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展示中華民族歷史豐富內涵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史金波

　　中國是一個悠久的文明古國，具有十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資源。中國的考古學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別是近年來不斷有重大考古發現、重要研究成果問世。習近平總書記最近關於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的重要講話，深刻闡明瞭考古學的重要文化意義和政治意義，對考古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這對中國考古學乃至整個歷史學，都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書寫中華民族發展史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自古以來，各族人民共同開拓廣闊疆域，書寫文明歷史，創造燦爛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無論是全國處於單一王朝統治時期，還是多王朝並立時期，各王朝都自認為是中國或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都為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以10—13世紀宋、遼、夏、金時期為例，當時從隋唐的大一統時期，經過五代，進入了多王朝並立時期。考古資料和傳統歷史文獻證實，四個王朝都爭用“中國”名義，自稱“中國”，均以中國傳統的“德運”之説維護自己的正統體制。宋、遼、金三朝都有關於本朝繼承德運的記載，但傳世文獻長期缺乏西夏有關德運的資料。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獻《聖立義海》記載西夏“國屬金”，對傳世文獻作出了重要補充，證實西夏同樣遵循中國王朝“德運”的傳統。這反映出中國在這一特殊時期，雖然各王朝的主體民族不同，但都認同中國的王朝體系，視本朝為其支脈，各民族都表現出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深層次認同、對中國和中華民族文化的高度認同。

　　在宋、遼、夏、金時期，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不斷加大，共同的歷史基因逐步增強。各王朝出於鞏固王朝統治的需要，多方面學習、繼承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文獻和出土文物表明，各王朝都承襲中國傳統，設置年號、尊號；尊崇儒學，實行科舉；繼承中華法系，仿效中原官制；分別借鑑漢字創制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翻譯中原典籍；承襲修史傳統，編撰實錄；發展文學藝術，因襲中原風俗習慣；學習中原科學技術，繁榮手工業技藝。當時，各王朝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都對中華文明有新的發展和弘揚，加強了民族間的大交流、大融合，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作出了新的貢獻。

反映各民族密切關係

　　考古發現有助於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解。例如，近代在新疆發現了一種特殊錢幣。公元2世紀，由於民族之間商貿交換的需要，當地鑄造了一種錢幣，一面用漢文篆字標明幣值，另一面的周圍一圈是佉盧字母、正中為一匹馬或一頭駱駝的圖案，後被稱為和田馬錢。其中的佉盧文字母為當地國王的名字，因鑄造時代不同而有所區別。這種雙語錢幣反映出中國中原王朝在這一帶影響深廣，漢族與少數民族在經濟和文化上具有密切聯繫。

　　在新疆還發現了很多於闐語文獻資料，這些文獻對於闐歷史、語言文化以及於闐與敦煌交往和民族關係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特別是《漢語—于闐語詞彙》《突厥語—于闐語詞彙》，表明了當時中原王朝對當地的重要影響，也反映出各民族使用雙語、文化密切交流的實際情況。

　　矗立在西藏拉薩市大昭寺前面的唐蕃會盟碑，已經有1000多年的歷史，上刻漢、藏兩體對照文字，盟辭反映了漢藏兩族“歡好之念永未斷絕”“立碑以更續新好”的誓願。會盟以後，兩族人民的友好往來與經濟文化交流更加頻繁密切，為13世紀西藏正式劃入祖國版圖打下了基礎。此碑體現了漢藏兩個民族友好關係的進一步加強，反映出中國各民族之間友好密切的往來符合各族人民的願望，順應了歷史潮流。

　　西夏故地還出土了一部西夏文與漢文詞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它是當時党項人和漢人互相學習對方語言文字的辭書，為兩民族之間架起了一座文化互通的橋樑。此書是中國最早的雙語雙解四項詞典，反映出古代各民族之間互相學習對方語言文字、加強密切聯繫的熱忱和有效舉措。

　　河西走廊有三通與西夏有關的碑刻，一是西夏崇宗時期甘肅武威的涼州感通塔碑，一面為漢文，另一面為西夏文，內容記佛塔感應故事；二是西夏仁宗時期張掖的黑水建橋碑，一面為漢文，另一面為藏文，內容記黑水河患祭祀諸神之事；三是元朝末期酒泉的肅州達魯花赤世襲之碑，一面為漢文，另一面為回鶻文，內容記西夏後裔自西夏滅亡至元末一直擔任當地最高軍政長官事。這三通記載歷史事件的碑文，都是一面使用漢文、另一面使用一種少數民族文字，突出地反映出各民族在歷史上的緊密聯繫，更體現出漢族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地位。

