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河入海：浦東30年的四張面孔_風聞

1992年，金茂大廈破土動工

作者：陳暢/李健華

編輯：餘佩穎/周哲浩

出品：遠川研究所泛財經組

1990年初，鄧小平前往上海視察，啓程回京時，他對前來送行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説：“你們提出來開發浦東，我贊成。你們去跟澤民同志説。”朱鎔基回答説：“澤民同志剛到北京工作，上海的事情要他講不方便[1]。”總設計師當即回答道：“好，我來講！”

回到北京後，鄧小平對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説：“我已經退下來了，但還有幾件事，我還要説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2]。”

總設計師建議中央政治局、國務院對此專門討論一下，再作出正式決策。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黨中央、國務院提交《關於開發浦東的請示》。一週後，鄧小平再度談起上海：“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那年春天，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親自率隊到上海，就浦東開發問題進行專題研究、論證，最後彙總形成了向中央彙報的《關於上海浦東開發開放幾個問題的彙報提綱》。報告提出，浦東開發要再加上“開放”的定位，從而把浦東開發開放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

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叫“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但要知道，1990年以前，浦東100多萬15歲以上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年；中小學裏佔地面積和建築面積同時達標的僅有7所；衞生機構有50多個，沒有一所三甲醫院——對上海人來説，浦東就是鄉下。

事實上，“浦東”在90年代之前還只是黃浦江東岸的一個泛指概念，占上海整體的比重僅為8%。1992年10月，國務院正式批覆設立浦東新區，浦東才正式成為一個行政概念。

李鵬後來回憶道，“從小平同志那裏出來，澤民同志就和我商量，全國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成立特區，如果特區太多了那就不特了，那麼我們商定，浦東就不叫特區，而叫浦東新區[3]。”後來朱鎔基對“新區”這個概念做了個詮釋：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4]。

從1988年到1994年，鄧小平連着在上海過了七個春節。1994年的春節是他晚年在上海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次，也是他最後一次外出視察。春節前，他在寒風細雨中視察了浦東，回北京時他囑託送行的上海官員，“你們要抓住二十世紀的尾巴，這是上海的最後一次機遇。”

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曾在1993年到訪上海，稱浦東開發計劃不過表面文章，將其比喻為俄羅斯的“波特金村莊”（泛指專門用來給人虛假印象的建設和舉措）。在他看來，浦東開發帶着太多不熟悉的色彩。

但弗裏德曼錯了。在接下來的30年裏，浦東、上海和中國一起走向了繁榮，它的磅礴和恢弘，將給世界帶來了持續的震撼。

01. 高度：爛泥渡上拔起的632米

1989年10月，上海市研究浦東開發專題會上，時任市長朱鎔基提出了一個想法：“上海的發展一定要考慮面向太平洋、面向未來，各種基礎設施的佈局一定要按這個要求[1]。”

一年後，朱鎔基主持浦東新區設計規劃會，他講道：“不但陸家嘴的設計，整個這一帶的設計，要向全世界招標……**號召全世界的建築設計師來投標，這就一下子提高了上海的知名度[1]。”**之後，經過17輪討論修改，歷時兩年，最後完成了陸家嘴中心區域的規劃。

這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一個地區規劃進行國際諮詢。但區域規劃還不夠，決定陸家嘴命運的，是產業規劃。

1995年3月，30多位政策決策專家和學者聚集在浦東的川沙賓場，開了一場閉門會議。會議就浦東下一輪該放開什麼產業進行了三天三夜的集體討論，最終達成了一致主張：**浦東下一輪應該發展以金融業為首的現代服務業。**這句簡單的結論決定了陸家嘴的命運。

在規劃中，浦東把金融、貿易產業集聚在昔日金融中心——外灘對面的陸家嘴地區。後來，曾任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的黃奇帆概括説，浦東開放在金融、商業等第三產業上政策很突出，反映了中國的開放由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開放。

川沙會議後專家們提交了一份報告，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認可。報告內容主要建議：**中央允許浦東新區在服務貿易等某些領域對外開放，先行先試。**包括允許外資銀行在浦東試營人民幣服務、允許在浦東建立中外合資外貿公司、允許在浦東設立中外合資保險公司等措施。

