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傳説與製作：陝西靖邊渠樹壕東漢壁畫墓星象圖的幾個問題_風聞

摘要：陝西靖邊楊橋畔渠樹壕東漢壁畫墓中繪製的星象圖佈局系統、內容豐富，反映了不少當時人的天文星象學知識，應該有較為經典的粉本和來源。然而，它畢竟是一幅為喪葬文化服務的墓室星象圖，並非科學星圖，其上反映更多的是當時人關於天文的一些思想和觀念，也存在許多製作和審美上的考慮，應該從知識、觀念和製作等多種文化傳統去綜合理解。就此對圖中的幾個問題進行討論和辨析，也涉及到漢代天文觀念發展中一些問題。

　　近來，陝西靖邊縣楊橋畔鎮渠樹壕地點發現一座東漢中晚期的前後室磚墓，墓內前室四壁和前、後室墓頂均繪有壁畫。其中前、後室墓頂合為一體，主要繪製了一幅十分系統而精美的星象圖，包括中宮和二十八宿等許多重要星官。星象的表現包括了星形、星數、象徵圖像，並多附有題記，十分珍貴而重要。發掘簡報和段毅、武家璧先生對該星象圖進行了比較系統、詳細的考釋和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和正確的認識。由於此幅星象圖所涉及的內容相當豐富，筆者對其中的某些問題尚有自己的看法，這裏提供出來，供學界批評、討論。

　一、三垣、北斗與伏羲、女媧

　　該星象圖中特別重要的是繪有許多中宮星象，在目前所見漢代星象圖中十分罕見而最為豐富，尤其值得注意。（圖一）特別是其中出現了目前所見最早的三垣星象，段毅、武家璧二位先生的研究中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辨認出太微和天市二垣（關於天市垣的辨認筆者有不同意見，後詳），認為紫微垣未出現，壁畫中以北斗代表中宮，構成三垣的雛形。筆者則認為，壁畫上其實已經出現了完整的三垣星象。

圖一  靖邊渠樹壕東漢墓星象圖

（採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靖邊縣文物管理處：《陝西靖邊縣楊橋畔渠樹壕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年第1期。該墓星象圖中圖片皆採自此簡報，後文不贅）

　　圖中以北斗為中宮核心（圖二，1），斗杓（即斗柄）之西（以圖上四象所確定的方位為準，後同），六星環連，東向二星開口，中有郎位積星（自題 “郎位”），簡報和二位先生的研究中釋為太微垣（郎位積星在太微垣中），非常準確（圖二，2）。斗魁之西有十二星連成封閉的矩形，其中繪二鶴對立，中間有白色題記二字，前一字大部殘損，為“□市”。（圖二，3，圖三，1）簡報中釋為軍市，二位先生的研究中認為“細省‘市’前殘存筆畫，為天字上一橫的可能性較大”，但仍將此星象釋為軍市，而將其旁的伏羲及星象釋為天市垣（後詳）。筆者認為，此矩形的星象仍應作天市垣為宜。因為，同樣在靖邊楊橋畔渠樹壕發現的另一座新莽至東漢早期壁畫墓中也繪有星象，其中有一處，四星作為矩形的四個頂點相連，矩形中繪二鶴對立，其間自題為“天市”，十分明確。（圖三，2）星形、象徵圖像、題記都完全一致，唯有星數不同。墓室星象圖並非科學星圖，星數有差異是正常現象，對比相近時期同一地點的相同材料，該星象圖上十二星形成的矩形當為天市垣，應該是沒有疑問的，這也是該星象自身題記的正確釋讀。

圖二  中宮北斗與三垣星象

1. 北斗  2. 太微垣  3. 天市垣（報告中釋為軍市）  4. 紫微垣（報告中釋為天市垣）

圖三  天市垣星象

1. 靖邊楊橋畔渠樹壕東漢中晚期墓    2. 靖邊楊橋畔渠樹壕新莽至東漢早期墓

（2.採自徐光冀等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6•陝西》，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47頁）

