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磊：政治學角度對台灣問題的幾點反思_風聞

作者：朱磊（轉自“愛思想網”）

一、權力的規則

　　 在一個人的社會里，這個人擁有完全的自主權，他可以自由決定任何選擇。當不止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可能產生家庭、家族等多種社會組織形式，為了共同利益，個人需要讓渡部分權力，組成集體權力。讓渡後個人要承認和服從集體權力，這是義務。例如蘇格拉底為尊重他認可的集體權力寧可接受飲鴆自盡。

　　 同樣道理，不同集體聚合為更大集體時，次級集體要讓渡部分權力給更大集體，以實現若干次級集體的共同目標，分享共同利益。任何次級集體拒絕承認已經形成的更大集體、或拒絕讓渡一切權力，都是對既有權力架構及規則的挑戰。且不説它能否挑戰成功，在邏輯上和道義上來看，有充分的正當性嗎？獲取了上級集體賦予的利益之後，拒絕對上級集體讓渡任何權力、履行任何義務，這符合公平原則嗎？

　　 國家主權也是一種權力。歷史上台灣從來不是“國家”，不具有主權。現在民進黨當局試圖將台灣變成一個“國家”，就是在挑戰中國主權，挑戰台灣原本屬於中國一部分的既有政治框架，有充分理由嗎？台灣當局所謂“台灣事實上已經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獨立主權國家”有“名義上”的和“事實上”的區分嗎？且不談國際法，“事實”就是：沒有國際認可，就不是“國家”，猶如沒有正規註冊就不是合法企業一樣，不具有法人資格。政府裏面設有“總統府”和“外交部”就是“國家”了？任何省市區政府宣佈自己是“國家”就可以成為“國家”了？歷史上從國家獲取各種資源（尤其是1949年）之後就可以斷絕與原屬國家的隸屬關係嗎？中國人統治中國人的地區能採取殖民地民族自決的方式嗎？因為政治制度有所不同就可以成為分裂“獨立”的理由嗎？

　　 台灣地區領導人在公開場合演講時稱：“我們要有自信地更大聲説：我們只有一個國家，就是‘中華民國’台灣。我們只有一個制度，就是民主自由人權。”——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與聲音大小有關嗎？“更大聲”除了感覺很爽外，有實質意義嗎？台灣政治制度學習西方民主制，這未必不是好的嘗試，但以此作為拒絕國家統一、拒絕一國兩制，站得住腳嗎？“自信”從哪裏來的？制度不同，地區與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卻在；制度不同，但並無絕對優越的制度；而且，一國兩制的設計本來就是允許台灣保持其現行制度，沒説統一後要台灣改變現行制度，這還不夠尊重台灣嗎？拒絕一國兩制，拒在一國，不是兩制。

　　 權力分配和使用的框架及規則稱為政治制度。當今世界，主要有五種政體類型：一是多頭制（polyarchy），意為“多人統治”，也稱“自由民主制”。主要分佈在北美、西歐、澳洲。二是新民主制（new democracies），或半民主制（semi-democracies），指民主過程沒有完成或民主和威權穩定共存的政體。主要分佈在中東歐和拉美。三是威權制（authoritarianism），強調集體和權威。主要分佈在東亞。四是神權制（theocracy），宗教權威凌駕於政治權威。主要分佈在中東、北非、東南亞的伊斯蘭世界。五是軍委制（junta），也稱“軍事威權制”，由軍事委員會或軍事強人主政。主要分佈在拉美、中東、非洲、東南亞。台灣近半個世紀由威權制向民主制過渡，政治制度還在演化之中，怎麼就自信地宣稱是亞洲政治制度的“燈塔”了？