會議的內容也成為後來國務院的“61號文件”，正是這份文件，為浦東乃至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發展奠定基礎，一場中國金融業的變革從上海起步。1995年6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做出表率，把上海市分行遷到浦東陸家嘴，標誌着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正式啓動。

後來參與川沙會議的一位專家回憶：“深圳人看到這個文件非常驚訝。”

之後的兩年裏，上海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產權交易所、鑽石交易中心等相繼落地陸家嘴，同時日本富士銀行、滙豐銀行、渣打銀行、花旗銀行、光大證券等大批金融機構落户在陸家嘴。在這樣數量的金融龍頭機構聚集下，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始漸成氣候。

目前的陸家嘴金融城，已成為中國金融市場體系最完備、金融交易最活躍、金融機構最集聚、國際化水平最高的金融產業高地，區域內已集聚了12家國家級要素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870家銀、證、保持牌金融機構及其分、子公司，6000家新興金融機構，3000多家專業服務機構。

浦東開發前，東昌路是浦東最繁華的商業街，與之相交的則是一條叫“爛泥渡”的道路，這裏四五米寬，一旦下雨就變泥巴路。

而昔日的“爛泥渡路”已經改名為銀城中路。它位於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核心地段，北邊是金茂大廈、東方明珠電視塔、西邊是濱江大道、東邊是一棟棟屹立的辦公大樓和世紀大道。從“爛泥渡”變成國際金融核心區，陸家嘴只用了三十年，雲泥之別，今非昔比。

屹立陸家嘴的上海中心高632米，它代表着上海的高度，在某種程度上，它也代表着中國金融開放的高度。

02. 深度：逆天改命的超級工程

上海因河而興，港口條件得天獨厚。但眾所不周知的是，港口一度是困擾上海發展的一個大難題。

90年代，上海的工業和外貿開始齊頭並進。按理來説，上海每創造10億工業總產值，就需要有一個年通過60-70萬噸的萬噸級泊位與之配套。但現實是，上海碼頭貨物吞吐能力嚴重不足，遇到5萬噸的船就要在長江口外減載候潮。

內部建設不足，外部對手又虎視眈眈。神户、釜山、甚至高雄都在爭相成為亞太地區的航運中心，彼時，大陸的貨物要想進入國際市場，都要到神户港進行週轉。

一般而言，港口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母港，一類是餵給港，前者往往是國際性樞紐港，彙集萬噸級貨輪；後者只是用中小貨輪給母港運送貨物，戰略地位截然不同。如果沒有深水港，上海就只能是一個餵給港[6]。

隨着上海經濟體量從1990年的756億快速上升為2000年的4771億，這一致命短板變得愈發突出，決策層已經意識到，**“上海要真正成為‘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目標，關鍵在於發展現代港口，核心就是建設深水港。[7]”**沒有國際航運中心的支撐，經濟、貿易、金融中心的作用只會處處遭遇掣肘。

決策定下來，首要問題就是選址，北上寶山羅涇、東進外高橋、南下金山嘴都被挨個否決。地處長江入海口的羅涇和外高橋，都受到“攔門沙”的影響，長江泥沙大量沉積於入海口，使得航道水深只有8米，金山嘴靠近杭州灣一帶，水深與長江口依然相差無幾。

水深不夠、大船難進，成為橫亙在港口選擇面前的最大難題。

彼時，交通部已經準備用“束水衝沙”的方式直接疏通出長江口12.5米深的航道，可神户港在1987年就具備了5個水深15米的集裝箱泊位，如此一對比，12.5米還遠遠不夠。建成即落後顯然不行，一條共識變得愈發清晰：“要一勞永逸地解決上海沒有深水港口的問題。[6]”

市域範圍內遲遲沒有找到合適的港口，幾經周折，決策層開始將目光開始瞄向了位於浙江舟山的大洋山和小洋山。此處航道水深平均可達15米，海潮強勁使得泥沙不易沉積，向西北32公里對接上海蘆潮港，向東82公里處即為國際航線。港口資質良好，唯一的問題是，大、小洋山行政上隸屬於浙江。

建設前的小洋山，島嶼錯落

事關利益分配之處總難避免刀光劍影，雙方最後都各做妥協。大、小洋山行政隸屬保持不變，港口管轄權、土地施工以及建設資金來源交由上海，洋山產生的租金、税收以及所有領航費用都劃歸浙江所有。如此，在上海的“高姿態”和浙江的大局觀配合下，洋山港正式動工。

