古。手工業生產是古代社會物質生產的兩大主要部門之一，手工業經濟是古代社會三大經濟生活領域之一。他總結了古代手工業生產至少可分為30個門類，可以分別從原材料、生產工具和生產設施、工藝技術和生產流程、產品、產品流通和應用、生產者、生產經營方式、產業佈局和產業結構、社會經濟和社會文化等10個方面進行研究。參考上世紀末在現代經濟學領域出現的產業集聚論相關理論，古代手工業產業佈局（空間分佈）有兩大特點，從而形成兩種類型的產業集聚地，即以資源產地為中心的產業集聚地和以城市為中心的產業集聚地。城市往往是高新技術和高新產業的集聚地。先秦時期，城市是王室手工業的集聚地。城市手工業的發展水平，往往成為當時手工業技術發展水平的代表。總之，城市手工業考古在整個手工業考古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

　　他最後總結到，古代手工業的30個門類，除採礦業之外，都與城市手工業有關；手工業考古10個方面的研究內容，同樣也是城市手工業考古的研究內容。但又具有若干特點：城市手工業並不僅僅限於城牆環繞的城內（城區），而是包括城市近郊在內的城郊手工業（城郊的界定，內涵清楚但外延模糊）。產業結構、空間分佈及其變遷，是城市手工業考古的重點之一。手工業作坊的空間分佈及其變遷與城市佈局結構及其變遷之間的關聯，是城市手工業考古的又一個重點。

楊勇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楊勇研究員發言題目為《臨淄齊故城冶鑄業考古的收穫與進展》。他首先簡要介紹了臨淄齊故城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歷年考古發現等基本情況，以及“臨淄齊故城冶鑄遺存考古發掘與研究”項目的緣起、學術目標和十年來該項目工作內容與進展。重點從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三個方面介紹臨淄齊故城冶鑄業項目所取得的成果。通過齊故城的全面調查和闞家寨遺址的重點調查，新確定東古城南等一批冶鑄遺址；新採集的標本進一步豐富了研究材料；對部分冶鑄遺址的年代的判斷有了一定的認識；確定闞家寨遺址既存在鐵工場遺址，也分佈有鑄錢、鑄鏡等東周秦漢時期的青銅冶鑄遺址，為下一步發掘工作提供依據。他同時強調，調查所獲得遺存以冶鐵為主，青銅冶鑄材料較少，因此仍需更多的考古調查和相關工作。

　　此次考古發掘工作共有三個地點，主要發現了冶鐵和鑄銅兩種冶鑄遺存。冶鐵遺存涉及鍊鐵、鑄鐵和鑄後加工等方面，其中BⅡ地點發現的遺蹟和遺物顯示，戰國晚期該地點及附近應存在規模較大的鐵工場，包括制範、熔鐵、鑄鐵以及鐵器熱處理加工等一整套的生產環節。冶鐵遺存的發現和研究表明東周秦漢時期齊都臨淄的冶鐵業不僅規模龐大，而且門類齊全，至遲於戰國晚期便已形成了包括生鐵冶煉、鑄造及退火脱碳等在內的較為完整的生產技術體系。他還強調，與鑄鐵技術相關的紅色砂範的發現在其他地區未見，可能是臨淄本地特有。臨淄齊故城發現的鑄銅生產的門類包括鑄鏡、鑄錢以及一些小型銅器或銅器附件的鑄造，而與鍊銅有關的遺存基本未見。在闞家寨BⅡ地點發現一處秦漢時期的鑄鏡作坊遺址，出土鏡範不僅保留有澆鑄和後加工痕跡，而且鏡背紋飾種類與以往發現有所不同。鑄鏡作坊遺址的發現不僅證實了臨淄是當時鑄鏡中心之一，也為全面瞭解和認識秦漢時期銅鏡的生產及其鑄造工藝技術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鑄錢遺存以新發現的鑄造榆莢半兩的滑石範和鑄造大泉五十的泥質疊鑄範為代表，為了解臨淄鑄錢生產技術和鑄錢業的沿革提供了重要信息。他綜合臨淄齊故城歷年的冶鑄遺存發現指出，東周秦漢時期闞家寨遺址所在區域是一處大型的冶鑄業作坊或工場分佈區。在此作坊（工場）區內，冶鑄產業不僅門類眾多，而且在空間上交錯分佈，甚至出現不同產業部門或生產環節共存於同一作坊或工場內的情形。