　　 各種政體很難講有根本上的優劣之分，效果上看都是一時一地行之有效的權力分配架構。為了符合自身國情，即使同類政體，內容和形式也不一致，而是各有特點。例如多頭制中，有的傾向集權，如英國；有的傾向分權，如美國。有學者將民主制分為“多數民主（majority democracies）”和“共識民主（consensusdemocracies）”。前者特點包括：兩黨制、多數選舉制、一黨政府、中央集權；後者特點包括：多黨制、比例代表制、聯合政府、聯邦分權。前者如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以色列、印度；後者如奧地利、比利時、瑞士。台灣政治制度也一直在調整之中，例如“府院”之間的權力分配、權力部門首長的任期及選制等。連島內的政治制度也需要不斷變化調整，怎麼這麼有“自信”地認為台灣現行制度優於大陸、甚至也可以“一國良制”用於人口是台灣60餘倍的大陸呢？

　　 台灣很多人對島內有別於大陸的普選制度有優越感，認為領導人由全民投票方式產生，最能體現民主。將全民投票方式視為高級的民主制度難道不是認識誤區嗎？歷史上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極權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正是由此而來，沒有仲介的公民投票式民主（plebiscitary democracy）在實踐上看往往是煽動政治（demagoguery）的活動土壤，政治人物易於通過這種方式以偏見和情緒化的演講操縱民眾。島內主流輿論將台灣近20年全民投票選出的領導人稱為“番癲”、“壞蛋”、“笨蛋”、“辣妹”，這是制度優越的另類表述嗎？

　　 從邏輯上講，投票方式一人一票，似乎人人平等。可是，不會出現“多數人暴政”嗎？由多數人投票決定損害少數人的利益是正當的嗎？如果多數人投票決定剝奪少數人生命，譬如當年審判現場多數人認為應該處死耶穌，是合理的嗎？另外，投票方式可以反映投票者個人的意願強度嗎？（意願強度可以解釋10個拿俸祿的官兵為什麼攔不住一個抓到會被砍頭的逃犯，也可以解釋歷史上一些以少勝多的戰爭案例。）如果兩岸民眾通過投票決定台灣統獨，對數量比例很小的島內民眾公平嗎？同樣，如果台灣多數人主張分裂就可以宣佈“獨立”，對島內主張國家統一的少數民眾公平嗎？由此看，大陸不允許台灣舉行統獨公投難道不是必要的嗎？

　　 此外，好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鼓勵理性決策，公民投票是理性決策嗎？現代政治學理論研究發現，個人與團體對政治議題的理解取決於政府和大眾傳媒如何教育與灌輸，個人自主分析能力其實很弱。民眾對政治議題通常瞭解很少，而主要受到習慣、環境、對象等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響。非理性選民在投票時很容易受到有話語權和擅於操弄議題的政治力量的引導和煽動。投票決策方式不見得是理性決策方式。專業分析與賢能判斷是不能排除的決策方式，大陸稱之為“不唯書、不唯上、不唯票”。不能迷信投票，任何事物走向極端都會弊端顯現。

　　 二、政黨的窘境

　　 政黨是有政治目標的利益集團，在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多數政治體系中都存在。現代政治中的主要政黨制度有四種：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和一黨獨大制。自90年代以來，台灣似乎已經形成由兩強控制的兩黨制。2020島內“大選”後國民黨慘敗，領導人得票數大幅落後對手，“立委”席次方面也僅獲38席，遠低於民進黨的61席。2月底島內民調顯示其政黨支持度只有12%，和第三大黨民眾黨差不多了，遠低於民進黨的41%，台灣似乎要出現走向“一黨獨大制”的趨勢了。國民黨難道會泡沫化嗎？