分佈在大、小洋山之間的是十幾座不相連的小島，連結小島並打造出一個8平方公里的平整陸地，相當於在1000個足球場上把沙子堆出7層樓的高度，光是填海所用的砂石總量就超過了一億立方米[10]。

作為全球唯一的一個在外海島嶼上建造而成的離岸式集裝箱碼頭，與港口建設同步推行的還有32公里的東海大橋，它也是連接浦東與洋山港的成敗關鍵。在沒有經驗、連資金也要靠自籌的困境下，時任上海市市長徐匡迪態度堅決：“勒緊褲腰帶也要把這座橋建起來[9]。”

我國首座外海跨海大橋——東海大橋

2005年，東海大橋和洋山港一期先後竣工，完成5個10萬噸級深水泊位，年吞吐能力達到220萬標準箱。洋山港建成後，意味着上海港正式擺脱了淪為“餵給港”的命運，並開始向世界級港口蓄力衝擊。

一年以後，洋山港二期建設完成，再增4個10萬噸級泊位，年吞吐能力合計達到430萬標準箱。2008年三期建設完成以後，2010年上海港首次超越新加坡港，成為全球第一大集裝箱港，並一直保持至今。2017年，洋山港四期又建成了全球最大單體自動化智能碼頭，接待起2.4萬標準箱級別的全球“船王”都變得駕輕就熟。

洋山港四期無人碼頭

洋山港的意義顯然不止於此，從其誕生之初起，洋山港便不只是上海的港。在以上海為中心，向外輻射至長三角，再沿着長江溯江而上，它影響的，是跨過9省2市，彙集着40%人口，佔據全國46%GDP的經濟帶。

當十萬噸級的巨輪停泊在洋山港碼頭，集裝箱迅速卸貨轉運，它們或經由東海大橋進入貫通全國的陸路運輸系統，或轉為中小貨輪，從長江口沿江進入廣袤內陸腹地，相繼經過蘇州港、南京港、蕪湖港、九江港、武漢港、重慶港、瀘州港等大小港口，在這15年裏參與並見證一方經濟增長。

當初，時任上海市市長徐匡迪在上任後第一次接受電視台採訪，記者問他想對市民講的第一句話是什麼？他回答到，“上海是全國的上海，是全國人民建設出來的上海[9]。”

的確，沒有中央的居中協調、沒有全國人民的支援、沒有長三角腹地的富饒、沒有的沿江經濟帶的高度發展，上海無法單靠自己的力量撐起全球最大港口的吞吐量。應該説，洋山港的深度，代表着上海的深度；但上海的深度，歸根結底是受益於中國經濟的深度。

03. 廣度：自貿區是怎麼煉成的？

2013年5月，國務院推出了一份建設上海自貿區的初步建議書，21項措施在列。

建設上海自貿區的方案雛形早在2010年就已出爐，由中國生產力學會起草上書至國務院。時任學會會長的王茂林回憶起那時的背景，浦東開放走過18年，但2008年的上海仍未完成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任務，究其原因是改革束手束腳，涉及經濟和金融等領域改革都要到各部委審批[7]。

2008年，北京奧運會獲贊“無與倫比”；神舟七號成功發射升空；全球經濟危機下中國逆勢增長9%，還給全球經濟貢獻了20%，然而上海投資者在那年走完工商税務銀行等部門的程序，還需要足足3個月。

那段時期，以美國為主導的3T協定（TPP、TISA、TTIP）將白宮要架空WTO的算盤撥得響亮，被邊緣的除了WTO，還有缺席3T的世界最大貿易國中國。2013年9月，中國提出加入TISA談判的申請，但最終沒有獲得批准，理由是服務業開放程度未達標[3]。那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中國服務貿易總額首破5000億美元。

然而，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數據較製造業出口的數據，小巫見大巫。中國服務貿易的門檻仍高冷不可攀，成為經合組織裏的“異類”[4]。

WTO紅利在褪色，希拉里稱呼着21世紀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奧巴馬揚言要趕在中國前為亞洲確立遊戲規則。對中國來説，如何推動進一步的開放，又成為了一個必答題。

