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歲逃亡，8歲入獄，他靠什麼造出中國核潛艇？_風聞

　　今年11月8日，第十三屆光華工程科技獎在京揭曉。核動力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士祿獲獎。

　　此前就有媒體這樣評價，彭先生是中國核潛艇之父。

　　説實話，提起“中國核潛艇之父”，我們更容易想起黃旭華先生。

　　2017年11月17日上午，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裏，總書記握住黃旭華的手，請他坐到自己身旁。

　　見黃老執意推辭，總書記又把椅子拉到自己身邊，扶黃老坐下。

　　這一情景讓人印象深刻，黃老的事蹟也家喻户曉。

　　那麼，到底誰才是中國核潛艇之父？

　　對於這個問題，彭士祿曾經親自解答：“‘老虎’下山了，只好‘猴子’稱王，我是被抬上寶座的。”

　　在他眼中，自己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技術人員而已**。**

　　彭士祿真有他自己説得那麼微小平凡嗎？他具體做了什麼工作呢？

　　01

　　1954年1月21日，美國東海岸，時任美國第一夫人的瑪米·艾森豪威爾穿着時髦裘衣，主持了鸚鵡螺號的入水儀式。

　　鸚鵡螺號是世界上第一艘核潛艇。

　　鸚鵡螺號一啓動，瞬間沒入太平洋。岸上的人歡呼擁抱，有人親吻美國國旗。

　　這艘潛艇橫穿大西洋，一口氣兒繞過歐亞非三個大洲，最終返回起航地。

　　其速度和潛航時間打破世界紀錄。

　　最超乎人們想象的是，核潛艇“長途旅行”所用全部燃料只有一顆雞蛋大小。

　　如果把它替換成石油，則其用量需要整整90節火車皮。

　　這種燃料是鈾燃料，也就是我們通常説的核燃料。

　　在各種燃料中，核燃料能量密度最高。

　　1千克鈾-235完全裂變產生的能量相當於燃燒2500噸煤炭釋放的能量。

　　冷戰剛開始，美國物理化學家艾貝爾森就構想核動力潛艇。但艾貝爾森只在理論層面啓發科學界。

　　很顯然，美軍上將里科弗則急於將核潛艇用於實戰。

　　里科弗最早認識到蓄電池為動力的老式潛水艇的缺陷——它每下潛一個多小時就要浮上水面充電。

　　而發達國家在二戰中早已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反潛機制：一旦潛水艇上浮，雷達和反潛機就會搜索到它。

　　鸚鵡螺號核潛艇持久地潛伏在深海，並能夠高速靈活地變換方位，這就讓當時所有的反潛系統成了破銅爛鐵。

　　做到這一點，美國沒有止步。

　　美國海軍不斷提升鸚鵡螺號的性能，讓它逼近小説《海底兩萬裏》中想象出的同名潛艇。

　　美國的勁頭讓蘇聯、中國緊張起來，也開始着手研發核潛艇。

　　當時，相對於蘇聯，中國的底子更薄弱。環顧全球，我們也只能向蘇聯學習。

　　1956年，中國方面派出陳賡大將動員在蘇聯留學的學生，建議學生改行，學習核動力。

　　當陳賡找到彭士祿時，彭士祿興奮地表示自己修完化工機械專業的全部課程，正在收拾回國的行李。

　　“你願意改行嗎？”

　　一向幽默的陳賡大將認真起來，他試探着問彭士祿。

　　彭士祿愣了一下，隨即點頭：“只要祖國需要，我願意。”

　　這個回答讓陳賡意外，他用力握了握彭士祿的手。

　　二人分別後，彭士祿背上打包好的行李，直接去往莫斯科動力學院攻讀核動力專業。

　　“要學的東西太多太多了，每天學十幾個小時，晚上12點以前從沒睡過覺。”彭士祿心裏很焦急，但他能做的只有爭分奪秒的學習。

　　兩年後，彭士祿修完全部課程，在1958年4月回國。他被分配到第二機械工業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第一批核動力人才歸國大大提振了國家的士氣。幾個月後，國家正式開啓核動力潛艇工程。