　　 2020“大選”後國民黨顯得緊張慌亂，黨內甚至出現“反統一”和“兩國兩制”的聲音，在黨主席補選過程中，候選人紛紛放棄堅持“九二共識”，有的候選人表示要撕掉國民黨“又老又紅”的標籤。國民黨“紅”嗎？那誰是“藍”的？不對大陸抱有敵視和挑釁態度就是“紅”嗎？與大陸開展合作、不排斥兩岸統一就是“紅”嗎？國民黨此次敗選是因為沒有像民進黨一樣追求“台獨”嗎？當年在與共產黨的博弈中，國民黨選擇了戰爭方式，丟掉了大陸執政權；後來在與民進黨的博弈中，國民黨選擇了投票方式，兩次丟掉了台灣執政權。無論何種方式，失敗肯定與政黨理念有關，政黨理念關乎民意。但認為“兩岸同屬一中”的政策論述是此次敗選的主因，有道理嗎？

　　 政治學領域常用政治光譜（political spectrum）來劃分政黨的政治理念。左翼觀點支持政府幹預和集體主義，右翼觀點傾向於市場和個人主義。左翼價值觀往往包括：自由、平等、博愛、權利、進步、改革、國際主義；右翼價值觀多為：權威、等級、秩序、義務、傳統、保守、民族主義。世界政治體系中，兩黨政治往往利用不同理念政黨給選民不同的政策選擇。在過去20多年台灣的兩黨政治中，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策卻在不斷趨同。相較而言，民進黨“台獨”理念明確，而國民黨對國家統一卻搖擺不定，立場不清，流失選民。

　　 民意的源頭是民眾的意識，民眾的希望和恐懼塑造了政治本身。能否給民眾清晰而有吸引力的政策印象是政黨爭取民心的關鍵。當年爭奪大陸統治權時，共產黨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清晰簡潔的政治、經濟政策，給廣大農民帶來希望和革命動力，當時國民黨有什麼政策主張能讓人記住？目前面對台灣前途，共產黨強調統一後的穩定繁榮，民進黨宣揚“獨立”後的自由人權，都能給台灣民眾留下清晰印象。國民黨既要經濟繁榮、又要自由民主，既不想統一、也不想“獨立”，選民不知道國民黨要追求什麼理想目標，似乎只有得過且過的執政權。跟着民進黨修改自己的政治立場就可以重獲執政權嗎？政黨理念應該走在民眾前面還是後面？

　　 國民黨主席候選人老調重彈，要求大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重申這是“國民黨存在的最基本理念”。大陸也有很多學者就“中華民國”是否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各種理論探討。先不談國際法，政治上講，以為可以通過大陸承認“中華民國”、實現藉殼上市、完成實質“台獨”，是又一個認識誤區。國民黨現在説的“中華民國”與曾經存在過的“中華民國”是同一個嗎？

　　 作為國家，曾經存在過的“中華民國”有其固有疆域、人民和主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失去既有疆域、人民和主權的“中華民國”在國家層面已經消亡。任何政治勢力再使用“中華民國”的名字都已經不是以前那個已經消亡了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也可以使用原有國家的名字，但它不是一個國家。中國歷史上好些以“漢”為國號的地方政權，也都不是前面的漢朝。名字不重要。敗退到台灣的政治勢力無論自稱“中華民國”還是“台灣”，都不能推翻已經是台灣地方政府的事實。曾經作為國家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被替代了。戰場上失去的東西可以通過偷樑換柱從談判中要回來嗎？這種行為與博弈中輸了不認帳有什麼區別？新政權可以允許舊政權殘餘勢力存在，但不允許其以國家形式存在。“中華民國”這個名字有“國家”意涵，因此大陸不會承認。“台灣”可以用，但不能是“台灣國”，也不能是目前台灣領導人稱呼的“中華民國台灣”。台灣就是台灣。

　　 三、政治的互動

　　 兩岸目前的根本分歧是：台灣是不是“國家”，要不要統一，與制度無關。大陸立場非常明確：台灣不是“國家”，兩岸必須統一。島內兩黨都主張：台灣是一個“國家”，目前拒絕與大陸統一，兩黨之間區別只是名稱、疆域、時機、策略上的差異。兩岸對化解分歧的方式也有不同立場：大陸方面希望試圖通過“九二共識”使分歧模糊化，台灣方面通過拒絕“九二共識”使分歧清晰化。大陸方面認為協商與武力都是解決分歧的方式，但不能剝奪大陸民眾的投票權；台灣方面認為解決分歧只能通過非武力的方式，且決定台灣統獨的投票權僅限於島內民眾。