2013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驗區範圍涵蓋上海市外高橋保税區、外高橋保税物流園區、洋山保税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税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一個月後，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

自貿區佔地28.78平方公里，上海市面積的1/226，這個佔中國國土面積萬分之零點零零三不到的一點，成為了撬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支點。

1990年6月浦東開發開放之初，國務院便正式批准浦東新區創辦了過渡性質的上海外高橋保税區，英文譯名FreeTrade Zone（自由貿易區）。

保税區的立法工作也在同一時間進行，1996年12月，中國第一部地方性的保税區條例正式通過。這部條例在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胡煒看來並“沒什麼乾貨”，但白紙黑字的效果卻是“出乎意料得好”[6]。

外國企業看到的是誠信體制，法治精神，再加上之前積累的口碑，外高橋興起了新一波的投資高潮。到了2012年底，10平方公里外的外高橋保税區，貿易總額已達1萬億元，平均每平方公里税收100億元，超過了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7]。

法治思路延續到了自貿區的建設上，法制先行成為一大亮點。

自貿區成立前夕，國務院被授權可在上海自貿區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不闖現行法律的紅燈，而將自貿區改革試驗與之衝突的地方調整“信號系統”。2014年，《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全票通過。

法治效應下，28.78平方公里在聞風而動的全球企業面前，不夠了，自貿區隨即擴圍。2015年4月8日，國務院印發通知，確定上海自貿區實施範圍120.72平方公里，陸家嘴金融片區、金橋開發片區以及張江高科技片區納入其中。

上海自貿區的寬度在擴展，但從一開始它的影響輻射面積就非28.78可框於牆內的。打出生起，上海自貿區流淌的就是“制度創新”的血液，絕非圈地鐵絲網內的政策紅利；以身為全國“試錯”，踏出可推廣、可複製的改革路，不要特例獨行。

這其中的經典案例無疑是上海自貿區推出的中國第一份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在此之前，中國對外商往往以“正面清單”為主，清單上有的行業和領域才允許外商投資。而“負面清單”意味着，只要沒上這投資領域的黑名單，那一切皆可投。

2017年，發改委和商務部發布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7年修訂）》，由2015目錄的“鼓勵類、限制類、禁止類”改為“鼓勵類和負面清單”，全國範圍內全面推行外商投資“負面清單”。

利率市場化也同樣從自貿區起步，2014年，央行將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改革擴展至全上海市，這是第一項推廣至區外的金融改革政策；區內推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兑換，一年後掛牌的廣東、福建、天津三地自貿區，一致提出試行該政；區內企業註冊實行“一表申報、一口受理”，福建自貿區平潭片區的投資審批也從99個章變成1個章。

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季在邊陲小鎮“殺出了一條血路”，第二季在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做起制度試驗。上海自貿區需要用“以身試錯”的精神為全國趟出了一條新的道路。自貿區路在何方，上海仍然需要交出新的答卷，而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當下，這張答卷彌足珍貴。

04. 精度：14nm裏的張江高科

2000年，日後被稱為晶圓代工“教父”級人物的張汝京渡過海峽來到大陸建廠，第一站選的便是上海張江。

在上海之前，張汝京對包括北京、深圳和香港在內的五個城市做了考察。雖然張江名不見經傳，但張汝京在這裏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熱情招待。要知道當年的張江還是一片正宗的菜地，與如今“中國硅谷”的氣派形象相去甚遠。當年為了爭取到中芯國際，張江可謂傾盡全力。

當時，時任上海市市長徐匡迪親自帶着張汝京一行來到浦東，力薦他們落户張江，並向他們承諾，“想要哪塊土地都可以”。

張江高科早年鮮有人問津

中芯國際的人曾回憶過當年落户張江的經歷[15]：**“選擇上海、選擇張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動作很快，做決定的速度也很快。先決定項目，再補辦相關手續，這是當時張江的思路。”**這種雷厲風行的“張江思路”對張江的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在資源短缺的早期階段。

事實上，早在中芯國際落户之前，張江就已經把集成電路當做核心的產業規劃方向。1995年，國家啓動了龐大的909工程，投資額高達100億元，而承擔909工程的上海華虹集團就落户在了張江。不過，張江真正在全球半導體圈聞名，還是要歸功於2000年落户的中芯國際。