　　楊勇研究員進一步介紹到，此次臨淄齊故城冶鑄業發現與研究項目的研究工作主要從考古學的基本研究、科技考古和模擬實驗研究、專題和綜合研究三個方面開展，確認了相關遺存的年代，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當時齊都臨淄的環境和植被以及居民、工匠的生活與生產狀況等，對東周秦漢時期齊都臨淄的金屬冶鑄業更是有了從宏觀到微觀的多層次、多角度的認識。臨淄齊故城冶鐵業擁有鍊鐵、制鋼、鑄鐵、鐵器熱處理加工等較為完整的產業鏈，鑄鐵脱碳技術廣泛應用，鐵器工業的經營有官營和私營兩種形式。青銅冶鑄有從金屬冶煉到鑄造成器較完整的生產流程，鑄錢業自東周延續至東漢，鑄錢種類豐富，鑄錢工藝從豎式澆鑄發展為疊鑄工藝，鑄錢業的經營管理方式在不同階段也有變化。鑄鏡是西漢時期重要的青銅冶鑄門類，產品流通範圍廣並形成獨特風格，鑄鏡技術有了很大改進，鑄鏡生產可能主要是民營。東周秦漢時期齊都臨淄冶鑄業產業佈局隨着各門類自身的發展和城市結構佈局、功能分區的演變而發生變化。從產業結構來看，冶鑄作坊（工場）區包含多種產業門類。業主產業的相對集中和生產門類的多樣性、綜合性可能是東周秦漢時期齊都臨淄冶鑄業一個比較突出的特徵。

　　最後，他指出該項目所探索出的城市手工業考古和金屬冶鑄業考古的學術理念、技術路線及研究方法等，可為同類考古學研究提供借鑑。此外在城市考古研究中，應進一步加強對包括金屬冶鑄在內的各種手工業遺存的調查和發掘。金屬冶鑄業的考古及研究，不但應關注技術和工藝層面的問題，同時也需在經濟史和社會史的視野中，運用手工業考古的理念和方法，着眼資源、產業和社會等多個方面，做全方位的綜合考察。以此最大程度地揭示其整體面貌和歷史內涵。出土材料的細緻深入研究仍是開展其他研究的基礎。考古學方法的掌握和運用是開展各項研究的基礎。

董文斌發言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董文斌館員的發言題目為《齊國故城小城西門西側遺址出土錢範的考古學觀察》。他首先總結了歷年來齊刀幣錢範的出土情況，其中齊故城外的發現主要有皇城鎮張家莊、青州西辛戰國墓、高柳鎮孫家莊和青州前範王村四處，齊故城內的地點有安合村西南、西天寺、城圈地三處。最新發掘的一處位於小城西門外西側的一處遺址。共出土殘陶範1351件，破損嚴重；有面範和背範兩種，形制基本一致；範體含沙量較高，沙粒均勻；錢範以青灰色為主，少量紅褐色；錢範表面平整光滑有塗層，範背有指窩痕跡。面、背範均有澆口和澆道，錢幣型腔主要設在面範，澆口兩側有刻劃文字或符號；背範上淺刻刀幣輪廓。通過觀察錢範上相關痕跡，董文斌認為錢範系使用範箱製成，分為磚坯、未使用和重複使用等情況。遺址出土爐渣的科技分析結果顯示，爐渣是採用多金屬礦石進行冶煉形成的鉛錫青銅或鉛硒砷青銅，但具體產品有待於進一步分析。通過檢測，錢範基體成分較均勻，澆鑄過程的受熱温度在600℃-700℃左右。根據地層關係可以判斷錢範的製作和使用年代為戰國晚期。根據出土遺蹟遺物情況，他認為在此次發掘區附近應有一處錢幣鑄造地點，同時指出錢範製作中模印與刻劃並存，錢範背面的指窩痕是模印之前的工序。

