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農村的“亂”，不是真亂_風聞

改革開放40年以來，國家現代化進程發展如此穩定、順利，被稱為“中國奇蹟”，農村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可以説，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國家修路村村通，每年農田水利建設投入很多，教育也實現公辦。圖" alt=“500” />從具體國情出發，中國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的巨型國家，但我們的城鄉二元結構不是字面意思——城鄉之間並非完全割裂。

那麼，我國城鄉之間的互動關係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階段？

如何平衡城鄉資源？

文丨呂德文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輯丨蒲海燕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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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與農村的良性互動  

簡單説，改革開放40年來，城鄉關係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在上世紀80年代，城市和農村的發展總體上沒有主次之分。

當時，城市釋放的大量生產力往農村轉移，農村改革欣欣向榮，農民增收快，社會活力足。例如，當時鄉鎮企業得以快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城市的國有企業改革，使得大量知識技術甚至是市場往農村轉移。

80年代的城鄉關係裏，農村在表面上是“抽血者”，但城市的生產力等資源往農村疏解，農村由此獲利。

上世紀90年代則進入另一個階段。

在90年代，鄉鎮企業整體走向衰落，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大量興起，民工潮開始出現，農村大量的勞動力往城市轉移，促進了城市的發展。

回顧90年代的農村，農業中存在剩餘勞動力，城市的發展疏解了農村部分剩餘勞動力。但農村往城市輸出勞動力的過程中，並沒有走向衰敗，因為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反哺了農村。所以，整體上90年代的農村仍然獲益。

上世紀90年代末到2005年左右，城市整體上開始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急劇加快。

從2000年以後的數據觀察，我們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上升一個多百分點，按13億人口的基數來看，1%的轉移也是很大的規模。在轉移的過程中，農村不僅帶入了勞動力，還給城市帶來了很多機會和財富，比如在城市買房的農村人開始多了起來，刺激了房地產市場發展。

與此同時，由於農村活力漸衰，大量資源聚集到城市，城鄉關係再次發生變化。

2006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當年1月1日，國家宣佈免除農業税。

14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頭去看，農業税的免除標誌着一個戰略上的重要轉移——城鄉之間真正開始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直到今天，每年的涉農資金依舊在不斷地、巨量地增加。

可以説，  一直以來，城鄉資源的流動都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一方面，農村大量的人力物力往城市集中；另一方面，國家的財政資源不斷向農村輸入。城鄉關係表面上是農村逐漸走向衰敗，城市不斷走向興旺發達，但這只是發展的一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城市化的速度特別快，城市化增長率保持在較高水平。同時，為了不讓農村真正走向衰敗，國家做了很多工作，很多資源反哺農村，包括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投入了大量資金。

總體上，城鄉互動密集，這個過程中追求平衡性和城鄉均等化發展，各方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不斷努力着。

2  

如何平衡城鄉資源？  

平衡城鄉資源，是我國跟其他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我國的決策過程中，不希望出現城市興旺而農村衰敗的景象。國家之所以提出鄉村振興，是希望農村和城市一樣有活力。

隨着脱貧攻堅基本方略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持續深入推進，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農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圖" alt=“500” />城市一直都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它是所有經濟、資本的聚集區。我們整個經濟發展要有活力、有速度、有質量，都要依靠它的拉動。

但是，農村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無疑也起到很大作用。鄉村蓄水池的作用是非常明確的。

然而，從決策層面出發，我們希望它不僅是蓄水池，還希望它充滿活力。如果國家只是把農村當作穩定器和蓄水池，那麼穩住農村就行，不需要投入那麼多資金。現在很多地方把工作重心都放在農村，就是因為國家希望農村不只是蓄水池，還有更高層次的作用。

我認為，整體來講，城鄉關係的變化非常明顯。賀雪峯教授概括得非常準確：如果非要説之前我們的城鄉關係是剝削性的二元結構，那麼今天它已經轉變了性質，變成了保護性的城鄉二元結構。

