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狗人士到底有什麼錯？_風聞

熊貓燒菜不燒香

無事時把狗當孩子，出了事就不要孩子了。

口口聲聲我家狗不咬人，真咬了人只會跑路。

你説他們不把狗當回事吧，攔車搶狗，狗肉館前下跪，做派十足；

你説他們把狗當回事吧，滿大街流浪狗，滿大街狗屎沒人管，各種野狗不帶繩子橫衝直撞。

你説他們尊重生命吧，給狗喂的都是上好的雞肉牛肉；

你説他們不尊重生命吧，無害化處理咬人野狗他們恨不得咬死你。

你説他們不文明吧，還懂得用動物保護組織給自己背書；

你説他們文明吧，別人殺條野狗恨不得逼人家披麻戴孝。

你跟他講，狗不過是畜牲，他喊眾生平等萬物有靈；

你跟他講那就不要吃肉，他喊狗是伴侶動物。

説實話，我從沒見過哪種被人馴化的動物只有單一功能。有奶牛、耕牛也有肉牛，有觀賞魚也有食用魚，有蛋雞肉雞也有鬥雞，同樣，有工作犬，觀賞犬，也有肉用犬。

曾經就這個問題跟狗粉討論過，我指出來了專門的肉用犬種（青龍犬，侗族家狗）和一些可以肉用的工作犬（蘇聯紅犬、太行犬、中華田園犬），結果對方説，工作犬你好意思殺了吃肉？你會殺了奶牛吃肉嗎？

會的，美國市場上有四成的牛肉是退役奶牛（所以他們牛肉便宜，當然質量就…我國不進口美國牛肉，你懂的）。另外，肉奶雙用的荷斯坦牛、新疆褐牛和肉奶役三用的皮埃蒙特牛，我國也有大量養殖。

沒什麼不好意思的，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聽起來很殘酷，但是萬物莫不如此。

我本人因為怕上火，沒有吃過狗肉，但是我並不排斥有機會試試看，就像我也聽説過老牛被殺之前會掉眼淚，卻不會不理解牛肉好吃這件事。

這個世上，唯有人是獨一檔的，並不存在什麼眾生平等，更不會有人因為殺生多就有報應。

否則蒼蠅拍廠和蚊香廠的工人師傅們得有多慘。

説到底，愛狗人士的錯誤，一是不願為狗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負責；二是客觀上造成更多流浪狗（不養狗的人不會製造流浪狗）並放任其成為社會安全和人民居住環境的隱患；三是錯誤拔高狗的社會地位，並賦予其人類特有的道德品質；四是上綱上線對清理流浪狗和肉用犬的人進行各種人身攻擊，五是慷他人之慨要求對方在生活和道德上給狗讓路，被迫壓縮自己的生活空間。

以上數條，僅有極少數文明養犬並且觀念開明包容的人可以倖免，而絕大多數並不能。

他們的錯誤，簡單概括為四個字：

“率獸食人”。

那麼我們來看一些事實：

1、我國常見的犬用疫苗從功能上包括五種，它們是：

狂犬疫苗、幼犬用二聯苗（犬瘟熱、細小病毒病）、五聯苗（二聯+傳染性肝炎、犬二腺病毒、犬副流感）、六聯苗（五聯+鈎端螺旋體）和七聯苗（六聯+狂犬），此外，國外大都市等人口稠密區使用的八聯苗（六聯+冠狀病毒+出血黃疸性鈎端螺旋體）因為沒有國家批號（美國輝瑞出品，輝瑞只有細小單聯苗和五聯苗有我國批號）故而在我國市面上找不到。

2、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養犬數量在8000萬至1.3億之間波動，而每年犬用狂犬疫苗採購量約為3000萬頭份，人用狂犬疫苗年批簽發數量在5500萬到8000萬份之間波動（2012年為8074.26萬份，峯值，數據來源：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年使用量超過1500萬人份，佔全球總量的80%以上。而美國每年的人用狂犬疫苗使用量僅為1.6到3.9萬人份。

由於人用疫苗和犬用疫苗的成本和銷售價不同，我國每年在狂犬疫苗上的消費超過百億元，居全球首位；

同時由於人口和犬隻基數過大，我國每年死於狂犬病的患者居全球第二位（第一是誰我相信大家猜得到，死亡病例在三萬/年）；同樣對比美國，每年死於狂犬病的不超過5人。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經歷了死亡7037例/年的狂犬病疫情峯值；後來隨着國家大力防疫，1996年曾降至98區縣共159例發病的歷史最低值；然而，好景不長，2007年又重新回到984區縣共3300例的21世紀峯值。

3、據日本《東京都動物愛護和管理條例》，在東京23區內，遛狗不拴繩，將被處30天以內拘留，罰款一千日元到一萬日元不等；茨城縣相關條例規定，狗主帶狗出行，必須採取避免危及人畜的方法。飼養大型犬烈性犬的狗主，必須在住宅入口顯眼位置按規定張貼飼養特定犬種標誌；如果狗危害他人，可由政府撲殺、沒收，或強制要求犬隻佩戴口罩。

