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磊 | 清末出版文化產業的運營機制及其社會文化史檢視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晚清是中國現代出版文化產業產生、興起的時期，已具備現代文化產業的雛形。但目前學界對其運營機制及其內藴的社會文化史意涵的研究卻付諸闕如。本文以近代首份小報《遊戲報》為個案，考察清末出版文化產業初興時的運作機制及其內在的機理，並揭示以小報為代表的現代出版產業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史意涵，思考對當前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的鏡鑑意義。

　　作者簡介： 封磊,延安大學歷史學院講師。文章原刊：《貴州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20年第10期。感謝作者授權發佈。

　　近年來，中國文化產業史研究方興未艾，成為國內外學界研究的熱點與學術生長點，已形成較為明確的研究課題，主要集中在相關學者就中國文化產業的觀念生成、歷史分期、主要特徵與產業類型等方面，以及與此相關的個案研究。這些研究成果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在時空範疇上，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產生、發育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開埠通商城市；在類型結構上，出版產業是影響力最顯著的組成部分；在研究價值上，側重於出版產業在生產、傳播、消費等內在機制；從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上，現代現代出版產業是中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時期出現的新事物，與近代中國的社會史、文化史關係密切；而且從源頭上研究和揭示近代文化產業的生產、傳播、消費、互動等的運營機制，對於當前文化產業的供給側改革頗有裨益。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應當“側重於對中國現代文化生產、傳播、消費機制的研究”[1]。但在目前的研究格局中，着重對文化產業史的時代分期、理論建構與類型分析，而對早期文化產業興起時的運營機制缺乏有效的實證研究，尤其是將其置於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綜合性研究更是付諸闕如。故而，既有對近代早期“文化產業運營機制”的實證性研究，又能兼顧和彰顯其“社會文化史”的闡釋性研究，是頗有必要的學術領域。再者，現代文化產業起興時，無論從歷史、類型、淵源來看，還是從影響力來看，出版文化產業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中影響力最大、最顯著的組成部分；尤其是以小報為代表的媒介，是介入近代中國文化產業的重要方式[2]。因此，對出版文化產業中具有代表性的小報的運營機理與社會文化意涵的闡釋性研究，也是頗為可行且有意義的路徑。儘管有學者多次提及近代首份《遊戲報》，但並未給予深入研究，故而以《遊戲報》作為研究晚清文化產業尤其是出版產業的典型案例，還是一項具有填補意義的學術課題。

　　那麼，《遊戲報》自身能否成為晚清出版文化產業的典型呢？《遊戲報》是李伯元（1867—1906）以“假遊戲之説，以隱寓勸懲”[3]為宗旨，於光緒廿三年（1897）在上海創辦的近代首份主要以名媛、優伶為報道對象，刊登捧妓評優、冶遊豔事、政治諷刺等文章、並以推選“花榜狀元”為噱頭的娛樂性小報。該小報不僅引起在滬文人、名妓的極大關注，還引發市民讀者的廣泛參與：“上自縉紳，下逮閭閻”，“文人、學士、商販、婦孺無不爭相購閲”[4]，日銷量至萬以上[5]41，還創造了遠銷京津、南洋與歐美的銷售業績[6]，形成與《申報》、《新聞報》等大報鼎足而立的出版產業格局[7]330-335。因此，《遊戲報》被譽為“海派小報鼻祖”[8]1103；尤其是其運作的“花榜”激發的選美活動產生持續的關注與長久的模仿效應，延續至20世紀20年代，足見其影響之大，持續之長，範圍之廣。故而，《遊戲報》是能夠成為近代早期出版文化產業興起時的典型案例。

　　一、出版主體：新型文人

　　晚清時期科舉制度作為社會單一的上升渠道已經難以安置和消化制度本身產生的文化人員，因而眾多仕途無望的文人士子被迫另謀出路。1843年上海開埠通商後，尤其是租界日益發達的工商業、資本市場與現代文化產業的興起，為眾多仕途無望的中下層文士前往上海謀生打開門徑。他們大多從業於報刊、出版、教育、翻譯等文化產業中。同時，延續明末士人不斷從“四民之首”的政治文化中心日漸退縮為社會邊緣分子，其與商人地位的不斷趨近甚而轉變為一個新的階層。更兼晚清都市商業的興起與文化產業的發生，促使士商階層不斷趨近並轉變為一個新的階層——“晚清上海新型文人”[9]。他們亦文亦商，亦新亦舊；加之謀生的艱澀，文人士子被迫改變以往“謀道不謀食”的高蹈姿態，開始俯身屈從世俗生活，實現士人身份的商業化轉型。可以説，這批由舊式文人轉型而來的商業報人，不僅構成近代早期出版產業的人員構成與編輯形態的主體，還成為近代早期出版文化產業興起時的參與者、消費者。李伯元便是其中的代表。

