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反全球化浪潮正席捲美國，因為中低收入羣體沒有變得更富裕_風聞

13日晚，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舉行經濟峯會，其中一場分會場圍繞“全球供應鏈”展開討論，主題為“後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何去何從？”，由清華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主持。

發言嘉賓匯聚了中外政商學的代表。

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任洪斌、哥大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費爾普斯、中海油總經理李勇、美光科技總裁桑傑·梅赫羅特拉、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吳富林、哈佛教授、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東軟集團董事長劉積仁分別發言。

其中，哥大哈佛兩位教授都提及了美國國內反全球化的原因：中低收入人羣和高收入人羣收入差距拉大。（當晚，另一場次上王一鳴也提出了類似看法：K型復甦加劇社會不平等，進一步加劇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情緒。由此可見“共同富裕”的重要性。）

以下為各位嘉賓講話要點摘錄：

任洪斌：央企克服疫情影響，近8成海外項目穩步推進，近600個海外項目順利完工

洪斌介紹，疫情期間，中央企業發揮自身優勢，不僅為中國供應鏈運行穩定提供了有力支撐，也為全球供應鏈秩序恢復做出了積極貢獻。據介紹，今年2月底中央企業復工率就已超過90%，機械、建築、建材、運輸等行業中央企業在穩生產經營、保外需供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中央企業通過按時保質履約，暢通供應鏈循環。近8成海外項目克服疫情影響穩步推進，近600個海外項目順利完工，按約保質保量完成國際訂單；同時，通過強化投資拉動涵養供應鏈生態，前三季度中央企業實現固定資產投資1.8萬億元，增長11.3%，上半年新增海外項目442個，項目金額365億美元。

諾獎得主：美國對外包態度取決於工人兩方面的感受哥大教授費爾普斯曾因對通貨膨脹和失業預期關係的研究貢獻而獲得2006年諾獎。

他在發言中表示，在過去20年裏，全球供應鏈，特別是中國與西方的鏈接，不斷發展，極大的提升了中國生產力，隨之而來的是中國的經濟騰飛。

美國也從供應鏈全球化獲益，但和中國相比相差太遠——部分原因在於，美國本身的生產力在全球供應鏈形成之前就已經很高了。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之間發生的貿易政策分歧，讓許多美國企業看到了自己供應鏈是多麼脆弱。費爾普斯認為，針對此美國在商業和政治兩個層面都作出了反饋：

商業層面，企業如果無法購買到生產所需的零件，就不得不自行生產零件，因為比起成本的增加，他們更不能承擔外部供給的不確定性。

政治層面，政治壓力促使美國製造商將海外生產轉移到國內，以提高美國國內的工資標準，恢復國內男性勞動力的就業比例。

在費爾普斯看來，**美國人對外包和貿易整體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工人們在兩方面的感受：對工作本身的滿意度；是否感受到了美國政府的公平對待。**然而，從70年代到最近幾年，美國人的工作滿意度持續下降；也是從70年代開始，美國中部地區的工人似乎越來越感覺自己的工資停滯不前，而高收入人羣的工資卻在持續增長。

費爾普斯認為，美國人對於全球供應鏈的態度可能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做法——中國繼續發展本國經濟，積累資本和創新技術，將有助於提高包括美國的世界其他地區工資水平。李勇：做大市場規模是實現油氣供應鏈穩定的核心基礎

中海油總經理李勇説，今年的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國際油價大幅下跌，使全球油氣行業陷入低迷。同時也進一步暴露了油氣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不足的問題。

就穩定油氣供應鏈這一話題，李勇分享了中國海油的經驗和實踐。

第一、做大油氣資源的市場規模是實現油氣供應鏈安全穩定的核心基礎。李勇指出，近年來中國海油立足油氣全產業鏈優勢，不斷強化油氣資源的龍頭地位，持續拓展消費市場，帶動暢通產業鏈循環。大力加強油氣儲備能力建設，不斷提高油氣供應的保障能力，推動了一批LNG接收站等重點項目的建設，已在按步推進。推動南氣北送，推動LNG集裝箱公路、鐵路、水路聯運的新模式。近兩年冬季保供期間，中國海油增供天然氣佔全國增供天然氣量的50%以上。