揭示中華民族重要貢獻

　　各民族共同創造和發展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民族文化，並對世界文明作出了突出貢獻。中國的傳統文化內涵輻射到周邊一些國家。這些國家借鑑中國的儒學思想體系，實行科舉，效法中華法系制定法典，接受中國的傳統禮儀等。至今，中國和周邊一些國家仍保存着中國對有關國家良好影響的文物遺存，證明中國向世界貢獻了深刻的思想體系和相關制度。

　　歷史文獻明確記載，北宋慶曆年間，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然而遺憾的是，尚未發現宋代的活字印刷實物。但是，考古資料證明，當時活字印刷術很快傳播到西夏。出土的多種西夏文獻證實，西夏學習、推行泥活字印刷，併成功實現了木活字印刷。寧夏賀蘭山西夏方塔出土的西夏文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合本續》和甘肅武威出土的《維摩詰所説經》等，是中國最早的活字印刷實物。在敦煌莫高窟，則發現了很多早期回鶻文木活字。大量印刷實物成為中國發明活字印刷的有力證據，展示出漢族和少數民族在活字印刷領域衣缽相傳、爭奇鬥豔，共同對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西夏和回鶻相繼使用活字印刷，從使用時間上填充了印刷術西傳過程中兩個世紀的過渡時期，從地域上由中原地區向西推進了2000多公里。這為此後中國活字印刷術向西方傳播打下了基礎。此後，中國的活字印刷術通過絲綢之路向東西方傳播開來，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

讓歷史文物活起來

　　文物承載文明和文化，維繫着民族精神與時代價值。讓文物活起來，可以增進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堅定文化自信，凝聚共同發展力量。

　　過去因有關西夏的文獻稀少，人們對其認識模糊朦朧，西夏往往被稱為“神秘的西夏”。20世紀初，中國黑水城遺址發現了大量考古資料，但不幸被國外探險隊席捲而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大了蒐集、整理流失海外文物的力度，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同俄羅斯有關部門合作，全面整理、出版了保存於聖彼得堡的黑水城出土文獻，陸續出版了大型文獻叢書《俄藏黑水城文獻》，使流失文物實現再生性迴歸，為西夏學提供了大量新的重要資料。近些年西夏研究的重要成就和主要突破點，多以這批黑水城出土的文物為基礎資料，融通相關學科，逐步揭開了西夏神秘的面紗。這是讓“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的典型成功例證。

　　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國家文物局的指導和支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甘肅省古籍編譯中心聯合寧夏、甘肅、內蒙古文博部門和敦煌研究院等30多家單位，在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下設置重大課題，全面普查、認真整理研究藏於國內的西夏考古資料，集中力量攻關。現已編輯《西夏文物》5編34冊（已出版3編22冊），將收藏在博物館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刊佈出來，其中包括很多新的文物資料。這些成果填補了不少歷史認識空白，為豐富西夏曆史內涵、完善中國歷史鏈條、活化中國多民族歷史場景作出了新的貢獻。

　　坐落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賀蘭山下的西夏陵，分佈着9座帝陵、270餘座陪葬墓，規模宏偉。過去這裏一片荒涼，人們不明其就裏。自20世紀70年代起，寧夏考古部門在國家文物局的批准和指導下，加強了文物考古和保護工作。西夏陵吸收唐宋陵之長，並具有自身的建築特點，形成了中國陵園建築中既有傳承又別具一格的形式。西夏陵陸續出土了很多重要文物，文物工作者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如《西夏陵》《西夏三號陵》《西夏六號陵》《西夏陵突出普遍價值研究》等，填補了西夏曆史的不少空白。1988年，西夏陵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列入中國國家自然與文化雙遺產預備名錄；2011年，啓動西夏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工作；2012年，西夏陵被國家文物局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17年，列入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西夏陵的考古工作，使過去鮮為人知的西夏王朝逐漸受到國內外的青睞。

　　中國豐富多彩的文物、越來越多的考古成就，不僅增加了很多歷史知識，而且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近年我在出國訪問時以“中國繁榮和發展傳統文化事業的新成就”為題，向國外介紹中國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成就，主要包括：文物普查和保護工作的新進展、古籍保護工作的新成就、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新收穫、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傳承。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豐富了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提供了堅強支撐。

　　總之，考古學有利於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有利於維護祖國統一和加強民族團結。今後，我們應更加重視和加強考古工作，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堅強支撐。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