據1950年頒佈的《狂犬病預防法》，狗主人每年都要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規定，給狗注射狂犬病疫苗。市町村長向狗主人發放已注射疫苗的“證明票”，“證明票”是一個金屬的小牌子，上面會標明注射時間等。如果狂犬病預防員發現有的狗沒戴犬牌或是狂犬病疫苗證明牌，可以通過都道府縣知事指定的捕狗人將狗釦押。即使狗跑到家裏，根據必要也可以入室抓捕。狗主人無正當理由不得阻撓。發現患有狂犬病或疑似患狂犬病的狗以及被上述狗咬過的狗，要立即隔離，在存在危及人生命的危險時，在不得已的情況可以撲殺。都道府縣知事認定發生了狂犬病，可以立即發佈公告，規定一定區域和期間，要求給區域內所有的狗戴上口套，或者將這些狗釦押。

根據狂犬病預防法規定，日本全國實行統一樣式的犬牌和注射牌，從2007年開始，滿足一定條件後，各市町村可以自己制定本地的款式。例如大分市每年的“證明票”都是不同顏色的，便於識別。如果狗主人不遵守狂犬病預防法，甚至可能被判處6個月以下徒刑或者30萬日元以下罰款。

狂犬病作為一種發病後死亡率百分之百的烈性傳染病，由於其人犬共患的特徵，在一些發達國家已經隨着近乎百分之百的犬用疫苗接種而降低到極低水平。全球每年發病的狂犬病患者，99%以上位於經濟相對欠發達的亞非地區；在我國，90%以上的受害者來自農村。顯然，狂犬病疫情嚴重程度的象徵意義，已經超越了衞生防疫本身，而是一個國家富裕和文明的標誌。不得不説我國在這條路上還差得太遠，更不要忘了，這裏説的還只是狂犬病和狂犬疫苗，而六聯苗和八聯苗與狂犬病無關，它們本可以防治的疾病卻一樣每時每刻由於狗主的無知和不文明危害着國人。

簡單的説一下新中國狂犬病流行的歷史，以供大家參考。總體來説，其經歷了“四高三低”的狀況，有統計的死亡人數如下圖：

【文心田，於恩庶，徐建國等主編,當代世界人獸共患病學,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03,第150頁】

在這裏首先需要説明的是，這個圖開始的1949年死亡人數是零，並不是説真的這一年沒有人得狂犬病。恰恰相反，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狂犬病造成的死亡人數是非常非常多的，只不過舊中國根本沒有建立相關的統計，所以有登記的死亡人數為零。狂犬病統計是新中國從1950年開始，在全國各地陸續實行的，1956年時第一次有了比較完整的全國範圍內狂犬病死亡人數彙報，當年的死亡人數是一千多人，也就是圖中的第一個小高潮。

這種情況引起了新中國人民政府的重視。1957年開始，新中國採取了兩項措施：第一項措施是在全國範圍內提供狂犬病疫苗，第二項措施是大力撲殺流浪狗和咬人的惡犬。全國主要城市普遍組建了“打狗隊”。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60年時基本控制了狂犬病，發病人數下降到一百例左右。

但是，組建“打狗隊”撲殺流浪狗和咬人惡犬的行為，也引發了社會上一些羣體的不滿，主要是愛養狗的高級知識分子。所以到60年代初期，各地的“打狗隊”大都解散了。於是，狂犬病發病人數迅速回升。到60年代中期，狂犬病的發病人數又形成了第二個小高潮，年發病人數再次回升到一千人左右。

在這種情況下，60年代中期很多地方又重建了“打狗隊”，開始第二次撲殺流浪狗和咬人惡犬的行為，從而讓60年代後期狂犬病第二次得到控制。只不過這一次受控的時間更短，由於遭到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的抵制，撲殺惡犬的行為在多數地區只持續了一兩年甚至幾個月的時間。因此從60年代末開始，狂犬病的發病和死亡人數再度回升，到70年代其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50年代。

不過，狂犬病真正的大爆炸還是在此之後的事兒。在70年代末興起的“傷痕文學熱”當中，作家們普遍把新中國那兩次撲殺流浪狗和咬人惡犬的行為稱之為“對知識分子的殘酷迫害”，創造了大量這種主題的文學作品。其中最出名的就是1980年初完成的《小狗包弟》，它也集中體現了該主題傷痕文學的特點。

該文一開頭就強調，小狗包弟是日本種，還被一個瑞典人養過，甚至還有一個洋氣的外國名字。因此其非常聰明可愛，也讓養了這條狗的作家感到臉上有光，極為喜歡這條小狗：

【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種的黃毛小狗，乾乾淨淨，而且有一種本領：它有什麼要求時就立起身子，把兩隻前腳並在一起不停地作揖。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它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於他我毫無所知。他離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它的譯音是“斯包弟”。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遺憾的是，附近的小孩們卻非常討厭這條可愛的小狗。最終在60年代中期第二次撲殺惡犬的運動時，作家沒有能夠頂住壓力把這條小狗送給了醫院解剖。這件事讓他感到非常痛苦。文章當中也用極為沉重的筆調渲染了作家當時的心情：