陳雪香發言

　　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陳雪香教授綜合相關專家對臨淄齊故城動植物遺存的鑑定分析結果，作了《東周秦漢時期齊都臨淄的環境和動植物》的報告。陳教授結合山東黃海海域表面温度曲線和山西寧武公海湖泊沉積物呈現的降水曲線，指出戰國晚期臨淄地區可能經歷了一次温度和降水的明顯變化。出土木炭分析印證了該地區東周時期氣候相對温暖濕潤一些，而兩漢時期變的更為乾冷。東周秦漢時期齊故城內樹種資源較為豐富，栽培樹木的比例相當高，顯示出森林植被資源減少，以種植林木景觀為主。遺址浮選發現大量雜草的炭化種子，説明當時人們對景觀管理的投入較低。喜乾旱和喜濕潤兩類雜草的發現反映當地是一種比較開闊的農業景觀的狀態，有少量的水域存在。有些雜草可能進入銅鏡和鐵器的冶鑄工序，用作燃料或陶範摻合料。動物考古的分析也指向開闊的景觀環境。

　　齊故城闞家寨遺址發現的農作物種類非常豐富。以粟為主，另外還有黍子、大豆、小麥、大麥等，顯示進入鐵器時代後，農業生產水平的大幅提高。經濟或瓜果類作物發現有芝麻、大麻、桑葚、甜瓜、棗、菱角等。家養動物的骨骼以豬和狗為主，齊故城的食狗之風始終比較盛行，此外還發現黃牛、綿羊、馬、家雞等。闞家寨遺址手工業者的食物來源以供應為主，遺址中發現的動、植物遺存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冶鑄工場內以手工業者為主體的人羣的飲食情況。從食物構成來看，糧食類以小米最為常見，是他們的主食，同時較多黍子的發現也值得注意。整體來看，小麥在遺址的出土概率以及在飲食穀物當中所佔的比重跟商周時期相比並無明顯突破，當然這一分析結果是否反映當時農作物的真實的情況還是跟發掘區的性質有關係，又或者跟小麥的加工方式有關，還需要進一步探討。齊故城各時期的家養動物佔了絕對多數，説明遺址當中工匠的肉食主要來自家養動物，以豬和狗最多，次為黃牛，羊和馬都較少。遺址發現的作為肉食的野生動物有野生哺乳類、淡水貝類和海洋貝類等。肉類在手工業者維持營養方面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顯然並不是所有人可以經常享用的。將大豆的出土概率與穀物雜草比值做相關性分析，二者呈正相關，似乎説明不能經常食肉的手工業者用大豆作為蛋白補充。值得注意的是，遺址當中手工業者的食物供應可能並不充足，大量狗尾草和灰灰菜的種子的發現，暗示野生植物可能也是工匠食譜當中的一部分。闞家寨遺址不同地點嬰幼兒人骨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從一出生就產生了不同羣體、不同地位的一個劃分。

　　陳教授最後總結道，首先飲食組合和營養狀況體現出手工業者內部有比較明顯的羣體分化，不同地位的手工業者待遇大不相同，這與歷史和出土文獻記錄相符。其次，推測有些工匠居住在冶鑄區附近，這部分人是否與私營業者的關係更為密切值得關注。最後，遺址出土一定數量紡輪，炭化植物遺存中也發現大麻、苘麻等纖維植物，應存在少量紡織活動，而紡織活動的主體是誰同樣值得關注。

　　第二場學術報告由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欒豐實教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黨委書記陳建立教授共同主持。

趙海濤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海濤副研究員發言題目為《二里頭都邑的手工業考古》。他首先介紹了1959年以來二里頭都邑遺址手工業考古遺存的發現情況，並將手工業遺存根據規模和內涵分為作坊和加工地點兩類。二里頭都邑遺址已發現的手工業作坊生產的門類主要有鑄銅、綠松石加工、製陶和制骨四類。鑄銅生產從二里頭一期一直延續至都城廢棄後的早商階段。在二里頭二期晚段，鑄銅生產開始集中到手工業作坊區的南部並形成鑄銅作坊，此後鑄銅生產一直在作坊區內進行。鑄銅工藝處於不斷進步之中，一期僅發現銅刀等小件銅器；二期出土較多銅工具、銅武器，還有銅鈴和鑲嵌綠松石銅牌飾；第三期鑄銅遺蹟範圍擴大，鑄銅技術進一步提高，創造複合範法鑄造青銅容器爵；到第四期，鑄造銅器的體量更大，工藝更復雜，青銅器上紋飾出現，如銅爵上有了乳釘紋和絃紋。