　　謀生的現實需要，驅使如李伯元一般的新型文人、作家兼報界新人，思考如何在都市生活中既可能表達自身文化品位與審美追求，又可為其在消費市場中重塑體面的社會地位與眾所接受的合法性。而晚清上海冶遊消費風行的城市文化空間，尤其是花榜這一傳統的歷史文化資產在新舊交融的滬上的存在，既為李伯元們謀求重新樹立其文化權力與社會地位，藉以確立其文化自信與生存優勢提供了傳統的歷史資源，又為其現實操作提供了創新的契機與運營的可能性。

　　首先，李伯元將花榜與現實政治生活的“人才”選撥機制給予模擬化重構，藉花榜表達其對理想政治文化權力的訴求，成為吸引市民讀者積極參與的關鍵。《遊戲報》創刊伊始，李伯元即登告白，“每年出花榜四次”且“投函保薦”[10]，模仿科舉制中進士三甲的等第將滬上名媛排序。首屆告白一出，便因極具競技性與話題性而頗受市民矚目，並積極參與互動。如有讀者就花榜的條件、規則與李伯元頻繁書信往來，而李將其悉數登載於《遊戲報》[10]196-197。此舉動既滿足了市民讀者消遣娛樂的心理，也讓廣大市民讀者分享到集體參與創作的樂趣。

　　其次，李伯元以現代出版傳媒運營花榜來重建文人在世俗生活中的文化權力並確立在出版產業中的主體和引領地位。晚清上海社會經濟的發展，導致產業結構和經濟形態的急速變化，使得民眾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經濟關係和高度商業化的社會環境中開始告別傳統，逐步完成向近代市民社會的轉型。花榜因現代文化出版傳媒的介入，打破了傳統花榜自身的封閉性、私密性與專屬性所造成的對時間、空間、羣體、階層、文化等的框限，將這一傳統精英階層文化專屬性的風雅活動推向市場與市民，不但使以往專屬於傳統上流精英階層的文娛方式下移民間而融入新興的市民文化中，還創造出相當的商業價值與經濟能量。尤其是當轉型後的新式文人兼報人把對名媛的書寫，轉向時效性較強的小報時，還使小報的發行的時空範圍與參與主體更加寬泛和多元，最終促使狎邪消費迅速世俗化、市場化而贏得市場份額。

　　此外，李伯元在創辦《遊戲報》後不久，還糾集眾多“埋沒文人”[11]相繼組建藝文社、書畫社、海上文社等社團，切磋藝文，展銷書畫，收取潤筆費。不僅為《遊戲報》展拓出穩定的藝文稿源與資金來源，還成功營建起一個社交頗廣的文化空間，併為在滬文人與市民讀者之間搭建起文化交互平台。某種程度上來説，有李伯元營結起的文化羣體及其主持編輯的小報，因擁有較為穩定的文化生產主體和經濟來源，既可以從事當時的藝文活動，打破以往涇渭分明的士商之別，又可實現對都市社會階層與文化景觀的重新整合。通過這種路徑，使文人的審美取向在現代出版傳媒的傳播發行之中，形塑着早期傳文化產業的風格與滬上的風尚生活。

　　最後，李伯元藉花榜表達文人道德評判與家國關懷的社會責任，成為新舊並存時期報人人藉以宣表其政治關懷與文化立場的隱性手段。李伯元拒不入仕，但1897年李聲言創辦《遊戲報》是在“國日貧矣，民日疲矣，世風日下”“不得已”的情勢下，“假遊戲之説，以隱寓勸懲，亦覺世之一道”，且有“深意存焉”之舉[12]，即借小報的遊戲筆墨、詼諧手法以諷刺時政，使世人對國政有所覺醒。1898年，李伯元就因登載諷刺上海縣令的文章而遭到英租界會審公廨的傳喚[13]。李伯元藉《遊戲報》大膽地將對官場的諷刺轉移為對社會不良現象的關注和諷刺，衍化出一套借用社交名媛映射官方弊政的模式，將其對科舉體制的腐朽與官場的黑暗轉投於花榜：“國家開科取士，以主司一二人之目力，較千百人之長短，應試者數萬人，而所取不過十分之一，感者寥寥而仇者甚眾。吾今此舉，為公為私，知我罪我，去取既不拘成見，譭譽亦何足縈懷？”[14]故而，花榜這一社會不良存在，恰逢所需地成為李伯元表達政治關懷的手段：“本館亦深望天下之人，閲及本報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15]。