2000年8月24日，中芯國際在張江落户，投資近15億美元，此前這裏最大的投資不過3000萬美元。公司取名”中芯”，希望能夠成為“中國第一芯”。一般來説，建立一座半導體製造廠需要花費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中芯國際僅僅用了13個月就完成建廠。

中芯國際落户張江

浦東利用半導體產業的一個規律——芯片工廠在哪裏，與芯片設計、製造、生產等相關的上中下游企業就必須很快跟進，於是，在張江大力引進高端的芯片公司同時，也打造一條晶圓製造、芯片設計、封裝測試、設備材料、配套服務等上百企業組成的上下游產業鏈。

如今，張江坐擁300多家研發型科技中小企業，聚集了約38萬各類科技人才，其中不乏諾貝爾獲獎者、海外院士和中國兩院院士。這片區域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硅谷”。2018年，以張江為核心的上海集成電路產業總產值達到1450億元，已經佔全國的五分之一。

能取得這些成就，跟張江對集成電路的堅持是分不開的。從“909”工程啓動的1995年，到中芯國際在A股上市的2020年，在整整25年裏，張江的芯片產業熬過了充滿挫折的低谷。在2019年爆發的“芯片封鎖戰”後，一位行業資深專家這樣私下評價道：

“當年上海持續給芯片輸血，幸好他們堅持住了。”

05. 尾聲

1996年11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訪問上海，主持浦東開發工作的趙啓正親自接待。在黃浦江西岸，克里斯托弗問趙啓正：“據説世界銀行報告寫着，上海的建築吊車佔全世界的17％，是嗎？

趙啓正回答：“我也聽到這個數據，但沒有看到這個報告，因此我不能給你一個肯定的答覆。但是我知道，浦東地區每晝夜消耗的建築材料是10萬噸[7]。”

新區成立之初，浦東的GDP是60.24億，在全上海佔比不到1/12。當時新區的設想是，到2000年把GDP搞到500億，但是十年之後，浦東新區的GDP已經突破千億大關，而到了2019年，浦東新區的生產總值達到12734億元，這是1990年時的211倍。

英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曾在《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中這樣評價浦東的發展：“如果説深圳是中國80年代對外開放的象徵，那麼浦東則可謂90年代對外開放的典範。”

如今再審視而立之年的浦東：陸家嘴高樓林立，自貿區生機勃勃，張江高科裏塞滿了各類芯片設計公司、國產大飛機C919浦東機場首飛、洋山港四期自動化碼頭走紅網絡、臨港新城正在高速崛起……浦東既是過去三十年中國發展的參與者，也是中國奇蹟的見證者。

浦東用它過去30年的高度、廣度、深度和精度詮釋了改革開放。它的歷史使命還沒結束，也永遠不會結束。

參考資料

[1] 朱鎔基講話實錄，人民出版社

[2] 鄧小平與上海改革開放，人民網

[3] 李鵬經濟日記，李鵬

[4] 口述上海：浦東開發開放，上海市黨史研究室

[5] 浦東開發可以後來居上，上海市黨史研究室

[6] 篳路藍縷——世紀工程決策建設記述，張國寶

[7] 中國傳奇——浦東開發史，謝國平

[8] 黃鎮東：大小洋山隸屬浙江，建深水港分歧如何解決，澎湃新聞

[9] 徐匡迪：建洋山深水港是為“物暢其流”，不為賺錢，澎湃新聞.

[10] 洋山故事：鮮活生動的東方大港，浦東要聞

[11] 行政歸浙江，管理歸上海，全球第一大港成功建了起來，上觀新聞

[12] US Should Support China’s Inclusion in the Trade in ServicesAgreement, PIIE

[13] 上海書記韓正：自貿區是總書記和總理直接推動，新華網

[14] 浦東奇蹟｜胡煒：新區管委會那些人和事，澎湃新聞

[15] 科創板1週歲，三家企業的“登科”故事，浦東發佈

[16] 那三年是我人生最難忘的日子，吳承璘，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

[17] 口述中國|謝志峯：我所見證的世界芯片產業30年，澎湃新聞

[18] 而立浦東再立潮頭 ——寫在浦東開發開放30週年之際，觀察者網

[19] 86.7噸進博展品夜靠泊洋山港，上海公安全程守護，騰訊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