　　綠松石加工作坊發現1處，位於作坊區的東北角。出土綠松石料、細砂土、工具等遺物，其中綠松石料經分析有原料、石核、毛坯、廢料、半成品、殘破品、成品等，從產品看應是加工綠松石管、珠和嵌片的作坊，整個加工流程都在此作坊內完成。二里頭都邑內的綠松石生產從第一期延續至第四期，第二期的加工水平已經非常高超，到第四期已能製作鏤空型嵌綠松石銅牌飾。綠松石加工作坊的使用年代下限也在都城廢棄之後。製陶遺存的發現主要為陶窯，僅發現十幾座，分佈分散且分屬不同時期，近年來的考古工作中未發現陶窯，因此對二里頭都邑遺址的製陶生產目前的認識非常有限，一些學者對陶器觀察、測試進行研究。制骨作坊在宮殿區內東部偏南和祭祀區的東部各發現一處，出土有骨料、半成品、工具、廢料等遺物。

　　除上述作坊遺址外，在二里頭都邑遺址內的宮殿區和作坊區還發現多處與石器、骨器、綠松石器加工有關的地點，出土少量原料、半成品、工具等遺物，這些地點也應存在相關的加工活動。值得一提的是，在二里頭遺址的東部邊緣發現一處面積約1000平方米的作坊遺址，該作坊同時生產骨器、石器、角器等。二里頭都邑遺址作坊區發現圍牆且夯築質量較好，鑄銅和綠松石加工等重要手工業生產位於宮殿區以南且外圍有牆垣圍護，表明圍垣作坊區內應是有王室經營、壟斷的重要手工業門類。

　　趙海濤副研究員進一步介紹了歷年來不同學者對二里頭都邑遺址出土的銅器、玉器、石器、陶器和骨器的製作和加工工藝的研究。手工業生產組織方面以銅器生產為例，採礦、冶煉在其他地區完成，熔鍊和鑄造的活動集中在圍垣作坊區內的鑄銅作坊中。作坊內存在澆鑄工作面、灶址、“陶窯和陶範烘烤工坊”等澆鑄生產活動的核心生產設施，有銅渣，還有陶範、泥芯、坩堝或“澆勺”和工具，工序和鏈條較完整，組織有序。有房址和成排的墓葬，他們的主人可能是鑄銅工匠，還有少數墓葬隨葬有銅器和玉器，他們的主人是管理者或高級工匠，鑄銅生產具有官營性質。他最後總結到，二里頭都邑遺址手工業考古的系統研究由於發現資料有限，有些問題尚未深入和開展，同時希望在今後考古工作中，多種學科合作，系統鑽探配合適度發掘，從聚落形態和手工業考古、社會史不同角度進行全面綜合研究。

何毓靈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何毓靈研究員以《殷墟的手工業考古》為題進行發言。他首先對上世紀30年代以來殷墟手工業遺存發現情況進行梳理和總結，並指出殷墟發現的手工業生產門類僅有銅、石、陶、骨幾種，而有機質手工業生產如紡織、釀酒、漆木器等幾乎未見，因此已有的發現並不能代表當時手工業生產的全貌。他指出殷墟手工業佈局最大的特點是形成明顯聚集分佈的工業區，可劃分為中部、南部、西部和東部四個工業區。中部工業區位於宮殿區，發現有鑄銅、制玉、制骨、製陶遺存，主要集中在甲組基址附近，年代偏早，由此推測甲組基址的小型房址可能是手工業者的居址。後期由於宮殿區的擴展，這些工匠逐漸搬出，因此中部工業區年代偏早，沿用時間也較短。南部工業區以苗圃北地為中心，包括苗圃北地鑄銅作坊及劉家莊北地鉛錠貯藏坑、鐵三路制骨作坊、劉家莊北地製陶作坊，三處遺蹟的規模均很大，出土遺物豐富。另外發現一座制玉工匠的墓，從墓中出土遺物看，附近應存在制玉作坊。西部工業區以孝民屯為中心，包括孝民屯鑄銅作坊和北辛莊制骨作坊，鑄銅作坊面積約在四萬平方米左右，規模很大，出土陶範約10萬塊，主要生產青銅禮器和少量青銅兵器，作坊的使用年代從殷墟二期晚段延續到西周初年。東部工業區主要分佈在大司空東南地，已發現有制骨及製陶和鑄銅遺存。目前殷墟手工業考古發現又有重大突破，在離宮殿區直線距離約10公里處，發現超大規模的辛店鑄銅作坊，面積約100萬平方米。辛店鑄銅作坊的產品以容器為主，兵器和工具較少。銅器生產各工藝流程清晰，發現多座較高等級墓葬。該遺址的發現打破了學界對殷墟佈局的傳統認識。2019年在殷墟宮殿區東南10公里處也陶範發現。殷墟的佈局如何？大邑商應如何定義，仍有很多困惑。他根據四個工業區內各作坊使用時間不同，認為不同工業區之間的同類產品生產存在相互補充情況。殷墟手工業生產工業區也存在“居葬合一”的模式。