　　總之，《遊戲報》操作和運營花榜不僅僅是一文消遣遊戲，而是源於新型文人自身發揮其文化創造能力，表達“假遊戲之説，以隱寓勸懲”的社會關懷。因此，當名媛與其他參與其中的市民讀者被納入到《遊戲報》的出版運營與閲讀空間時，也就融入到由新型文人主導的價值體系、評判標準與社會關懷中，文人的文化權力悄然間得以實踐和重構。如果説傳統花榜戲仿的是傳統社會的精英政治，那麼藉由現代大眾傳媒運作的花榜選舉似乎多少透露出“民主”的現代性氣息，反映出狎邪娛樂在近代早期出版產業結構中的資源性、工具性角色。

　　二、文化產出：多元的都市景觀

　　新型報人藉助現代出版文化產業運作花榜，成功地建構起小報的出版市場。但晚清上海紛繁的出版產業與激烈的市場競爭，使他們認識到文人的文化生產的主體地位因其社會地位的邊緣化而不斷式微的同時，還面臨在商業化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屢遭世俗文化的挑戰的危險。文人政治文化賦予他們的文化資本，以及通過現代出版產業建構起來的文化市場不斷遭到世俗文化的削弱。出版產業這一產生邏輯，使李伯元意識到，要想在激烈的出版產業競爭中獲得穩固的消費市場，就必須抓住但是畸形的城市娛樂方式、市民讀者的消費心理及其閲讀喜好。因而，轉向都市日常生活中的狎邪冶遊，就成為李伯元們從心理上最終突破文人傳統精英文化權力的束縛及傳統文化價值的框限的有效途徑。

　　出版文化產業本身即是一種城市文化存在形式，擁有潛在而巨大的文化資本。只是這一文化存在形式在上海發達的出版產業競爭中格外激烈。經過《指南報》試辦失敗後，李伯元鑑於大報過於重視政治新聞而忽視市民的日常生活的缺陷，遂創辦以旅遊消遣、藝文雅集、書畫銷售、名媛軼事等為主打內容的《遊戲報》，佔得填補市場空白的先機。因為清末上海的出版文化產業已經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文化產業鏈，因名媛、文士、市民、旅行者已具有一定的消費能力而經常光顧諸如洋行、旅館、書店、照相館、番菜館、子彈房、跑馬場、戲院、酒肆等公共消費空間，形成一個商業化的產業市場。得益於李伯元有效的市場營銷和運作能力，圍繞名媛的都市日常生活，就成為《遊戲報》持續暢銷的關鍵。

　　首先，《遊戲報》將滬上名媛打造成引領都市服裝時尚的象徵。如對賽馬會名媛觀賽時對名媛裝扮的細描與刻畫引起其他女性競相仿效：“滬上之婦女，無論其家為貴族也，為富紳也，為士也，為商也，為工也，為微役也，為賤藝也……其所衣之顏色花樣無不與媛同也”[16]。名媛的髮型、家居、舉止、活動等也大為描摹併為一般女性仿效。如有學者指出的，近代中國以來在都市當中形成的消費動力，很大程度上是影響決定而非需求決定，而各種影響的因素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符號體系，它們對人們的消費觀念進行了干預[17]。出版產業在引導的輿情中描摹及傳播的領袖式的、炫耀性的消費與模仿在清末都市中的風行，成為晚清上海都市生活的一大景觀。這可能是近代時尚文化最先風起的具像。