　　二位先生的研究中既然已將斗魁西側的矩形星象釋讀為軍市，便將天市比定於斗魁北側圍繞伏羲的左右兩圍共十二星（圖二，4），認為即天市垣，並認為伏羲與天市的觀念有關。我們知道，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是漢墓圖像中的常見形象，其基本呈兩兩相配並配以規矩和日月出現。該圖中的伏羲、女媧手持規矩（皆有題記），配對出現，女媧旁繪有白色的月亮，月中有蟾蜍。看來此處的伏羲、女媧也是配以規矩和日月的，只是由於構圖的原因，日、月呈南北相對，月屬陰，表現在北宮玄武旁，日屬陽，表現在南宮朱雀旁，為了使伏羲、女媧配對，因此伏羲脱離日象而移置此處。不過，我們也常見到與日、月相配的伏羲、女媧，呈遙相對稱的構圖，也能形成一種配對關係，這裏將伏羲移過來，除了構圖的考慮外，應還有一定的內涵考慮。事實上，這裏的伏羲也被配以星象，賦予了特別的意義。

　　筆者認為圖中伏羲之上左右兩圍共十二星的星象不必費心作其他複雜的理解，其實就應該為中宮最重要的星象——紫微垣。理由有三：其一，如上所述，該中宮星象中太微垣、天市垣皆已確定，最為重要的紫微垣不應省略。而該圖以北斗為中心，太微垣在斗杓西，天市垣在斗魁西，更重要的斗魁之北為伏羲及兩圍星象。從構圖來講，此兩圍星象也應該為紫微垣，況且紫微垣本身就在斗魁之北。當然壁畫星象圖上的位置關係並不能作為準確依據，但整體構圖上看應非紫微垣莫屬。其二，《史記•天官書》雲：“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環之匡位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這裏的紫宮即是通常所稱的紫微垣。其環繞匡位的形狀及星數皆與壁畫中伏羲兩圍的星象相合，雖然如上所述壁畫中的星形星數並不一定能作為確切依據，而且各種文獻記載也不甚一致，但至少可以輔助其他證據作為一個參證。其三，紫微垣的中心是太一所居，筆者曾經討論過，漢代的太一信仰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戰國楚地，楚地的東皇太一與伏羲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西漢前期馬王堆一號墓帛畫天界中心的神祇就是如同伏羲一樣的人首蛇身形象，三號墓帛畫上可能還是兩個人首蛇身神交尾的形象，更與伏羲、女媧有密切關係。因此，將伏羲表現在紫微垣中，代表天界中心的神祇是有觀念依據和圖像傳統的。

　　另外，將手持規、矩的伏羲、女媧與三垣、北斗配合在一起，可能具有更深層次的觀念內涵。筆者推測，該天象圖中以北斗為中心，北斗旁緊鄰繪製紫微、太微、天市三垣並配伍伏羲、女媧，應是古代天文思想中以北斗為中心，“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並配以規矩權衡以規制天界的表現。《史記•天官書》中雲：“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集解引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晉書•天文志》亦云：“一曰太微為衡，衡主平也。”又云：“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開元佔經》引《春秋緯》亦云：“天市，主權衡。”可見，太微、天市皆可主權衡，而紫微配以手持規、矩的伏羲、女媧，正合規矩權衡以治四時四方的觀念。《淮南子•天文訓》雲：“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治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北斗往往也被稱為“玉繩”，與中央黃帝有密切關係。當然，即便這一推測合理，這也只是此類星象圖背後的深層觀念，並不是圖上的直接體現。

　　綜上筆者認為，該壁畫中宮星象中紫微、太微、天市三垣皆已出現，而且都呈閉合或環繞形狀。雖然天市垣的位置偏在斗魁之西，甚至接近西宮，但顯然是由於斗魁的凸起而致，而且這一星象圖中的許多具體位置並不準確，有很多構圖因素，不能過於苛求。總體來看，壁畫中是將三垣安排在北斗旁邊最為重要的位置，顯示出突出而完整的三垣組合。我們知道，成書於西漢中期的《史記•天官書》中雖然紫宮、太微、天市的名稱都已出現，但只有紫宮在中心，太微、天市分別置於南宮、東宮中敍述，而位在中央的除紫宮外，則為文昌宮。《楚辭•遠遊》雲：“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東漢王逸注：“顧命中宮，敕百官也。天有三宮，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故言中宮。”王逸所説的“三宮”也是中宮星象，與三垣同類，其中有文昌而無天市，應該受到早期《天官書》傳統的影響。不過《開元佔經》所引時代較早的《石氏星經》之“中官”中已經出現了“紫微垣”、“天市垣”和“太微”的名稱，但可能經過後人編排整理，不能詳知，而同書所引的《甘氏星經》之“中官”部分則無三垣名稱。《晉書•天文志》已在中宮星象中突出而完整地敍述了紫微、太微、天市三垣星象，依其自身所述，《晉書•天文志》採取的是西晉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的星圖。該星象圖則表明這種三垣的知識和觀念至少在東漢中晚期已經深入人心了，而且結合上述渠樹壕另一座壁畫墓中的天市星象來看，這種觀念的影響（尤其在民間）恐怕不在上述王逸的“三宮”觀念之下。