在供給側，中國海油大力推進國內海洋油氣勘探開發，努力降低成本。**去年實現國內海域替代率超過140%，今年前三季度中國海油克服疫情和低油價帶來的不利影響，實現國內原油增量佔全國原油增量的90%。**前不久在渤海灣又發現了首個千億級的大油田渤海中凹陷的渤中19—6氣田，南海第三個深水氣田流花29—1順利投產，全部達產後將極大提高中國華北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用氣保障問題。此外，**在中國南海，首個自營深水千億方級的大氣田正在全力投產，預計將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30—35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同時，中國海油大力引進LNG持續擴大綠色低碳供給，簽署了2416萬噸LNG長期合同，位居全球第三位。

在需求側，中國海油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依託國內超大規模消費羣體的市場優勢，大力開拓市場、擴大銷量。充分發揮海油商城等線上平台作用，培育增量市場。今年上半年線上訂單交易成品油、天然氣等產品近600億元，增長勢頭強勁。

第二、提高產業發展質量和效益是實現油氣供應鏈安全穩定的內在需要。李勇介紹，中國海油堅持把科技創新作為強烈的原動力，加快技術進步，在深水、高温高壓的勘探開發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突破，自主研發出了旋轉導向鑽井系統，大力推進數字轉型，從根源上變革生產方式，利用先進的信息網絡技術提升供應鏈的信息化水平和協同效應；堅持把控制成本作為固鏈的重要手段，今年上半年中國海油推動海上平台少人化、無人化、減少現場人員，努力提高勞動效率和作業安全水平，三個平台節省投資25%左右，節約年度操作費用近20%，桶油創十年以來新低；堅持把調結構、促轉型作為優鏈的抓手，中國海油與各地省政府以及荷蘭殼牌公司等簽訂合作協議，已投資400億元建設中海殼牌惠州三地項目。

第三、堅持開放共享發展是實現油氣供應鏈安全穩定的基本遵循。

李勇表示，中國海油始終堅持開放合作，主動與全球能源企業合作，便利供應鏈，協同性構架國內外上下游一體化發展模式。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重點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及周邊地區油氣領域的合作。截至去年底，**中國海油已經與80多個國際石油公司簽訂了對外合作石油合同，海外業務遍及40多個國家和地區，海外資產總額已經超過5200億元。**堅持共享共贏，中國海油在技術服務、油氣田的資產投資等方面與國際石油公司進行了非常好的合作，在國內與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所創新性地推出了進口LNG窗口一站通業務，實現了接收站的共享、共用。

美光科技總裁：人工智能、5G等技術為供應鏈重構帶來新的機會美光科技總裁、首席執行官桑傑·梅赫羅特拉説，2020年這一切變得非常重要，技術的可得性使人們可以更容易地連接、數據分析，可以使企業更加創新，提高生產率，可以更快、更好地做出決策。

在他看來，科學家能夠使用數據分析、人工智能來做出新的研究，幫助應對像新冠疫情這樣的疾病和挑戰。技術賦能了很多進步，使我們可以更好地利用已有的數據和信息。5G網絡在不斷地推出，人工智能平台不斷地演進，這就意味着我們有更多的機會進一步實現數字化和連接，在整個製造的價值鏈當中，可以實現點到點的智能設備的連接。桑傑·梅赫羅特拉舉出了兩個關鍵的應用，這兩個應用促進了製造領域的生產力。