　　 所謂“台灣前途只能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是合理的嗎？如果台灣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關於台灣前途的投票表決可以排除中國大陸民眾，可事實是，台灣歷史上從來不是一個“國家”，而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正是由於是中國的一部分，才有可能獲得中國為台灣地區貢獻的大量人才、資源、遺產、機遇，才造就了台灣早於中國大陸實現經濟起飛的優勢，台灣憑什麼可以剝奪這些做過貢獻的地區民眾的表決權力？是在上演企業淘空戲碼嗎？

在兩岸雙方分歧目前無法化解、且有激化趨勢的情形下，大陸某些學者熱衷於討論武力統一，常見有文章引用中國古代武力統一的案例與當前兩岸進行似是而非的生硬對比。這也是一種認識誤區。案例對比可以只看過程不看背景嗎？古代政治形勢與當前國際格局一樣嗎？古代有美國這樣的強權在阻撓國家統一嗎？古代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密切聯繫嗎？古代有民族國家的概念嗎？古代有人權意識嗎？古代有聯合國機構嗎？時空條件和國際潮流都不相同的背景下，案例對比的參考意義不能擴大化和簡單化，更不能生搬硬套、紙上談兵。

　　 還有一種認識誤區是沉溺於計算兩岸或中美的軍事實力對比。不是説這種對比不重要，但除此之外，難道不應該軍事戰略研究優於軍事策略研究嗎？兩岸統一的根本目的，是為統一而統一嗎？武力統一對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及提升兩岸民眾福祉有什麼影響？武力統一後的戰後重建治理及撫平心理創傷需要怎麼做？軍事施壓、以打逼談的國際反應評估過沒有？當前國際和平潮流與二戰前後世界戰爭潮流的國際背景的區別注意到沒有？武力統一對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際關係及中華民族復興會造成怎樣影響？使用武力方式之前需要做哪些預估和準備？武力統一是最優解決方案嗎？整天欣喜於大陸對台軍事優勢增長與整天陶醉於島內挺獨人數增加有什麼區別？是為了感覺很爽嗎？

　　 那麼，除了武力統一，還有更好的解決兩岸分歧的方法嗎？當分歧較大、一時難以解決時，動態解決方式優於靜態解決方式。靜態解決是指立即找出辦法消除分歧。可是有些分歧很棘手，如果強行消除，損失及後遺症過大，而延後解決，也不會產生太糟糕的影響，這時就可以採取動態解決的辦法，暫時擱置爭議，在形勢發展中尋找和培育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是分歧縮小了，也可能是手段增多了，還可能是強弱拉大了。解決分歧的機會也許就出現了。和平解決兩岸分歧的機會並非沒有，不要急。武力解決分歧只在特定情形下才是最優解。不可否認，武力方式解決分歧的優點是可以反映參與者的意願強度。