　二、 牽牛、織女與牽牛、婺女

　　筆者曾經討論過，漢代一般觀念中經常將牽牛、織女故事來源的兩個星官——中宮銀河旁的河鼓（也稱牽牛）、織女，與二十八宿中的牛宿（亦稱牽牛）、女宿（婺女）相混淆，墓室星象圖中也經常出現這樣的混淆情況。一般是由於受到牽牛、織女故事的影響，而將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女宿表現為牽牛、織女的形象[ ]。此幅星象圖中也有同樣的現象。圖中從東北角開始，依次繪製了鬥、牛、女、虛、危、室、壁的二十八宿北宮星宿，虛與危、室與壁各合為一個星象，七宿皆有題記，十分清楚。其中，牛宿題記為“牽牛”，形象為一白衣男子坐立，其後有一牛，牛上有三星橫連；女宿題記為“織女”，形象為一綠衣女子正在織機上工作，女子頭上有三星成三角形分佈。（圖四，1）從星象上來看，顯然是河鼓三星與織女三星，而非牛宿（牽牛）六星與女宿（婺女）四星，形象和題記也是牽牛、織女。但其處於二十八宿北宮七宿的排列之中，歸根結底，自然還是牛宿（牽牛）和女宿（婺女），只是製作者由於牽牛、織女故事的流行，而將二十八宿中的牛、女星宿混同為牽牛、織女而繪製了這樣的形象和作了如此的題記，但星象圖的系統並沒有改變。

圖四  牽牛、織女星象

1. 靖邊楊橋畔渠樹壕東漢中晚期墓    2. 靖邊楊橋畔渠樹壕新莽至東漢早期墓

（同前，第48頁）

　　值得注意的是，製作者既然已將牽牛、織女形象繪製於北宮星宿中，又根據牽牛、織女的傳説將銀河也錯繪於二者之間，為我們理解這幅星象圖造成了一定的麻煩（後詳）。同樣的現象也存在於上述楊橋畔發現的另一座漢墓星象圖中。（圖四，2）稍可旁及的是，將此二對牛、女星宿混淆，有很大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在古代河鼓三星和牛宿六星都可以稱為牽牛。為何兩個不同的星官共有一個名稱？這可能有早期星象觀察的來源。從星象上來看，牛宿六星以三星為牛首，三星為牛身（足），只有牛象，並無牽牛之象。而河鼓三星筆直的連線經過天桴四星與牛宿六星相引，早期觀察者或許將它們共同作為一個星官——牽牛，象徵以繩牽牛而乘桴渡河。後來分化為三個星官，北邊三星成為河鼓，中間四星成了擊鼓之桴，南邊六星獨立為牛宿。天桴四星成一線而略彎，實際更像渡河之桴（竹木筏），而不像擊鼓之桴，也符合其在銀河邊上的位置。星官雖有分化，仍保留了早期的名稱，所以牽牛之繩和牛就都延續了牽牛的稱法，或許可以作為一種推測。清代學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中説：“河鼓與牛星相連，古或通名牽牛。”或許也是這一意思。

　　該星象圖中宮區域女媧的頭上尚有呈三角分佈的三星，段毅、武家璧先生認為是織女三星，並認為壁畫中以女媧的形象為天女，也就是織女。可備一説，也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從目前所見的漢代星象圖像來看，若無特別對應的河鼓三星（平列狀三星），並不能單獨將三角狀三星定為織女，其可能性還很多；另一方面，圖中的女媧明顯是與月亮相配的，這也是漢代伏羲、女媧圖像的常規程式，與其頭上的星象可能並無直接關係；第三，織女雖可稱為天女，但女媧為上古大神，或為天帝，從無天女的稱法，恐怕不宜進行直接對應。

