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跟唐朝叫過板，與明清幹過仗，卻為何獨獨不敢和宋朝鬧事？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中國曆代王朝的對外關係裏，一樁傳説中“好到很甜蜜”的“雙邊關係”，就是大宋與日本的關係。

有多好？作為與中國“一衣帶水”的“老鄰居”，日本在中國古代史上，一直是不少折騰。哪怕趕上了大唐吊打四方的年代，都敢在白江口“作個死”。明朝年間更是先當倭寇再侵朝鮮，直到在露梁海被大明艦隊“碾死”才消停。晚清年間長了本事，又給中國留下了痛徹心扉的“甲午國恥”。但這麼一個不安分的“鄰居”，放在兩宋的三百年裏，卻是十分的安分。不但“沒鬧事”，還留下了不少“美談”，看似“甜蜜”到匪夷所思。

最出名的“美談”，當屬宋朝滅亡以後，南宋遺民鄭思孝的那聲感慨：“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東，先朝嘗入貢，許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也就是説，這日本不但給大宋“上貢”，商貿往來繁榮，對大宋更是無比“孝順”，甚至南宋滅亡後還“舉國茹素”，關係好到感人。

而另一樁“美談”，那就不止感人，還特別“香豔”：《清波雜誌》記載，在大宋與日本關係十分“蜜月”的年代裏，經常有日本婦女乘“倭國一舟”劈波斬浪，跑到中國東部沿海來，見到大宋男子就“擇端麗者以薦寢”。跟“大宋好男兒”一夜温存後滿意離去，如果能因此懷上子嗣，那更高興得似撿了大便宜，美其名曰“度種”。“好”到這程度，着實“甜蜜”。

那真實的大宋與日本的關係，有這麼“孝順加甜蜜”？首先要説的，就是“日本給大宋戴孝”這樁美談。事實是，北宋立國後，日本正是“平安時代”，南宋南渡後，日本又變成了“鎌倉幕府”。那時的日本，早在唐末時就中斷了“遣唐使”，此後一直到南宋滅亡，日本與“大唐”“北宋”“南宋”幾個王朝，一直都沒有官方往來，對大宋這邊來的“使節”，也常常是“人以成狐疑”，幾乎是百般提防。

所以，宋朝建國後的日本，何止是“不鬧事”?畢竟捱過唐朝的打，知道了自己幾兩肉，從軍事到經濟全面落後的日本，也就對“老鄰居”中國緊鎖國門。這樣的背景下，大宋與日本的官方關係，其實相當冷清，更談不上有什麼感情。那至今感動無數“野史粉”的“日本舉國給大宋戴孝”事件，只不過是“大宋遺民”鄭思肖的美好想象。

那既然“舉國戴孝”不靠譜，那麼更離奇的“日本女人度種”事件，又是否靠譜。其實，就是這樁“美談”裏“倭寇一舟漂泊在境上”的景象，就藏着重要的歷史信息——大宋與日本之間的“政冷經熱”現象。

自從唐末起，日本對於中國的“官方朝廷”，一直是千防萬防。甚至經濟上也曾有各種禁令。但整個兩宋時期，雙方遠比唐代時“火熱”的，卻正是繁榮的貿易往來：兩宋三個世紀裏，中國的絲織品、瓷器、書籍等“硬通貨”，甚至中國從南亞西亞“轉手”來的香料等貨物，都在日本常年“熱賣”。日本刀與日本扇也是中國市場上的“寶貨”。宋代大文豪蘇轍的詩，就縮影了當時“日本製造”的影響：扇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但執日本扇，風來自無窮。

為何“政冷”的兩國，經濟交往卻火起來？這事兒，就要説説兩宋時期的一個特殊羣體：中國海商。

北宋立國之後，北方面臨遼國的壓力，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又幾乎蕭條，於是海商貿易反而火熱起來。外加宋朝對沿海商民出海的限制，比起唐朝來大為放鬆。於是“海商”羣體迅速擴大。憑着當時大宋強大的造船業與手工業經濟，“每十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這巨大的利益誘惑，自然惹得大宋各個階層，只要有錢有機會，都是紛紛“下海”。

而且這些走出國門的“大宋海商”們，在亞洲海面上也有着強大的話語權。有時來到一些國家時，當地都是“其王與眷屬到船問勞”。而日本，也恰是大宋海商們的“大市場”。單是從北宋立國到1166年，宋朝就有七十多批海商登陸日本。憑着“大宋製造”的強大地位，這些商人不但在日本大賺特賺，好些人更乾脆在日本定居——日本的博多、瀨户等地，都有大批宋朝海商定居，還建有“唐房”，公認日本的“富人區”。

如此“有錢有地位”的宋朝海商，自然就令“中日貿易”常年火爆，大宋王朝也從中賺取了豐厚利潤。好些海商還“捎帶”推動了中日文化交流——在那個日本厲行“鎖國”的時代裏，享有特權的宋朝海商，也常用自家強大的海船“捎着”日本僧人來“求法”。宋朝三個世紀裏，靠中國海商幫助來華的日本僧人，有名有姓者就有181人。僅南宋年間來華的日僧圓爾辨圓一人，就帶回日本數千卷典籍。別看“政冷”，但日本“學中國”的腳步，也一直都沒停。

就連一直“冷清”的中日官方往來，當時也主要靠“海商”們為紐帶，兩宋年間宋朝對日本的幾次出使，都是由“海商”們來擔任使節，雖説官方往來冷清依舊，卻也可見當時海商的特殊角色。《清波雜誌》裏的“度種”故事，正是以這特殊故事為土壤。

不過，比起這類雜談來，隨着南宋年間，宋王朝的日益腐敗低效，“政冷經熱”背景下的日本，也越來越多的從大宋賺走一樣“硬貨”：銅錢。

長期以來，做工精美的宋朝銅錢，一直是亞洲各國的大愛。但銅錢的流動關乎國家經濟穩定，所以宋王朝也一直對此嚴格限制。但到了風雨飄搖的南宋晚期，看出這其中“暴利”的中日海商們，也將其做成了“走私買賣”。不但宋朝海商往日本“倒騰”銅錢，日本的海商們也走出國門，來大宋做起了這“暴利生意”。僅是南宋宋理宗年間，日本太政大臣西園寺公家的“海商”，一次就從大宋賺走十萬貫銅錢，以至於“台城一夜之間忽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

對比一下南宋每年不過二十萬貫的鑄錢量，就知這一筆買賣，就叫大宋何等“大出血”。這“巨量”的銅錢輸入，推動了當時日本商品經濟的發展，卻也叫積貧積弱的大宋，又陷入了“錢荒”的困擾。“甜蜜關係”外表下的一幕幕真實“貿易圖景”，雖然只是史冊裏的簡單幾筆，但對照南宋末年的衰敗，卻着實有着發人深思的意義——開放固然能帶來強大，但如何能更好保護自身利益，從古至今，都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課題。

參考資料：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對外貿易史》、李強《宋朝的誘惑》、趙瑩波《宋朝、日本、高麗之間準外交關係初探》、鍾興龍《宋代銅錢之外流日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