之前，國家主要從農村汲取資源，也就是向農民索取資源。

國家徵收農業税的同時，並不承擔農村的公共服務，農村的水利、教育、公路等基礎設施都依靠農村自己統籌、自己管理。

這在當時是合理的。因為當時國家財力有限，國家做不到全面保障基礎設施，所以大部分農村在給國家繳税同時，公益事業還是依靠自己。

2005年以後變化很明顯。

首先，不收税了。

其次，大半部分鄉村公共事業已經依靠國家財政。

國家修路村村通，每年農田水利建設投入很多，教育也實現公辦。以前，鄉村學校是指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兩級自己辦的學校，現在的鄉村學校，是指國家的公辦學校建在鄉村。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我認為，城鄉二元結構不是打不打破的問題。城鄉二元結構是客觀存在的。比如，農村和城市的生活形態就是不一樣的，這很難打破，也沒有必要打破。無論是從社會生活角度還是生產角度來説，城市與鄉村都是客觀存在的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形態，經濟體制也不同。比如説，城市的土地是國有的，農村的大部分土地是集體所有，這個結構是客觀存在的，怎麼打破？從主觀意志出發去打破，是不符合規律的。

我認為，“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這種説法有問題。它理所當然地認為城市佔了農村的便宜，兩者之間是不平衡的。即便按照這個思路去想，不打破它城鄉相對平衡的關係也可以存在，所以這個結構沒必要打破。

舉例來説，假如我們真正實現了保護性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完全有可能比城市變得更好。這仍是城鄉二元結構，但農村有其存在的價值，因為從戰略層面上來説它是穩定器和蓄水池。

中國有個很有意思的特點，大部分中國人都有鄉愁，之所以如此：

第一，我們生活在一個巨型的國家，這裏出現了巨量的人口流動。大部分人都有城市生活的經驗，所以人們待在城市的時候想念農村。

第二，因為我們還有農村，有寄託，大部分人還回得去家鄉。這就是鄉愁的來源。

大部分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我們也不是宗教國家。無論是鄉愁、家鄉觀念，還是對祖先的崇拜、對父母和家庭的感情，在我們中國人精神生活裏，它都是價值層面上的重要支撐。

大部分人沒有去分析它，所以沒有意識到，這個支撐點跟農村和鄉村價值有很大的關係。

我認為，不該去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一旦打破它，把鄉村建設得像城市一樣，雖然看上去很現代化，但可能會因此失去鄉村存在的價值。鄉鎮都和城市一樣了，就沒必要待在鄉村了。

至少現在看來，在年輕一代中，鄉愁還是存在的。所以，從現實層面上來説，鄉村還是特別重要的，沒有必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3  

集體所有制經濟走向虛化  

從河南調研回來，我發現那個地方很有意思。

它的集體經濟保留得比較完整。在村民小組的範圍內，可以調整土地。例如，三年一小調五年一大調，或者五年一小調十年一大調。意思就是，三年之內隨着人口的增減，可以把人口減少家庭的地調給人口增加家庭，集體所有制非常平衡。這在當地是有共識的。

農村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無疑也起到很大作用。圖" alt=“500” />但是，就我的經驗來看，這樣的村莊很少了，估計不足10%。大部分地方都覺得不調整土地是理所當然，尤其是前兩年推行土地確權之後。土地確權和集體所有制沒有關係，但土地確權後，集體所有制就沒有辦法體現出來了。農民認為既然土地是我耕種、我使用、我可以轉包，國家的糧食補貼也到我家庭，那麼這個地就是我的，所以集體所有制無法體現。

但是，在工業化水平比較高的村莊是有集體經濟的，比如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

這裏的集體經濟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較早經歷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農村的土地增值了，土地增值使得這些村莊較早地把農用地變成了建設用地。

它們的城市化開始得早，那時的集體所有制保留得比較完好，所以即使農用地變成建設用地，也依然保留集體經濟。

在集體經濟保留完好的背景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農村把地用來蓋房或租給別人做工廠，農民沒有地了，所以農村土地的附加值自然地變成集體經濟的收入，每家分紅，大家也自然不用調地了。