　　然而，新中國“一窮二白”，造核潛艇，簡直天方夜譚。

　　更麻煩的是，彭士祿學的都是基礎理論，根本沒見過真的核潛艇。

　　組織能提供給他的也只有兩張從國外報紙上翻拍下的核潛艇照片，一個從美國買回的核潛艇玩具。

　　這就是彭士祿能拿到的全部資料。

　　彭士祿能帶領的隊伍也是拼湊出來的。

　　當時國內沒有核動力專業，組織從相關專業選拔出50多個大學畢業生。這些畢業生來自機械系、化學系、物理系、精儀系……

　　在此之前，他們只是聽説過核燃料。

　　“什麼都準備好了，要我們做什麼？”彭士祿用這句話鼓勵大家。他每天自學核動力知識，再把掌握的內容講給學生們。

　　當彭士祿們還在自學基礎知識時，1958年12月，蘇聯的試驗版核潛艇已交付蘇聯海軍。

　　毛主席一直掛心核潛艇的研發工作，他時常詢問進展。

　　當毛主席得知核潛艇工作開展困難，1959年10月，他找赫魯曉夫商量，希望得到蘇聯支援。

　　“核潛艇的技術太複雜，你們中國搞不出來。”赫魯曉夫傲慢地説道。

　　赫魯曉夫看毛主席面色凝重，更炫耀式地要求中國服務蘇聯，在國內建設長波電台，供蘇聯核潛艇隨時停靠。

　　“過去外國人佔領我國多年，我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國領土！”毛主席憤怒地站起來。

　　隨即，毛主席做出批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自此，核潛艇與原子彈一起，成為中國的最高機密。

　　然而，1959年到1961年，中國正經歷嚴重旱災，國內異常艱難。

　　自1959年起，河北省連續200多天無雨雪；吉林省266條小河、1384座水庫乾枯；湖北省80%的塘堰乾涸……

　　旱災讓糧食產量鋭減，嚴重威脅到百姓的生命。

　　《中國共產黨歷史》中記錄到：“許多地方城鄉居民出現了浮腫病，患肝炎和婦女病的人數也在增加。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

　　“**1960年，**河南信陽地區，9個縣死亡率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

　　困難如斯，核潛艇項目從何做起？

　　“我們是吃着窩窩頭、野菜、白菜根搞科研的。”

　　很難想象，核潛艇科學家們並沒有任何特權，他們過着和老百姓一樣的苦日子。吃不上飯，大家全身浮腫。他們咬着牙研發。

　　然而，1963年，原子彈研發任務行至吃勁處。中央專委決定核潛艇即刻“下馬”，把人才輸送進原子彈項目裏。

　　抽調走人手後，留給彭士祿的只剩五六個人。

　　大家只盯着原子彈，沒人過問核潛艇。但彭士祿和剩下的幾個人仍舊堅守“陣地”。

　　“當時大家想的就是不斷線，人才不流失，為以後的核潛艇工作打技術基礎。”