　　何毓靈研究員總結目前殷墟手工業生產研究中，以鑄銅研究最充分，對其原料、技術和產品都取得一定成果，但仍然有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其次制骨研究相對充分，對骨料來源、加工技術、生產方式和產品也都有一定認識。製陶研究目前仍不充分，陶窯發現數量很少，且以燒製泥質陶為主，與出土陶器的數量和質地都不相符，需要對陶器生產、流通等問題重新考慮。玉石器生產研究不足，三代石器研究薄弱，專門研究鮮見；玉器原料產地不明、存在爭議。殷墟其他手工業生產的研究如蚌器、漆器、紡織品、金器等開展的很少。殷墟手工業產品中的青銅禮容器和大型玉器是政治性產品，不是商品，其生產被王室控制，目前晚商青銅容器的生產僅在殷墟發現；而王室手工業生產的其他產品如骨器是可以進行商品流通的。殷墟手工業生產的管理分為王室管理、家族式管理兩個層次，手工業家族更利於技術的傳承和保密。最後何老師通過聯繫二里頭都邑遺址、鄭州商城、洹北商城以及周原遺址對殷墟手工業的源流進行了簡單分析，並指出其中存在的技術轉變等問題。

徐良高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員的發言題目為《豐鎬手工業作坊遺址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豐鎬遺址範圍內發現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包括鑄銅、製陶、制骨等幾類手工業遺址，以灃西地區的發現較多且保存較好。鑄銅遺存在灃西有馬王村和張家坡兩個地點，前者鑄造青銅容器，後者鑄造車馬器。灃東鎬京遺址範圍內在花園村東發現銅煉渣。目前豐鎬地區有鑄銅生產的跡象但未發現大型作坊遺址。灃西兩處鑄銅地點距宮殿區較近，可以看出青銅器生產的管理可能是由王室控制。

　　制骨遺存在豐鎬地區有大量發現，在豐京遺址內發現馬王村東、曹寨東北、張家坡村東、新旺村西南和馮村北五處制骨作坊遺址。新旺村西南遺址出土大量骨料，以廢料為主，還有坯料、下腳料、骨器半成品、成品殘件和制骨工具，其產品以骨笄最多，另有針、鏃、鏟、錐等，時代為西周晚期。馮村北也發現大量骨料，還有建築構件，遺址範圍較大，年代也為西周晚期階段。整體來看，豐鎬地區制骨生產既有比較集中，規模較大的作坊，也有零散的生產地點。豐鎬制骨作坊骨料來源主要為牛、馬骨和少量鹿骨。其製作工藝分為選骨料、初步裁割、成器坯料、加工成器、打磨鑽孔精加工五步。骨器製作使用銅鋸、銅刀、銅錐、磨石、獸皮等分別進行切割、鑽孔、打磨和拋光。

　　製陶遺存在豐鎬有豐富發現，灃西已發現陶窯70多座，灃東發現47座，多為零散分佈。在灃西大原村南發現大型製陶作坊遺址，發現陶窯集中分佈，在鎬京遺址宮殿區發現製作高等級建築所用板瓦的陶窯遺蹟，表明鎬京的宮室建築用瓦是在宮室所在地附近製作生產。從產品特點看，灃東地區陶窯以生產泥質陶器產品為主；灃西地區發現的陶窯主要生產夾砂陶鬲。