　　其次，《遊戲報》將名媛打造成娛樂業中的公眾人物。如頻繁登載名媛出入如張園、徐園、愚園、四馬路、賽馬場、酒館、戲院等公共空間及公開的商業活動，甚至為其在報紙上公開打出廣告以提醒市民。這種將以往不入大報法眼的日常娛樂與商業消費訊息廣而告之，因其貼近市民的日常生活與消費旨趣而迅速被市民接受，也是對當時大報傾注的社會重大政治事項的填補。正如學者指出的，“晚清以後，婦女在上海租界的公共場合獲得了空前的活動自由，她們可以出現在公共場合之中。名妓們借這個空間在公眾面前新鮮亮相併推銷自己，上海小報的‘花榜’便是之中的重要手段”[18]。《遊戲報》不僅打造出名媛的名人效應，還藉此吸引市民讀者的關注與參與，也擴展並強化了市場份額。

　　最後，《遊戲報》以眼光向下的視角，本着“遊戲文字”的姿態，將報道內容的重點轉向市民、名媛等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並不斷創新運營方式。這一模式使新式文人在執筆與策劃小報時，可以突破大報以往單純的靜態性與封閉性的閲讀格局，而將凡夫俗子的世俗生活納入筆端。如1897年，李伯元以殿試、點翰林的方式舉辦“遴芳會”[10]214-215，為選出的名媛撰寫小傳並集結出版。翌年更是將名妓照片“每人拍印一萬張，約於中秋日起，黏諸本報，分日附送”[19]；還宣傳影樓業務，照相館藉此大獲其利並感念《遊戲報》[20]。某種意義上説，藉由現代出版產業，名媛社會意義已超出了傳統的狎邪娛樂與道德風化的限定，突破時空的侷限、男權的框限與道德的禁錮而在更大社會文化場域中被消遣，造成在清末上海的城市文化空間的急劇擴展而成為都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總之，通過新型文人的筆墨渲染、出版傳媒的文化傳播、市民的積極互動等的默契組合與配合，不僅使李伯元及其主筆的《遊戲報》一時風頭無兩，還打造出眾多風行都市的文化副產品。這些副產品成為一種文化資本，反過來又被文人和出版產業等轉化為經濟效益，從而支持其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源並做出更多的選擇。甚至可以説，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產業而更像是新型文人以自身的文化素養為基礎、將都市的日常生活與閲讀消費不斷轉化為出版產業資本的鏈式反應——藉現代出版產業對傳統文化資源的運營，不僅是對報人的聲譽、名媛的形象、讀者的閲讀、市民的消費生活與出版市場等的成功營銷，也是對清末上海都市生活中文化消費樣態的運營與燭照。

　　三、文化產業鏈：聯動共振的產業經濟

　　李伯元主筆《遊戲報》在上海激烈的報業競爭中扎穩腳跟，這與其對城市消費的經濟能量、市場價值、都市生活以及出版市場的敏鋭洞悉大有關聯。以名媛運作花榜，花榜成就名媛，但終歸由報人、市民、讀者的共同評選產生。這不僅為名媛追求其社會價值提供契機，也使出版產業作為生產者發揮主導作用而獲得出版市場及商業價值，也使市民讀者也在這場文化產業鏈中參與並分享到參與、互動與獵奇的樂趣。這些文化副產品均指向一個久已存在的情色空間——青樓。而在清末上海商業畸形繁榮的社會空間下，青樓已形成包括社交聚會、宴飲聚會、聽曲會友、演藝娛樂等綜合的社交空間。因此，《遊戲報》出於對名媛活動的報道作為編輯、出版的大宗的現實需要，轉而為將青樓打造為在經濟能量上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存在而獲得商業價值與小報立足的捷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名媛已成為促進消費、發展商業、引領風尚的重要羣體。《遊戲報》一方面認為名媛有消費能力，成為鞏固上海商業的消費羣體；另一方面則認為上海商業環境不僅是促進商業發達的重要因素，名媛製造的轟動效應反過來也會影響商業利益[21]。二是，青樓已成為上海商務發展的重要產業，這也正是捕房公堂事事嚴禁卻不獨禁青樓的原因。三是申説社會道德風氣的好壞來自於社會治理而不在青樓[22]。可見，清末上海冶遊消費已成為都市商業的重要部分，併成為上海商業經濟的創造者、參與者與分享者。而新式文人及其主導的出版產業，緊密抓住這一都市生活現狀與出版市場的份額，引發聯動共振的經濟效應，故而生產、出版、發行冶遊指南與報道也就成為《遊戲報》的謀生之道。這其中存在多重內在機理：