三、西宮星象中的小動物

　　漢代墓室星象圖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星象往往配合以具體的人、物形象，既表達出人們對星象的認識，又使星象圖更加美觀、多彩，與北朝以來墓室中那種只有星點及其連線的“科學式”星象圖截然不同。這些人、物形象有些與文獻中記載的星象涵義一致，顯示出穩定的知識和觀念傳統，有很多則與文獻記載大相徑庭，卻更加直白，便於理解，可能顯示出更為一般或民間的文化傳統。

　　這方面可舉西宮的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為代表。其中參宿繪作白虎，與《史記•天官書》所説的“參為白虎”相合。畢宿繪作一人持一枚頂端分叉的工具，並緊挨着繪為兔子的昴宿。《天官書》雲：“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正義》引毛萇雲：“畢所以掩兔也。”與圖像也一致。而其他星宿的象徵形象皆與各種天文文獻記載不同，而更為直白。

　　奎宿中繪一條蛇，蛇旁題“奎”字（圖五，1），同樣的表達也見於陝西定邊郝灘東漢壁畫墓的星象圖中。《史記•天官書》雲：“奎曰封豕，為溝瀆。”與之毫不相關。壁畫上以蛇表現的奎宿顯然應該直接理解為“蝰”（後面還有直接讀為同源同音字的例子），就是蝰蛇，直接簡明。

圖五 西宮奎、婁、觜星宿

1.奎宿  2.婁宿  3.觜宿

　　婁宿，該墓和郝灘壁畫墓中都在星象下繪一頭野豬（圖五，2），也與《天官書》等文獻中“婁為聚眾”的涵義相去甚遠。而“婁（婁）”本身就有豬的意思，也寫作“䝏”。《左傳•定公十四年》雲：“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杜預注：“婁豬，求子豬。”《集韻•侯韻》雲：“䝏，求子豕。通作婁。”將婁宿繪為豬，顯然也是很直白的。

　　胃宿，該墓中也在星象下繪一個小動物，題為“胃”，已殘損，但對比郝灘壁畫墓中的胃宿，該動物毫無疑問是一隻刺蝟。（圖六，1、2）顯然也是直接將“胃”理解作“蝟”了，與《天官書》等文獻中的“胃為天倉”毫無關聯。

圖六 西宮胃、昴星宿

1.渠樹壕壁畫墓胃宿  2.郝灘壁畫墓胃宿  3.渠樹壕壁畫墓昴宿  4.郝灘壁畫墓昴宿（2、3.採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陝西出土壁畫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56頁）

　　昴宿，《天官書》中説：“昴曰毛頭，胡星也，為白衣會。”《開元佔經》引《春秋緯》中説：“昴為旄頭，房衡位，主胡星，陰之象。”所謂“毛（旄）頭”，《漢書•武五子傳》記載燕剌王劉旦曾“數閲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驅”。可見昴宿在天文文獻中較固定地理解為一種儀仗旗旌。然而，目前所見漢代墓室星象圖中皆是在一個閉合的星象中繪一隻兔子，該墓也不例外，而且直接在兔子旁邊題記為“卯”。（圖六，3、4）顯然與旄頭等意義無關，直接被理解為卯兔之卯。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日書》中就已經提到“卯，兔也”，《論衡•物勢》中也直接説到“卯，兔也”。可見，卯兔的觀念在秦漢時期已經深入人心，星象圖上也是一種最為直白的聯繫。

　　觜宿，該墓中在星象下繪一隻貓頭鷹，其旁題為“觜戈”（圖五，3），同樣的表現也見於西安交通大學西漢晚期壁畫墓星象圖中。《天官書》等文獻中説觜為白虎之首，這裏卻繪為貓頭鷹，顯然與緊接的參宿象徵的白虎無關。《説文解字•角部》雲：“觜，鴟舊頭上角觜也。一曰觜觿也。”段玉裁注：“凡羽族之咮鋭，故鳥咮曰觜。俗語因之，凡口皆曰觜，其實本鳥毛角之稱也。”這裏的“鴟”即鴟鴞，就是貓頭鷹，可見漢代“觜”的一個意思本來就是貓頭鷹尖鋭的鳥喙。該墓中觜宿的圖像就是這種觀念的直接表達，其上還專門將貓頭鷹的喙部塗為紅色，直截了當。

　　通過西宮星宿我們已經明白地看到，漢墓星象圖中許多星象的象徵形象與出於智識階層並具有星佔背景的天文學文獻中的記載有很大差距，而不少就是當時一般觀念中最直接的聯繫，反映出墓葬星象圖知識和觀念的另一個來源。