　　為了看懂更多的外國資料，大家每天早晨五點鐘就起牀背單詞，頭沾到枕頭還要在頭腦裏温習幾次。

　　他們啃書本，上廁所時捧的還是核動力的資料。

　　終於，我國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了。1965年，核潛艇工程也重新開工。

　　然而，彭士祿接到的任務非常艱鉅：在1970年建成核潛艇陸地上的模擬環境實驗室——909基地。

　　命令如山，時間不等人。彭士祿當即帶着幾百人，打着“搞水電”的旗號，就奔赴四川青衣江畔的大山裏。

　　兩三年前，有記者乘車前往909基地，儘管走的是平整的公路，一行人仍被顛簸的“五臟六腑都要出來了”。

　　那50年前，上世紀70年代的909基地是什麼樣的？

　　大山裏霧氣繚繞，陰暗潮濕，毒蛇蚊蟲出沒。彭士祿一行人騎着毛驢在深山老林裏蹚出一條泥路。

　　毛驢上不去的地段，他們只能徒步登山。

　　然而，等他們來到基地，等待他們的只有一塊空地，空地上連房子也沒有。

　　他們找了一所鄉村小學，把大禮堂借來當宿舍。

　　在大山裏喝的水，來自河溝、池塘與稻田，喝了經常拉肚子。後來他們用明礬處理，缸底沉澱出厚厚的一層泥。

　　生活條件原始艱苦還是其次，核潛艇的研發需要計算大量數據，他們更害怕古老的計算設備。

　　幾百號人僅有一台手搖計算機。

　　為了儘快計算，其他人只能拉計算尺、打算盤。一種方案需要幾個人連續計算一個多月。

　　“那麼多的數據都是靠人力沒日沒夜地算出來的。”彭老回憶説。

　　然而，這種方式計算出來的數據很容易出問題。

　　沒幾個月，有北京的專家就批評彭士祿，這麼計算出的反應堆一定會爆炸。

　　彭士祿沒有回應。但是批評聲很快影響到組裏同事，導致大家幹工作不敢放開手腳。

　　“怎麼可能沒有錯？錯了，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總不能因為害怕就縮手縮腳，聽到批評聲就和別人無休止的爭論下去。”

　　儘管彭士祿這麼鼓勵大家，但沒什麼作用。

　　“幹對了，功勞算你的！幹錯了，責任算我的！”彭士祿急了，也發出最後通牒。

　　領頭人如此，其他人再無怨言，全心投入工作。

　　在大山裏的第5年，1970年7月18日晚上6點30分，反應堆主機達到功率指標，新中國第一艘核潛艇的心臟開始跳動！

　　晚上，大家欣喜若狂，場外鞭炮聲此起彼伏，彭士祿卻在屋裏睡着了。在這之前他為了盯進度已經五天五夜沒閤眼了。

　　核潛艇搞成了，年底就要出海實驗。彭士祿知道後，第一個申請登艇隨行。

　　然而他的愛人馬淑英心裏很忐忑。她一次次追問丈夫：“有沒有危險？”

　　彭士祿也一次次安慰她：“放心，一定能成功，我有信心。”

　　然而，能否平安回來，彭士祿並沒有把握。

　　出門前，他用力握了握妻子的手，囑咐她：“萬一我餵了王八，別哭。”

　　出海試驗成功，國家要求儘快將核潛艇列入海軍戰鬥序列。1974年，彭士祿又繼續沒日沒夜地調整數據。

　　然而，調試過程中，彭士祿感到胃部一陣劇烈疼痛。他身上的衣服一下子被冷汗浸透了。

　　醫生診斷彭士祿患得是急性胃穿孔。手術開刀後，主刀醫生的淚水瞬間翻湧上來。

　　他看到彭士祿的胃上有一個穿孔自愈的疤痕。

　　這次手術，彭士祿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這一年，他才49歲。

　　這一年的八一建軍節，中國第一艘核潛艇正式入列服役。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可實現核潛艇作戰的國家。

　　為國家做出這等貢獻的人，究竟是什麼來頭？

　　02

　　“我對人民永遠感激，無論我怎樣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報他們給予我的恩情。”