首先，對機器的雲控制，通過大規模地使用工業數據，5G使得機器的運行（效率）提高了5倍。我們使用無線連接，就可以以比現在更低的成本實現更好的結果，這樣機器可以更加有效地運轉，可以減少浪費率等等。在很多機器上加上傳感器，意味着工廠可以產生更多的數據。5G有能力促進工業數據的擴大化，使用AI的算法，使得大量的信息能夠實現自動（建立）績效模型。第二，視頻分析。5G能夠實施向雲端傳輸直播的視頻，可以通過視頻的分析來測知異常，人工智能在這方面似乎可以勝過人腦。通過解鎖製造的基礎設施和生產力，5G和人工智能將會帶來4000億到6500億美元的新增GDP，它們對於供應鏈的支持也會有非常大的效應，與人工智能結合，可以減少down機時間，甚至可以預見可能帶來的衝擊，比如今年遭受的情況。

吳富林：疫情下的全球供應鏈可能出現三大趨勢吳富林説，疫情下的全球供應鏈可能出現三大趨勢，需要引起高度的關注。

一是有限全球化、緊密區域化和充分的本地化。產業鏈條趨於縮短甚至變形。二是產業鏈趨向多元化、分散化和多樣化。為降低過度依賴單一市場、渠道、產品和技術的風險，人們不把雞蛋放進一個籃子裏面，備份意識更強。三是更加信息化、數字化和智能化。信息科技可以提升供應鏈的運轉效率，疫情下數字科技對增強供應鏈的韌性至關重要。

肯尼斯·羅格夫：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捲美國，主要是兩方面原因格羅夫是哈佛肯尼迪學院教授，IMF前首席經濟學家，也是克林頓執政時期的首席經濟顧問。

羅格夫説，新冠疫情的影響是非常洶湧的，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捲美國，體現在美國沒有簽署TPP，以及貿易摩擦方面等等。“但實際上根源遠不只這些，有一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到了一些經濟和學術研究證實，他們認為全球化可能對於歐洲、對於美國總體來講是有幫助的，但是卻加大了不平等。”肯尼斯·羅格夫説。

肯尼斯·羅格夫表示，一個國家更富裕之後，理論上來講是可以對那些掙錢多的人通過徵税的方式來實現收入的再分配，這樣大家都會更開心，但實際上並沒有做到。在他看來，之所以會出現反全球化的想法，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一、税收和財富的轉移並沒有真正發生，所以那些中低收入的羣體並沒有變得更加富裕，他們覺得並沒有真正地受益於全球化。

二、一些大家並沒有廣泛報告的問題。人們在想我在社會當中的地位是什麼，人們也有為反對全球化而反對，這不僅僅是來自於一個政黨。今後還可能會出現脱全球化或者是逆全球化的趨勢，過去有，將來可能還會有。

“另外，有幾個宏觀經濟的現象。假如説真的出現逆全球化，我們一定要意識到這幾點，因為其實不僅僅貿易會下降，物品會越來越貴，還有很多其它的現象，尤其是低通脹率、低利率。在我看來實際上就是因為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和全球化而導致的，亞洲的迅速發展和全球化而導致了這一點。”肯尼斯·羅格夫説。

（資料圖：羅格夫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年會）

劉積仁：政治因素或導致各國重新調整全球供應鏈

劉積仁指出，未來可能會有幾個因素會對全球化的過程帶來挑戰：一、政治因素。由於國家之間的競爭，無論是中美還是各個國家，對於將來是否能夠安全地生產或者獲得一些資源，包括部件、技術等產生了擔憂，這樣的一種擔憂一定會導致各個國家要調整自己在過去全球化中供應鏈的情況。

二、疫情。這次疫情也對全球的供應鏈帶來挑戰，甚至對中國內部的供應鏈帶來一個很大的挑戰。三、技術。未來的技術也會帶來挑戰，重構全球供應鏈或者是建立一種新的供應鏈體系。

“過去我們理解的供應鏈可能更多的是在製造業，但這次的疫情我們也看到，服務的鏈條這次影響也是特別大的。很多人不能到醫院，藥品也不能順利地到達，等等這一類的問題都是我們要重新看待。”劉積仁認為，未來的供應鏈在結構上會發生改變，在思維的方式上發生改變，而且每個國家的戰略也會產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