四、司命、司祿

　　該星象圖的東南角，青龍頭頸的內側，有前後二人乘騎神獸出行的圖像，前者乘象，後者乘龜，二者頭上皆有相連的平列二星。值得注意的是用以表示星的圓圈和其間的連線皆用紅色繪出，與該星象圖上絕大多數星的圓圈和連線用白色繪出有所不同。前者題記為司祿，後者為司命。（圖七）段毅、武家璧先生考慮此二星官在星象圖中的位置，將它們分別比定為天輻二星和平星二星，並認為“輻”同“福”，與司祿意義相連，平星主刑罰，與司命相關，可備一説。筆者則偏向於認為此二星官即為古籍中的司命二星和司祿二星。

圖七  司命、司祿星象

　　《史記•天官書》雲：“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漢書•天文志》卻説：“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寇。”將“司空”作“司寇”。可見，危宿東邊有幾對兩兩相比的星官，其每一對或許皆有名稱，大概是“司某”之星，説法可能也有所不同或有所混誤，上引《史記》、《漢書》中應是舉其中一對而言。故而《史記•天官書》正義中解釋説：“危東兩兩相比者，是司命等星也。……恐‘命’字誤為‘空’也。司命二星，在虛北，主喪送；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官；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危亡；司非二星，在危北，主愆過。皆寘司之職。”這種説法並非後起，《開元佔經》引《甘氏星經》雲“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非二星，在司危北”。圖中的司命、司祿正好都是二星兩兩相比，而且司祿二星在司命之北，星象、系統和相對關係上都是符合的。

　　唯一不符的地方是，上引文獻中的司命、司祿星宿在北宮虛、危二宿附近，而圖中的司命、司祿星宿繪在了南宮朱雀附近。筆者認為，一方面此二宿的位置雖然不合，但正好與其原來的位置左右相對，可能是由於圖上北宮附近的相應位置已被女媧的尾部佔據，無法再繪這兩個星官，所以將其移到正向對應的地方，而且其星象的繪製使用了紅色，與絕大多數星象不同，可能正説明不是一次繪製或具有某種特殊性；另一方面，該星象圖中除作為基本框架的二十八宿以外，許多星官的位置、方向皆不準確，甚至與現實有很大差距，其中最重要的星官——北斗的朝向都完全錯誤，可見其並非科學的天圖，其繪製還要受到傳統、審美、製作及功能、意義等多方面的影響，並不能簡單以方位來確定星官。

　五、銀河

　　該星象圖上比較突出的還有大概從東北角向西南角橫穿整幅圖像的一道白色條帶（參見圖一），簡報對其為銀河還是黃道的表現沒有明確結論，但偏向於黃道。段毅、武家璧先生的研究中認為應是黃道。其實，不論是銀河還是黃道，其具體走向都不能與圖上的白色條帶完全相合，而皆有較大的差距。雖然該星象圖繪製得十分系統，框架也大致準確，但它畢竟是墓室頂部壁畫，不是科學天圖，其實質主要還是表意性的，而不是寫實性的，上文中所討論的幾個問題也主要就是由這一原因引起的。因此，我們不能完全根據它們的具體位置、走向來確定性質，有時候具體位置、走向甚至都不能作為主要依據。圖中十分顯著的白色條帶當然是一種較為突出的星象及其觀念的表達，筆者更傾向於是銀河，而非黃道。原因有以下幾點：

　　其一，黃道並非實際存在的星象或天象，而是人們觀察到的太陽運行軌道，其出現在星象圖上是為了標識日月五星運行和劃分星區、計算星度，目前只見於帶有科學性質的星圖上，在中國古代的墓室星象圖上從未見到。而銀河是人們實際能觀察到的一種天象，在社會一般天文觀念中具有重要位置，除了天文學和星佔外，也大量見於古代的文學藝術中。中國古代的墓室星象圖中也不乏其例。如洛陽北魏元乂墓中，墓頂滿繪星象，有一條白色條帶橫貫其間，其中描繪波浪紋，毫無疑問為銀河的表現。唐代壁畫墓天象圖中也多表現出銀河。河北曲陽五代王處直墓前室頂部滿繪星象，且繪出系統而突出的二十八宿，也有一條銀河橫貫其間。等等。看來，在墓室星象圖上繪出銀河也是中國古代墓葬裝飾中的一個傳統題材。