　　其一，對市民讀者而言，以往只專屬於上流精英階層的一種小範圍的文娛活動經由現代出版傳媒的擴散，在將名媛從私密空間推向市場的同時，也將文人的文化產品推向公眾場域；其二，對名媛而言，出版產業不僅使之獲得一定的社會文化資本與消費能力，還模糊並打破與其他社會羣體之間的社會等級與身份界限，動搖壁壘森嚴的社會身份，也間接帶動和影響上海的社會風氣；其三，對普通女性市民而言，其以名媛作為時尚的象徵，仿效並激勵其逐漸溢出傳統宗社倫理的監控而大膽體驗、參與和融入到城市生活；其四，對未能及時參與的其他市民而言，可藉購買和閲讀出版物一窺究竟，將名媛的活動信息更廣泛、更便捷地傳播到市井坊間，無形中將出版物的傳播空間、文化立場與社會活動展拓至私人生活領域；其五，對報界聞人而言，一方面藉助頗有競技性、品鑑性、互動性的藝文活動迎合了市民的窺秘心理與消遣需求，也將其這些由舊式文人轉型而來的新式報人的藝文境界有效激發和傳播，實現其個人才情向公眾的展示，另一方面報人也從鬻文謀生者轉變為世俗生活的認同者，從城市風習的冶遊者轉變為城市社會文化生活的製造者、參與者與消費者，反過來又會引導與塑造市民的閲報體驗、消費行為及文化想象的空間，營造出一種廣泛共有的都市文化氛圍；其六，對出版文化產業而言，一方面出版傳媒成為報人展示與運作其文化主體權力的公共場域；另一方面無形中又成為強化和擴展上海冶遊經濟的場域，形成將報人、名媛、市民與出版、服裝、照相、餐飲等文化產業捆綁與共的商業機制，最終實現小報藉此立足、報人賴此謀生、名媛藉以揚名、服裝業成為時尚、相館得以盈利、餐飲得以發展、市民獲得消遣娛樂等的多方互動、共振的文化產業格局，最終完成對城市經濟結構、文化類型與生活空間的聯動塑造。

　　還應批判性地看到，這種商業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性別化、市場化的，也從多方面體現並運用名媛在冶遊消費市場中的工具性價值：其一，從報人與名媛的關係而言，名媛在城市公共空間中的時尚想象，均是由報人及其主筆下的出版物營銷、推送的結果。某種意義上説，報人已成為出版文化產業的操刀者，也決定報人（出版文化產業）與名媛（冶遊消費對象）的雙重權力關係：出版物既是名媛的製造者，也是成為上海城市消費景觀中的一大存在；而名媛除首先被出版物公開報道（廣而告之）的方式“消費”外，還成為都市風尚與消費文化的代表。其二，從出版產業與青樓的關係來看，市民打開報紙往往喜歡閲讀身邊已經發生的事實，他們從新的物質形態中看到自己熟知的經驗“是一種無需代價的生活雅興”[23]。因此，藉助出版產業的興起，將女性進一步推向都市化的前沿[24]。其三，出版產業對名媛近乎平民化、日常化的報道，不僅迎合廣大市民窺伺的閲讀心理和娛樂需要，還製造出名媛的公眾形象，足以引發市民讀者“名人在眾人面前應當如何”的消遣樂趣，成為以小報為代表的出版文化產業可以與大報並肩鼎立的關鍵。因此，以青樓為中心的冶遊經濟的狀況直接影響出版產業的商業利益及出版報人的生計。而以青樓為中心、以現代出版產業運營並建構的城市閲讀、冶遊消費的核心，乃是對女性的消費。