　　 有人會説，看看2020島內“大選”的結果，擱置爭議等下去島內支持“台獨”的人會越來越多，隨着“天然獨”的增加，時間在台灣那邊，不在大陸這邊。——真的是這樣嗎？前面説過，兩岸雙方目前的根本分歧是：台灣是不是“國家”，兩岸要不要統一。前者取決於國際社會是否承認，後者取決於中國大陸是否先進。因此，問題的關鍵在美國和中國，不在島內。島內叫喊“台獨”的人數再多，聲音再大，也無法改變台灣不是“國家”的事實。而且，這種“台獨”勢力增長的現象有其產生的時代背景。中美關係惡化、島內“獨化”教育、香港問題刺激等等，都會對島內意識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根據大陸學者在2016年民進黨上台時提出的“兩岸關係發展三階段論”：島內“台獨”勢力增長是必然的歷史階段性現象，不改變兩岸統一大趨勢。從執政當局的角度看，台海兩岸實現統一總體進程，需要經過爭統一、爭統獨、談統一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1949年—1999年）在國際勢力干預下兩岸勢均力敵，形成平衡對峙，兩岸執政當局的目標都是國家統一，謀劃以武力或和平方式統一對方，此時島內國家統一是主流民意。第二階段（1999年至今）大陸綜合實力持續增長，但還不具備統一台灣的充分條件，兩岸形成不平衡對峙，目標變成了大陸爭取國家統一，台灣在統一大陸無望的情形下轉為爭取“獨立”，島內“獨立”民意比重大增。第三階段（未來）大陸的軟硬實力都對台灣取得壓倒性優勢，在世界上都有領先性，且具備足夠多的籌碼使國際勢力不敢冒險對台灣問題進行武力干涉，兩岸對峙被打破，雙方都已認清中國統一是歷史的必然，台灣當局開始通過談判爭取統一後較為有利的條件。

　　 會不會大陸綜合實力再強也無法轉化成台灣民眾的統一意願呢？對台灣民眾而言，與文明先進的地區聯結可以給自身帶來利益和榮譽。如果大陸發展成為世界文明先進的代表，為什麼要拒絕與之統一？兩岸統一會產生系統的功能湧現，兩岸民眾都會獲益。例如兩岸物流和人員往來的完全暢通可能誕生新的合作形態，兩岸優勢產業強強合作可能整合出新興產業鏈等等。相反，假設大陸可以允許台灣“獨立”，那麼台灣當局固然可以升格為“國家級”政府，可是，台灣民眾的好處在哪裏？民眾為什麼要支持這種徒勞無益的政治舉動？

　　 四、認同的構建

　　 現代政治的一個顯着特點，就是越來越認識到社會內部文化差異的意義，這被稱為“認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或“差異政治”。認同在任何意義上都包含着差異。差異使認同感清晰明確。此類政治學思考催生了“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其思想基礎是相信應接受差異、承認認同。兩岸統一也需要接受差異、構建認同。這種認同不是全民認同，而是主流認同。廣義的政治認同，不僅包括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還包括政權認同與文化認同。

　　 德國是國家統一過程中政治認同做得比較出色的國家，也是人們紛紛研究的對象，不少學者建議藉鑑德國統一模式解決台灣問題。推動國家統一需要具備形勢（簡稱“勢”，Situation）、實力（簡稱“力”，Strength）和策略（簡稱“策”，Strategy）三方面條件。在藉鑑德國模式前，須知德國案例的背景有許多不同於中國之處，以防出現一些認識上的誤區：

　　 “勢”的方面，德國的分裂與統一與國際冷戰格局的形成與結束密切相關，中國台灣問題的形成卻是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當然，台灣問題的形成也受國際格局的重大影響。與德國實現和平統一時的條件相比，中國面臨的台海兩岸形勢更為複雜和困難。當時支持西德的美國在美蘇爭霸中取得優勢，而支持東德的蘇聯卻已經處於劇變和解體的前夜，蘇聯沒有決心和能力維持東德的政治獨立。當前影響兩岸關係的國際勢力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對中國咄咄逼人，短期內不可能象蘇聯放棄東德那樣輕易放棄台灣。中國要有大棋局的觀念。如果一邊與美國大打出手，一邊要求其不許支持台灣，美國可能做到嗎？