這種集體所有制經濟還比較多，以物業的形式存在，但只存在於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和城郊村。

總而言之，與工業化、城市化有關的那些農村，因為有客觀需要，所以集體經濟得以保持下來。多數農村集體所有制是虛化的。

比如説，現在基本上不存在鄉鎮企業這個説法了。

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推行鄉鎮企業改革，基本都私有化了，所以現在基本沒有鄉鎮企業這一經濟形態。

而且，現在經濟的組織形態也不太一樣。以前，鄉鎮企業是鄉鎮自己經營。但是，現在不存在這種集體所有制經濟形態了。可能在一些鄉鎮還有一些企業保有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成分，比如以物業的形式入股，或是佔股當地企業，可以分紅，但鄉鎮不介入生產和經營，真正能夠直接經營的很少。

例如華西村，它確實有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成分，看上去是集體經濟。但是，它的企業經營方式完全是現代的股權制，所以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鄉鎮企業。

4  

鄉村“亂”，也不“亂”  

我覺得説“亂”不太好，不準確。

不是因為它有負面的意思，而是鄉村本來就是一個法律、政策進入比較困難的地方。涉及到農村的法律很多，除了我們熟悉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之外，還有很多涉及農業、環境的法律。這些法律都與農村有關，但基本都沒有用過。

比如，青蛙是保護動物，抓青蛙數量達到某一限度就是違法行為。但是，農民認為抓青蛙來吃是沒問題的，但嚴格來講這是違法。

還有養殖污染，如果嚴格按照環境保護法，大部分養殖都是違法行為。

所以非要説“亂”的話，這是很常見的亂。

再比如，我在河南一個村裏看到了脱衣舞。當地辦紅白事的時候喜歡湊熱鬧搞演出，本意是大家為了面子而競爭，在村裏熱鬧熱鬧競人氣。但是，一般的歌舞、傳統戲劇沒人願意看，就演變成刺激的脱衣舞。這樣的事在村莊裏盛行。村民認為這是不違法的。這就是灰色地帶，就是“亂”的那一部分。

但是，在鄉村這是常態。這些現象並沒有真正挑戰基層社會秩序。鄉村亂象是外人認為的。站在當地人的角度來看，鄉村秩序還是比較明顯的。

我認為，河南的農村比較規範、有秩序，因為其社會結構比較完整。河南的農村，家族之間相互打交道，長期不斷地競爭、磨合，使得村莊內部存在較強規範，村規民約比較強。但其中家族之間、個人之間都有競爭。這就像蓋房子，你先蓋的這麼高，我後面蓋的一定要高你一點，再後面的會更高。所以在村裏面看到最老的房子都是一層的高度，越新的房子越高，這就是競爭，我要壓倒你。

這實際上是大部分農村的常態，它並沒有失控。

鄉村之“亂”的背後，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是貧困。隨着脱貧攻堅基本方略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持續深入推進，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農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加上近年來農村法治建設的穩步推進，在外人認為的鄉村“亂”的色彩正逐漸淡化。

現在，農村貧困問題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講：

首先，我國是全世界反貧困戰略最成功的國家。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甚至再往前推，我們的反貧困成績都是全球公認的。我們做的很多事情，包括扶貧開發、西部大開發，都跟反貧困有關。現在，我不認為貧困還是農村最關鍵的問題。

更大的問題在於，能不能給農民提供更好的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

首先要投入資金的地方是農村公共建設。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經濟上，要給農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因為住在農村的貧困人口往往只能待在農村，無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讓這些人能夠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務才是關鍵。

能夠脱貧的人，市場力量就可以解決。有勞動能力的可以去打工，一個家庭裏沒有大病的情況下只要有一個人打工，按現在的評估標準基本都能脱貧，不需要政府扶貧。

所以，  扶貧的關鍵點還是產業發展。地方經濟的發展很重要，我們國家的反貧困和經濟發展是密切相關的。我們認同最大的人權就是吃飯問題，是因為這就是發展問題。在西方人看來這個觀點莫名其妙，但對中國來講是非常正確的。

要解決發展的問題，因為發展才是最好的反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