　　四、產業核心：女性消費與消費女性

　　清末上海以小報為代表的出版文化產業的興起的關鍵及城市冶遊經濟畸形繁榮的核心，乃是對女性的公開消費以及女性自身公開的消費行為成為引人關注的社會現象。

　　1843年上海開埠通商後，移民湧入、租界設立、商海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帶動城市消費性、商業性及市民社會的興起，上海一舉成為當值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商業化的公共娛樂場所諸如青樓、煙館、戲園、茶樓等公共娛樂場所的出現，成為市民參與社會生活的重要領域，也是引導女性走出封閉空間、融入社會公共生活的重要場所。同時，受移民湧入的影響，尤其是服務型商業行業中男性比例過高導致的男女性別比例的失調問題[25]，使女性成為能夠平衡社會性別的稀缺性資源，由此導致上海青樓及其基礎上的花榜活動，也從一個以滿足城市少數精英階層的詩文才情需要為目的才情空間，演變為一個為城市工商階層日益增多的男性提供情色想象與釋放壓力的文化空間。以《遊戲報》為代表的小報，洞悉到這一既有的社會文化現象，利用傳統舊有的花榜這一文化資源，配以現代出版產業的運營方式，將清末上海市民真實的日常生活與現代出版產業的閲讀情趣密切結合，營結出一種畸形又新奇的產業形態，故而迅速在出版產業即出版個人中獲得成功。

　　社會性別是中國歷史分析的一個有效手段。李伯元及其主筆的《遊戲報》能夠以報道名媛活動為大宗而迅速走俏，反映的是清末上海社會性別制度在權力關係上的不平等。因為在“歷史上的中國式的界定社會性別的框架”，男性對女性的支配是以往歷史時期的常態。[26]這種支配關係不僅是由男女兩性在經濟權上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更是女性在公共領域中的不利地位所導致的。同時，“在物質技術和制度文化的變遷中，存在着思想文化的滯後性”[27]。

　　其一，作為性別主體之一的女性（無論是《遊戲報》中的名媛，還是模仿的其他女性市民），在傳統社會文化中被限囿在以家庭為中心的倫理空間內。對於女性的價值評判，也是基於倫理道德而非經濟文化的作為[28]。因此，名媛作為依靠才色博得生活資本的文化羣體，多被賦予“不道德”的關聯而扮演不光彩、非正常的角色。而新式報人借現代出版產業運作花榜而將名媛推至公眾消遣場域，這本身藴藏着男權文化在社會性別、權力結構與等級秩序中對女性的一種不平等的文化宰制。

　　其二，新式文人借用現代出版傳媒開花選、出花榜，在影響城市文化景觀的同時，也為名媛乃至普通女性市民打造出一個自主消費的文化空間。傳統花榜中，名媛只是作為被少數精英文人消遣的羣體；在清末上海城市生活中，名媛因城市物質文化的豐富、社會階層壁壘的鬆動，加之租界中傳統文化及其意識形態控制的薄弱而享有某些自主消費與張揚個性的便利；而經由現代出版產業的介入與運用，尤其是將名媛的小傳、品題、照片等以文化副產品的形式傳播至市井坊間而進入市民的私人領域，造成對女性在突破時空框限範圍下的被消費。

　　其三，經出版產業運作花榜之後的名媛，出現一些頗具標新立異的，甚至自主性的活動而引發市民讀者關注的擴散效應，也藴含着男權文化操控的痕跡。例如一些名媛成為清末上海城市服裝時尚界的風向標。實際上，這些名媛的名人效應及其一定的消費能力，大部分還是來自於追捧她們的男性以及這些男性身上附帶的經濟、社會、文化等的資本。正如布迪厄指出的，“對女人來説，傾向於張揚身體並使身體變成一種誘惑的語言”[29]。女性易把自己當成物品和象徵符號，“這些符號的意義是在她們之外構成的，其功能是幫助延續和增加男人所把持的象徵資本”[29]59。因而，藉由現代出版產業運作的的花榜仍是男權消費文化操縱的結果。而由出版產業聯動促成的冶遊經濟產業鏈，正是清末上海男性市民消費能力、消費文化與商業生活不斷強化的體現，進而成為市民茶餘飯後消遣的“新聞”，形成市民羣體消費“女性消費”的新型的消費樣態。從另一個側面真實地燭照出清末上海狎邪消費的真實形態。

　　其四，還應批判性地指出，現代出版產業將狎邪冶遊經濟進行合理化的論説和訴求，似乎顯示出青樓、名媛頗具經濟能量的一面，或許還體驗甚至享受到近代都市生活的物質文明。但仔細揆櫫《遊戲報》的報道與論説，其實並未超出以往女性在兩性權力關係與社會價值體系中的不平等和被消費的角色，她們的都市生活並未走出狎邪的路數，也未能從根本改變自身處境；雖然一些名媛在都市消費與商業中曾一度引領時尚，但這正是男權文化主導下的商業發展與市民生活日趨多元的體現，才使在出版產業的運作下走向市場化、商業化乃至腥羶化而成為可能。可以説，對社會性別的商業價值的運作，正是清末小報得以迅速崛起的秘鑰。