　　 “力”的方面，西德是在具備軟硬實力的全面優勢條件下吸收東德的，中國大陸1979年提出“和平統一”對台政策時經濟政治文化等很多方面並不具備對台優勢。當前大陸在硬實力建設方面雖然綜合水平優於台灣，但軟實力還遠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當初德國統一前，東德民眾嚮往西德，主要是抱怨東德“民主不夠、高官特權、出國受限”等問題，並提出“新聞自由”、“旅遊自由”和“選舉自由”的要求。與之相較，台灣民眾對台灣當局並沒有太多這方面的抱怨，相反在這些方面有優越感，認為大陸網絡封鎖不自由、政府官員特權腐敗、大陸民眾不能像台灣人那樣有170多個國家免簽證可以自由地世界旅行。客觀講，大陸在軟實力建設方面幾十年來進步巨大，有目共睹，但人口眾多、貧富懸殊、素質差異等國情所限，對台灣民眾產生的吸引力現在已經足夠大了嗎？到了可以立即談統一的時候了嗎？

　　 “策”的方面，兩德統一通過和平自願的途徑進行，與其雙方未曾發生戰爭、民意沒有敵視情緒密不可分。兩岸之間因內戰而分隔，且台灣島內長期進行反共宣傳教育，島內對大陸敵意極重，這使兩岸實現和平自願統一的困難度其實遠高於德國。政策上看，大陸對台灣始終抱持親情和友善的姿態，並予以經濟利益的優惠、輸送和支持。這一點與當時的西德做法相同，但西德當時無論整體經濟規模還是人均產值收入都高於東德，且東德民眾對西德並無深刻的敵視情緒，因此西德的善意能轉化成東德民眾對西德政府的好感。大陸在對台經濟交流和優惠時，經濟發展階段和人均收入水平均落後於台灣，且島內存在以“皇民意識”為基礎的反中情緒和以“民國意識”為基礎的反共情緒，加之政黨力量的歪曲操弄，大陸釋出的善意常被污名化而無法有效轉化為島內民眾的好感與信任。此外，兩德在被分裂佔領之前文化是統一的，而台灣在1945年迴歸前，已經注入了50年的與中華文化不同的日本文化，之後75年又是與大陸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文化發展，兩岸重建文化認同的難度客觀上不是遠高於兩德嗎？

　　 和平自願統一都是較落後一方加入較先進一方。兩岸如果通過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就是要靠大陸的快速發展讓廣大台灣民眾心甘情願、心悦誠服地願意與大陸同屬一個國家，這就需要中國政府能夠充分展現卓越的國家治理能力，使中國成為世界各國的尊敬對象，使大陸成為大多數台灣民眾羨慕和嚮往的地區。因此，習近平講，“從根本上説，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

　　 除民間層面要長期積極引導和塑造兩岸民意認同外，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一方面要積極處理好大陸內部事情，另一方面要對台灣當局的不同施政採取不同的政策策略。如果連任後的民進黨當局公然推動“法理台獨”，與國際勢力相勾連，兩岸關係發展到不得不攤牌的地步，和平統一的方案必須調整。如果民進黨當局沒有出格的挑釁、踩到大陸政策紅線，大陸的對台方針政策當然無須改變，因為大陸綜合國力增長速度較之台灣和美日增長更快，這是大陸能夠保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源泉和體現。2020台灣“大選”後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説：“無論台灣地區選舉結果如何，對台大政方針不會改變。無論台灣地區政局如何變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仍是島內廣大台灣同胞的呼聲和民意。”這種態度和觀察對兩岸形勢可謂目光如炬，洞若觀火。應作如是觀。

　　 政治認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起來的。如果按照“兩岸關係發展三階段論”，第一階段用了50年，第二階段才過了20年，現在着什麼急呢？只要把自身建設好了，大陸等得起。杜鵑不鳴，如之奈何？織田信長曰“殺之”。豐臣秀吉曰“誘（逗）之”。德川家康曰“待之”。德川家康終於等到了建立兩百年江户幕府的有利時機。兩岸統一時機不成熟，為什麼不能等待呢？島內政治形勢千變萬化，民意如流水。不畏浮雲遮望眼。兩岸融合發展才是長期工程。當前關鍵是決定台灣問題的中美因素不能失控。抓住兩大關鍵，保持定力，提綱挈領，未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