　　其二，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天文學是以觀測以極星為中心的天體運動為特色的，與西方天文學中更加註重對太陽運行的觀測有所不同。以極星為中心的觀測中，赤道具有更加重要的框架意義，中國古代的科學天圖中也從來不會只突出黃道而遺漏赤道。

　　其三，黃道是太陽運行的軌道，古人也將其擴大為日月五星運行的軌道，這是黃道最基本的屬性和古人對它最基本的認識。而圖中的日、月都不在白色條帶上或附近，甚至離得很遠，如果不能表達日月運行的意義，黃道自然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其四，黃道是一個閉合的圓圈，循行二十八宿及附近區域，而圖中的白色條帶只是循行了南宮和東宮，而折出二十八宿，完全沒有迴歸閉合的趨勢。雖然如前所述，不能以具體走向來作為判斷依據，但大致的表意還是應該相應。

　　其五，銀河大致起自東宮北部，經行中宮而沒於南宮之南。圖中的白色條帶從東北至西南，總體的方向是大致相合的。而且如前所述，圖中將北宮牽牛、婺女混誤為牽牛、織女，而白色條帶自其間穿過，正好符合銀河分割牽牛、織女的故事，應該是有意的表現。在牽牛旁，白色條帶內側還繪出魚星。（參見圖四）魚星並不著名，也無星象圖的框架意義，在這幅只有中宮重要星官、二十八宿及其他少數著名星官的星象圖上為何偏偏要繪出魚星呢？應該就是為了表達和強調經過它的銀河。《晉書•天文志》雲：“魚一星，在尾後河中。”《開元佔經》引《石氏星經》亦云：“魚一星，在尾後河中。”引《黃帝佔》雲：“魚星常居河旁，中河而處，則兵起。”可見，除牽牛、織女外，魚星與銀河的關係在人們的觀念中最為密切，故而特意將其繪於銀河之旁。除此之外，白色條帶明顯經過的星官還有南鬥、尾、弧矢和天狼（圖八），這些也都是銀河經過星官。當然，南鬥和尾宿也在黃道之旁，不能説明問題，但弧矢和天狼遠離黃道，是南天區中銀河旁最重要的星官，具有較強的標識作用。筆者推測，該星象圖中對白色條帶的描繪，其實就是確定兩端後，中間只是根據構圖空間而順勢勾畫，而這兩端的最重要標識正好是牽牛、織女（當然是被混誤為牽牛、織女的牛宿、女宿）和弧矢、天狼。如此，這條白色條帶要表達的意義就比較明確了，那就是銀河。

圖八  銀河與弧矢、天狼星象

五、四象

        孔穎達《尚書•堯典》正義雲：“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各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我們知道，後世天象圖中確實按如此的形式將二十八宿組成四象，每一象都包括完整的七宿，如果同時刻畫出星宿，就使得具體的四象圖形顯得十分扭曲。而該墓星象圖中的四象則有不同，東宮蒼龍實際只包括從角至尾的六宿，箕宿並不在龍象之中。北宮玄武則只包括虛、危二宿，且組成玄武的龜、蛇圖像並沒有纏繞合併，而是分開的。西宮白虎則只有參宿，而且北首而南尾，與後世相反。南宮朱雀由於壁畫脱落，情況不太清楚。這種情況其實在漢代墓室星象圖中其實是比較普遍的。西南交通大學西漢晚期壁畫墓墓室頂部也繪有四象二十八宿，其中龍象也未包括箕宿，虎象也只有參宿，虛、危二宿合成蛇象，不見典型的玄武或龜的形象，朱雀則包括柳、星、張、翼四宿。（圖九）洛陽尹屯新莽壁畫墓中也有類似情況。看來，直到漢代四象實際上也只是取象於四宮中的某個或某些星官，而用作四宮的代表，並非涵蓋整個四宮星象。從東宮的宿名來看，角、亢、氐、房、心、尾代表了龍的角、頸、腹、尾，至龍尾，龍形已經完成，箕宿原本也確實不在龍形之中。《史記•天官書》雲：“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兑，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為虎首。”也只以參宿及附近星官（如罰即伐）為白虎。不過《史記》中又以觜宿為虎首，而靖邊楊橋畔壁畫墓和西安交通大學壁畫墓中的觜宿都是另外表現為一隻貓頭鷹，與之又有不同。既然，圖中的白虎只是參宿，而不包括西宮其他星官，其頭尾方向就沒有限制了。靖邊楊橋畔壁畫墓和西安交通大學壁畫墓中都作北首南尾，與後世正好相反，從後者來看，這樣的方向可能並無深意，只是符合圖中所有星象呈順時針排列的佈局，形成一個迴環的圈帶。