　　1928年的一個夜裏，彭家闖進來一夥人。

　　蔡素屏剛把兒子彭士祿藏好，就被拘捕了。

　　“漆黑的夜裏，奶媽揹着我逃難。”這是彭士祿關於人生最早的記憶。

　　不久後，母親蔡素屏被殺害，那年彭士祿3歲。

　　為了躲避追捕，奶媽帶着彭士祿躲進牛棚，先後轉移了四五户人家。直到把彭士祿交到他的七叔彭述手裏。

　　彭述是一名共產黨員，他想帶着彭士祿去瑞金。

　　然而途中，彭述慘遭殺害。

　　同行的小紅軍揹着彭士祿逃跑，只能就近把他託付給一位大嬸撫養。

　　儘管彭士祿僥倖逃脱，但敵人將他看做“紅小鬼”，在全國下了搜捕令。

　　沒多久，大嬸在家門口發現一具屍體。她預感到彭士祿可能已經暴露。大嬸連夜把彭士祿轉移到另一户人家裏。

　　此後一年裏，彭士祿不停地轉移、逃命。而他的父親彭湃則遭遇厄運，被捕於上海。

　　生命的最後時刻，彭湃高聲唱《國際歌》：“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然而，彭士祿的父母，本可以選擇一條更為安穩的路。

　　蔡素屏是廣東富商之女，但她主動變賣了自己的嫁妝，當作農民運動的經費。

　　蔡素屏的夫家產業更大。彭家經營了四代，到彭湃時，已有房產600多間，雜貨店40餘家，更有多家木材廠、魚塘、魚行。

　　彭家每年佃租收入就超過千石，並有400餘石糧拿出去放貸。

　　“我家族人平均每人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彭湃曾回憶説。

　　然而，為開展農民運動，地主出身的彭湃召集一萬多農民到龍石埔廣場。

　　他親手焚燬自家田契，解放農民兄弟。

　　彭湃在台上大聲演講:“我祖父遺下產業是由剝削而來的，耕者有其田，從此以後，彭家的租谷全部歸還農民兄弟，不用還我！”

　　毛澤東曾盛讚彭湃為“農民運動大王”；中共中央評價其為“廣大羣眾最愛護的領袖”、“中國農民運動的領袖”。

　　父母就義，4歲的彭士祿成了孤兒。

　　4年內，小彭士祿接連轉移了20多户人家。

　　彭士祿説，羣眾們對他很好。有一户人家很窮，卻給他燒肉吃，讓自己家的孩子啃骨頭。

　　“我在的每一户百姓再窮也不會讓我餓肚子，他們那麼保護和愛護着我這個孤兒。我感覺好像工作一輩子、幾輩子都還不完這個恩情。”

　　然而，8歲那年，彭士祿遭叛徒告密，被關進了潮安監獄。

　　他一進去牢房，竟然見到山頂收留他的大嬸。一打聽才知道大嬸因掩護“紅小鬼”而獲罪。

　　監獄飯菜裏都是沙子、蟲子。彭士祿滿身蝨子，只有一個破麻袋禦寒。

　　彭士祿10歲時，看守員把他驅趕到廣州感化院。他已是病餓交加，癱瘓在牀，幾近病死。

　　幸好，1936年，愛國民主人士陳卓凡營救彭士祿出獄。4年後，周恩來打聽到彭士祿的消息，把他接到重慶。

　　“終於把你找到了！1924年我到廣州，是你父親接我的！”

　　説起彭湃，周恩來紅了眼眶。周恩來把彭士祿帶回延安。

　　在延安，彭士祿結束了殘酷而漂泊的生活，但早年的經歷讓他既內向又敏感。

　　每次週末，別的孩子全跑出去玩耍，彭士祿卻老老實實地坐在教室裏學習。

　　蔡暢、賀子珍很快覺察出彭士祿的內向，她們鼓勵他，又時常關心詢問他的生活情況。

　　二人讓彭士祿稱她們“蔡媽媽”、“賀媽媽”。

　　打窯洞、紡毛線、攆棉線、編草鞋……蔡媽媽什麼都自己做。

　　蔡暢剛毅、樂觀的性格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彭士祿。他跟着蔡媽媽愛上了唱歌，性格也變得豁達開朗。

　　“我自力更生的精神純粹是從延安學來的。什麼都自己動手，不要靠別人。”

　　1945年，彭士祿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也異常珍惜學習機會，周恩來的叮囑時常浮現在彭士祿的耳邊。

　　“繼承你爸爸的遺志，好好學習，努力工作。”

