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改革”，上海浦東的“開放” ，鑄就中國復興的基石_風聞

國際社會談到中國的改革開放，總會提到深圳和上海浦東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歷史作用。

我常常用這樣的方式表達深圳和上海浦東的各自歷史地位：

深圳打開了中國的“門窗”，而上海浦東則是撤掉了長年讓中國處於“閉關鎖國”的“圍牆”！

從經濟政策進步和演化角度分析，深圳提供了“改革”的經驗和政策基礎，而上海浦東則在深圳“改革”的基礎上，大刀闊斧的進行了“開放”。

深圳的“改革”，為上海浦東“開放”，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時間窗口，是中國經濟社會整體轉型，擴大開放步伐極其重要的步驟。

沒有深圳的“改革”做前驅，就不會有上海浦東的大膽“開放”。只有到了上海浦東的“開放”，中國才邁進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歷史潮流之中。

上海浦東改革開放的貢獻對中國而言，無論給以多高的評價，都不為過。因為，上海浦東的成功，是衝破制度束縛，理念制約，政策限制，敢於創新取得的偉大結果，對一切阻礙經濟發展，防礙市場機制的行政服務短板的現象，習慣，行為，敢於“亮劍”，形成特有的上海浦東精神，風格。這是保證上海和整個中國改革開放能夠始終沿着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前進的根本原因。

上海浦東的成功至少讓我們更明確“政策與市場”的關係實質，更清晰的看到“市場機制”的有限性，以及正確，科學的政策的必要性，兩者的結合會產生無限可能。

上海的發展奇蹟，以及它帶動中國整體發展的成績，都是源於“政策和市場”的完美結合，才能誕生出最好的果實。

在經濟領域，人們長期爭論“自由市場經濟”的唯一性，排斥和反對政策的支持和干預，把政策干預視為政府幹涉市場，認為此舉違反經濟發展規律等。

這顯然是一個巨大的誤會。特別是不少人依然把政府指導經濟發展規劃，提出發展重點和關注點，歸為“計劃經濟”範疇大加指責，現在的時代變革似乎不太支持這樣的批評，因為”時代大變局”也包括傳統市場機制極其論述的變革在所難免。

政府和市場，似乎就是一對冤家，不是“冤家不聚頭”。從亞當斯，到凱恩斯 和現代經濟學家，都在解釋“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沒有一個學説可以成為定論。原因很簡單，因為市場是隨着時代而不斷髮生改變的，時代變了，市場會相應變化，不可能有一成不變的時代，也不可能有一成不變的市場，各自的理論和指導方針隨着時代變革，屬於可以理解的現實。

當今的西方主要國家在限制中國公司發展，限制華為等企業的市場行為，是最有力證明了西方在搞" 計劃經濟"，而且是十分霸道的“政府幹預”！

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特別特殊，它大多數情況下是擋風牆，防火牆，個別時候還得為企業行為背“鍋”。

當然，少數地方政府的人員為私利而制定經濟發展政策，最終會被市場所懲罰與淘汰。

最終決定市場機制是否成功，根本取決於政府的決策機制是否科學，準確和靈活性。只要政府的決策過程是科學，透明，反覆論證，符合實際，又可以隨時加以調整，一定會促進市場機制的成熟和發展，這決定了政府的功能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續發展力。

上海浦東建設30年的經驗千條萬條，其中一定有一條是它向世界提供了一個成功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的中國經驗，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精髓所在：一切政策中心就是“以民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