【晚上附近的小孩時常打門大喊大嚷，説是要殺小狗。……我們最後決定把包弟送到醫院去，交給我的大妹妹去辦。包弟送走後，我下班回家，聽不見狗叫聲，看不見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進屋，我反而感到輕鬆，真是一種甩掉包袱的感覺。但是在我吞了兩片眠爾通、上牀許久還不能入睡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來想去，我又覺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麼，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連連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給割開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僅是小狗包弟，連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

應該説，這段話的確寫出了某些高級知識分子在那個年代裏失落的心情，因此一發表就立刻引發了震動，被不少人稱之為“傷痕文學”當中的第一經典。其作者也得到了高級知識分子們的普遍擁護，順利的在第二年高票當選為全國作協主席。

不過，這一段被奉之為經典的言論當中也有幾個耐人尋味的地方。比如説，為什麼周圍鄰居的小孩們都非常討厭這條小狗，非要打死它不可？是不是像魯迅先生所説的，那些在主人面前越乖巧的狗，在窮苦老百姓面前越兇惡呢？作家表示這件事讓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永遠不能原諒自己，那麼他會不會原諒周邊那些非要打死他家小狗兒的小孩們？他當上作協主席，掌握了很大權力之後，會怎樣對待這些普通工人農民家庭出身的小孩子們……雖然文中一個字也沒有提到相關的內容，但是我們這些旁觀者不妨展開自己的想象。

接下來我們還是言歸正傳吧，在《小狗包弟》為代表的傷痕文學掀起輿論狂潮之後，整個80年代所謂的精英們所養的惡犬都普遍無人敢管。這導致80年代中國的狂犬病死亡人數有了爆炸式的上升，平均每年有記載的死亡人數高達5000人，高峯期則超過7000人。至於每年被寵物咬傷的老百姓，則更是高達數百萬人之多：

【1981年起，狂犬病年病死率居24種急性傳染病的首位。疫情上升的直接原因是養犬數量增加，缺乏嚴格的管理。估計目前全國養犬總數已達2億隻。1987年以來，我國狂犬病呈急劇上升趨勢，山東省上升4.5倍，黑龍江省上升80%。湖北、福建、貴州、江西、河北、廣西等省上升均在20%以上，病死率100%。被瘋動物咬傷人數，全國1988年達300萬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450萬人，估計1990年將達500萬人。遼寧省及黑龍江省一年有40--50萬人被咬傷，湖北省1987年1只狂犬1次集中咬傷10人以上的事件共23起。瘋動物傷人數我國已居世界首位，死亡人數僅次於印度，居世界第二位。

耿貫一,流行病學（第二卷）第二版,人民衞生出版社,1998年03月第2版,第1063頁】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國家在社會輿論上開始糾偏，《小狗包弟》這種傷痕文學不再被捧的那麼高了。各地區隨即普遍加強了對於飼養寵物的控制，甚至有些城市再度頒佈了禁止飼養寵物狗和撲殺流浪狗的條例，使得狂犬病的發病人數又一次迅速下降。到1999年，中國狂犬病死亡人數下降至343人，不足80年代平均值的1/10。

但是到了新世紀，這種情況再次逆轉。一方面，媒體輿論不斷的吹捧傷痕文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就是2004年時的《小狗包弟》被選入高中語文必修課本，要求學生們從中體會所謂“新中國對知識分子的殘酷迫害”。另一方面，社會上“養狗無人敢管”的現象也越來越突出，導致狂犬病再度呈現爆發的趨勢：

【過去的十多年內形成了又一次高峯，狂犬病發病人數每年據通報在1000至3300例，實際發生的病例數量可能超過此統計數字。

扈榮良主編,狂犬病=Rabies,中國農業出版社,2015.12,第10頁】

回顧了新中國狂犬病防控的整個歷史進程，我們可以發現狂犬病的流行和社會輿論帶有明顯的相關性：以高級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少數羣體愛養寵物的嗜好和普通工人農民羣眾的健康權利之間是存在矛盾的。新中國初期主要是把工人農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也導致了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的不滿，不過的確控制住了狂犬病。現在傷痕文學《小狗包弟》仍然留在高中語文必修課本的事實，證明當前輿論的主流導向其實是認為高級知識分子的閒情逸致高於工人農民的健康權利的。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狂犬病就很難從根本上得到控制。

因此，要控制狂犬病的泛濫，除了保證疫苗的質量之外，更重要的治本之策是建立正確的輿論導向。要明確把人民羣眾的健康權利放在第一位，改變少數羣體“養狗無人敢管”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