　　五、社會文化之意涵與現實參鑑之價值

　　文化產業本質上是一種對文化產品的生產、運轉及其精神的消費，這種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是符號化的。而在符號消費的理論場域中，被消費的不是商品，而是與周圍世界的關係[30]。對這種關係的開掘與闡釋，即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以小報為代表的出版文化產業在晚清上海的城市社會文化生活中，已呈現報人的文化導向、市民的狎邪消費、訪滬者的冶遊消費、市場化的運營方式與出版產業之間的多重關聯：

　　以《遊戲報》為代表的出版文化產業以其具有“短平快”優長的小報，以選拔名媛的花榜作為對清末社會不良現象的暗諷及對官方人才選撥機制的戲謔，既實現出版產業對城市消費文化的重構，也多元聯動地帶動相關文化產業的參與和互動。具體機制表現在：其一，小報產業通過可計量的、客觀性的“投函”、“薦書”等頗具現代性的民主方式，不僅界定了文化產業消費各方的主體身份，還將部分權利分予市民讀者，構建起一個以產業報人為主導，以小報為平台，以讀者為評選者，以名媛為候選者，以市民為觀選者的具有聯動性、參與性、商業性的文化產業樣態，呈現出大眾性和集體性創作的特質。其二，以小報為代表的出版產業成為新式報人文化生產的載體，名媛及其他城市羣體因參與出版產業活動而成為被市民消費的文化羣體，形成基於城市狎邪冶遊消費的商業機制，也成就小報作為清末城市生活的風尚地位。其三，在確立新式報人在文化生產中的主導地位的過程中，有舊式文人轉型而來的報人不得不就某些出版活動的規則向市民讀者做出讓步，以適應和滿足市民的閲讀興趣與消遣心理，故而出現“妥協”與“專斷”並存的悖反現象。這恰好反映出近代早期出版文化產業在現代化過程中，由原生性的精英階層的專屬文化活動向以市場需求、商業價值、世俗視角為中心的世俗化、大眾化、市場化的轉型過程；其四，出版產業藉花榜迅速佔有市場份額，在產生出版經濟的效益之時，報人還在現代出版空間之外倚靠現實的“俗文化樣態”作為實體空間，以實現經濟利益的持續增值及對都市市民文化生活的構建。

　　同時，清末出版文化產業的運營機制也藴含着豐富的社會文化史意涵，並給予當代文化產業一些歷史的啓示意義：

　　其一，晚清出版產業是西方科學技術與文化產品輸出而來的結果。清末文化產業興起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與這一時期西方（但不限於西方）的石墨印刷技術、化石能源驅動的交通技術、電訊化的媒介技術（電報）、音像技術（照相、留聲機）等的東來關係密切。諸如報紙、書刊、小傳、照片、小説等的現代化的出版文化產品，與諸如“廣告”“函薦”、“票選”等現代性的運營方式，為近代中國早期文化產業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這也使中國現代出版文化產業從產生伊始便具有了世界性的共時性意義。

　　其二，清末文化產業的不僅是西方技術與文化產品的輸出，還是晚清新式知識型技術羣體自主實踐、主動創新、積極融入全球化的結果，呈現出傳統性與現代性互鑑共存的格局。花榜並不新奇，中國古已有之。新奇的是，其以帶有西方民主氣息與現代性氣質的“票選”的方式，並以現代出版傳媒將這種傳承於歷史的文化資源擴散至都市的世俗時空，成功地營建並聯動地營結起包括出版、服裝、餐飲、曲藝、照相等的文化產業鏈。應當説，這種聯動模式與近代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也正是經歷了先科學技術、再觀念方法、後改造創新的路數。這也正是晚清以降中國不斷融入世界和加入全球化進程的結果。