 

圖九  西安交通大學壁畫墓星象圖摹本

（採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5頁）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西漢中期及以前的《淮南子•天文訓》和《史記•天官書》中都出現了北宮為玄武的説法，但玄武的形象此時並沒有確定。西安交通大學西漢晚期壁畫墓星象圖中並不見典型的玄武形象，虛、危二宿之中只繪一條小蛇，靖邊楊橋畔東漢壁畫墓中虛、危星象與前者完全相同，卻出現了蛇和龜的形象，合之則為典型的玄武形象。這種情況並非偶然。河南永城柿園西漢中期梁王墓中繪有一幅著名的四神雲氣圖，其中龍、虎、鳥的形象都十分清楚，唯獨沒有出現玄武形象，而配以一條大魚，有意見認為是玄武出現之前的一種北方象徵——魚婦。（圖一○）西漢中晚期的洛陽卜千秋墓脊頂壁畫上也有青龍、白虎、朱雀，但玄武形象亦未出現，而配以兩隻翼獸（一隻獨角，一隻無角）。（圖一一）洛陽燒溝61號西漢晚期壁畫中，主室隔牆前額、橫樑之上有一長方形的鏤雕壁畫磚，其中心有一大神，其兩側分別有青龍、白虎，頭頂有朱雀，腳下圖像雖漫漶，但並不似玄武。洛陽地區出土的西漢晚期彩繪陶壺上，不少繪有一圈神獸，往往為青龍、白虎和朱雀，同樣缺少玄武，而配以另一隻朱雀或鳳鳥。（圖一二）但從新莽以來，四象的組合和形象都逐漸固定和成熟，最典型者如新莽以來刻有四神的瓦當、銅鏡和東漢畫像磚、石中的四神形象和組合。可見，不管從文獻上，還是考古材料上看，四象（四神）的組合和形象在新莽以前都有一個長期而複雜的演變、定型過程。此點已超出本文主旨，茲不贅述。

圖一○ 河南永城柿園梁王墓四神雲氣壁畫

（採自王繡、霍宏偉：《洛陽兩漢彩畫》，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55頁）

 

圖一一 洛陽卜千秋墓脊頂壁畫摹本局部

（同上，第52、53頁）

圖一二 洛陽西漢墓出土彩繪陶壺四神紋摹本

（同上，第213頁）

　　總之，陝西靖邊楊橋畔渠樹壕東漢壁畫墓中繪製的星象圖佈局系統、內容豐富、表現生動，反映了不少當時人的天文星象學知識，應該有較為經典的粉本和來源。然而，它畢竟是一幅為喪葬文化服務的墓室星象圖，而非科學星圖，其上反映更多的是當時人關於天文的一些思想和觀念，也存在許多製作和審美上的考慮，應該從知識、觀念和製作等多種文化傳統去綜合理解。本文就此提出一些問題，共參考批評，筆者相信其中還有更多的問題等待學者們去發掘、討論。

　　例如，該墓南宮星象殘缺較多，其中出現了較為突出的弧矢和天狼，而且在其他漢墓的星象圖中也能見到同樣的情況。我們知道在漢代流傳的星象知識中，南宮除了有與後世一致的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的體系外，有些體系中以弧和狼代替某些星宿。所以這裏的弧和狼到底是多繪出來的星宿，還是本身就是二十八宿中的南宮星宿？這些墓葬星象圖到底是後世常用的星宿體系，還是另一種包括弧、狼的星宿體系？由於目前所見漢墓星象圖中的南宮星宿要麼殘缺嚴重，要麼大量合併入朱雀之象，一時尚難以判斷，需要等待將來考古的新發現來解決。

　　另外，陝西靖邊和定邊近來發現不少繪畫精美的東漢壁畫墓，其中一些甚至繪有系統的星象圖。該地區位於今陝西西北部，緊鄰內蒙古和寧夏，在漢代應該屬於較為邊遠的地區。在這些邊地為何存在如此多而精美的墓室壁畫尤其是繪有系統星象圖者？其與長安、洛陽這些核心地區的墓室星象圖傳統有無關係？這本身就是一個亟待思考和討論的問題。