　　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實現了中國核潛艇從零到有的建設，彭士祿未負父親遺志。

　　不過，彭士祿的故事，並未就此結束。很快，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務。

　　03

　　1974年，也就是中國核潛艇正式服役的那一年。身患癌症的周總理忍着巨痛、強打精神主持了中央專委會會議。

　　會上，他批准通過“七二八工程”設計方案，撥付6.3億元資金建設秦山核電站。

　　之所以建設秦山核電站，還得從1970年春節説起。

　　1970年的春節前夕，周恩來總理得知上海市嚴重缺電，工廠減產。周總理指出可以研發核電解決用電需求。

　　同年2月8日，上海市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開始着手核電項目的論證工作。

　　然而，科學家們就“七二八”工程的反應堆堆型問題產生了劇烈的爭論：是用有經驗、有擴散風險的壓水堆？還是用更安全、但剛起步的熔鹽堆？

　　當時，學界更支持熔鹽堆。

　　當“七二八”總設計師歐陽予詢問彭士祿時，彭老堅決反對熔鹽堆。

　　他認為壓水堆可借鑑的經驗更多，選擇它可以直接投產，避免浪費國家的財力。

　　彭士祿的建議很快被中央採納，高層也決定讓他再度發揮專長。

　　之所以説“再度”，是因為此時的彭士祿，已經有任務在身了。

　　1983年初，彭士祿受命擔任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籌建的總指揮。肩負起中國“核電起步”的任務。

　　鄧公在世時，也特別重視大亞灣核電站的建設。

　　1978年到1994年間，鄧公就大亞灣核電工程先後做出11次批示。

　　“深圳要辦好兩件事，一是建設核電站，二是辦好深圳大學。深圳核電站的同志要加倍努力，把工作做好！”鄧公的指示斬釘截鐵。

　　然而，當時中國還是核電技術的“門外漢”。

　　1978年，廣東省省委書記王全國在法國見到核電站，他回來説“大開眼界，很受刺激”。

　　按照歐美國家和前蘇聯的進度，原子彈成功後，幾年內就可以建成百萬千瓦容量的核電站。

　　然而，中國核電比國外晚了20多年。

　　歷屆領導都認識到這個“落後”，也都做出重要批示，甚至是死命令，大亞灣核電站建設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但是問題又來了，這項工程至少需要40億美元的投資。

　　當時中國全國的外匯儲備，僅有1.67億美元。即使全部拿出來，也遠遠不夠。

　　像別的國家項目那樣，坐等國家買單嗎？

　　彭士祿卻做出一個驚人決定：主動籌集資金。

　　他和同事從中國銀行貸款3億美元，又請香港中華電力公司投資1億美元，成立起合資公司。

　　然而，4億美元，不過是40億美元的一個零頭。

　　為了找資金，彭士祿與國務院核電辦的同志一週內跑了三省一市，依靠出口信貸和商業貸款募集到剩餘的90%資金。

　　與此同時，他隨身帶着筆記本，記錄下詳盡的材料價格、人民幣的外幣的兑換率等數據。每次得來最新數據，他就急忙修改補充。

　　這個筆記本起了大作用。

　　彭士祿最早計算出核電站的造價成本，成本每增加1億美元，就會損失2億美元的收益，讓國家背上5億美元的債務。

　　拖得越久，債務越高。

　　“過去搞核潛艇，最大的難處是沒錢。搞核電站，時間就是金錢！”他帶着同事們快馬加鞭地幹。

　　在不到15平方米的房間裏，彭士祿閉門不出，頓頓吃盒飯。他埋頭計算出100多個主參數。

​　　為了盯進度，隨時拿主意，彭士祿一連幾個月駐紮在廣州。

　　“談判最難的對手就是彭士祿，他太強了，技術、經濟都懂。”當着鄧公的面，香港中華電力公司的董事長佩服地評價着。

　　就是靠着這股子“摳門”的勁兒，彭士祿又一次在沒有任何參考經驗的情況下，以最小成本完成一項歷史壯舉。

　　1994年2月開始運行，到2018年底，大亞灣核電基地累計上網電量達7098.48億度。累計少消耗標煤約2.19億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5.74億噸，相當於種植了約160萬公頃森林，約等於8個深圳市的面積。