　　其三，清末上海文化產業的興起，使以往接受傳統文化教育經歷與具有農本經濟經驗範疇的知識人，中斷了與國家職業的契約關係，成為依賴出版市場、讀者與文化產品謀生的自由職業者。這無疑衝擊和動搖了既有的社會政治秩序與文化結構，為新型的政治秩序與社會文化釋放出了空間與活力。但與此同時，這一從事出版文化產業的羣體，不可能全然脱離或摒棄自身的文化繼承，就註定會在相當程度上左右甚至是決定了出版文化產業的風格、結構與質量。尤其是文化產業初起時，由於中國並沒有與西方產業革命相適應的物質供給與社會文化土壤，還必須藉助半舊半新的舊式文人的力量。而他們在利用西方技術手段與運作方式時，在文化產品的內容上往往轉向對本土文化資源的開掘和創新，使文化產業呈現出“新瓶裝舊酒”的業態。清末出版產業的這一生髮邏輯也燭照出清末出版文化產業的類型、市民生活、商業環境與文化結構之間的互動共振的關聯。儘管帶有某些畸形的、不健康的的元素，但這些可能正是清末都市社會生活的真實樣態與出版文化產業興起時的原初業態。

　　其四，文化產業不僅僅是以產業化的生產方式製造文化市場，還影響和制約着社會文化價值的形成與結構。出版產業自帶的文化權力——它塑造着大眾對“日常”的認知與消費行為。這種文化權力意味着出版文化產業有能力使既存的社會文化關係中非正常的權力關係、性別觀念、消費行為、時尚潮流等市場化；與此同時，出版文化產業作為強大的文化品位、經濟價值、社會氛圍的生成和界定機制，有責任、有能力及有必要反映進而改變某些不平等、非正常的社會文化現象。尤其在當前更加開放的文化多元時代，作為更加市場化、國際化的出版產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必須成為文化產業的核心價值指向。如果單純強調文化產業的商業化而不能從源頭、結構、質量、比例上重視與強化文化產品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那麼對文化產業長遠、健康地發展來説絕非益事。這就要求對文化產業的生產、傳播、流通、消費等結構性的供給側進行高質量的、持續的改革與創新。這也是當前文化產業從供給側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歷史資鑑、必然要求與未來指歸。

　　參考文獻：

　　[1] 韓晗.略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幾個特徵[J].人文雜誌,2017(11):47.

　　[2] 韓晗.論晚清風尚文化與中國近代文化產業:以符號消費為理論視角[J].符號與傳媒,2019(01):173.

　　[3] 論遊戲報之本意[N].遊戲報,1897-08-25.

　　[4] 搶報[N].遊戲報,1897-11-15.

　　[5] 內藤湖南，青木正兒.兩個日本漢學家的中國行記[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41.

　　[6] 論本報多寓言[N].遊戲報,1899-07-14.

　　[7]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330-335.

　　[8] 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1103.

　　[9] 熊月之.略論晚清上海新型文人的產生與匯聚[J].近代史研究,1997(04):257-272.

　　[10]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M].上海:上海書局,1997:193.

　　[11] 創設藝文社緣起[N].遊戲報,1897-11-10.

　　[12] 李伯元.論遊戲報之本意[N].遊戲報,1897-08-25.

　　[13] 遊戲認真[N].申報,1898-05-02.

　　[14] 李伯元.遊戲主人擬舉行遴芳會議[N].遊戲報,1897-10-04.

　　[15] 論本報之不合時宜[N].遊戲報,1897-11-19.

　　[16] 論滬上婦女服飾之奇[N].遊戲報,1899-01-01.

　　[17] Giana Mancuso Eckhardt..Symbolic Consumption in China:Product Meaning and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90.

　　[18] 葉凱蒂．上海·愛：名妓、知識分子和娛樂文化1850-1910[M].上海:三聯書店,2012:49.

　　[19] 本館隨報附送花榜前列各名花拍照告白[N].遊戲報,1898-09-25.

　　[20] 耀華照相説[N].遊戲報,1898-10-04.

　　[21] 滬北妓院生意日衰説[N].遊戲報,1899-06-07.

　　[22] 滬上妓館有關商務説[N].遊戲報,1899-01-07.

　　[23] 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體[M].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241-242.

　　[24] 陳惠芬.性別視角與上海都市文化研究[J].社會科學,2012(02):170

　　[25] 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45-46,122-123.

　　[26] 賀蕭,王政.中國歷史：社會性別分析的一個有用的範疇[J].社會科學,2008(12):146

　　[27] W.Ogburn. On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Selected Paper,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4.

　　[28] 侯傑，封磊．女堂倌與晚清上海社會新論[J].河北學刊,2018(01):63.

　　[29] 皮埃爾·布爾迪厄.男性統治[M].劉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41.

　　[30] 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福,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