　　依據上述考古發現和研究，徐良高研究員進一步探討了豐鎬地區手工業作坊與聚落的關係：豐鎬遺址的制骨作坊和製陶作坊一方面發現多，分佈廣，基本位於灰坑密集區一帶，似從屬於各居民區，與鑄銅作坊的分佈不同，這可能暗示了制骨、燒陶等滿足人們日常所需的手工業為各家族掌握，或者是由家族內的個人經營，主要是滿足各居民區自身的需要，與青銅製造業不同。大型建築基址所使用的瓦一般均就近燒製，與漢唐時期相似。另一方面，製陶作坊既有分散的存在，也有集中的分佈，如大原村南作坊遺址，顯示這類作坊性質的複雜性。關於夾砂陶器和泥質陶器分區生產的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鑄銅作坊雖然僅在客省莊南與張家坡東的灰坑內發現有少量陶範碎片，但從其位置來看，均位於宮殿基址附近，同樣，宮殿等高等級建築用瓦的生產也是如此，如在鎬京遺址落水村西南發掘的燒製板瓦的陶窯。它們的分佈位置與一般製陶、制骨作坊遺址不同，這種現象是否説明這類特殊手工業作坊的官營性質，以滿足所謂“宗器不鬻”的需要？

　　最後，徐良高研究員對手工業考古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探討，如將操作鏈的理念用於手工業考古研究的實踐；以及將手工業作坊置於聚落考古與社會史視野下，考察手工業在聚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手工業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等等。

第三場學術報告由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方輝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李映福教授共同主持主持。

郭士嘉發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雷興山教授和郭士嘉博士發言的題目為《百工居肆——周原遺址‘手工業園區’初探》。“手工業園區”的概念在以往研究中已有類似提法，而三代遺址中普遍存在不同門類的手工業作坊集中分佈的現象，因而提出這一概念。鑑於手工業園區是一種特殊的功能區，有助於聚落結構的研究，且園區內特定人羣對手工業生產者整體社會形態研究有益，以及手工業園區內不同作坊的生產模式、管理模式、原料供給、產品流通等應有相通之處，對單個作坊的研究具有啓發意義，因此將其作為專門的研究對象。

　　周原遺址手工業考古儘管已取得豐碩成果，但仍存在整體狀況不明、作坊之間的關係缺乏探討、遺址內作坊分區佈局等問題有待深入以及缺乏對聚落手工業整體社會組織結構的研究等問題。近年來，周原遺址開展了大量田野工作，尤其是，2013年周原遺址大規模的聚落結構調查和初步研究，獲取了大量的資料，對上述問題的研究有所推進。

　　周原遺址手工業園區的研究均基於聚落功能區展開。目前周原遺址可劃分為“岐陽堡片區”和“周城片區”兩大片區，共114個功能區。周原遺址發現的手工業門類有鑄銅、玉石器、骨角器、製陶、蚌器（含漆木器）五大類；根據作坊規模可劃分為大型作坊、小型作坊和家庭手工業三種形態，其中大型作坊集中分佈在齊家溝東岸的齊家村至雲塘村一帶。將集中分佈的大型作坊遺址合併為南、北兩個手工業園區，合併標準是作坊的範圍遍佈一個聚落功能區，不同作坊之間緊密相連。北區包括分佈在雲塘和齊家的制骨、制石、鑄銅、製陶和制漆木器作坊，南區包括李家、莊白髮現的制骨、制石、鑄銅和製陶作坊。兩個園區的遺物上都有發現“王”字刻劃符號，推測均歸屬於周王室。

　　根據已有材料，周原遺址手工業園區的供應鏈形態主要有三個特徵，一是統一供貨，即原料來源一致，在制骨和鑄銅生產中均存在這一現象；二是“一坊一品”，即作坊以生產一種或兩種產品為主，如齊家制石作坊產品主要是石玦，雲塘制骨作坊主要產品是骨笄和骨針等等；三是“廣域經濟”，指的是產品的流通範圍廣泛，手工業園區內的大型作坊，其產品流通範圍不侷限在聚落內部，在周原聚落之外也有流通。

　　報告對周原遺址手工業園區社會形態提出以下兩點認識：第一，周原遺址“手工業園區”內的手工業者是大規模遷入的殷遺民工匠羣體，遷到周原後仍以家族或族的組織形式進行管理。第二，大型作坊內的一個分區內應是血緣組織，且生產單位與社會單位高度一致。而整個作坊則應是一處地緣組織。