　　彭士祿的任務，並未就此停止。或者説，他一人，被當做兩用。

　　1986年，大亞灣工程剛度過圖紙階段，馬上要開始施工建設，彭士祿就接到建設秦山二期核電站的任務。

　　每次他接受的任務，都是中國核工業最棘手的難題，這次也不例外。

　　由於秦山二期反應堆的堆芯做了調整，從三環路改為二環路，燃料組件從157個減少至121個，整套數據都需要重新設計、計算。

　　但是，以中國當時的水平拿不下自主設計。大家一致決定從國外引進。

　　然而，中方代表與日本、德國談了一年多，始終沒有結果。

　　談判停滯下來，但是經費止不住地燃燒。

　　每推遲一天，經費就會浪費一百二十多萬元，國家形象也會受損。

　　團隊一籌莫展，彭士祿經過一番思考，壯着膽子給李鵬總理寫了一封信。

　　信裏他提出秦山二期必須“以我為主”，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由簡到難，循序漸進地攻克難關。

　　得到批覆後，彭士祿又拿出搞核潛艇的精神，開始整宿整宿地計算。

　　一個星期後，當他拿出自己的筆記本，同事們再次震驚了。

　　年份、型號、規模、投資、數據、圖表……彭老在筆記上整整齊齊地謄寫出來。

　　接下來就是施工，施工就代表財富機會。

　　秦山這塊“肥肉”，早就讓不少人流下哈喇子。

　　一些供貨商、製造商託各種關係給彭老打招呼，希望彭老拍板，把訂單直接分派給他們。

　　雖然是半路“空降”過來的，彭老卻極其強勢，堅持公開招標，拒絕一切歪風邪氣。

　　這些人很不滿意，他們賄賂了很多人，打着工程的幌子找彭老的麻煩，和彭老爭論，各種打小報告。

　　“當時頂着很大的壓力”，彭老回憶説。

　　最終，在彭士祿的強勢把控之下，秦山二期首台機組建設工期提前47天完成。工程所用的55項關鍵設備中，47項實現國產化。

　　整個工程落成，彭老又給國家節省了上百億美元的資金。

　　在彭老看來，自己就是一個技術工人。哪裏有需要，就出現在哪裏 。不過，他始終相信，沒有中國人做不到、做不好的事情。

　　因此，不論接到的是什麼任務，面對什麼樣的挑戰，他只有一個回答：堅決完成。

　　事實上，他確實也都做到了。

　　尾聲

　　在外人眼中，彭士祿不苟言笑，嚴肅地像一座山，可在妻子馬淑英眼中，丈夫更像一個孩子。

　　彭老戲稱自己有兩位夫人，馬淑英排在第二，核動力排在第一。

　　彭老晚年時，海軍和工業部門代表看望他，送給他一頂印有中國海軍核潛艇部隊的帽子。

　　他愛不釋手，要常常戴一戴這頂帽子！

　　1978年，當他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時，他還在工地上悶頭幹活。

　　別人告訴他獲獎了，他抬頭驚訝地問：“我也可以得獎？”

　　92歲，彭老接受記者採訪的那天，他狀態不是很好，説話聲音很小。可當記者問他為什麼要造核潛艇時，老人突然激動起來。

　　“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年輕人，加油，好好幹！”

　　記者説，他是“中國核潛艇之父”。彭老連忙擺手説，“中國的核事業，不是一個人兩個人幹成的，是全體參與人員共同努力來的。”

　　大國核盾，的確是一代代中國科研工作者用血肉鑄造出的。

　　他們在祖國貧弱的年代，用自己單薄的肩膀，扛起了整個民族的命運。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彭士祿，都是黃旭華，都值得被人民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