許衞紅髮言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許衞紅研究員發言題目為《咸陽城手工業遺址區屬性的再認識》。許老師首先介紹了上世紀學者依據考古調查和發掘資料將咸陽城北區的空間佈局劃分為宮殿建築區、製陶手工業作坊區和墓葬區，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咸陽城北區遺址保護規劃範圍。其中製陶手工業作坊區位於宮殿建築區西南部，定名為長陵車站製陶手工業作坊保護區，但根據近年來考古工作新進展，對於該區域的範圍和內涵提出了疑問，長陵車站製陶作坊區的定名也有待商榷。

　　近年來沿渭河兩岸灘地發現多起文物盜掘活動，盜掘者發現了青銅印章、箭鏃、封泥、蟻鼻錢等文物，特別是流通至市場的三百餘枚楚國蟻鼻錢和上世紀就在周邊發現過的楚金幣；近年渭河兩岸考古調查中採集有較多與宮殿建築區基本一致的瓦當、鋪地磚等建築材料；並且在已往考古工作中發現有青銅詔版、錯金銀器物殘件，以及大型銅板、鐵板殘塊堆積坑等。不斷提示考古工作者對該區域內涵進行重新審視。

　　歷年來咸陽城北區發現的主要手工業遺存區有：蘭池宮手工作坊遺址區，主要發現陶窯3座；聶家溝手工作坊遺址區，主要發現制骨、制石、金屬鑄造生產遺存；胡家溝手工作坊遺址區，發現大量陶窯；長陵車站遺址區，早年資料僅公佈有陶窯數座。手工業門類目前發現包括制骨、冶鑄、制石、製陶等。

　　制骨遺存目前發現3處，其中位於聶家溝的一處骨料堆積點出土大量骨坯料、廢料、半成品及工具等。工具有鐵刀、鐵鋸、鐵錐以及砂石和滑石類磨石。骨器產品約106件，馬鑣數量最多，另有魚形飾、棋子等。經過統計，骨器製作的成功率較低，原料來源均為黃牛，骨料均為肢骨，推測原料初加工地應在他處。長陵車站遺址區發掘有骨料坑1座，其中包含大量牛或馬的頭骨、盆骨、肩胛骨和被鋸掉的關節頭，均為初級加工殘餘。這一發現與聶家溝骨料堆積點構成完整生產鏈條，顯示出不同區域間在生產環節上的聯通關係。冶鑄遺存在聶家溝、胡家溝採集到大量金屬器（銅、銀）陶模、範，半兩錢陶模和半兩錢鐵範等。均顯示高等級特性。長陵車站遺址區早年發現有填埋着用以回收利用的廢舊金屬殘器和作為原料的大銅板的窖藏坑，目前尚未見到金屬器深加工層次的遺物。制石遺存主要是近年來在宮殿建築區北部新發現有石鎧甲作坊，出土甲片與秦始皇陵K9801陪葬坑內石甲冑一致，應當是專門製作陪葬秦始皇陵器物的一處作坊。此外胡家溝還發現有石磬製作地的線索。製陶遺存在蘭池宮、胡家溝手工作坊遺址區發現的陶窯多與宮殿建築修建過程有關，難以定性為專門性質的手工業作坊區。長陵車站遺址區早年發掘陶窯數座，但個別遺蹟定性或許存在問題。從近年來考古新發掘情況來看，此處還存在有豐富的平民居址。

　　綜合上述發現，秦咸陽城遺址西南部的原定長陵車站製陶手工業作坊區應當是一處綜合性的工商業區，並有平民居住，除製陶外，承擔制骨、冶金等手工業活動的初級加工活動；東北部的聶家溝、胡家溝手工業遺址區內的手工業生產只負責最終的產品生產環節，其二級原料可能由西南部的工商業區提供，產品也呈現高等級特性。

　　最後許老師結合發現的手工業生產遺存和咸陽城北區的地貌，發現西南區和東北區之間存在大規模的水相堆積，結合近年考古工作進展，判斷是局部以人工修建的溝渠串聯自然沼澤窪地或湖泊形成的大型水利設施。其即是手工業區用水的供給來源，也是兩區之間的分界標誌。渭河以北咸陽城遺址內東北部原定為宮殿建築區的內涵應當更新為官署和宮殿區，宮署以少府為主，存在其下轄的大量手工業作坊；城址西南部原定為長陵車站製陶手工業作坊區內分佈有內史治所、低級工商業製造及管理機構以及居住的閭里。在不同時期咸陽城渭河南北區的功能有變化，隨着政治中心的轉移，渭河南區承擔了更多的行政職能，而北區發揮了更多經濟功能。

徐龍國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龍國研究員發言題目為《西安漢長安城手工業考古》。他首先介紹了歷年來漢長安城手工業遺存的發現和研究情況，已發現的手工業門類主要有製陶、鑄鐵和鑄錢，制骨遺存有零星發現。手工業遺存分佈在漢長安城內、城郊和上林苑三地。城內主要在西北角的手工業園區，這裏主要生產東園匠器、車馬器、鑄錢、貴族日用金屬器等。磚瓦窯址在西市內外及城東均有發現。北宮南牆外發現的20餘座磚瓦窯址，與宮殿建築有關。上林苑內發現3處上林三官時期的鑄錢遺址，負責鑄造五銖錢。

　　漢長安城出土磚瓦中有的帶有戳印文字，從中可以發現，在秦至西漢早期，由少府屬官大匠、宮司空、居室及工官負責；西漢晚期，元、成以後則由宗正所屬的都司空負責，王莽時改都司空為保城都司空。陶俑生產全部集中在城內西北角手工業園，由少府所屬東園匠負責生產，供帝王陵和貴族墓陪葬使用，其產品種類在出現的時間上早晚有別。

　　西漢中期以後的鑄錢遺址，在上林苑內發現3處，城內西北工業園發現1處。王莽時期的鑄錢遺址，在上林苑及城東共發現3處。漢武帝至西漢末期，由上林三官鑄錢，屬水衡都尉，至成帝時撤銷技巧、六廄，只保留鍾官。王莽時期，把鍾官分為前、後鍾官，負責全國鑄錢。關於上林三官鑄錢遺址，現已發現兆倫村鍾官鑄錢遺址、高低堡和相家巷技巧鑄錢遺址、窩頭寨鑄錢遺址（推測為六廄鑄錢），此時均採用直流澆鑄工藝。王莽時期，兆倫遺址為前鍾官遺址，好漢廟遺址為後鍾官遺址。王莽時期先後採用直流澆鑄和疊鑄工藝鑄錢。

　　鑄鐵手工業作坊遺存主要集中在西市內，主要發現烘範窯、熔爐、廢料坑、鑄範坑等遺蹟，產品種類有車馬器、日用器等。

　　他最後指出，西漢時期在手工業中普遍使用範模生產，包括車馬器、動物及人物俑、磚瓦製作及瓦當、錢範等。範模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產品的標準化及生產效率。西漢時期疊鑄技術也在不斷進步，他認為西漢早期出現的疊鑄鑄錢技術，雖然在上林三官鑄錢時被棄用，但在車馬器及其他生活用器的金屬鑄造中大量使用。此時的疊鑄技術分兩種，一是繼承早期的鑄錢技術，即簡單的單範疊鑄，用於鑄造一面凸起或椎體器物；二是，在此基礎上出現的雙合範，用於鑄造兩面呈弧形或圓環形器物。至王莽時期，又產生了榫卯相扣的疊鑄技術，用於鑄造面揹帶郭的銅錢，這種技術至蕭梁時達到最高水平。

　　三場學術報告之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白雲翔研究員主持進行了綜合討論，與會代表就齊故城工匠食物來源、手工業生產原料、製作加工技術及其源流、生產方式、產品的流通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這些報告與討論展示了近年來城市手工業考古的新進展和新成果，學者們交流經驗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

綜合討論環節

　　最後，臨淄區文化和旅遊局局長宋愛軍致閉幕辭。他高度評價了此次論壇的學術價值和學術意義；對“臨淄齊故城冶鑄遺存的考古發現與研究”項目取得的豐碩成果表示祝賀，對《臨淄齊故城冶鑄業考古》一書的全體作者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表示敬意；本次論壇的召開也為臨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提供了科學支撐，以後要將這些研究成果科學運用到今後的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當中，更好地保護和利用好臨淄齊故城，更好地研究和弘揚好齊文化。

　　論壇結束後，與會學者還參觀考察了臨淄齊故城遺址和齊文化博物院。論壇取得了圓滿成功。（文中各學者發言內容均經本人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